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渠珍（1882年9月22日－1952年2月8日），原名陈开琼，1882年9月22日(光绪八年八月十一日)生于湖南凤凰厅镇竿城(今凤凰县)，祖籍江西德安县。明末清初其先祖迁徙至湖南浏阳，后又迁徙于麻阳龙家堡，在祖父陈宏文时期，迁徙到湘西凤凰的镇竿城。陈渠珍的祖父陈宏文曾中秀才，在镇竿城的茶叶坡开设一家药铺，生意兴隆后迁至岩脑坡，原配郭氏于1809年去世，续弦许氏，生二子，次子名陈茂林。陈茂林早年在镇竿衙门当差役。咸丰年间太平军从广西进军湖南，陈茂林随清军征讨，在援驰长沙、防守南京等历次战役中，均立下军功，职务由守备、游击、副将，到总兵、重庆镇使，授三品武功将军。同治末年，陈茂林回到湘西苗疆，任凤凰营都司，常驻黄丝桥镇守边关。陈茂林有一妻二妾，小妾南川金氏，陈茂林五十四岁时生陈渠珍。

陈渠珍为陈茂林独子，故得到家人的珍爱。1888年，陈渠珍六岁，入黄丝桥蒙童馆读书。1894年9月11日，陈渠珍十二岁，其生母金氏病故。1897年陈茂林去世，陈渠珍随大娘李氏、二娘邵氏返回镇竿，在西门坡学馆学习“四书”、“五经”。少年的陈渠珍学习颇为刻苦，每日勤学不辍，1901年以“品学兼优”被选送到沅州(今芷江)府著名的“沅水校经堂”学习，名人熊希龄、谭凤章均出于此经堂。1903年湖南省筹办长沙武备学堂，时年二十一岁的陈渠珍报名参试，但未被选中，该年秋，再次应试，终于进入长沙武备学堂附设的兵目学堂。陈渠珍入武备学堂后，认为原名“开琼”不好，遂改名为“渠珍”，意为“沟渠中的珍宝”，希望自己的才能早日被人发现。1904年，以與地、算学等科目优异而升入武备学堂将弁班学习。1906年，陈渠珍在武备学堂毕业后，分配到宁乡任见习军官，约半年后，调回长沙任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队官。在此，他萌发反清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但不久便辞去标队官职务，回到凤凰，坐观形势变化。

在家乡居住一年后，其友人约他去湖北见总督赵尔巽，以谋求出路，赵尔巽看到陈颇有才能，将其推荐给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陈渠珍在长沙小住几日后，便与好友林修梅等五人乘船至宜昌，进入三峡，至成都拜见了赵尔丰，但赵疑心陈渠珍等五人为同盟会成员，“不即擢用”，陈渠珍遂滞留在成都等候差命。不久，赵尔巽调任四川总督。恰好，湖南凤凰的老乡田应诏，在四川任讲武堂监督，与赵尔巽时任新军协统的钟颖等人素有私交。陈渠珍于是以老乡身份拜访田应诏，述入川苦闷之境，遂得到田的引荐面见钟颖。于是，陈渠珍前往新军协统钟颖所部任第六十五标队官，驻防百丈邑，并将妻子刘次湘接到成都。

陈渠珍驻防的百丈邑是连接川藏的重要通道。陈渠珍在闲暇之余，对西藏很感兴趣，询问西藏的山川风俗，参考图籍，恰好此时西藏局势多变，清宣统元年中央政府决定派遣钟颖率领川军2000人赴藏，陈渠珍给钟颖及时呈上了西征计划书，“对于藏事规划颇详尽”，钟颖对此大加赞赏，立刻召他回到成都，委任他为援藏一标三营督队官，并给予了一些生活资助。

1909年7月，陈渠珍随钟颖正式挥师进藏，行军途中颇为艰难，据其在1936年撰的《艽野尘梦》记载，劳役四处逃亡，虽出重金，但难于雇佣到役夫，此后，过雅安、泸定、大相岭、打箭炉，50天后到达昌都。此后，又经过恩达、类乌齐、三十九族地方，年底到达拉里。

