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庭(又作慰廷或慰亭)，别号容庵，河南项城人。生于1859年9月16日(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大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他的叔祖父袁甲三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漕运总督。父亲袁保中是地方豪绅，在家乡办团练。叔父袁保庆在袁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给袁保庆为嗣子，一直过着纨绔子弟生活。八岁时，随袁保庆先后到济南和南京读书。1873年袁保庆病死，第二年他又随袁甲三的儿子袁保恒(刑部侍郎)到北京。他在这里一边读书，一边帮袁保恒办事，学会了清末官场上那一套虚伪、奸诈的行径。1878年袁保恒死后，他回到家乡。次年，捐了一个“中书科中书”。结识当时做塾师的徐世昌，资助徐到北京应试。袁世凯本想也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但1876年和1879年两次参加乡试，都落榜。于是，他赌气烧了自己所作诗文，决心走另一条升官发财的道路[1]。

1881年5月，袁世凯到山东登州，投靠袁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当时，吴为淮军统领，委派他为营务处会办。8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他随吴军开赴朝鲜，负责前敌营务处，参与诱捕朝鲜大院君李昰应。此后，又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建亲军”，镇压“开化党”，支持“事大党”，因此受到清廷褒奖，尤其得到直隶总督李鸿章的赏识。1885年10月，李鸿章保荐他做“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2]。1892年8月，以海关道记名简放，次年5月补授浙江温处道，仍留朝鲜。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他受了日本驻朝鲜代理馆务书记官杉村的怂恿，一再要求清廷派兵帮助朝鲜统治者镇压起义。及至清军赴朝，日本又按预定计划派遣大军侵入朝鲜，占据汉城，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他一见局势严重，深恐无法收拾，乃推荐其西文翻译、办理龙山商务委员唐绍仪自代，于7月19日请调回国[3]。8月1日战争爆发，他被李鸿章派往辽宁凤凰城办理清军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先随清军败退至辽阳，再退至锦州。次年春至天津销差。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廷鉴于旧式淮军不足恃，有意改练新军。当时，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抢先上书当朝权贵，提出练新军的策划。经过多方钻营，他取得了西太后的亲信荣禄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的推荐，1895年12月被派接管“定武军”十营，作为改练新军的基础。“定武军”是中日战争期间成立的一支使用新式枪炮的队伍，驻在天津附近的小站，有四千七百余人。袁接管后，添募二千多人，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编成“新建陆军”，聘请德国军官，进行近代军事训练。同时，招纳封建文人，对弁兵讲“经史大义”，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思想[4]。为了控制这支军队，造成个人的武力，他网罗了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段芝贵、张勋、王占元等一批人，分别给以重要职务。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的爪牙。1897年，清廷认为他练兵有功，提升他为直隶按察使，但仍专管练兵事宜。

中日战争后，袁世凯看到变法维新的潮流高涨起来，又想在这方面下一笔赌注。1895年7月，他把康有为的“万言书”代递“督办军务处”，9月参加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示自己是同情资产阶级改良派的。1898年9月，变法运动在光绪帝的支持下达到高潮。袁为了升官，派徐世昌到北京与维新派联系。以西太后、荣禄为首的顽固派也正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以备不测”的主张，于9月16日召见袁，特赏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务。18日晨，康有为、谭嗣同等接到光绪求救和催促康离京的密诏，感到事态严重。当晚谭密访袁于法华寺，要求他率兵杀荣禄，除旧党，助行新政[5]。他假装忠于维新派，当面一口答应，并慷慨激昂地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6]但事后“反复筹思”，觉得维新派实力有限，不容易成功[7]，遂即返回天津，向直隶总督荣禄告密。结果，西太后囚禁了光绪帝，重新临朝训政，捕杀谭嗣同等“六君子”。袁世凯用出卖维新派的阴险手段，取得了西太后的信任，从此飞黄腾达更有了捷径。

1898年12月，新建陆军改名为武卫右军，为荣禄控制下的“武卫军”五军之一[8]。袁世凯于1899年6月被提升为工部右侍郎，仍专管练兵。12月6日，又署理山东巡抚(次年3月14日实授)，率领武卫右军前往山东。当时，山东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如火如荼。袁世凯诬蔑义和团是“左道邪教”[9]，颁发“严拿拳匪暂行章程”八条，派兵到各州县屠杀团民，焚毁坛场，以极其残暴的手段镇压了山东境内的义和团运动。

