席书（1461年—1527年），字文同，四川遂宁人。弘治三年(1490)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为郯城知县，为一县之长。后进入京师任工部主事，又移户部进为员外郎。弘治十六年(1503)，云南地区白天忽如黑夜并发生地震，皇帝孝宗命侍郎樊莹到云南巡视，樊莹上疏奏请罢黜云南地方官300多人。席书不同意这种做法，便上疏说：“灾异是由朝廷引起的，而不是由云南引起的。就像一个人当受了内伤之后，四肢才出现病状。朝廷就像一个人的元气，而云南也就是四肢。怎么能舍弃发病的根源不管而去治疗四肢那表面现象呢?当今，内府供应比往年多了好几倍，朝廷中有数千名只领俸禄不干事的冗官，还有数万名校尉需要供给，供焚香祈祷的寺院不停地修建花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宫廷内专督江南织造的内织染局催促频繁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朝廷在赏赐方面的用度超出了应有数目;皇上的亲戚强夺民田，皇上身边的宦官经常被派遣骚扰百姓;大狱中的囚犯在事先拟好的诏词面前不敢争辩，刑官也不敢为其申冤;贤能的大臣没有被起用，言官因为上谏言被罢还没有恢复;选任官吏，提拔官吏的制度已被破坏。出现灾异是上天示警，这一警报偶然出现在云南，却想用罢黜远方官吏的办法来消除，这是什么道理呢?以前的汉朝曾派遣八使巡视全国各地，朝中大臣中只有张纲对此持有异议，他说：‘豺狼当道，去问狐狸干什么?’现在樊莹的职责是巡察，他不能弹劾那些致使国家出现灾异的人和事，却只考察罢免了云南的官吏，这正是舍弃了根本去治疗表面啊。希望皇上能根据臣所指出的弊政，一条一条进行革除。其他应该革除的弊政，应该推行的大政，请皇上命令有关部门呈报上来，再予以兴革。”席书这一些切中时弊的建议，皇上却没有采用。

武宗统治时期(1506—1521)，席书历任河南签事、贵州提学副使。签事是省一级最高司法监察机构提刑按察使司中的官职，品秩正五品，提学副使是在各省设立的专门管理学校的提学官。提学官一般由提刑按察使司副使或签事担任，其职责是巡视所辖官学，考核教官和生员，督促其学业，决定其进退。席书在任贵州提学副使时，大臣王守仁因反对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王守仁精通哲学而且善长教育，席书从州县中选出一些子弟，请王守仁教导他们，那些子弟才开始努力学习。后来，席书的官职屡次升至福建左布政使。左布政使是省一级最高行政机构承宣布政使司的长官，品秩从二品。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在江西南昌举兵反叛，欲夺取帝位，席书立即从福建招募2万士兵前去征讨朱宸濠。席书的大兵到达南昌时，朱宸濠已被地方官兵擒获，将叛乱平定，大兵便返回福建。不久，席书又被朝廷任命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右副都御史是中央掌管监察事务的机构都察院的副长官，品秩正三品。巡抚是都察院外差，中央派驻地方的军政大员之一，“巡”，指巡视地方，“抚”，指抚治军民。席书任右副都御史期间，发现中官李镇、张旸假借进贡以及为皇上执行任务的名义收敛钱财十多万，便上疏揭发了他们。

嘉靖元年(1522)，席书改任南京兵部右侍郎，品秩正三品。当时长江南北地区闹饥荒很严重，席书奉命到长江北岸赈济灾民。席书命令各州县每隔十里设置一个简易的厂房，熬粥赈灾，靠这种方法存活下来的百姓不计其数。