陈渠珍等人至工布江达后，在脚木宗驻扎半月。得知珞瑜产大米，遂绕行到墨脱县一带考察。在工布的彭措家聚会时，遇到了彭措的侄女西原。西原从此成为陈渠珍的姬妾，跟随其在西藏活动。其后陈渠珍驻防卡拖。此时，内地的辛亥革命爆发，陈渠珍准备率领湘西子弟百余人回内地。按照原计划，陈渠珍与爱侣西原本来准备取道昌都返回湘西，但在路过工布江达时，友人孟林认为，赵尔丰知晓藏军叛变后，派三营前往拉萨防堵。陈渠珍遂率领湘西籍军士115人从藏北前往青海绕道而行。随后误入羌塘高原，冰雪无边、黄沙漫天，人员不断死亡，经过通天河，进入青海境内，粮辎全尽，到达柴达木时仅剩下七人。羌塘之旅因为迷路绕行，历时二百余天，期间经历了难以想象的困境。到达西安后，又贫困交加，万里相随的伴侣西原不幸染天花而殁，陈对之感情深厚，“号哭几经皆绝”。

西原在西安去世时，已是1912年2月，陈渠珍在西安滞留了一月，下葬西原后，盘缠全无，依靠亲友接济才凑齐回凤凰的路费，该年3月，陈渠珍回到家乡。此时，田应诏已是湘西镇守使，接见了陈渠珍，不久便任命陈为湘西军官团教练，该军官团有青年军官一百多名，仿北洋武备学堂而建，学员基本都为凤凰人，每期半年，共为两期。

随着袁世凯称帝的步伐日益加紧，全国人民的反袁呼声也越来越高，湘西镇守使田应诏也准备策划反袁，陈渠珍反对，但中营游击滕代春却认为陈渠珍“小小参谋，参是参非”，从此二人交恶。陈于是离开镇竿，出奔四川，投靠四川酉阳张子青，当时革命党人石青阳正在四川发动护国运动，组织护国军。张子青便将陈渠珍贵推荐给石青阳，从此陈以税务局长的名义，在川东招募护国军。但田应诏旋又来电酉阳，邀请陈渠珍回到凤凰。陈渠珍回到凤凰后，建议田应诏“北看袁项城，南观孙中山”，审时度势。从此，陈渠珍成为田应诏的高参，负责训练军队。1916年蔡锷、李烈钧发动护国运动后，陈渠珍建议湘西暂守中立，北通北京政府，但在暗中交往黔军。1915年12月护国军向麻阳进攻，陈渠珍率领一个团兵力驻扎风、麻交界的村寨，配合护国军乘势掩杀北军。北军失败后，陈渠珍又报北京政府说，湘西军队因兵力分散、装备落后，无法及时协助北军，于是袁世凯又援助田应诏枪支千余，此后，田应诏和陈渠珍的湘西军在北军和护国军的拉锯战中大发横财，北军丢失的枪支弹药大多落入湘西军之手。陈渠珍也越发得到田应诏的欣赏。

1916年5月，湖南宣布护国独立，5月24日，湘西镇守使田应诏宣布湘西独立，任湘西护国军总司令，陈渠珍任护国军参谋长。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任总理，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实权。段祺瑞上台后拒绝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国会，9月，孙中山号召的护法战争开始。

