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锡光（1857—约1921），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1857(咸丰七年)年生。1867年，姚锡光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光绪十一年(1885)，考取光绪乙酉科拔贡，翌年应丙戌科朝考，考取二等，以教职用。十四年(1888)，中试光绪戊子科举人，次年考取己丑科内阁中书。

光绪十二年(1886)以后的十多年间，他逐步走向仕途，主要是在李鸿章、李秉衡、张之洞等封疆大吏手下任职，从事军事、教育等活动，并且不断在治军、教育、江防等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

光绪丙戌(1886)春夏间，他“以萃科入都，廷试报罢”，离开北京途经天津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正在开办北洋武备学堂，聘请他为教习。当时，该学堂依照西洋陆军学堂建立，聘用德国军官作教练;最初挑选各营中弁目前往学习，文员愿意学习武备的也一并录取，有学生一百人。学生学习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等基础学科，炮台、营垒、马队、步队、炮队和行军、布阵、攻守等军事方面的内容，兼习经史。开始时，学生仅学习一年，考试及格后就发回各营，以后逐渐延长了年限，选拔年轻的学生入学肄业。姚锡光在这里任职长达九年，先后教过四个班，学生三百多人，其中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何宗莲、张怀芝等人后来都成了北洋军阀中的重要将领，或者出任过地方大员。这期间李鸿章曾保请姚锡光为候补直隶州知府。

在北洋武备学堂任教期间，姚锡光多次上书李鸿章，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他向李鸿章呈递《请赴朝阳行营说帖》、《北洋军防利器用法未竟说帖》等，一度要求到军营效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战争迫在眉睫，如何布防、迎敌等问题也提上日程。姚锡光又先后呈《请奖防军将弁说帖》、《陈进兵朝鲜大略情形说帖》，因为自己的建议未受到李鸿章重视，姚颇为不满，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奉讳旋里”，因“北洋将领数以兵事招”，经过秦王岛(今秦皇岛)、北戴河时，还代守卫这里的总兵贾制坛写了两份禀文，即《洋河口布置情形并请增营扼守禀》、《金山嘴设暗炮台禀》，呈递给李鸿章，并代写了《洋河口军防情形笺》呈给京师督办军务处，就秦王岛附近洋河口一带布防问题提出意见。

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姚锡光又被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随军驻在莱州，任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他在李秉衡幕府任职前后五个月，《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李秉衡回驻济南，他也获准辞职返故里。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去南京拜访两江总督张之洞，任幕府幕僚。这年秋冬间，他两次奉命与德国军事专家查看长江下游炮台防务，并向张之洞呈递禀折，报告视察情况，介绍长江要隘、各炮台的形势，就开办炮兵学堂培养人才等提出了意见。姚氏后来把这些禀折和总图一幅、分图四幅合并，并附录炮台、炮位编目，出版了《长江炮台刍议》一书。

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又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到湖北，担任自强学堂提调。光绪二十四年(1898)，姚锡光奉张之洞之命到日本考察学制。考察期间，他在东京两个月，了解了日本陆军省、文部省各学校的情况和“步、骑、炮、工、辎重队各操，旁及议院、银行、工厂并各公会”六十多处地方，与日本各界人士三百多人进行了交流。回国后，他呈递《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向张之洞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当时日本各类学校的情况。

在湖北任职期间，他根据在甲午战争期间搜集的资料，整理出版《东方兵事纪略》。此书原计划分六卷出版，因第十一部分的表、第十二部分的图未在1898年本刊印，故“戊戌排印本”约十万字，只有五卷十篇，大致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序，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中日冲突的缘由、过程和重大的战役，并论述中日议和、中国人民保卫台湾反对割让斗争的情况，并强调此次战争中国失败的影响及原因，呼吁举国上下认真反思。

