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1635—1704年），中国清代思想家。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直隶博野县(今河北省)人。少时曾学仙道，又喜兵术，还曾行医卖药。先崇陆王心学，又改尊程朱理学。依照“朱子家礼”居丧，深觉其不合人情，终于“别出一派”，走上批判程朱的道路。晚年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建立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倡导注重实学，强调“习行”、“践形”，反对死读书。与其弟子李塨并称颜李学派。认为理学家们倡导的脱离具体事物的“读书静坐”和空谈“心性命理”之学，都是如“打诨猜拳”、“捉风听梦”一类的胡说。强调“理气融为一片”和“见理于事”。在人学方面，认为人性就是气质之性，“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的“格”，解释为“于格猛兽”之“格”。政治上反对豪强兼并，主张“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去水利”。向往一种“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制度。著作有《四书正误》、《四存编》、《习斋记余》、《朱子语类评》、《礼文手钞》以及由其弟子辑录的《颜习斋先生言行录》、《辟异录》。后人编有《颜李遗书》和《颜李丛书》。此间所引材料均见中华书局编《颜元集》。
(1)非气质无以为性 颜元总结了古代的人性理论，提出了自己的人性思想。他认为，理作为气之理，表现在人身上就是“性”，亦即气质之性，离开气质无以为性。颜元的“气质即性论”思想是和程朱理学的人性论针锋相对的。颜元反对程朱把“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主张“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所谓“人性”即人的“气质之性”，“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义理)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而“气质之性”并非恶的，所谓“恶”是由于“引蔽习染”——外界环境的影响。颜元还说：“不知若无气质，理将安附?且去此气质，则性反为两间无作用之虚理矣”。这是说，没有气质就没有性，离开气的性不是真正的性。气与性的关系，形(气质或机体)是第一性的，性(精神或机能)是第二性的，二者是相互统一的，相互联系的。颜元说：“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则无性矣;舍性亦无形矣。失性者，据形求之;尽性者，于形尽之。贼其形，则贼其性矣。”因为理与气是统一的，所以性与形是统一的，“舍形则无性”，没有气质(形)，就没有性;同样，“舍性亦无形”，没有性而求形，则无以见形。只有通过性才能体现出形的本质属性。颜元提出只有一个“气质之性”的人性一元论，就从根本上批判了程朱理学形性相离，形外有性的唯心论观点，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他们把理与气、性与形割裂开来的人性二元论观点。
(2)性发而为情 在性、情、才三者的关系上，颜元认为是一致的。他根据“理气融为一片”的观点，论证了性、情、才的关系。他认为，性是不可见的，发于情乃可见事，情之发要靠才。性、情、才都源于气，都是气的功用，不是截然分开的。他说：“发者情也，能发而见于事者才也;则非情、才无以见性，非气质无所谓情、才，即所谓性。是情非它，即性之见也;才非它，即性之能也;气质非它，即性、情、才之气质也;一理而异其名也”。这是说，性、情、才三者是密切联系、不可分离的统一体，统一的基础是气质，“非气质无所谓情、才，即无所谓性”。什么是性、情、才呢?颜元说：“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性是心之理，内容是仁、义、礼、智，表现在天道是元、亨、利、贞。情是性之所发，人的感觉、意识，遇到外物，便会发动，其表现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才是情之力，指的是人的感觉、思维能力，即“目有能视之才，耳有能听之才，口有能言之才，心有能思之才。”人的这些感觉、思维器官与外界事物相接触，才会发情。一个人如果没有气质，就没有才力，就不能发情，也就无以见性。颜元对性、情、才的密切关系，作了一幅《性、情、才皆善之图》，作了形象具体说明。
(3)气质之性无恶本善 颜元认为，人性只有一个气质之性，没有什么天命之性，而气质之性是善的，是无恶的。颜元极力驳斥张、程、朱的人性二元论，力辟“气质有恶”的说法。在他看来，理与气、性与形是统一不可分的，“理气俱是天道，性形俱是天命”。既然理、性是善的，那么气、形同样也是善的，不能说义理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人的形体由气产生，理即气之理，舍形则无性，所以根本不存在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分别，更不能说理善、气恶，只能是理善气亦善。这好像人的眼睛一样，不论好眼，还是病眼，都是气质构成的。它有能视之理，有光明能见之性，不能说好眼专视正色，病眼专视邪色。其所以能视物，就在于光明。在这一点上，好眼与病眼是一样的。由此说来，不能分别什么是“天命之性”，什么是“气质之性”。眼睛是理善、性善，眼睛本身为什么却恶了呢?以此类推，耳、鼻、口、心也是这样。如果说这些器官都是恶的，就无异于说人没有这些器官才是善的;如果说气质之性是恶的，就无异于说没有这些气质才是善的。可是谁都明白，如果人没有气质、形体、器官，哪还有人的存在呢?没有人的存在，又何以言“人为万物之粹”，“人为万物之灵”呢?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气质也”。可是张、程、朱等人，“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害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其势不混儒、释而一之不巳也”。颜元认为，宋儒的人性二元论和气质有恶论，正是佛教的“六贼之说”，“非释六贼之说而何”。所以说：“宋儒不识性，并才、情俱误。”
