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yuè]（667－730年），字道济，又字说之。其先祖世代居于范陽，后来才迁到河南洛陽(今洛阳)。武则天时应诏对策，得乙第，授太子校书郎，又升迁为左补阙，不久擢为凤阁舍人。中宗即位以后，历任兵部员外郎、工部侍郎、兵部侍郎等职。睿宗时担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第二年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太平公主被除后，被玄宗诏拜为中书令，封为燕国公，实封200户。他也曾任过朔方节度使，三度入朝担任宰相。开元十八年(730)患病，当年去世，终年64岁。

开元初年，入朝为宰相的张说与姚崇不和，被解除宰相职务，先后担任过相州、岳州等地的地方官员。不久，又以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他回京朝见玄宗时，衣着戎装，精神抖擞，英雄威风，玄宗见状大喜，立授检校并州长史，兼天兵军大使，并参入修国史。正在此时，朔方军大使王晙击杀了河曲(今山西芮城)一带已经降服的突厥首领阿布思等1000多人。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散布在并州境内的同罗、拔曳固等部落，那里人心浮动，与唐廷的对抗情绪日趋严重。在随时都会发生事变的紧要关头，张说仅率随从20骑，直奔同罗、拔曳固等部，夜里就住进他们的大帐。他召集各部首领，晓以民族和睦相处的大义，进行安抚工作。他的副手李宪以各部落不重信义为由，飞书劝张说不要冒险前往。张说复书答复李宪说：“我身上长的不是黄羊肉，因此不怕他们吃掉我;我体内流的也不是野马的血，因此也不用担心他们会刺杀我。壮士本该见危致命，这正是我们报效国家、趋难赴死的关头。”张说深入虎穴，示以诚信，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使各部落安定下来。不久，部分胡人又与党项、羌族再次连兵叛乱，张说受命统率万余步骑出征，首战告捷，一举击溃胡、羌主力。胜利后，张说招纳党项余部，将他们安置在原来生活过的地方。他的副使却不亦为然，主张斩尽羌、胡余部，以绝后患。张说对这种缺乏战略目光的意见进行了反驳，他说：“我们是仁义之师，应当讨叛伐逆，按抚无罪的百姓，岂可再杀戮已放下武器的兵众!”

开元十年，玄宗又以张说担任朔方(今陕西靖边)军节度大使。当地的残胡首领康願子自立为可汗，再次称兵谋乱。张说进兵后，擒获康願子及其家属，并传送京师，以正国法。这一仗，张说俘获三千余人。他请示玄宗批准，将散居在河曲六州的五万多胡人移居到今河南一带。他又一次以平叛安边之功受到朝廷赏赐。

在此之前，当张说刚刚入朝担任宰相的时候，唐玄宗准备发动一场对吐蕃的战争。张说鉴于战争带来的严重灾难，密奏玄宗，建议通过谈判讲和的方式以安定边疆。但当时的唐玄宗急于谋求边功，没有同意张说的意见。虽然后来对吐蕃的战争在青海以西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张说仍然估计这种深入到荒蛮之地的战争不会有好的结果。为制止战争的进一步扩大，他将获得的巂州(今西昌)好斗而凶狠的斗羊上献玄宗，并再次上表建议玄宗停止对吐蕃的征讨。他说：如果斗羊能言的话，它一定会说“长时间的争斗下去，必然会有丧命的。”玄宗明白张说的用意，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再赐张说彩帛千匹。

开元之初，集于边疆地区的军队多达60余万。张说认为，当时的边境较为安宁，不存在特别强大的敌对势力，因此，他奏请玄宗裁减20万边军，让他们返乡务农。玄宗开始对此疑虑不决。张说再次上言，力陈边兵冗滥、无所事是、妨碍农业的弊端，他愿以全家百余口老少的生命做担保，保证减少边疆兵力不会招致祸患。张说的坚决态度终于使玄宗同意了他的意见。张说在处理边疆和少数民族事务中，以兵息战、战抚并用的方针收到了保境安边的效果。