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1899—1901)，姚锡光被派往安徽，先后担任石埭、怀宁知县、和州直隶州知州等地方官，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安徽武备学堂提调。在安徽任职期间，姚锡光主要政绩是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文教事业，注重“时事”，捐款赞助皖省藏书楼;处理积案，解决民教冲突;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强化保甲制度，加强地方治理;应对1901年长江特大洪水。其中，面对特大的洪水，他采取多种措施抗洪救灾，包括加固圩堤，保障安全;稳定社会秩序，设法筹集粮食，保障灾民的粮食供应;以工代赈，安置灾民，避免饥民外出逃荒;向国内外紧急求助，争取更多的资金开展救灾工作，尤其是发动上海士绅给予援助，表示“按月登报，以昭征信”，经过多方努力，救灾款的募集工作颇见成效。

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姚锡光“请咨赴引”，此后直至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他一直在北京任职：光绪二十九年(1903)2月24日，经吏部引见，奉旨“姚锡光照例发往”，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光绪三十年春，请咨到省，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回处呈复。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21日奉旨：姚锡光著赏给副都统衔。12月，经肃亲王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回处，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一度奉命拟定复兴海军的规划。光绪三十四年(1908)，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宣统元年(1909)，出任殖边学堂监督，2月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宣统三年(1911)，他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闰六月二十日(8月14日)被任命为弼德院顾问大臣，九月，辛亥革命已经发生，袁世凯组织“完全内阁”，任命奕劻为弼德院院长，重新任命顾问大臣九人，姚锡光等再未列入其中。

这期间，他关心教育、海军与海防、蒙古与西藏等各种事务，并光绪三十四年出版了《尘牍丛钞》、《筹海军刍议》、《筹蒙刍议》、《筹藏刍议》等著作，就相关问题发表了很有价值的意见和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对于西藏，姚锡光建议设立川滇边务大臣，笼络达赖，稳固西藏，保卫西南边疆;反思清代治藏的得失，强调要处理好稳定与开发、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4月，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由于姚锡光在清末对边疆民族事务颇有见解，又与袁世凯系统渊源很深，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姚锡光为会长，赵秉钧、志钧、熙凌阿、王宽、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五族国民合进会希望通过这一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促进“五族共和”的实现。

7月25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蒙藏事务局官制》，并自公布之日施行。7月29日，姚锡光被任命“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8月5日，姚锡光到局办公，内务部派员移交。由于总裁迟迟未见任命，姚氏一直以“兼署蒙藏事务局总裁”的名义主持工作，因此一些人在7、8月间呼吁民国政府任命他为总裁，如蒙藏交通公司等团体前后三次呈请中央直接任命姚为总裁。民国政府认为这是民间干预政府官员任免，对此颇为不满，但又因其一直标榜民主共和，宣称“人民意见本准陈达以备采察”，对前两次呈文未加指责。到8月中旬，国务院对于第三次呈请则大为光火，指出“任命官吏为大总统职权，载在约法。各该团体不应任意干请”，并斥责各团体“原为增进智识共谋公益而设，倘辄干涉政治，殊属昧于大体”，还表示这样做“亦非所以爱姚君”。此事是因姚氏本有此意而暗示这些团体向民国政府呈文，还是这些团体自发而为，现在因资料缺乏尚不可知，但客观上却影响了姚氏在蒙藏事务局的任职。9月9日，贡桑诺尔布才被任命为总裁，16日，贡桑诺尔布到任视事，并呈报临时大总统。10月28日，民国政府任命荣勋署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姚锡光为口北宣抚使。11月11日，他启用“口北宣抚使关防”，为木质关防，中篆汉、蒙、唐古忒三种文字，正式就任口北宣抚使一职。1913年9月14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荣勋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免去姚锡光副总裁之职。事实上，这是以外出“宣抚”为由将姚氏调离该局。