当初，嘉靖皇帝世宗是以藩王身份继承帝位的。他的父亲兴献王是孝宗的弟弟。孝宗死由其子武宗即位，武宗无子，死后，内阁首辅和慈寿皇太后(孝宗皇后)经协商召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熜继承皇帝位，即世宗。世宗即位不久，就谕令礼部，集议他父亲兴献王的尊称。礼部尚书毛澄在杨廷和的支持下，会集文武群臣60余人上议：“皇上应该效法汉朝定陶王嗣成帝、宋朝濮王之子嗣仁宗的故事，称孝宗为皇考，做孝宗子，改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王妃为皇叔母，祭告上笺称侄署名。”世宗不同意这种变易父母的作法，命令群臣再议。当时有一个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了符合明世宗想法的主张，他说：“汉定陶王、宋濮王之子在继帝位之前，都预立为皇嗣，而且在宫中抚养，为人后之义甚明。而今武宗继孝宗为帝已有16年，武宗在位时也没有立皇上为皇嗣。武宗死后，廷臣根据‘兴献王长子伦序当立’的遗诏，迎取皇上入继大统。所以说，皇上的情况与汉哀帝、宋英宗的情况不同，皇上应该上考兴献王，称孝宗为皇伯考，做到只继统不继嗣。”张璁在《大礼疏》中还说：“今日之礼，应该在京师为兴献王另建一庙宇加以祭祀，使皇上尽孝心。”世宗看到张璁的奏疏如获至宝，非常高兴，当即下诏，要尊父为兴献皇帝，母为兴献皇后。杨廷和等大臣封还手诏，拒不受命，并指使言官弹劾张璁。经过一年多的争议，杨廷和等人所坚持的上考孝宗，即“人后说”，暂时取得了胜利。嘉靖元年三月，世宗正式举行典礼：上考孝宗，称孝宗为皇考，称慈寿皇太后为昭圣慈寿皇太后;兴献王为兴献帝，母亲为兴国太后，皆不加“皇”字。

当朝廷发生大礼仪之争时，席书正在湖广。他得知朝中议论“大礼”之事还没有定论，揣测皇上不会心甘情愿上考孝宗，张璁的建议还会再提。席书便写了一封支持张璁的奏疏，他说：“当年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预养宫中，立为皇嗣，现在皇上以兴献王长子继武宗为帝。宋英宗入嗣为宋仁宗的儿子是在宋仁宗在位的时候，而皇上继帝位是在武宗驾崩之后。臣认为皇上继统武宗，但仍为兴献帝的儿子，应当为兴献帝在京师另建一庙，供奉兴献帝的神主，张璁等人的建议并不错啊。然而尊奉的不能有两个皇帝。皇上和武宗论亲近是堂兄弟关系，疏远点就是君臣关系。已经供奉孝宗为宗庙主，还能有其他尊称吗?皇上应该改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在大内为兴献帝另立一庙，供奉其神主，皇上每年祭祀完太庙后，可以仍然以天子之礼祭祀兴献帝。在大内另立一室庙祭兴献帝既保证了皇上只继统不继嗣，又不干犯我朝皇帝的统系，使太庙中的昭穆顺序不混乱。皇上给兴献帝上尊号既不自绝于私亲，使人伦的父子至爱更浓，又可以使皇家的支脉不乱，这样皇上尊其所尊，亲其所亲，二者并行不悖。至于皇上的母亲则应该称‘皇母某后’，而不能用兴献两个字。献，是兴献帝的谥号，怎么能现在称呼呢?”

奏疏已经写好了，正赶上朝中大臣纷纷诋毁张璁，席书害怕矛头指向自己不敢递上奏疏，私下里拿给桂萼看。桂萼是南京刑部主事，支持世宗上考兴献帝，看了席书的奏疏后表示赞同。嘉靖三年(1524)正月，桂萼上奏疏一并把席书的奏疏呈上，桂萼的上疏也是请改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桂萼和席书的奏章，使世宗上考兴献王、追尊兴献王为正宗皇帝的想法，又再次活跃起来。暂时安定下来的争议局面，又发生了动荡。世宗览阅桂萼、席书的奏疏后，心里十分喜悦。马上谕令礼部集官会议，还下谕旨传召席书和桂萼来京。嘉靖三年三月，世宗不顾朝臣的反对，发布谕旨：“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接着又谕令礼部，在奉先殿东侧另建一室，对兴献王进行庙祭。前一个谕旨群臣并未表示过多反对，因为它没有取消上考孝宗的意思。但在大内立庙供奉藩王神主，是千古稀奇之事，激起了群臣的激烈谏止。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在为兴献王立庙一事上，持反对意见屡不顺旨，被罢职。世宗命令席书代替汪俊为礼部尚书。

