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年1月8日—1921年10月27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幼年习旧学，由于家贫无力进入自费学校，1867年考入洋务派创办的福建马尾船政局附设的海军学堂，学习英语和驾驶术，初步接触到一些近代自然科学。1871年毕业后，被派往军舰实习，周游南洋、黄海。1876年被选派到英留学。在留学期间，除学习课程外，特别注意研读哲学、社会学说方面的著作，研究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1879年回国，先后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习，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总办。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使其深受刺激，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尖锐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又翻译英国著名科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并加了大量按语，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点，说明变法维新、救亡图存的紧迫性，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后，又陆续翻译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原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群学肄言》、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英国学者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在这些译著中，或加有按语，或写有序言，译凡例、译余赘语等。在介绍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政治、法律、伦理等学说的同时，提出许多自己的见解。在哲学上，他有所取舍地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关于进化的学说与中国固有的唯物主义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形态的“天演哲学”。严复还具有丰富的人学思想。他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宣传“民之自由，天之所畀”的天赋人权观念;主张“背苦趋乐”的人性论;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的压抑，对人性的束缚，呼唤个性的解放。严复的这些思想，对于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启迪近代国人的觉悟，起了积极的作用。
(1)人为天演中一境 严复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气”的学说与西方近代进化论学说相结合，说明了人类的产生与发展。在他看来，人与万物一样，都产生于气。“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这个“气”有质点、有爱拒力，而且可以感知，可以度量。“一气之行，物自为变”，气的运行，自然产生万物，而且万物由简单趋于复杂。“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这就肯定了生物由简单到繁杂的进化是由于自身内部的原因，否定了“造物主”的存在。即承认人是生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这不仅批判了宗教唯心论，而且说明人类进化是无止境的，鼓励人们面对现实，争取未来。
(2)物竞天择，自强保种 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把物竞天择、自强保种作为宣传的主题。围绕着这个主题，他吸取了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所谓物竞就是生物竞争;所谓天择就是自然选择。认为物竞天择是一条在动、植界以及人类社会普遍起作用的规律。他说：“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又说：“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严复借助于这个理论，着重阐发了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观点。他说：“劣者之种遂灭，而优者之种以传;即传焉则复于优者之中再争，而尤优者狄传焉，递胜不已，则灭者日多，而留者乃日进，乃始有人。人者，今日有官中之至优者也，然他日则不可知矣。”他要求中国人猛醒，切实认识到必须顺应和运用进化发展的客观规律，自强保种。
(3)开民智，新民德的布新说 严复谙熟西方文化，通过对中西社会的比较，认定检验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治乱的标准是民力、民智、民德;并认定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就在于其政令措施合于力、智、德发展的需要，而中国之所以贫弱，就在于其政令措施违背力、智、德发展的需要。因此，他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主张，并作了详细的论证。他说：“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知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所谓“鼓民力”就是要培养人民强壮的身体，即锻炼身体，注重饮食养生，医药卫生，妇幼保健等事业。而中国礼俗如缠足等，则是“贻害民力”，必须废除。所谓“开民智”，就是用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来代替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提高人民的文化科学水平，改变其愚昧无知的状况 所谓“新民德”，就是运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观念，培养人民的爱国心和社会公德。他认为，由于西方人民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故民知自重，并把国家看作是私有之物，便有自觉的爱国心与义务感。而中国相反，“国家之事，惟君若吏得以问之，使民而图社会之事，斯为不安本分之小人”。“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这样的人民自然不会有自觉的爱国心和对国家自觉的义务感，因此他主张展开设议院，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
(4)民之自由，天之所畀 严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即自由是资本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此，便对资产阶级自由观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首先，他对中文中的“自由”一词作了解释，认为，“中文自繇(即自由)，常含放诞、恣雎、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诂，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自由就是“自主而无挂碍”。严复又提出，自由并不是无限度的。倘若人人都享有无限的自由，必然导致相互冲突，以致破坏自由，所以，自由必须有一个限度，必须处理好个体自由与群体自由的关系。他说：“自入群而后，我自由者人亦自由，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此则《大学》絜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穆勒此书，即为人分别何者必宜自由，何者不可自由也”。严复十分重视言论自由。认为所谓“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强以君父，不可从也”。这种要求“说实话求真理”，“不为古人所欺，”“不为权势所屈”的精神，表现一个处于进步时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敢于为真理而奋斗的勇气。对此，严复揭露了封建专制制度对自由的扼杀，认为其关键在纲常名教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事关纲常名教，其言论不容自由，殆过西国之宗教”。所以，必须推翻“暴君之压制、贵族之侵陵”，争取人民大众的自由。
(5)背苦趋乐，人道所为 严复以天演唯物主义哲学来解释人性问题。认为“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以达脑而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这就是说，人的感觉是由人的器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而形成的，是后天产生的。“盖人之由散人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君者存，不君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即如是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进化是人们为了彼此间的利益而共同奋斗的结果，不存在某种先验的相感通的道德观念，而这种善相感通的道德是在后天形成的。严复在否定天赋道德观念的基础上提出，人的本能就是“背苦而趋乐”。他说：“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若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这样就把善恶与苦乐结合起来，以苦乐为善恶的标准。严复还主张对“苦”要有全面的理解。如那些“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人，虽“苦者吾身”，而“乐者众也”;慈母对于子女，辛劳—生，虽“母苦而子乐，”然“母且即苦以为乐”所以，在非极盛之世，“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已苦而后人乐”，只有到了极盛之世，才能“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人人极乐。可见，人的“背苦而趋乐”，并不仅仅是背个人之苦而趋个人之乐，而是包含着为国家、为民族、为他人趋乐的崇高精神。
(6)两利为利，开明自营 所谓“自营”是以个人为主，强调个人利益。严复反对“自营”。而主张开明自营，即照顾到个人与群体二者的利益，使义利两全。他说：“今人则为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他又引《原富》的观点作论证说：“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止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又说：“未有不自损而能损人者，亦未有徒益人而无益于己者，此人道极大公例也。”这种“两利为利”、“开明自营”，实质上是近代某些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倡的“开明的利己主义”、“合理的利己主义”，这种思想在近代中国产生过极大影响。
(7)斯民也故斯天下之真主也 严复依据“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说，提出君主与人民是本于“通功易事”的原则而确立的一种契约关系。他认为，古代没有君民之分，人人平等。后来，“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可见，君主的权利来自人民，没有民就没有君。君必须代表民的意愿，为民谋福利。“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很显然这是一种“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
(8)八股之害使天下无人才 严复对封建专制主义压制人性束缚人才的各种制度，特别是八股取士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在《救亡决论》文中开宗明义指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八股取士制度有大害三，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所谓锢智慧，是禁止学子动脑筋。孩提时代即读“四书”，强记硬背;数年之后，学得一套死板的写作方法，“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旦中考，则夸耀乡里，荣禄皆至，实财无真才实学。所谓坏心术，即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质。学子们为了追求功名利禄，在考试时可以不择手段。这些人进入官场后，则“以巧宦为宗风，以趋时为秘诀”。所谓滋游手，指培养一批游手好闲的人。许多人终身读书以追求科举成名;还有一群虽科举出身而又毫无才能;这些人便成为国家的寄生虫，成为祸国殃民的灾难。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味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因此主张必须“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