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英国工场手工业高度发展时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和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1723年6月5日，斯密出生在英国苏格兰地区克科第城。他的父亲是个海关职员，在斯密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斯密是独生子，终身未曾婚娶，母亲是他生活中唯一的亲人。
1737年，斯密在家乡受完初等和中等教育之后，考进了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数学和自然哲学。他学习成绩优良，受到学校的奖励，在1740年他17岁时，被免费送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斯密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一方面埋头读书，钻研各种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又开始同社会的名流学者交往，结识了当时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卫·休谟，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746年8月，斯密在牛津大学毕业，未找到工作，回到家乡克科第。
1748年，斯密受爱丁堡大学的聘请，到该校任修辞学和文学史讲师。他工作努力，教学效果显著，开始受到重视。
1751年，斯密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授，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他主讲的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和政治学四个部分，几乎涉及了社会科学的一切方面，具有百科全书的性质。其中，神学部分主要讲述神的存在、神的各种属性以及宗教方面的问题。
斯密把自己讲义的第二部分，作了精心修改，于1759年以《道德情操论》出版，颇受欢迎和重视。斯密因此而名声大著，被列入国内第一流的学者。在这部著作中，斯密从人类本性中引出同情心作为出发点，进而研究伦理的内在规律性，以便建立他的伦理学原理。但是，斯密毕竟是一个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不懂得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作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同情心)，和他后来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作为出发点的利他主义是矛盾的。他所建立的伦理学原理，实质上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一块体面的遮羞布。
斯密讲义的第三、四部分(即法学和政治学部分)，后来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根据斯密的一个学生的听课笔记整理，于1896年出版，书名是《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这本书除了用很大的篇幅来专论法律问题外，其余部分主要是论述政治学和经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从内容和范围来看，经济部分可以说是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骨架”。它反映了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是研究斯密经济思想的发展的一部重要文献。
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长达14年。这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时期。除了在教学中扩大和发挥自己各方面的知识和才能之外，还获得了实地考察格拉斯哥工业区的经济生活的机会。斯密对经济问题的重视和研究，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他关心技术的进步，结识了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并为瓦特的科学实验摇旗呐喊。他参加了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在格拉斯哥地区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的活动，并在一次讲演中阐发了他关于经济自由的思想。
1764年，斯密主动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职务，改任一位青年贵族贝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当年陪同贝克莱公爵一道去欧洲大陆(主要是法国)旅行，先后两次到巴黎，结识了法国的许多著名学者，如启蒙学派的著名代表伏尔泰，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魁奈和杜尔哥等。欧洲大陆之行，不仅给斯密以考察欧洲，特别是法国社会经济状况的良好机会，而且还使他有充裕的时间同 欧洲的名流学者、特别是魁奈和杜尔哥等交流思想。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资料，对他的经济学说的形成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斯密很早就决定要写一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并在《道德情操论》的末尾作了预告。在欧洲大陆旅行期间，他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写作。为了集中精力尽快把书写出来，他回国以后辞去了私人教师的职务，于1767年返回故乡，闭门钻研，过着隐居似的著述生活。他经过6年辛勤工作，到1773年将书写好，并亲自带到伦敦去出版。到伦敦后，他发现许多新的资料，就在伦敦住了下来，又用了整整3年时间，对已写好的著作进行修订和增补。1776年3月，斯密的代表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译《国富论》)终于问世了。
《国富论》的出发点是利己主义，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经济自由则是它的中心思想。《国富论》的任务在于分析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和条件，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提供理论武器。《国富论》共分五篇。第一篇是《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在这一篇中，斯密研究了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第一个直接途径的分工，以及分工发展的条件和后果，即交换、货币、价值和产品分配的主要形式(工资、利润、地租)。第二篇是《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他在这一篇里研究了作为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二个直接途径的资本问题。他首先分析了什么是资本，资本的构成、用途和积累的条件。接着又论述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以及资本的各种形态等问题。可见，《国富论》的头两篇几乎包括了斯密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三篇是《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第四篇是《论政治经济学体系》。第五篇是《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三篇中，他考察了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间接途径。他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别论述了不同的经济政策、经济学说和财政制度对增进国民财富的关系。这样，斯密就用他新的研究成果，丰富和发展了以往的全部经济理论，并把它们按照一定的逻辑体系安放在《国富论》中。