明代制度，礼部正副长官尚书、侍郎，一般都由翰林官担任，礼部长官尚书由翰林学士兼任，侍郎则由侍读、侍讲学士兼任。那时候，朝臣对不符合国家有关规章制度的事和人进攻得特别猛烈。席书既不出身翰林官，他升为礼部尚书又没有经过朝臣的推荐，所以朝臣们纷纷上书诋毁席书，以至于说他在赈灾中不尽职，有贪污行为。还没有到达京师的席书，对皇上的任命屡次推辞，并呈上《大礼考议》，还希望皇上能够派遣官员去考察赈灾的情况。皇上便派遣司礼监中官、户部和刑部侍郎、锦衣卫指挥前去考察，同时召席书入京更为迫切。嘉靖三年七月，世宗再下谕旨，令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本生”二字去掉。这样一改，就把上考孝宗，变成了上考兴献王，兴献王名义上成为明朝正宗皇帝。群臣纷纷上疏极力谏止，世宗不但不听，反而将奏章全部扣压下来。200多名文武大臣又跪哭左顺门，对世宗进行劝谏。世宗不仅不做让步，反而施用武力将文武大臣全部下诏狱。当时，席书已经动身从南京去京师，走到德州，听说皇上用武力制止群臣伏谏，便立即上疏劝道：“皇上命礼部集群臣议‘大礼’，就是让群臣发表自己的看法。两种不同的看法互相争执，必然有对有错。皇上选择那些自己认为正确的看法就可以了，对那些皇上认为错误的看法不必理会。请皇上原谅、宽恕持错误看法的朝臣，给他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席书人未到京师，奏疏却派人快速呈送给皇上，皇上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嘉靖三年八月，席书入京，皇上对他慰问犒劳特别优厚。

席书入京后就赴任礼部尚书。世宗以孝宗考名未定，命礼部集官会议，席书上疏说：“夏、商、周三代王位的传授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朝到汉朝二千年，没有立侄子为皇子的事。汉成帝因为自己的喜好立定陶王为皇子，由此才破坏了三代传统礼法。宋仁宗立濮王的儿子为皇子，宋英宗即位后，始终不称濮王为伯父。现在皇上生于孝宗驾崩两年之后，不继武宗大统反而超越十六年上考孝宗，作孝宗子，于天伦之常于伦理之法都已违背。况且皇上又从未被立为皇子，与汉、宋两朝不同。自古以来天子就不分大宗、小宗，也没有所生所后。《礼经》中所记载的大宗、小宗和嫡长子、庶子之分，是卿大夫和士的礼法，不能用在帝王身上。伯父子侄都是天经地义的，不能随便更改。现在把伯父称为父亲，把父亲称为叔父，伦理有悖于常规，这是个很大的错误。”

席书还在奏疏中说：“自古以来在君位传授方面最有说服力的是《祖训》，《祖训》指出：‘皇帝驾崩后如果没有皇子，一定是兄死而弟即位。’那么继位的人实际上是继统而不是继嗣。伯父自然应该称呼皇伯考，父亲自然应该称皇考，兄自然应该称皇兄。现在皇上已经将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和本生母章圣皇太后中的‘本生’二字去掉，又谕令朝臣再议。臣席书、张璁、桂萼、方献夫及文武百官都认为：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是皇上的伯父，就应该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是皇上的伯母，就应该称皇伯母。献皇帝是皇上的亲生父亲，应该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是皇上的亲生母亲，应该称圣母。皇上对于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应该称皇嫂。臣特别希望皇上能够仰遵孝宗皇帝的仁圣之德，感念昭圣皇太后的拥立之功，对他们恭敬有加，始终不改变，这样大伦大统都具备了。皇上在奉先殿东侧另建一室，对兴献王进行庙祭，既尊奉了至亲，又与皇帝统系没有冲突，可以作到尊亲两不违背。一概遵守《祖训》，又合乎圣经。恢复三代几千年来没有明确的典礼，洗清汉、宋两朝违背圣经和礼法的陋习，这些事除了圣人谁又能做得到呢?”席书的奏疏呈上后，很合皇上心意。嘉靖三年九月，世宗诏示天下，改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慈寿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世宗把自己的亲生父亲追尊为明朝正宗皇帝成为现实。