当时，田应诏的势力范围是凤凰、乾城、麻阳、泸溪等县，而张学济以湖南辰沅道尹，兼守备司令身份，盘踞沅陵、古丈、辰溪等县，绥靖镇守使谢重光盘踞永绥、保靖、永顺、龙山等县。护法运动开始后，张学济立即派人赴广州谒见孙中山，表示愿意在湘西响应护法，孙中山于是任命张学济为湘西护法军总司令。1917年11月10日，田应诏在凤凰也宣布护法独立。12月张学济挥师常德，与北军陈复初作战，田应诏采纳陈渠珍的意见，前往援助。1918年9月，吴佩孚通电南北议和后，湘西出现了短暂的偏安局面。陈渠珍利用这一时机，把自己在湘西军官团的学生、亲朋安插到各团、营任要职，逐渐控制了田应诏所部护法第一军的权利。恰好此时，田应诏看到军政界斗争变幻莫测，逐生去意，去长沙安住。于是，陈渠珍计划逐渐驱逐湘西的其他地方势力，便带部队至麻阳，一方面派部下田共阶至永绥与永绥茶峒协台宋海涛联络，唆使他夺取屯租占有权，用兵赶走谢重光，占领永绥城。结果，谢重光出走云南，退出了湘西政治军事舞台。同时，陈渠珍在原防区抓紧剿匪，争取得到湖南省长谭延闿的信任。不久，陈渠珍被谭延闿任命为湘西剿匪总指挥，指挥部设立在麻阳，随后陈又担任湖南十三区清乡四路长官、湘西巡防各军统领兼十县剿匪总指挥，并命令龙山驻军与地方武装在湘鄂接境一带，“严防堵剿入境之任何部队”。

1920年陈渠珍从麻阳来到保靖，认为该地是割据称雄的好佳地，便将湘西巡防各军统领部和剿匪司令部迁到保靖，并召开十县长会议，认为湘西应该施行“保境安民”的方针，剿匪应该“招大股，吃小股”，“招老股，灭新股”，启用包轸等人剿匪，经过两年剿抚的活动，北河流域的土匪均已肃清，湘西十县从此安定。经过剿匪，陈渠珍的军队扩充到一万五千人。当时，谭延闿派兵图湘西，进取辰州，其他各军纷纷倒向谭延闿，张学济依然反谭，遂处于孤立境地，于是割据湘西南芷江、黔阳一带的四川军阀周则范派部将蔡钜猷、刘叙彝，出兵赶走张学济，占领沅陵。1920年12月，张学济遭北洋军湖北督军王占元所收买的“神兵”的猛烈进攻，阵亡于来凤城外的中坝垅。陈渠珍收编了张学济的部属一千多人。至此，陈渠珍成为湘西境内最大的一股势力，逐渐控制湘西全境，开始了积极的地方治理。

1921年开始，陈渠珍派参军长刘伯齐等二十余人前往山西考察学习阎锡山的“保境安民”政策，并聘请留日学生策划湘西自治，发展教育，改进旧学，增设新学。在经济建设方面，主持制定《湘西十县乡自治联合筹办实业案》，包括开垦荒地，改良种子、勘察土质，建立农业试验场、开办工厂和矿业等十八大端，尤其重视湘西发展桑麻、桐油、茶叶等，禁烟土。使得湘西经济迅速发展，而陈渠珍本人却生活极为简朴。

1922年春，广州军政府令川东边防军总司令石青阳入川组建军队，路过湘西，欲借陈渠珍兵马，因陈渠珍与他在四川之旧情颇深，遂派第二支队长贺龙随石青阳前往四川，贺龙入川后成为川东边防军旅长，此后战功不断，直至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1924年9月，唐继尧、熊克武假道湘西出师北进，但不久孙中山逝世，熊克武放弃了北伐的计划，准备经过黔、桂入粤，陈渠珍暗中受到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的密令向熊克武进攻，但遭到惨败。熊克武胜利后，经过凤凰，进入镇竿城。此时，久居长沙的田应诏突然又想从陈渠珍手中取回湘西的控制权力。陈渠珍于是请辞，居于木江坪的猫儿口。

田应诏重新上台后，原投奔于熊克武的陈渠珍部属田义卿又扬言要进攻凤凰，派三千兵马前往活捉陈渠珍，但未能成功，湘西于是大乱，民众怨声载道，要求田应诏下台。田应诏于是再请陈渠珍出山，自己遥领湘西镇守使返回长沙居住。在田闲居凤凰时期，陈渠珍仍然每日请安拜访，可见为人之周全。