张说在其长期的从政生涯中，曾多次仗义执言、救援蒙受冤屈的同僚，也多次受过打击与排斥。

长安三年(703)，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制造了一起诬陷、迫害左台大夫、同凤阁鸾台魏元忠谋反的冤案。为达到置魏元忠于死地的目的，张昌宗通过引诱等手段，让当时已经担任凤阁舍人的张说做伪证。开始，张说摄于张昌宗的淫威竟应允了这件事。宋璟、张廷珪、刘知己等正直朝臣，以名义至重、鬼神难欺、无亏清史等处世做人之道，激励张说，不可依附邪党，陷害忠良。在后来的朝廷对质中，他一方面揭露张昌宗迫他做伪证的内谋，一方面力证魏元忠无谋反之言。在以后的廷对中，张说仍坚持前议。为此，他得罪了张昌宗兄弟，触怒了武则天。武则天愤愤地斥责他为反复小人，下令将他贬到南方边垂钦州(今广西钦州)。

睿宗即位后，张说担任中书侍郎兼雍州长史。当时，太平公主把持朝政，宰相朝臣多出于她的门下，她散布流言蜚语，矛头直接指向太子李隆基。面对这种复杂的朝政之争，睿宗皇帝也常常是真假难辩、是非不清。景云二年(711)，睿宗迷迷糊糊地对侍臣说：“方术之士说五日之内将有急兵入宫谋乱，卿等要为我作好防备工作。”左右之人无言以对。唯有张说大胆地说：“这是佞人企图动摇太子的谗言，陛下如果让太子监国，那么君臣名分已定，奸邪就会丧胆，流言蜚语也将不禁自绝。”睿宗听后即下诏让太子监国。第二年，玄宗即位。太平公主以张说不肯党于自己，就把张说赶出朝廷，让他作了东都留守。在太平公主剑拔弩张，玄宗尚犹豫不决的紧要关头，张说从东都专门派出使者进京，向玄宗赠佩刀一柄，示意玄宗要当机立断，铲除奸党。太平公主被除以后，张说再度入朝为相。

在开元初年，张说尚能斟酌事之轻重，直言玄宗，救护有罪之大臣。原来在唐中宗崩逝之后，韦皇后专制朝政的日子里，当时的宰相李峤曾密奏韦后，替她出谋划策，欲将相王李旦诸子赶出京师。玄宗即位以后，在禁中的朝廷文卷中发现这一上书，玄宗拿给侍臣们看。有的朝臣主张杀死此时已经致仕在家的李峤。张说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李峤虽然不识逆顺，然而，在当时看来也是忠于朝廷的计谋。”玄宗觉得张说言之有理，这样李峤就保住了性命。

开元元年，唐玄宗巡行新丰，在骊山之下讲武阅军，被征调的20万军队，旌旗蔽日，连营50余里。虽然人数众多，声势颇壮，但军纪阵容不整肃。玄宗为此震怒，将主持军队的兵部尚书郭元振置之军前大旗之下，意欲斩首示众，以惩约束不严之罪。在这种充满杀机的演兵场，张说等跪在玄宗的坐骑之前，叩头苦谏说：“郭元振对国家曾有大功殊勋，因此不可轻易诛杀。”在他的力保之下，郭元振被免去死罪，贬到了新州。

开元十年，前广州都督裴先因罪下狱，玄宗与宰相一起讨论对他的惩罚。宰相张嘉贞提议对裴先施以杖刑。张说不同意这种作法，他说“我听说刑不上大夫，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是国君亲近的肱股之臣，他们明礼义知廉耻，所以说士可杀不可辱。”在张说看来，朝臣获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但不能用杖刑来侮辱他。他依据裴先的罪状和法典，主张对其施以流刑。张说这种既维护了国家大法，又照顾了有罪大臣体面的意见被玄宗采纳。退朝后，张嘉贞很不高兴，张说却对他说：“如果国家大臣都可以笞辱的话，以后恐怕也会辱及你我。我在朝堂所以那样说，并非只为裴先，而是为了天下的君子士人。”

张说在决狱方面也表现出他不凡的政治才能。谯王李重福在东都谋逆而死，东都留守一下子逮捕了数百人。虽经长时间的拷打审讯，总搞不清谯王在谋反中相互勾结的足够证据，也查不清被捕者的具体犯罪事实，案子久拖不决。睿宗遂令张说前往办理此案。张说接手案件后，当晚就捕获了李重福案的主谋张灵均、郑愔等，并查清了所有案情。张灵均、郑愔等首恶被处以族诛的严刑，其他与此案没有牵连的无辜者一律放还。

他回朝复命时，睿宗嘉奖了他，并说：“我本来就知道你审理此案，既不会冤枉良善，又不能漏掉罪人。要不是你忠正无私，岂能如此!”