姚锡光在蒙藏事务局任职期间，正处在该局初建之时，特别是八九月间担任副总裁兼署总裁，主持该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因此他不仅为蒙藏事务局的建立做了大量工作，而且为这一时期的蒙藏事务管理做出了努力，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与内务部办理交接，启用印信办公。二、选派职员，充实机构。八九月间，该局陆续任命了主要部门的二十多名官吏，还聘请了熙凌阿、鄂多台、沈钧、陆兴祺等十九名顾问。三、主持蒙藏事务局初创时期的各项工作，沿习旧制并有所创新，主要在取消原来与皇权有关的满蒙联姻等事务的同时，根据“五族共和”的精神，为维护国家统一、边疆稳固，在喇嘛教管理和蒙古地区王公爵位的承袭、觐见和官员的任免，蒙藏院王公、喇嘛、活佛在年班、觐见时的礼仪及相关的“贡输、宴赉各名目”等蒙藏事务方面都力求稳定中有变革。四、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调查，先后派人前往内蒙、甘、新、青、滇、藏，既搜集情报、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又慰问边胞，稳定边陲。同时，一些关心、研究边事的民间团体和一些爱国人士，都希望能前往边陲进行调查，该局对他们也给予了支持。五、为及早恢复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关系，蒙藏事务局积极搜集相关情报，转报民间的有关建议，并建议中央政府恢复十三世达赖名号，加封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恢复、加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联系。

1913年以后，伴随袁世凯复辟帝制、张勋复辟、各派军阀混战和民国政府不断更迭，北京民国政府治下的中国政局动荡，政潮迭起。在这种动荡的政局之下，姚氏的政治活动明显减少，但在政潮迭起的政局变动中又不时出现，其中值得关注的是1923年—1924年担任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和介入了曹锟贿选，后参与了1926年的“法统之争”。1923年1月31日，他被任命为锡威将军。4月30日，又被特派“督办川边矿务事宜”，并于5月初就职。此时，直系军阀曹锟为了“当选”总统，一方面加紧收买议员进行贿选活动，一方面在6月13日动用军警把大总统黎元洪从北京驱逐到天津，为曹锟“当选”扫除了障碍。但是黎元洪被驱逐后，形势却急转直下，不仅国内反对直系军阀的各种力量对曹锟大选联合拆台，而且国会议员相继出走，国会陷于分裂。这对于曹锟利用国会达到“当选”目的极为不利，6月17日，姚锡光为此给曹锟写了密信，建议他在选举前“出动京中军警占领车站，无论如何不得令一员他行”，以保证国会选举时达到法定人数;在选举时“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作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的话“一则可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并限定一周内以所谓“合法”手续完成大选。曹锟认为这些建议“深识远虑”，让下属依计行事，准备在6月19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由于阴谋泄露，逼选计划失败，而后改为贿选，10月5日曹锟终于“当选”了总统。正是这一期间，9月20日北京民国政府一度下令裁撤“川边矿务督办”，同日被裁的机构还有“边藏劝业专员”和“青海劝业专员”。这一命令发生在曹锟“当选”总统之前半个月，10月5日以后似乎并未生效，故1924年姚锡光又以“锡威将军、督办川边矿务事宜”的身份，向北京民国政府保荐人才，经国务总理孙宝琦呈核，6月10日得到批复，对他“特保人才滕祖周等实职”一事，准滕祖周以简任职交院存记，吴昌曜以简任职升用。

到1926年5月，奉系张作霖击败冯玉祥之后，何人继承民国“法统”的问题颇受各方关注，据《申报》报道，5月6日，姚锡光致函吴佩孚，讨论护法的问题，指出：“君崇关岳，志在春秋，民国法统，在黎不在曹。史笔可畏，千秋昭鉴，帝蜀寇魏，可以存正统也。”当他主张以黎元洪承接“法统”之时，黎元洪却因为“复法声浪甚高，多有补足八十三日任期相请者”，他“不胜其扰”，拟妥下野通电，大意谓“民国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以后，冯玉祥逼宫，大法中斩。今幸大憝已除，法律可复，元洪忧患余生，未便重执政柄，请各方贤豪公开解决，重组中枢，国家幸甚”等语，表示“倘各方强迫复职，即拍发”。此后未见姚锡光政治活动的记载，卒年未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