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纯（1860年－1933年）,字寿甫,先世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家道小康,自曾祖始累代业儒,父彤元(字丹亭)为庠生,以训蒙终其生。其家训教子孙宜训蒙兼习医而益世润身。锡纯天资颖悟,遵家训,诵读之暇,游艺方书,后两赴秋闱不第,竟以医名于时。

张锡纯青壮年时代,中国内忧外患频仍,殖民地化迅速加深,人民起义此起彼伏,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他虽伏处草莽,亦渐知仅习旧学考科举,难以经世济民。1881年,补博士弟子员,首次赴北闱乡试落第,为慰藉祖、父愿望,径赴天津正式进学。后即长期在乡间教私塾,至1893年方再次参加乡试。这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教学时文医兼授,弟子中日后有多人以医为业。1885年,他治愈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而,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职业。第二次乡试后,张锡纯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1904年,中国废科举,兴学校,张锡纯成为盐山县唯一可教代数和几何学的教员。

受时代思潮的影响,接触西学之后,张锡纯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主要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50,开始在《绍兴医药学报》发表文章,医名渐著于国内。

1912年,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聘张锡纯为军医正,从此他开始了专业行医的生涯。任军医正期间,曾随军至武汉,后辗转于大名、广平、邯郸、邢台、德州等地,医术颇受一些军政要人重视。其著作渐为人知,传抄者日多,奉天(今沈阳)袁澍滋(字霖普)阅后劝其呈内政部申请著作权。1918年,奉天天地新学社苏明阳等代为注册,奉天医学研究会高振铎予以校正,由该社资助首次印行第一期。同年,奉天设中医院——“立达医院”,聘张锡纯为院长。

《医学衷中参西录》出版后迅速脱销,次年春再版,同时印行第二期。张锡纯方展其抱负,适值直奉战争爆发,不得已于1923年回关内于沧县开业。

1924年,张锡纯自费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三、四期,医界竟购,先后共印四版,作者声望雀起。1926年,前清道尹胡珍簠邀他赴天津为专馆教员(家庭教师)。张锡纯携眷至天津,于授徒的同时开业行医。1927年春,正式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至1933最后5年中,张锡纯之学术和事业达到高峰。他先是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应诊的同时传播学术。次年重订《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合编再版,共5次印刷方满足需求。1931年又出版该书第六期,计两次印刷。为迅速培养较多高水平的中西医汇通人才,他不顾73岁高龄,于1933年春创办四年制函授学院,亲订讲义,兼及教务,遂因劳瘁过度至秋天一病不起。

张锡纯成名较晚,而桃李半天下。及门弟子如隆昌周禹锡,如皋陈爱棠、李慰农,通县高砚樵,祁阳王攻酲,深县张方舆,天津孙玉泉、李宝和,辽宁仲晓秋等均为一方名医。私淑其学问者不可胜计。当时国内名中医如汉口冉雪峰,嘉定张山雷,奉天刘冕堂,泰兴杨如侯,香山刘蔚楚,慈溪张生甫,绍兴何廉臣等均常与张锡纯讨论学术,为声气相孚之挚友。近代影响较大的中医杂志多聘其为特邀撰稿人。

医著之外,张锡纯尚撰有《代数鉴源》、《易经图说》(未刊行),另有诗作《种菊轩诗草》曾附编于《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张锡纯有三子一女。长子荫潮继父业,曾任京畿卫戍司令部军医官,1939年卒。次孙铭勋承祖业,行医于原籍,1954年将《医学衷中参西录》版权及遗稿献给国家,实现了祖先的宏愿。

1957至1985年,河北省4次整理印行,《医学衷中参西录》,总发行量近50万套,为近代任何一家之言的医著所不及。

倡导中西汇通衷中参西思想

19世纪60年代,近代科学开始缓慢地、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张锡纯生长于穷乡僻壤,青年时代很难接触西学。他说自己“年过三旬始见西人医书,颇喜其讲解新异,多出中医之外。仅又10余年,于医学研究功深,乃知西洋新异之理原多在中医包括之中,特古籍语意含浑,有赖后人阐发耳”(此语出自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一篇医论“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至于汇通中西医何以要衷中参西,1909年他在其书自序中说:“今百事皆尚西法……吾儒生古人之后,当竟古人未竟之业。而不能与古为新,俾吾中华医学大放光明于全球之上,是吾儒之罪也。……斯编于西法非仅采其医理,恒有采其化学之理,运用于方药中者。斯乃合中西而融贯为一,又非若采用其药者,仅为记问之学也”。参西显然是时势的需要,然张锡纯的学问和经历均告诉他中医尚多优势,沟通当以中医为主,即吸取西说发扬中医,使之放光明于全球。