在伴君如伴虎的封建时代，张说为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也介入了朝堂上常见的明争暗斗，表现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劣根性。

在长安三年的魏元忠事件中，张说虽然最终没有诬陷魏元忠。但在事件之初，张昌宗找到他的时候，他慑于张昌宗的淫威，也抵挡不住张昌宗许以高官厚禄的诱惑，答应了诬陷魏元忠的要求。他前后态度的变化，使武则天很卑视他的为人，所以将他斥之为反复小人。对自己在魏元忠案件中的所作所为，张说始终忐忑不安。在时隔近20年以后的开元八年，他在编修国史时见到了箸作郎吴兢撰写的《则天实录》一书。该书如实记载了张说在魏元忠案件中前后不一的态度。为了洗刷自己曾经屈服于张昌宗的耻辱，担心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他暗地恳求吴兢改易一些文字。吴兢坚持原著，一字不易，并对他说：“如果接受你的意见，那么这部历史就不成其信史，这样做如何能取信于后代呢!”

开元元年，唐玄宗准备诏拜同州刺史姚崇为相，张说感到这是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于是就指使御史大夫赵彦昭上章弹劾姚崇，但这并未动摇玄宗起用姚崇的念头。一计不成，张说又生出一计，他又指使殿中监姜皎对玄宗说：“陛下常想选择河东总管而总没有合适的人选，臣现在看准了一个足以当此重任的人。”玄宗问他何人，姜皎说：“姚崇是个文武全才，真是理想的人选。”玄宗并不湖涂，他当场揭穿了姜皎的把戏，也知道这是张说的主意。他立即遣使召来姚崇，拜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姚崇担任宰相以后，张说惧而不安，偷偷地跑到岐王府输诚走门路，以寻找支持。这件事让姚崇知道以后，就极其巧妙地在玄宗面前参奏了他，很快张说就被解除了宰相职务，贬为相州刺史。

开元十年，又入朝为相的张说又与张嘉贞发生分歧，产生了矛盾。此时，张嘉贞的弟弟金吾将军张嘉祜贪赃纳贿的不法行为被人告发。张说趁此机会劝说张嘉贞穿着素服请求玄宗处罚自己，以求得皇帝的宽免。这样，张嘉贞就在张说的算计下，被赶出朝廷，做了幽州刺史。

在朝廷上，凡是与张说意见相左的人他总要想方设法排挤出朝。崔沔本来是由张说推荐才担任了中书侍郎的，他对这个挂名的官发了几句牢骚，说是朝廷分官设职，既要上下维持，也要互相补充，理应各抒己见，使事情尽量减少失误;在他看来，中书侍郎既然是中书令的副手，就不该拱手听命，沉默不语。张说认为崔沔是对着自己来的，因此，也把他驱逐出朝廷。

张说聪明有才气，但他贪财好货，经常接受来之多方面的贿赂。随着地位不断巩固，也越来越跋扈。百官向他请示或禀报工作，凡是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他就当面硬给顶回去，有时候甚至公开斥责、辱骂大臣。由于张说霸道好强，不时地驳回吏部关于考选官吏的意见，干扰礼部和吏部的工作，致使选官制度出现混乱的局面。开元十三年，玄宗率领百官、贵戚及边塞民族的酋长东巡泰山。张说带领他所信任的中书省、门下省部分官员随玄宗登山。封禅大典结束后，照例要推恩封官，但这个权力的很大一部分掌握在张说手中，凡跟随他登山的亲信，不少人被越级提拔为五品官，而这种恩典其他官员是没有份的，日夜扈从的士兵也没有得到赐物。张说封赏不公，引起朝内外的不满和怨恨。

得势时的张说独断专行，容不得不同意见，但失势时的张说又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在他被姚崇挤出朝廷，失去执政的权力以后，内心充满着不安与恐惧，极力在朝臣中寻找同情者、庇护者。苏頲当时在相位，苏頲的父亲苏瑰生前与张说交游甚深，因此张说作《五君咏》诗，而其中一首就是纪念苏瑰的。张说还特意选在苏瑰忌日将诗献给了苏頲。苏頲览诗后忆起父亲的教诲及养育之恩，不禁呜咽流涕，同时也对张说另眼相看了。不久，苏頲就在玄宗面前大讲张说忠直有功，不宜长期地弃之外地。