1925年夏，陈渠珍回到镇竿，重新整编部队，将八千人编为三个团、两个营，并争取湘西周边的其他势力援助。此时，贺龙已任澧州镇守使，陈渠珍通过桑植人陈慕素与贺龙取得联系，贺龙主动让出绥保、永各县防地。此后，陈渠珍集中兵力攻打田义卿。田义卿此人在湘西口碑不佳，1917年，田义卿驻守龙山时，实行征收鸦片税，牟取私利，还命令百姓普遍种植，所以湘西百姓普遍痛恨之。1919年被陈渠珍委任为保靖营参将兼保靖巡防司令不久，便对陈渠珍生二心。1925年7月24日，湘西善后都督叶开鑫在沅陵设宴伏击，刺杀了田义卿。

1926年起，澧州镇守使贺龙等人成为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排挤对象，赵恒惕命陈渠珍讨伐贺龙。陈渠珍表面上发表了一道讨贺通电，并派兵驻守永顺，让贺龙顺利通过永顺而入四川。1926年，陈渠珍消灭了凤凰岗水洞著名的“三五八”土匪集团，擒杀土匪二百余人。1926年2月，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改称湘西屯边使。3月，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长，原支持田应诏的赵恒惕下台，陈渠珍遂任湘西镇守使，兼屯边使。

陈渠珍早在北洋军阀占领长沙，废弃“宪制”时，因担心被革命洪流所席卷，急电省政府表示参加北伐。时任贵州省省长、川黔边防督办等袁祖铭也背离吴佩孚而投向北伐军，担任北伐左翼军前敌总指挥，进入黔东铜仁。陈渠珍为避免与之冲突，率部退避龙山。8月，袁与陈达成联合协议，陈任国民革命军北伐左翼军前敌副总指挥，设部沅陵，袁给陈渠珍军部分军械子弹。陈的实力进一步增强。然而袁参加北伐，实为投机行为，并不督军北进，而屯军常德，该举引起唐生智的不满，密报蒋介石，蒋介石密令唐生智等人处决袁，1927年1月31日，袁在常德赴宴时被部将周斓设伏兵枪杀。陈渠珍本来属于袁祖铭的一个阵营，但因不久唐生智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准备东征讨伐蒋介石，所以并未对陈渠珍用兵攻击，反而积极拉拢陈渠珍。

1927年1月16日，陈渠珍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独立师师长，编制为四个团。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发生，武汉开始“分共”。在此之前，陈渠珍虽然身为地方军阀，却能尚能热情对待湘西的共产党员，甚至支持工作。但是，马日事变发生后，陈渠珍的政治风向转向国民党右派，“严饬所属，缉办共党”，一个月内杀害了不少革命志士，导致了“辰州惨案”。1928年4月，湖南清乡督办公署成立，全省分为11个区，每个区兵力是一个师。陈渠珍以第十九师长兼任第八区司令，负责麻阳等九县的“清乡”任务。

1928年4月，蒋桂战争结束，陈渠珍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被委任为武长萍铁路警备队第一警备军司令，仍驻守湘西。1929年6月底，陈渠珍为恢复其对桑植的统治，进攻桑植，贺龙红四军先在南岔歼灭陈部向子云旅一部，缴枪数百支，后在赤溪渡口全歼该旅，缴枪千余支。贺龙红四军因此获得了建军以来的空前胜利，巩固了根据地，部队迅速扩大到近四千人。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湘西远离战区，民生安宁，俨然是陈渠珍的一个独立王国，甚至连何键也无法在湘西插足，陈渠珍也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陈渠珍在南京蒋介石侍从室任主任的同乡贺耀组帮助下，得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师师长一职，月薪3万元，并从南京政府处补充了部分武器装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牵制何键。1931年，三十四师的编制已经扩充到6个旅和16个团，又将7个县的屯务军大队改编为5个独立营。此时，陈渠珍已有兵力两万五千多人，并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积极展开活动，反对何键。