甲午之战,中国惨败,国人上下震动。为求富强免危亡,知识界多认为必须向日本学习,积极引进西学。1893年后,张锡纯绝意于功名,益加留心西学。1897年,他年近40,竟开始刻苦自学代数和几何,后又及物理、化学、生物学等,为全面参考西医学术建立了较厚实的基础。

衷中参西汇通中西医的思想使张锡纯找到全新的治学观点和方法。第一是抛弃崇古泥古、固步自封的观点,敢于创新,不全于故纸中求学问。张锡纯说:“吾人生古人之后,贵发古人所未发,不可以古人之才智囿我,实贵以古人之才智启我,然后医学有进步也”。类似观点在其书中随处可见。如他主张:“读《内经》之法,但于其可信之处精研有得,即能开无限法门。其不可信之处,或为后世伪托,付之不论可也”。对《伤寒杂病论》中的错误,他也主张伪托或错简说,认为“古经之中,犹不免伪作,至方术之书,其有伪作也原无足深讶”。张锡纯原最推崇《神农本草经》,因其中载石膏性微寒,是其特别推崇石膏治寒温的文献依据。然而他说:“诸家本草皆不足信,可信者惟《本经》,然亦难尽信”。怎样发古人所未发,与古为新呢?当时在基本理论方面,中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阴阳五行说与自然科学基本原理难通;藏象说与解剖生理难通;六气六淫说与微生物病因说难通;气化说与细胞说难通。张锡纯在前人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作了大量的汇通探讨,其中至今仍有参考价值者为他对心力衰竭与肾不纳气、脑充血与薄厥相通的看法。至于具体问题的中西互参则几乎见于其书的每一篇章。

从文献出发汇通中西医基本理论,并不足以解决当时的临床问题。这方面的与古为新主要得益于他的第二种观点和方法,即反对空谈的观点,崇尚实验方法。张锡纯虽无利用仪器进行实验室研究的条件,而他却能充分利用了自己长期临证实践的条件,尽一切可能通过切身体会去寻求知识。

张锡纯的实验精神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药物的切实研究,二是临床的细致观察,以及详细可靠的病历记录。他认为,学医的“第一层功夫在识药性……仆学医时,凡药皆自尝试”。自我尝试仍不得真知,则求助于他人之体会。为了研究小茴香是否有毒,他不耻下问厨师。其他药物毒如巴豆、硫磺,峻如甘遂、细辛、麻黄、花椒等,均验之于己,而后施之于人。对市药的真伪,博咨周访,亲自监制,务得其真而后己。因此张锡纯用药之专,用量之重,为常人所不及。特别是他反复尝试总结出萸肉救脱,参芪利尿,白矾化痰热,赭石通肠结,三七消疮肿,水蛭散癥瘕,硫黄治虚寒下利,蜈蚣、蝎子定风消毒等,充分发扬了古人学说,扩大了中药效用。他对生石膏、山萸肉、生山药的研究,可谓前无古人。

《医学衷中参西录》全书逾百万言,学者多感百读不厌,关键在于其内容多为生动详细的实践记录和总结,而绝少凿空臆说。其中张锡纯自拟方约200首,古人成方或民间验方亦约200首,重要医论百余处,涉及中西医基础和临床大部分内容,几乎无一方、一药、一法、一论不结合临床治验进行说明。重要方法所附医案多达数十例,重要论点在几十年临证和著述中反复探讨,反复印证,不断深化。因此,张锡纯被尊称为“医学实验派大师”。