1900年6月，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清廷命令他入京防卫。他不敢公开抗拒，只派少数兵力到直鲁边界，应付一下，而实际是按兵不动。这时，他一面与南方表示“中立”的各省督抚取一致态度，派人与帝国主义各国驻烟台领事勾结，仿照“东南互保”的办法和各国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并派兵保护教堂，“倘有猝不及防，照数认赔”[10];另一方面，又向在逃亡中的西太后处进贡些饷银、缎匹，落得两面讨好。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荣禄的前后左中四支“武卫军”几乎全部崩溃，只有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完整保存下来，而且在镇压义和团的过程中扩充了“武卫右军先锋队”二十营。他的队伍已有一万九千六百余人，成为北方最大的一股反革命武装。

1901年11月，李鸿章病死，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实授)。他到达直隶后，在内外政策上，完全继承李鸿章的衣钵，并且把这个淮系军阀的班底也接收下来，政治军事势力迅速膨胀。这时，清廷为维护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筹办“新政”，已成立“督办政务处”。1902年初，让袁世凯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北洋军政司(后改为北洋督练公所)，自兼督办。下辖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以刘永庆、段祺瑞、冯国璋分任督办，开始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同时，奏派赵秉钧负责创办天津及直隶各州县巡警，把清朝京畿的警权抓在自己手里。此后，他又兼任督办商务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为了筹措“练兵费”和庚子赔款，他加征捐税，巧取豪夺，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起人民不断反抗。随后，他又残酷地镇压了直隶广宗景廷宾领导的农民起义。1903年12月，由他建议，清廷设立练兵处，编练新军。为了避免皇族的疑忌，他力请由庸懦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自己退居为会办大臣，而掌握练兵处实权。1905年，袁世凯拼凑成北洋军六镇(每镇官兵定额为12560人)，实额共六万余人，除第一镇是铁良统率的旗丁外，其余五镇都是他的嫡系，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出身。至此，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的基本武力大体建成，成为清廷镇压人民的主要工具。同时，为了抵制革命运动，他极力主张搞假立宪的骗局，在天津设立宪法研究所，又办理“地方自治”。他还极力破坏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为美国在东三省的侵略活动效劳，支持英国的路权要求，不遗余力地去博取帝国主义(特别是英美两国)的欢心。当时，“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才能作出决定[11]。

袁世凯深知自己权势的膨胀会引起一些满族亲贵的猜忌，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每年以北洋“截旷银”(空额兵饷)上贡西太后，贿赂奕劻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同时表面上又把一、三、五、六镇交陆军部尚书铁良指挥，自己退居幕后操纵的地位。尽管他使用了这些手段，但到1907年仍被清廷用明升暗降的办法调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剥夺了他对北洋军的直接指挥权。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去，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光绪的弟弟)监国。载沣本想杀袁，但惧于他的内外奥援，未敢下手，载沣为了把袁世凯的权力夺回到自己手中，于次年1月2日发下上谕，硬说他有“足疾”，勒令他回河南彰德“养病”。袁世凯虽被罢官，但通过他的旧部下，继续操纵分布于华北和东北的北洋军，依然是一个为中外反动派所重视的实力人物。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廷一片混乱。陆军大臣荫昌率领北洋军赴武汉作战，但是北洋军将领不听他指挥。清廷于14日只得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使其统领北洋军镇压革命。袁世凯见清朝土崩瓦解之势已成，即一面推说“足疾”未痊，拒绝接受任命;一面暗中通过时任协理大臣的徐世昌向清廷提出条件，要求取得军政大权。这时，帝国主义分子也极力制造“非袁不能收拾大局”的气氛，不断敦促清廷起用他以绞杀革命。因此，清廷被迫于27日召荫昌回京，任命袁为钦差大臣，指挥水陆各军。11月1日又任命他为内阁总理。袁世凯见清廷屈服，立即由彰德抵湖北孝感前线，督促冯国璋第一军从革命军手中夺回汉口;然后带卫队抵京，16日组成责任内阁，取得了清廷统治下的全部权力。

袁世凯感到只用武力，无法扑灭革命。他离开彰德前后，曾以君主立宪为条件，多次秘密地向革命党人进行“和平”试探，没有得逞。但已得到一部分革命党人愿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的消息。他北上组阁后，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给革命党人一个严重打击，然后下令停止攻击武昌。同时又请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出面斡旋，这样一打一拉，迫使革命党人接受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他派唐绍仪为代表到上海和革命党人谈判，目的是要取得革命党人让他做总统的确实保证。在帝国主义和国内立宪派官绅的支持下，并利用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软弱性，袁世凯取得了上述保证。当时，革命党人曾坚持以清帝退位和他保证赞成共和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他即借用革命声势威吓清廷，并授意段祺瑞联合北洋军将领通电，要求清廷“立定共和政体”[12]，如此双管齐下，迫使清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他向南京临时政府发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的保证[13]。15日南京参议院应孙中山的咨请，选举袁为临时大总统，并请他到南京就职。他口头上表示“极愿早日南行”，暗中却策动第三镇兵变，并以此为借口，迫使革命党人打消了要他南下的计划。3月10日，他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职，窃夺了辛亥革命成果，组成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的北洋军阀政府。