1931年开始，陈渠珍开始狠抓军队建设，写出《军人良心论》一书，作为官兵必读的科教书和行动指南，施行“精神与技术并重”，兼采黄埔军校、湖南讲武堂、贵州崇武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的教育方法之所长，建立了军官教育堂、经武学堂、模范营、特火大队、卫士大队，建立修械所和军用皮革制服厂，举办无线电台培训班，建立一千三百多人的“军事督查大队”，归自己直接指挥，到1934年陈渠珍的军队已增加到三万多人。

为了控制湘西农村全部，陈渠珍以加强农村建设和“防共”、“剿贺”为名，制定《农村建设方案》，于1933年建立了“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分会”和“农村建设研究所”，培养了乡村镇长和民团骨干一千多人，并且大力发展乡村教育和中医学校。1931年陈渠珍为了增加地方财政，与何键联合在沅陵秘密开办吗啡厂，年生产一千余担烟土，大发民财。

1934年1月，何键勾结贵州王家烈的黔军，唆使黔军东伐铜仁，得逞后，直取湘西陈渠珍，但遭到陈的猛烈反抗。交战中双方各有胜负、僵持不下，王家烈的部队也伤亡极大，1934年2月王家烈决定与陈渠珍和解，并赔款20万元，此次混战中，黔军降附陈渠珍的有五个师的四千余人，波及湘西十个县城，作为战争后方的凤凰、麻阳等地，民穷财尽，“湘西农村银行”也被迫倒闭。

1933年贺龙攻占鹤峰后，陈渠珍曾经派人暗中联络贺龙，希望与贺龙合作，但遭到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的拒绝未能成功。1934年11月，红军占领永顺县后，何键令陈渠珍全力“堵剿”红军，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陈渠珍不得已受命后，成立“湘、川、黔联合办事处”，陈为主任，组成“湘、黔、川剿匪指挥部”，11月13日，陈渠珍收复永顺，但四天后，陈部中红军埋伏，被红军围歼千余人，并重新失去永顺县城。1934年底，红军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部队发展到二万一千多人，而陈部多次遭到惨败，湖南省长何键于是找借口欲拔掉陈，于1934年12月给蒋介石呈报，认为湖南“剿共”失败，主要责任在于陈渠珍，并且收买了陈渠珍的重要将领顾家齐，以师长职位拉拢顾家齐投向何键。

1935年元月，何键移驻常德，以“追缴”红军为名，调遣大批军队，进入湘西，布防在陈渠珍防区的周围，对陈部进行了分割，当时陈部因为奉命“剿灭”红军，分驻于永绥县、保靖县、龙山等地，陈渠珍深感自己已无能为力，被迫举行军事对策会议，但顾家齐等人已投向何键。元月24日，何键发布了八项命令，要求陈部三十四师按乙种师三旅六团编制改编，遣散缴外人员，收缴枪支和地方散枪，由于陈的部队从三万多人被压缩到五千多人，行政权力也被削减掉。陈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被迫接受命令，将部队调到乾城、所里一带集中，进行整编改制。从此，三十四师归二十八军指挥，陈虽然名义上是师长，但具体事务由顾家齐代理，陈不能过问部队事宜，被指定在乾州办理屯务。从此，陈对湘西的军事控制消失。其苦心经营多年的三十四师不久也被调离湘西，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被调到浙江进行集训，在著名的嘉善抗日战役中，伤亡官兵3000人，其中凤凰的陈渠珍部下就八百余人。