张锡纯全书载案逾千,轻浅之病记载稍略,重病、久病或专示病案者,观察记载无不详细贴切,首尾完整。当时国内西医病案及论文也多不及其著述资料翔实。文中以中医立论者,必征诸实验;沟通中西者多发人深思。读其书者或不能尽服其理,但必不以为作者妄言欺人或故弄玄虚以凑篇幅。勤于实践,切身体会,仔细观察,随时记录,不断整理提高,就是张锡纯的实验方法。

实验派医学大师

张锡纯精通内、外、妇、儿、五官诸科。其中有创造性的成就主要有六方面。

充分发挥生石膏治热病的功效本世纪40年代前,热病是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疾病之一。当时西医疗效不满意,中医证治虽早有伤寒温病两说,但一般医家难以熟练运用。传统学说对石膏及有关方剂阐发不够,张锡纯则发挥了石膏的功用,简化了热病辨证论治的原则,提高了可重复性。他认为,生石膏性微寒,凉而能散,透表解肌,善清上焦及中焦实热。外感病有实热者,放胆用之直胜金丹。然医家多误认为其性大寒而煅用,是变金丹为鸩毒。古方用生石膏者以大青龙汤、白虎汤为代表。此虽为重证而设,但禁忌颇多。若适当变通,则生石膏治热病有实热者无往不适。白虎汤变通适当尤能广泛应用,挽救危重症。其原则为热盛脉实即原方加重石膏,以胜病为准;热实正虚宜原方加人参,间需以山药代粳米或元参代知母;病危急,患者又不耐服药,竟可单煎石膏或用鲜梨片和石膏末嚼服。

张锡纯阐发此说不厌其繁,仅“石膏解”后所附医案即达38例。其中多系危重证,按西医诊断可知的病种有痢疾、疟疾、重症颌下脓肿、肺炎、产褥热、产后大出血、风湿热、猩红热等,同时伴昏迷、休克或全身衰竭者近半数。时过近一世纪,今日单用西法处理上述一些病例仍感棘手。但张锡纯当年常常得心应手,曾说“愚临证40余年,重用生石膏治愈之证当以数千计。有治一证用数斤者,有一证用至十余斤者”。1954年,石家庄组织中医运用张锡纯重用石膏的经验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获得良好的效果,卫生部门曾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向全国推广。张锡纯的这一宝贵的见解和经验在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创升陷汤治大气下陷证胸中大气下陷证的提出,是张锡纯诊断上的发明。其理论略谓:“人之一身,自飞门至魄门一气主之”。“大气者,原以元气为根本,以水谷为养料,以胸中之地为宅窟也”。此气包举肺外,司呼吸之枢机。大气下陷最典型的症状即患者自觉气短不足以息,似乎喘而非喘,诊关脉不实。其他见证变化多端。以今日西医诊断为勘,此证多属官能证,无可靠疗法。而升陷汤对大多数病例却效如桴鼓。后人多以为此方可重复性很强。

防治霍乱的贡献张锡纯行医时常有霍乱流行。当时西医对该病长于预防而短于治疗。为此,他创用了治疗霍乱的急救回生丹及防治兼用的卫生防疫宝丹。查其药味及制法则系衷中参西的成果,而经济简便,效果又在中西医之上。1919—1920年,此两方曾在东北、河北、山东、河南大面积试用,据较可靠的报告分析,治愈数万人。

中医为主治肠结张锡纯所治者多属于机械性或动力性肠梗阻。古人有大承气等方法,但多禁忌,疗效亦不甚满意。张锡纯所创之法一为赭遂攻结汤,一为葱白熨法。前者集古方之长又有新意,后者为外治法,适于动力性肠梗阻。考其医案确系典型梗阻,而疗效甚好。近年中西医结合治疗肠梗阻的原则,仍不出张锡纯所用之法。