对受到玄宗宠信的佞幸，张说也极尽献媚之能事。据说张说任荆州刺史时，与唐玄宗的家臣王毛仲往来频繁，关系密切，前后送去的财货金宝不可胜数。有一次王毛仲巡视边境来到天雄军，见到张说，张说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极力取悦于王毛仲。在盛大的宴会进行到耳热酒酣的时候，忽然传来圣旨，调张说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张说拜谢使者以后，便拉着王毛仲的手发疯般地舞了起来，最后又俯下身子，捧起王毛仲的靴子嗅了又嗅，出尽了丑态。

在封建时代的官场，玩弄权术是司空见惯的事。张说曾以此排挤过其他朝臣，但当他遇上大奸大猾时也就无能为力了。开元十四年，张说先后得罪了几个人，一是崔隐甫，一是宇文融。崔隐甫原任河南尹，玄宗欲委以重任，被张说以崔隐甫寡学少文所阻，只授予御史大夫一职。御史中丞宇文融也为张说所恶，宇文融的意见多次遭到张说的否定。在这一背景下，崔隐甫、宇文融、李林甫就串通一气，共同对付张说。他们上书弹劾张说的三条罪状是：私自勾结术士、和尚，多有不轨;怂恿、包庇心腹弄权纳贿;目无纲纪，不安本分，挥霍奢侈。玄宗览表大怒，下诏责令尚书省审查，并派军包围了张说的私宅。张说的哥哥张光亲自上朝，割耳出血为弟鸣冤，但审理的结果证明，崔隐甫等人所奏并非捏造。在这种情况下，玄宗派高力士前往张说家察看实情。高力士到后，只见张说蓬首垢面，卧于藁草之上，吃饭所用全是粗糙的瓦器，以这种自损自罚的方式表示服罪。高力士还奏玄宗时说：“张说往昔尽忠朝廷，对国家来说还是有功劳的。”玄宗也有同感，于是只罢免了他中书令一职，仍让他在集贤院专修国史。对这种处理结果，崔隐甫、宇文融感到不满，他们担心张说一朝东山再起对己不利，所以又在玄宗面前诋毁他。张说的仇人此时又专门撰述一篇矛头对准张说的《疾邪篇》，玄宗知道这些情况以后，于第二年就下诏让张说退休，但仍命令他在家修编国史。

张说为官其间，在政治方面并没留下多少可以传诸青史的贡献，但他长于文辞，精于典籍，朝廷重要文件多出其手，与苏頲(袭封许国公)并称为“燕许大手笔”。在重道崇学、改订礼仪、移风易俗方面颇多建树。

唐中宗景龙年间，已经担任工部、兵部二部侍郎的张说，因其母亲逝世而离职。后来朝廷命他起复并授于黄门侍郎，张说屡屡上表恳辞，坚持按礼仪之制服完母丧后再入朝视事。其奏表至哀至切，得到唐中宗的批准。当时礼制衰薄，风教颓紊，一般士大夫都以未终母丧被重新起用感到荣耀，唯独张说重礼仪、重孝道，坚辞不就，此举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誉。

在武则天时期，京师盛行一种名为“泼寒胡”的少数民族游戏。在举行游戏时，人们裸体舞蹈，相互混杂，泼水挥泥，以恣娱乐。这种有伤风化、违于中原传统礼教的游戏，在唐中宗时期又有漫延的趋势，连中宗皇帝也乐此之娱，他曾登楼亲自临视。张说对这种有伤大雅、但却登堂入席的现象感到忧心忡忡。他认为在四夷请和、使者来朝的时候，应该既示之以兵威，又待之以礼乐，不应该再搞这种令士大夫难堪的游戏。中宗接受了他的建议，从此，泼寒胡游戏在京师逐渐绝迹。

在古代，不少帝王要亲登泰山，举行祭天祭地的封禅大典，以求上苍的保佑和赐福。张说精于典籍，博通贯史，认为这是炫耀盛世必不可缺的礼仪活动。于是，他在开元十二年，首倡封禅之仪，并亲自引经据典草拟封禅的有关法度、礼节、仪式等细则上奏玄宗。在一切准备停当以后，唐玄宗于第二年年底率百官、贵戚、四夷酋长等，浩浩荡荡来到泰山。众多的官员、仪卫环列于山下，唯独张说等宰相、祭祠官员才享有陪同玄宗登山祭天的殊荣。封禅归来，张说又被授于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等重要职务。为夸示封禅大典的成功，玄宗还特诏张说撰写《封禅坛颂》，刻于泰山之上。