《国富论》是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总结。它所阐明的经济自由的思想，完全是针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富论》是年青的资产阶级用以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的思想武器。斯密在世时，它先后出版过五次，并传播到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对英国还是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富论》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也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说：“在亚·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①《国富论》建立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部逻辑较为严密、体系较为完整的政治经济学巨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斯密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他的研究任务是二重的。也就是说，他既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又要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描写这个社会的外部表现形式。与这两重任务 相适应，他在研究中也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即揭示内部联系的内在方法和描绘外表现象的外在方法。这种二重的研究方法，又决定了他的整个政治经济学必然表现为一个二重的矛盾体系。一方面，它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具有科学的性质。另一方面，它又表现为资本主义外部现象及其表面形式的简单复写，具有庸俗的因素。马克思说：“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①科学成份和庸俗因素的相互并存，是斯密整个经济理论的突出特征。 斯密的重大理论贡献之一，是他最先确认了一般社会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尽管在他以前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但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却始终没有摆脱它的具体形式。如配第就认为只有生产金银的劳动才创造价值。斯密突破了他的前辈所设置的框框，认为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价值的源泉，把价值直接同劳动联系起来，撇开了劳动的具体形式，从而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归结为无差别的一般社会劳动，为建立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出了贡献。但是，斯密并不认识创造价值的劳动的性质。因此，他在正确地提出商品价值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原理时，又提出了用商品所能购买到的劳动量来决定商品价值的错误理论，并进而发展为价值由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的庸俗观点，为后来庸俗的生产费用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斯密的另一重大理论贡献，是他在首次正确地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的三种收入时，研究了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在他以前的一些经济学家，虽然也研究了这个问题，但他们都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限制在一个狭小的部门之内。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生产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 斯密突破了以往的一切限制，把对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扩大到了一般社会生产的范围之中。他还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利润(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创造的超出补偿自己工资以上的那部分价值。这实际上是把剩余价值归结为一般剩余劳动。因此马克思说，“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但是，由于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同它的转化形态区分开，没有用一个不同于利润(剩余价值的转化形态)的特定范畴来考察剩余价值本身，因此他随后又把工人劳动创造的超出工资以外的那个“余额”，同资本家预付的资本总额联系起来，认为它是资本自身带来的收入。这就掩盖了剩余价值的起源，推翻了刚由他提出的剩余价值起源的规律。
斯密的其他经济理论也是二重的、矛盾的。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他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就是直接同资本交换并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劳动，从而把握了问题的本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本特征。但另一方面，他又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就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这就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于资本的定义，他一方面正确地认为，资本是资本家得以无偿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手段。另一方面又认为，资本是为了继续生产而积累起来的资财，把资本同生产资料混为一谈。在社会资本再生产的问题上，他错误地从工资、利润、地租三种收入构成商品价值的庸俗观点出发，认为社会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三种收入，遗忘和忽视了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斯密信条”使他不但不能在分析再生产的问题上有所前进，而且还比重农学派退了一步。
斯密在经济理论上这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作用。李嘉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他的学说的矛盾，将其科学成份发展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峰。而斯密学说中的庸俗因素，则成了后来庸俗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理论根源。马克思全面地分析和批判了斯密的经济学说，既吸收了其中的科学成果，又彻底解决了斯密通过自相矛盾的研究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斯密的经济理论是矛盾的，但他的经济政策观点却是始终如一的。他反对封建主义和重商主义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在社会经济中实行自由放任、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他反对对工资和利润征收赋税，主张缩减政府开支和对地租实行征税等。这些观点都是鲜明的、一贯的。
马克思说：“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
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①斯密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政治上接近于一个共和主义者。他完全表达了正在成长中的资产阶级要求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迫切愿望。他受到了英国政府的嘉奖，被称为“苏格兰的贤人”。《国富论》发表后，他迁居到伦敦，在那里受到了特殊的尊敬。就连当时英国的首相皮特，也自称是他的学生。议会在讨论法案时，常常引证他的著作，以便解决与会者之间的争论。
1778年，斯密由他的学生贝克莱公爵推荐，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税务司司长，从伦敦迁居到爱丁堡。在任职期间，他除了日常工作之外，继续废寝忘食从事科学研究。斯密是一个在科学研究上具有远见卓识的巨匠，他力图为人类提供一个包括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社会学说体系，而已经发表的《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只是这个体系的两个部分。尽管他的身体不佳，他却丝毫没有放松自己的计划。1785年11月，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还在准备撰写两部规模较大的著作，一部是关于文学、哲学和修 辞学等方面的问题，另一部是关于法律和政治的理论及其发展的历史，并说他已经搜集了这两部著作的许多资料，而且整理了一部分。1787年，斯密被推选为格拉斯哥大学的校长。这时他的健康更趋恶化，但仍然毫不松懈地进行他的科研事业。1789年，在他校完《道德情操论》第六版之后，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很不济事了，但他坚持说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计划，希望竭尽所能，履行义务。然而，斯密毕竟是一个伟大而又谨慎的学者，他不愿意草率地发表自己认为不成熟的作品。当他感到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把未完成的全部稿件一炬毁之。
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去世，终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