陈渠珍被何键摘下“湘西王”的桂冠后，并不甘于受制于人，利用自己的屯务处长身份，组织屯务军，将24个屯务大队发展到二千多人，不久缩编为三个营、三个直属大队、11个县大队，共千余人。1936年春，屯务军整编结束后，陈又开展剿匪工作，湘西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此外，陈还亲自抓审核屯租事宜，准备在永绥县和凤凰县进行催缴屯租，但遭到七县屯务指挥宋濂泉组织的民团反抗。1936年6月，爆发了陈渠珍与宋濂泉之间斗争的永绥事变，双方各有伤亡，但湖南省政府有意偏袒宋濂泉部，陈渠珍愤然辞去屯务处处长一职。1936年9月，陈渠珍携带家眷，从乾城至沅陵，乘船至长沙，就任省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

在长沙闲居期间，陈渠珍追忆约三十年前赴西藏、与西原结为情侣、征讨波密、误入羌塘高原的事迹，写成《艽野尘梦》。抗战爆发后，敌机不断轰炸长沙，陈渠珍迁往南岳避居。不久，蒋介石让何键离开湖南，调任内政部长。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后，素为欣赏陈渠珍的才能，暂委任他为湖南民救处处长。1938年3月，张治中为了进一步安定湘西，开发湘西，决定撤销湘西绥靖处，设置湖南省政府沅陵办行署、行署主任暂由陈渠珍担任。1938年4月，陈渠珍回到湘西就任，当地有万人前来相迎，陈做了抗日宣传大会。陈渠珍就任后，开始收编各种游杂部队，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在收编游杂部队中，共收编233个大小武装集团二万余人，从而结束湘西“革屯”运动，得到张治中的高度信任和赞许。

1938年11月，因为长沙突发“文夕大火”，全城付之一炬，陈渠珍将湘西绥靖公署机关迁至乾城，沅陵设置绥靖公署办事处。不久，陈在得到张治中的推荐后，前往重庆拜见蒋介石和陈诚，但遭到冷遇。在遭到陈诚等人的谗言后，蒋介石准备扣留陈渠珍，但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的担保下，陈渠珍前往四川南川居住。在滞留重庆期间，周佛海还拢陈渠珍投靠日本，陈严词拒绝之。陈渠珍住在南川，一家十多口人，衣食费用都感到困难，于是开办了一所“三一棉毛纺织厂”，不久由于抗战日益紧张、物价飞涨，工厂被迫关门。1944年，通过张治中等人活动，陈渠珍被允许迁居贵州印江。

抗战胜利后，陈渠珍于1945年11月回到凤凰。因生活所困，他变卖了田地房产，在北门外安装四部水力轧花弹花机和小型的棉花混合纺纱厂。但因生意萧条而倒闭，其小女儿也因病夭折。1949年1月，湖南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成立，准备进行爱国自救活动，陈渠珍任副主任委员。

但是，1949年3月，陈渠珍利用湘西各派武装力量内部斗争的机会，在凤凰县长田名瑜的委托下，成立了凤凰县防剿委员会，自任委员。不久，陈渠珍开始招募兵丁，收罗旧部，成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自卫军政委员会，自任主任。兵力达到二千多人，并召开湘西善后会议，企图重新割据湘西。1949年7月，解放军迅速解放了常德等15县，湖南宣布和平解放，9月初，陈渠珍携家眷避居于凤凰县黄丝桥天王庙坐观局势变化。

沅陵解放后，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解放军四十七军非常重视对陈渠珍的争取，先后派出多人前往湘西做陈渠珍的统战工作。1949年10月下旬，陈渠珍在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后，召集了凤凰的军政首脑会议，决定和平起义，11月9日，凤凰县治安委员会向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和湘西军区发出了《凤凰县和平解放代电》，当天，解放军进入凤凰县城，就此湘西全境正式解放。

1950年6月，陈渠珍应邀赴北京参加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受到毛泽东和贺龙等人的接见，并由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介绍加入民革，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1950年10月，陈渠珍还送两个儿子参加抗美援朝，并且协助湘西军区剿匪。1952年，陈渠珍患喉癌，于2月8日去世。

陈渠珍的主要著作有《艽野尘梦》、《军人良心论》、《廖天一庐日记》、《湘西教育曙光》、《湘西十三县农村建设方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