世宗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加封尊号后，朝野内外对世宗献媚以求功名的人争先恐后地上疏。锦衣百户随全、光禄录事钱子勋已经因罪被罢官，这时又上疏请求迁移献皇帝显陵梓宫到北京的天寿山。显陵在今湖北省钟祥县东十里的松林山，是兴献皇帝的寝园。工部尚书赵璜等人斥责这个建议太过荒谬，皇上又令群臣商议此事。席书汇集群臣的意见劝谏说：“显陵，是先帝体魄栖身的地方，不能轻易挪动。过去高皇帝不迁徙祖陵，文皇帝不迁徙孝陵。随全等全是谄媚的小人，妄自谈论山陵，应该将他们交给法司严惩。”世宗想把兴献皇帝的寝园迁到天寿山来，便对席书等朝臣说：“先帝的陵寝离朕太远了，朕每天都思念它渴望看到它，有时忍不住伤心悲痛，卿等可再仔细商议一下这个提议，呈报上来。”席书又汇集众朝臣意见，上疏极力陈说此议行不通，皇上这才作罢。

世宗为追尊自己的父亲而引起的大议礼，以世宗胜利而告终。席书认为议礼之事既然已经告成，朝廷应该做一些天下百姓所期望的事情，于是便向皇上提出了12条新政，皇上下诏赞赏了席书并采用了他的建议。当时，驻扎在大同的明朝军队发生兵变，杀死了巡抚张文锦，毁掉了总兵官江桓的大印，而且将原来的将帅朱振从狱中放出，让他代江桓之职。这件事情传到朝廷后，皇上认可了这种做法，谕令礼部铸一个新印颁给新总兵官。席书认为不可，请求皇上派兵讨伐叛兵，和皇上的意见发生冲突。当时在内阁辅佐朝政的阁臣有费宏、石、贾泳，席书对这些阁臣都不喜欢，便极力推荐杨一清、王守仁进入内阁，并且说：“现在内阁中诸大臣都是平庸之材，不足以与他们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平定叛乱、匡救时世，除了王守仁别无二人。”皇上说：“席书作为大臣，应该提供些定国大略，共同渡过这个艰难时期，怎么能只指责别人是平庸之材呢?”席书推荐的两人，杨一清后来进入内阁，王守仁最终也没能入阁。

嘉靖四年(1525)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立世室，崇祀献皇帝于太庙。世宗谕令礼部集官会议，席书等人不同意这个意见，上疏说：“三代中的周朝，太庙的建制是七庙制，即在太庙中供奉七个死后帝王的神主，其中有一庙为世室百世不迁，其他六庙按三昭三穆顺序排列，可以迁移。周朝因为周文王、周武王二帝王的功德很大，给他们立世室百世不迁。我朝明太祖首建四亲庙，供奉他的四世祖(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后来改为同堂异室制(同堂异室制是指同堂祭祀、异室供奉)。明太祖、明成祖的后继者认为太祖、成祖的功德可以和周文王、周武王相提并论，所以为二先帝各自建世室，百世不迁。现在献皇帝以藩王身份追尊帝号，何渊却想以献皇帝与太祖、成祖相比，在太庙中立世室，这太没有道理了。”席书等人的奏疏被世宗扣压在宫中。不久，张璁也上奏疏反对何渊的意见，他说献皇帝没当过皇帝，不宜入太庙，入则干犯皇帝的统系。席书又连上三疏，内容与张璁基本相同。世宗很想把献皇帝的神主奉入太庙当中，便派中官到席书家转达自己的意思，席书又秘密上疏恳切地劝谏。皇上很不高兴，责备了席书一顿。席书、张璁等提议，在太庙的左边另建一庙，专门供奉献皇帝的神主，世宗同意这个建议。何渊的建议因席书等人的反对而未被采纳。

