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乔(1531—1609),明学者。字宜迁，号止庵，江西信州上饶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榷税杭州,隆庆元年(1567年)上“三几九弊三势疏”,陈时政要务,切中时弊要害,中外传诵,升礼部员外郎。万历癸卯(1603年),升吏部右侍郎,寻转左,署部事。乙巳(1605年),大计京朝官,秉铨凡五年。诏赠吏部尚书,谥端洁。天启年间(1621-1627年),阉臣魏忠贤专权,大肆残害所谓的东林党人,因杨时乔曾荐举的邹元标等人也被列入东林党,所以追夺了时乔的封赠与谥号。崇祯元年(1628年),阉党被捕后,杨时乔的封赠与谥号方被恢复。杨时乔仕于嘉、隆、万三朝,为明代名臣,其忠信著于乡里,勋业垂于竹帛。《明史》赞曰:“绝请谒,谢交游,止宿公署,苞苴不及门。……清公素履,秉正无亏,彼岂以进退得失动其心哉。”《明实录》记载:“谢绝私交,苦学清修,特论罔间。”

学于吕怀，为湛若水再传弟子。王守仁，湛若水二家，各立宗旨，源远流长。至晚明时期，王门心学多宣扬虚无主义世界观，逐渐流于禅宗化，学者不读书，不务实，流于清谈“性、命”。他研究了明代学术思想史，特别是心学发展史，并对心学理论进行系统批判。“数十年来，忽有为心学者，于佛氏尝即心而见其血气凝定，虚灵生慧，洞彻无际者，名之曰善知识，自称上乘，遂据之为孔门所语上，而蔑视下学之教为外求。”(《孔子像碑》)心学的理论基础：“心即理”实乃“不交于事物，专在腔子之内，一敛耳目聚精神于此”(同上)，实非孔门所谓“知”，又与孔子“下学上达”的精神相违。又斥心学理论核心：“致良知”为“顽物”。“今学者只以讲便为学，以学便为道，以道便为心，故曰‘心学’。……其辞笼统不分，空寂难辨，遂使圣门曰心、曰道、曰学、曰正心、致知、格物，捏为一团。其流之弊，令人空寂枯槁，只成一个顽然之物。”(《与舒继峰》)心学的另一重要命题：“知行合一”与孔门“知行本一”观相左，“夫知既与孔孟言良者异，又外行，则行亦异。知行并异，是别为一端”(《孔子像碑》)，即指心学为孔门“异端”。心学由“讳言佛且辟其小异”，发展到“不惟不讳不辟，且直以佛氏之说为孔子之说，又以佛在孔子之上。……乃其传闻者，不察其真，遂以为真圣学。”(同上)“是为阳宗孔子，实与之悖，而阴用佛、老，袭以权术，实与之一。自孔子而来，今始创见，令后之学者，难以分辨，终莫能自拔。求孔门而入，而竟喜其说之易简，不事工夫阶级，一蹴至圣之径，或相率以从也。”(同上)因“儒佛混同为一者，儒而释、老为言者，皆易辨，唯佛而儒之难辨。”(《朱晦翁碑》)故尤憎恶当时心学门派重要传人罗汝芳，曾上疏指斥其学说：“佛氏之学，初不混于儒。乃汝芳假圣贤仁义心性之言，倡为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逾闲荡检，反道乱德，莫此为甚。望敕所司明禁，用彰风教。”(《明史·杨时乔传》)其心学批判虽多切中流弊，却忽视了心学理论的流变，故黄宗羲评之曰：“先生欲辨儒释，而视理与佛氏同，徒以见闻训诂与之争胜，岂可得乎?阳明于虚灵知觉中，辨出天理，此正儒释界限，而以禅宗归之，不几为佛氏所笑乎?”(《明儒学案》)杨时乔本人理学思想主旨为其提出的“虚灵知觉是天理”的命题：“天之生人，除虚灵知觉之外，更无别物，虚灵知觉之自然恰好处，便是天理。”(同上)著作有《周易古今文全书》、《马政记》和《杨端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