抢救急证的发明张锡纯长于救治危急大证,除前文已述外,尚有重用萸肉救脱。脱证在西医称为休克,至今常见且难治。中医古方救脱以人参为主,但有禁忌,张锡纯以萸肉为主基本无禁忌。其理论略谓,萸肉味酸性温,大能收敛元气,且敛正气不敛邪气。张锡纯所附医案中几乎包括各种休克,尤以大汗致脱为最效。其法为,当紧急时急煎萸肉一味60克(2两)左右急服,病稍缓或以下脱为主则配以人参、山药等。又生山药一味救脱之轻者亦效。再有小青尤汤加减治外感痰喘。小青龙汤系经方,原适应证不以痰喘为主,后人有所发明用以治痰喘,但不如张锡纯精到。外感痰喘即西医之哮喘性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多伴有严重呼吸困难或心力衰竭。张锡纯以为治此病重症惟小青龙汤加减最效,并屡试不爽。加减中主要是热重加生石膏。为巩固疗效,张锡纯又拟从龙汤等以求根治,其法至今仍值得研究。此外,张锡纯对各种大出血及先兆中风等急证的抢救亦多有阐发。

张锡纯敢于救患者于殓服在身,足示其学识与责任心均非寻常,亦可知其何以能享盛誉而历久不衰。

关于慢性顽症的主要阐发张锡纯之书治虚劳的内容甚多,其中出现最多的药物为生山药。张锡纯对此药的研究仅次于生石膏。其余最有价值的阐发即重用三七、鸡内金、水蛭等治癥瘕积聚等慢性病。结核病在中医亦归入虚劳,张锡纯治结核病除继承前人活血化瘀法外,又多伍以生山药、黄芪、人参等补气药,至于滋阴、宁嗽等法反居其次。

济世活人不计私利

张锡纯为人忠厚,志行高洁。其书自序云:“人生有大愿力而后有大建树……学医者为身家温饱计则愿力小,为济世活人计则愿力大”。这种志向基于“不为良相,必为良医”的思想,张锡纯虽终生未直接参与政治,仍常于诗文中流露出忧患的心情。1924年,他自题其书第五期卷首云:“自命生平愿不凡,良医良相总空谈。坎坷无碍胸怀阔,遭际常怜国运艰。忧世心从灰后热,活人理向静中参。轩岐奥理存灵素,化作甘露洒大千。”诗中委婉地表达了未能医国的遗恨。

为济世活人计,张锡纯治医不计私利,凡有心得发现,必于医界公布。刊印书籍有赠送惯例,每难盈利。至于他对静坐吐纳术(当时特风行于学校)的体会,更多向医界提倡,以为不仅益于养生且利于治学。他的朋友和病人既有军政界要人,也有城乡贫民,相处中均一视同仁,不见傲下媚上形迹。他不置产业,日常业务仅足维持生计。1913年,黄河泛滥,有一灾区孤儿流落至大名,病饿垂危,张锡纯携至寓所救活。因不知其乡贯里居,即收为义子,取名张俊升,成人后为其家立业,使谋生于天津。张锡纯逝世前终于查清其为河南滑县卢姓,遂改名卢俊升,一时传为义举。

张锡纯治学虽多创论,然措词婉转,鲜直斥前人之非,与同道多友善,不好贬人贵己,不好大言傲人。中西医论争势若冰炭时,仍本其夙志,撰文论中西医理相通,医界不宜作意气之争,人且以为系中庸之道。但张锡纯对误人至死的庸医却当面斥之为投井下石者,毫不留情。此虽激于义愤,亦可见其忠厚至诚,对患者极端负责。他处世为学以“志诚”为信条,故书屋名“志诚堂”。

张锡纯不避劳苦,自奉甚俭,常念学与年俱进,终生治学不辍。虽至晚年,每为人合药饵,必躬自监制;修订著作及复信答疑不肯假手他人。又力辟医不叩门之说,每遇疑难重证,辄辗转筹思,查考书籍,一旦有定见,虽昏夜立命车亲赴病家调治。即或病在不治,亦勉尽人力,每救疗至殓服已具,不肯稍有懈怠。时人称之为一代大师,实当之无愧。

简历

1860年3月出生于直隶(今河北省)盐山县。

1874年开始学医。

1879年开始行医。

1909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前3期。

1912年应德州驻军统领黄华轩之邀,任军医正。

1918年应聘任沈阳立达医院院长。

1924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期

1927年在天津开业行医。诊所名中西汇通医社。

1928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五期。

1931年著《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六期。

1933年创办中医函授学院。

1933年9月卒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