席书对世宗的生母拜谒世庙，又持支持态度。嘉靖五年(1526)，供奉献皇帝神主的世庙建成于太庙之左。世宗的生母章圣皇太后将拜谒世庙。礼官的意见不一，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当时席书因为眼病不在朝，知道此事后便上疏说：“母后出宫拜谒世庙，这是前所未闻的大事，礼官中意见不一可以理解，这事全凭皇上自己斟酌裁决。现在世庙既然已经建成，臣希望皇上放宽法律、大赦天下，将被逐出朝廷的议礼官员召回。皇上如果能这样做，就是合万国之欢心以祭祀先王，这正表现了天子对父亲的大孝啊。”席书的奏疏很合皇上心意，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席书因为在议礼中支持世宗追尊私亲，被世宗视为心腹大臣。当初，给皇上献上《大礼考议》，为追尊私亲提供依据，席书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不久因为完成了《献帝实录》的编撰，进升为少保。皇上对席书恩宠之盛，即使是那些内阁大臣也比不上。席书得病不能视事，屡次上疏请求致仕，举荐罗钦顺代自己之职，皇上也多次安慰、挽留他不允他致仕。这以后席书的病势加重，请求致仕的要求更加恳切，皇上这才允他致仕，还下诏封席书为武英殿大学士，在京师赏赐他一座宅第，所得俸禄与以前一样。不久席书死去，皇上赠官太傅，赐谥号“文襄”，还命令他的一个儿子到尚宝司任尚宝丞。尚宝司是掌管宝玺、符牌、印章的机构，尚宝司的官职也是皇帝的新近侍从官。皇上给席书的待遇太优厚了。

席书处理事情很大胆，性情刚愎自用。当初，长沙人李作盗贼，被当地知府宋卿抓住定为死罪。席书当时巡抚湖广，发现宋卿有贪赃行为，便上疏弹劾宋卿故意加重李的罪行。皇上派大臣调查这件事，不像席书所说的那样。当时席书已被皇上所宠幸，便命令将李押解入京再次审讯。席书还上疏说：“臣因为议礼之事惹怒了众位大臣，所以刑官都袒护宋卿而加重李的罪行，请皇上命令法司给予辨别昭雪。”尽管法司的意见和宋卿一样，皇上还是顺席书的意思，特意减了李的死罪将他遣戍到边远地区。其他像庇护陈洸、排挤费宏等事，席书都肆意按自己的意思来办，被时论所斥责。

席书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席春，一个叫席篆。席春考中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进入翰林院学习，学习期满被授以御史的官职，巡察云南。因为哥哥席书是都御史，所以席春改任翰林检讨。席春任的检讨是翰林院中掌修国史的官职，他参与编撰的《武宗实录》完成之后，按例应该升官。内阁大臣费宏以席春是由他官改任翰林官，便让他和另一检讨刘夔一起到按察使司任按察签事。刘夔原来也是御史，因为要回避其兄侍郎刘龙而改任检讨。席书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便上疏说：“旧例，没有编撰国史成功的翰林官，才出翰林院到其他部门任职。”皇上因为席书的原因留下了席春，擢升为修撰，刘夔也留了下来，擢升为编修。席书因为这件事而怨恨费宏，多次上疏诋毁他。等到席书去世，皇上追念他议礼有功，便屡次给席春加官，直至翰林学士(翰林院的长官)。嘉靖十二年(1533)，席春由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右侍郎。皇上谕令吏部推荐堪当翰林官的人，席春想让原来的翰林官杨惟聪、陈沂回任，吏部尚书汪不同意，于是两人之间有了矛盾。后来，汪推荐官员不和席春商议，席春为此怒责汪。汪诽谤席春以前曾附合护礼派杨廷和排斥议礼派大臣，于是席春被罢职。后死于家中。

席篆任户科给事中。黔国公沐崑上疏弹劾按察使沈恩等人，席篆和同官李长私下里议论沐崑的弹奏很多是诬告，李长便弹劾沐崑。当时的皇帝武宗责备李长诬告大臣，将他下诏狱。李长的供词牵连到席篆，席篆和李长都被治罪贬到京外，席篆到湖北夷陵任判官。世宗即位后，席篆官复原职，但还未到任便死去了。皇上准予祭祀，赠官光禄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