袁世凯上台后，一心追求独裁统一。开始，南方各省仍在革命党人的控制之下，他表面上对革命党领导人不得不采取笼络手段。1912年8、9月，他邀请孙中山、黄兴入京，称之为“革命元勋”，授以勋位，企图用甜言蜜语软化他们。当时，中国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次年3月，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企图依靠国会中的多数席位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害怕国民党分他的权力，暗中派人于上海刺杀了宋。对于宋的死，他还装出非常惋惜、愤慨的样子，表示要缉拿凶手，“按法严办”。不久，宋案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袁自知骗局已被戳穿，遂积极布置武力镇压。4月，他以“善后”为名，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充作军费。7月，便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发出讨伐令，派北洋军南下进攻南京、江西等地，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军阀的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

镇压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即图谋把被人民推翻了的封建君主制重新加在人民头上。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步骤。1913年10月，派出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总统。接着，在进步党人的帮助下，先后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御用工具。1914年5月，他公然宣布废除他曾宣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同时公布按其意旨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国务院，设立政事堂。以徐世昌为国务卿，自己独揽行政大权，把进步党人也撇在一边。他又特设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令其子袁克定编练“模范军”[14]，掌握军权。他修改总统选举法，得终身连任，并可指定继承人。还制定各种反动法令，建立起“军政执法处”等特务机构，加紧对人民的迫害。另外，“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极力提倡尊孔”[15]，叫喊“孔子之道，亘古常新”，“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离”[16]。1913、1914年，他连续发布了一连串鼓吹尊孔读经的命令和条例，通令全国恢复祭孔。1914年9月28日，他亲率文武百官，钻进文庙祀孔;12月23日，又像历代皇帝一样到天坛祭天。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早已为日本大隈政府所识破。日本遂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时机，于1915年1月命令其驻中国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当面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时暗示日本将赞同变更国体。袁世凯怕人民反对，不敢一口允诺，而派陆徵祥、曹汝霖与日置益秘密谈判，佯作拒绝，阴行退让。延至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9日公然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日本在得到便宜后，秘密向他表示说：对于帝制“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17]。英国公使朱尔典为了与日本竞争，也对他说：“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18]袁世凯得到这些许诺，自认为外交上已无问题，即决心废除共和体制，建立袁氏王朝。

1915年8月，袁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F.J Goodnow)发表了鼓吹帝制的文章，杨度、孙毓筠等跟着发起组织“筹安会”，按照古德诺的调子敲响了帝制的锣鼓。于是，朱启钤、张镇芳、梁士诒等一批官僚和段芝贵、倪嗣冲等一帮地方军阀上下勾结，伪造民意：先策动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改行帝制;接着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举行“国体投票”;最后由参政院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推戴”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19]。袁世凯在假意推让之后，于12月12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说什么：“民之所欲，天必从之。”[20]接着，他接受朝贺，封爵加官，成立帝制“大典筹备处”，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这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自以为一切安排停当，但等1916年元旦实行“登极”了。

但是，和袁世凯的愿望相反，历史的潮流是要民主共和，不要帝制。随着袁世凯称帝阴谋的暴露，全国人民反对帝制的斗争沸腾起来。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和檄文，痛斥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21]。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首先宣布起义讨袁，组成护国军，云南都督唐继尧和梁启超等进步党人也投入反袁，蔡锷率领护国军攻入四川。袁世凯着了慌，于1916年1月急派曹锟率领北洋军入川，妄想扑灭“护国运动”。同时他派周自齐为赴日特使，乞求日本援助。日本看出他的统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不仅早在1915年10月、12月联合英、俄等国向他提出缓办帝制的两次警告，而且拒绝接待特使。不久，贵州、广西接连宣布独立讨袁，护国军声威大振。“无可奈何花落去”，3月22日，袁世凯向全国公布取消帝制令，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要求护国军停战议和。

袁世凯的八十三天皇帝梦破灭了，但仍妄想保住总统职位。孙中山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22]。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宣布袁世凯背叛民国的罪状，坚决不承认他再为总统，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23]。广东、浙江、陕西又相继独立，袁氏狼狈万状，被迫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梦想依靠段团结北洋军阀势力，作最后挣扎。但是，全国人民的反抗怒潮，迫使其忠实爪牙也不得不抵制或“声讨”帝制以自保;段祺瑞迫他交出实权，组织责任内阁;冯国璋在南京召集未独立各省军阀开会，自树一帜;甚至他的宠臣，如湖南的汤芗铭和四川的陈宧之流也通电“独立”。众叛亲离，楚歌四起。到这时，独夫民贼袁世凯气急败坏，无计可施，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袁世凯在亿万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