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年3月25日－1798年1月3日）字子才,号简斋、存斋、随园、澹园、随园主人、随园居士、随园老人、竹村居士,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祖籍慈溪。乾隆三年中举人，乾隆四年中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1742)任溧水知县，后又调江浦、沐阳、江宁等县为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购得隋赫德之旧“隋织造园”，改造为“随园”，并于是年乞养归山，除乾隆十七年曾改官奏中不到一年外，终生不再出仕。“随园”地处江宁小仓山，也称随园先生，晚年自称仓山居士，亦称随园老人、仓山叟。袁枚活跃于诗坛六十余年，有诗四千余首，在乾、嘉时期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为三大家。所谓“齐名蒋赵首推袁，余子纷纷孰与伦?”(王嵩高《寄视随园先生八十寿》)是当时一代诗坛领袖，影响极大。
袁枚的诗歌创作有独特的风格，在当时成就较高，并且都是贯彻了他自己的诗论主张的。袁枚诗歌理论方面的成就和影响比他的诗歌创作更为突出。他的诗论除《随园诗话》、《续诗品》之外，在其《小仓山房集》的诗、文、书信等中，亦有不少重要论述。其理论核心是提倡性灵。袁枚的“性灵”说是对明代公安派性灵说的继承和发展，和公安派相比，袁枚的论述要全面、深刻得多，反传统、反理学的色彩也更为鲜明。从文艺思想的发展与论争来说，他的性灵说是直接针对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诗教说而发的。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及《再与沈大宗伯书》中，袁枚从诗歌以表现性灵为主的角度，批评了沈德潜的宗唐的格调说，他说：“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袭之，畏古人而拘之也。”特别指出沈德潜强调“温柔敦厚”有“褒衣大祒气象”，因此，“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先生”。他认为《礼记》一书乃“汉人所述”，“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并非“圣人之言”，他在《答李少鹤》一文中说：“故仆以为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竭力为艳体诗(爱情诗)辩护，提高其地位，认为《关雎》即是艳体诗，并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这里虽有过激之处，但是反对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是很明显的。
袁枚性灵说的含义，主要是强调诗歌是诗人的个性与感情的自然流露。《随园诗话》中说：“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又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其《答蕺园论诗书》中又说：“诗者，由情生者也，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可朽之诗”。在(《答施兰垞论诗书》中说：“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并认为这才是“诗之本旨”。其《尺牍》卷七《答何水部》中说：“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袁枚性灵说在强调诗是人的内心感情流露之同时，又十分重视这种感情所具有的诗人个性特征。其《续诗品》中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也都包含着这两层意思。故而他特别喜欢杨万里说的：“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莫辩。”
为此，袁枚主张文学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学古人之诗不是为了模拟因袭，而是为了“变”。他说：“唐人学汉魏变汉魏，宋学唐变唐，其变也，非有心于变，乃不得不变也。”诗歌要表现诗人的心灵性情，而诗人的心灵性情各不相同，焉能不变?“若禁其不变，则虽造物有所不能。”(《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他说唐宋是“一代之国号”，“与诗无与也。”拘泥于唐宋，则是“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那就失去了诗的“本旨”。所以袁枚十分重视诗歌的独创性。他认为诗歌创作“但须有我在，不可事剽窃”。(《小仓山房诗集》)卷14，(《书所见》)在《尺牍》中《答王梦楼侍读》一书中说：“诗宜自出机杼，不可寄人篱下，譬作大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簿尉。”《随园诗话》中说“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也正是说明诗应当各有自己特殊之处，惟有独创才有自己的生命活力。
袁枚重视诗人的才气，反对以学问来代替诗才。他批评“误把抄书当作诗”的倾向(见《仿元遗山论诗》)，对以翁方纲为代表的“学人之诗”颇多讽刺之语。《随园诗话》中说。“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又说：“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骈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卖弄?”即使像李商隐的诗“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如严羽所说，诗有别才，非学问所能替代。
袁枚的性灵说与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性灵说，有一些不同之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公安派提倡师心反对师古，袁枚则认为师心与师古不矛盾，创作要以表现性灵为主，但仍要广泛的学习。《随园诗话》中说：“平居有古人，学问方深;落笔无古人，精神始出。”又说：“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师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抒写性灵并不排斥学问，相反还是要有深广的学问，只是不能以学问代替创作。第二，公安派主张创作要合乎自然，反对人工修饰。袁枚则认为天工自然与人工修饰应当统一，要经过人为修饰而达到自然，方为至高之美。这正是为了避免公安派之浅俗。他说作诗“不可不改”，要达到“大巧之朴”，“浓后之淡”。所谓：“须知极乐神仙境，修炼多从苦处来。”(《箴作诗者》)《随园诗话》中说：“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若朴;诗宜淡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淡。”第三，在诗人修养方面，袁枚与公安派之强调天才、否定学问不同，他主张不应偏废。《随园诗话》中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否则敷衍成文矣。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俚鄙率意矣。”从上述三点看来，袁枚欲集天籁与人籁于一炉，以人巧济天然，所以他在诗论中对诗歌的具体形式技巧，包括声律问题都还是很重视的。他在《续诗品·勇改》一条中曾说：“人功不竭，天巧不传。”《博习》条中说：“万卷山积，一篇吟成。”《著我》条中说：“不学古人，法无一可、竟似古人，何处著我!”这些正是集中的概括，清楚地体现了他与公安派的不同，也可以说是对公安派的重要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