(4)人之为恶在引蔽习染 理、性、情、才、气质都是善的，而现实中却有恶的存在。颜元认为，这种恶行、恶性是后天环境造成的。他说，人性是善的，“其恶者，引蔽习染也”。颜元举了两个例子说明人性善，恶是由“引蔽习染”造成的。一是“污衣”：一件衣服，本来是干净的，由于“著尘触污”而变成“污衣”，人们看不到其本来面目，就说衣服原来是脏的，更看不到棉布原来是素白的。其实污衣是“外染所成”，不能说衣服本来就是污的。以此说明人性本来不是恶的，是由后来“引蔽习染”而为恶。颜元指出，衣服虽由素洁变成污衣，但经过“捼浣”是可以“复洁”的;人性虽由善变恶，但经过“百倍其功”，亦可以由恶变善。二是“浊水”之喻。颜元针对程朱以水喻性来证明气质之性为恶的观点，而以“浊水”为喻，驳斥程朱学说之非。他说：“请问浊是水之质否?吾恐澄沏渊湛者，水之气质。其浊之者，乃杂于水性本无之土，正犹吾言性之有引蔽习染也。其浊之有远近多少，正犹之引蔽习染之有轻重浅深也。若谓浊是水之气质，则浊水有气质，清水无气质矣。如之何其可也”。性恶不在于气质，而在于习染。既然“污衣”可以“复洁”，“浊水”可以“变清”，当然“恶性”也是可以“复善”的。颜元认为，人们知道了“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的道理，就要预防“引蔽习染”，避免变成恶性。为此要加强道德教育，辨别是非善恶，择善去恶，于此，人就可以保存善性了。颜元的“引蔽习染”论在解释个人恶劣品行的形成上，具有唯物论的意义，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认识毕竟是肤浅的。他没有接触到产生罪恶的社会根源，因而这种理论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但他以后天习染解释人性善恶的来源，比天赋道德论的性善论或性恶论前进了一步。
(5)男女者人之真情至性也 颜元认为，由于性、情、才皆善，所以人的情欲也是合理的。人的耳目口体等肉体感官，具有感性欲望，是人性的自然要求。故不能像程朱那样，把它看成是一切祸害的根源，更不能像佛家那样，把它视之为“六贼”。基于肯定声色情感之后，颜元又认为，人们对“饮食男女”的正当需求，是人的“真情至性”，是合乎人伦道德的。他说：“禽有雌雄，兽有牝牡，昆虫蝇蜢也有阴阳，岂人为万物之灵，而独无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你们果不动念乎，想欲归伦亦其本性也”。颜元还认为，所谓“天理”，不应该和人的真情至性相对立。人的真情至性，就是“天理”。他说：“你看天地是个大夫妇，若无天地，也不能化育万物。天不能无地，夫岂可无妇?你看见妇人，果不动念乎?这一动念，就是天理不可灭绝处”。这段话，虽略嫌粗俗，但作为对程朱禁欲主义的批判，却是深刻的。颜元曾劝告有产业的僧人，“早早积攒些财物，出了寺，娶个妻，成家生子。”劝无产业的僧人，“早早抛了僧帽，做生意、工匠，无能者与人佣工，挣个妻子，成个人家”。这实际是规劝僧人去过合乎人性的人间生活。颜元还曾与僧人无退在白塔寺辩论，发挥了他的“无一妇人更讲何道(理)”的思想：“僧又侈夸佛道。先生(颜元)曰：‘只一件不好’。僧问之。曰：‘可恨不许有一妇人’。僧惊曰：‘有一妇人更讲何道?’先生曰：‘无一妇人更讲何道?当日释迦之父有一妇人生释迦，才有汝教。无退之父有一妇人生无退，今日才与我有此一讲。若释迦父与无退父无一妇人，并释迦、无退无之矣，今世又乌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讲乎?’僧默然俯首”。对于程朱理学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妇女单方保持贞节的谬论，颜元也提出批评说：“世俗非类相从，只知斥辱女子失身”，“男子失身，更宜斥辱也”。对在程朱理学束缚下的广大妇女的不幸命运，深表同情。颜元的“理在欲中”的伦理思想的积极意义是很明显的，它具有初步要求个性解放的民主启蒙思想因素。
(6)正谊谋利，明道计功 颜元奉行功利主义的道德观，把“义”和“利”看成是统一的。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尧舜利用，《尚书》明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利者义之和也。《易》之言利更多。……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这里，颜元对于“义”和“利”的统一，引经据典地作了论证，并得出“义中之利，君子所贵”的结论。正因为“义”、“利”是统一的，“功利”是合乎人情的，所以颜元指出：“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为此，他主张“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在评论“董子正谊明道似谋道不谋食”这一见解时，颜元说这是释老空寂之谈、理学腐儒之见。“世有耕种而不谋收获者乎?世有荷网持钩而不计得鱼者乎?……这‘不谋’、‘不计’两字，便是老无释空之根。……盖正谊便谋利，明道便计功。……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理学家们真的可以“谋道不谋食”吗?颜元问道：“宋儒之不谋食，能无饥乎?”其实他们空喊不计功利，而实际上却在谋个人私利。颜元揭穿他们虚伪的、假道学的丑恶面目说：“名为道学，而餍时文，以射名利”。他们“高声价，系重望”，正是为了被人“奉为大儒”、“仰为君子”。他们实际上是一批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颜元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对理学家所标榜的超功利主义的批判，在当时是具有一定进步作用和积极意义的。