在玄宗朝，类似的活动还有过几次，每次都由张说首倡。开元十年，玄宗将巡幸并州(今山西太原)，张说忆起史书记载汾阴有汉武帝曾经祭祀过的后土祠。他认为这种祭土地的古礼久缺未行，建议玄宗顺路祭后土，为农祈谷。开元十四年，张说认为当时施行的“五礼”，虽然经过贞观时期和显庆时期两度修纂，但前后不同，颇有歧义。因此，他上言玄宗，请与学士们一起，讨论古今，删改施行，也得到玄宗的批准。张说首倡的这些活动虽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却显示了他贯古通今的卓越学识。

由于张说是一位饱学之士，所以他重学崇道。开元十三年，玄宗与中书门下及礼官、学士等欢宴于集仙殿，高兴地对张说说：“神仙之议都是些虚妄之论，朕所不取。但是贤能之士却是致治的根本，朕今天与诸卿合宴尽欢，就该将集仙殿改为集贤殿。”随即又下诏将丽正书院更名为集贤书院，规定凡书院中的官员，五品以上的为学士，六品以下的为直学士，以张说为书院之首。玄宗还准备让张说任大学士，张说诚惶诚恐地推辞说：“本来没有大学士之称，只是到了中宗朝，为了表示尊宠大臣才授此称号，对此尊称，我担当不起。”当时的集贤院集中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学之士，他们有的修撰国史，有的伴君侍讲、侍读，张说总领修书之事。朝廷给予这些学士以优厚的待遇，引起了中书舍人陆坚的不满。在陆坚看来，这些学士对国家并没有什么益处，只是白白地耗费许多资财。因此，他奏请玄宗停罢集贤院。张说对陆坚轻视教化、目光短浅的意见进行了驳斥，他说：“自古帝王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无不大事亭台楼阁之侈，声色狗马之好。唯有当今的天子崇礼义，重文儒，广招天下俊杰，亲自讲论典籍。这是所益极大、所费极小的千古盛事。陆坚之言，为何如此不识大体!”玄宗闻此雅论，更加重视张说而轻看陆坚。

张说崇学重道还表现在日常的生活中。在当时宫廷、官府和私人宴席上，按照成例，只有官爵高贵的人才可以先饮酒。后来，在一次集贤院举行的宴会上，张说对这种旧例提出异议，他说：“我听说儒学之人以道相高，不以官爵的尊卑为先后。唐高宗时期参加修史的共计十九人，长孙无忌虽然贵为高宗之舅父，但每次宴会上总不肯先饮。武则天时，在编修《珠英》一书过程中，参入其中的学士也无贵贱之别。”说完后，他建议引杯同饮，时人都钦佩他这种意见允当得体。

张说在其长时期的官宦生涯中，多次参入监修国史的工作。他在朝为相时参加修史不足为奇，让人称奇的是即使他被贬在外，或致仕归第，玄宗也委以修史之重任，有时还特命携带国史有关资料，随军修馔。

张说一生曾三次入朝为相，他为文俊丽，构思精密。尤其是他被贬到岳州时，诗作悽楚婉转，人们争相传颂。他更长于碑文、墓志，姚崇弥留之际曾嘱其子孙，让他们转请张说为自己撰写碑文。张说也能奖掖后学，引荐文学之士。在厘订礼仪、增损制度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在玄宗朝受到特殊的礼遇。开元十七年，当他再度拜相，复朝视事时，玄宗特命有司设音乐，出酒食。君臣欢饮之后，玄宗又挥毫赋诗以纪其事。唐玄宗本人也雅好诗文，他每有新作一定要请张说先读其手稿，并希望张说能代为润色。张说为了悼念其父，曾亲自书写碑文。玄宗阅后又亲自书写“呜呼，积善之墓”六个大字的碑额。如此宠重，其他朝臣罕有其比。开元十八年，张说患病，玄宗又每日派遣使者前往探视问候，并亲自抄写药方以赐之。是年十二月，张说病逝，玄宗立即在光顺门举行哀悼活动。为悼念这位颇有贡献的故臣，连开元十九年正月的朝会大典也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