(7)善于习动的养身之道 颜元十分强调“实践”、“实学”，在道德修养论方而，则极力倡导“主动力行”的原则。颜元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颜元把这种“善于习动”、“庄敬日强”的养身之道，视为先儒的正道，并把它与释氏，宋儒的“主静”说对立起来。他说： “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而“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世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颜元还从历史的分析中得出结论说：“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缪，俟后圣而不惑矣。”颜元认为，“五帝、三王、周礼，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就是因为“袭其动之一二造其世也”。而“晋宋之苟安”，正是因为受到“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的影响，才使“人才尽矣，世道沦矣。”所以其自信，“考前圣而不谬”。至于所谓“俟后世而不惑”，是因为颜元自信他的“主动力行”的养身之道是正确的。他认为，“人心动物也”，即人心本来就是生生不息的“常动”之物，只有“贵动”的修养法，才符合“人心”的特点;“主静”，则是违背人心“常动”之规律的。所以，颜元最爱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这八个字。应该说，“主动力行”比之“爱静空谈”，确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修养之道。
(8)践履践迹的涵养功夫 颜元的“主动”精神，主要表现在“践履”、“习行”上。总的说来，在知行关系上，颜元注重的是“行”。他反对宋儒脱离实事实功的读书和著述，说：“读书便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这未免是些过于极端的言论。但就颜元提倡“实学”精神来看，他并不是不要知识，而是认为只有从实事实功的经验中得来的才算真知识。所以，颜元强调的是“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也就是强调知识的获得即所谓“知至”，必须亲手下一番功夫，否认有什么“生知圣人”，正因为这样，颜元十分强调一个“习”字。他说：“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志。一时习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习之，锡福一人;一家习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在颜元看来，“习行”不仅是知识的源泉，而且是“健身”、“养性”，造福人类的唯一途径。为此，他专门对“习”字和“温”字作了解释，指出：“温”字的含义之一，即是“习也”。有“重习其所学”的意思。“盖古人为学，全从真践履真涵养做工夫”。显然，颜元重“习行”经验，轻书本知识，在认识论上有经验论的倾向。但是在道德修养论方面，这种重“践履”，重“习行”，主张“德性以用而见其醇驳”，即主张以行为(“习行”)之效果(“用”)作为检验“德性”之“醇驳”的客观标准的观点，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9)论“文衰返实” 颜元倡导“实学”，他认为，为了“救生民”于“虚文”之“蠹”及讲道“妖氛”之“迷”，造就“斡旋乾坤，利济苍生”，即“经世济民”之才，就必须提倡实事、实物而有“实功”的“实学”。颜元还认为，“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其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其二“是文衰而反于‘野’”。他所理想的并努力争取的是“返于‘实’”，认为现在正是返于“实”——提倡“实学”的时候了。为此前途，颜元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当然，颜元这一“文衰返实”的理想，是封建社会晚期的“自我批判”意识。所谓的“实”，仍属“吾儒”范畴，而所谓的“野”，则包括“张献忠之焚毁”的农民起义，这是颜元所不希望的。他明确指出，一旦返于“野”，则“吾儒于斯民沦胥以亡矣”。
(10)论理想人格 颜元是一位社会功利主义者，他极力反对程朱理学的超功利主义的思想。为了“救生民”于宋明理学的水火之中，他提出了符合功利主义思想的理想人格或理想“人才”。他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民，方为圣贤。不然，虽矫语性天，真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就是说，所谓“圣贤”，决非是宋儒所倡“只悬空闲说，不向着实处看”的“文墨之人”，更非入“空”门的“释迦”、持“虚”道的“庄周”，而是“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尊生民”的于世有用之才。这样的“人才”，一方面具有“为生民办事”的高尚德性，另方面又有“文足以附众，武足以威敌”的真才实学。颜元倡导“实学”、“习行”，认为“身实学之，身实习之，终身不懈者”，是排除“引蔽习染”而成就理想人格的必由之路。这一“实学”、“习行”的成人之道，合道德教育、道德修养论与哲学认识论于一体，是颜元伦理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内容。显然，颜元以社会功利为价值的理想人格和理想“人才”，是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和改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