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年8月8日－1884年11月18日），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铁三、憨寮，又号悲庵、无闷、梅庵等，所居曰二金蝶堂、苦兼室，浙江绍兴人。 据邹涛《赵之谦年谱》载，赵之谦21岁考取秀才。22岁入缪梓幕府。24岁，乡试未第。26岁，随缪梓到杭州。32岁至34岁，先后客居温州、福州，经上海至天津，再由天津到北京。自35岁至44岁，往来于北京、杭州、绍兴三地，先后共三次入京，四次参加礼部考试，均未能考中进士。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此后再也没有入京。45岁至49岁，客居南昌，担任《江西通志》总编。50岁任鄱阳知县。53岁迁奉新知县。55 岁客南昌。56岁调任南城知县，因患肺气肿哮喘病，卒于任上。

赵之谦工诗文，擅书法、绘画、篆刻，是晚清艺坛上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的全能大师。著有《悲盦居士文》《悲盦居士诗》《勇庐闲诘》《补寰宇访碑录》《六朝别字记》，其印有《二金蝶堂印谱》。

赵之谦的学书道路是：20岁前，学颜真卿《家庙碑》，日五百字。32岁客居温州后，倾心六朝古刻，尤其是得《郑文公碑》。35岁入京后，逐步地放弃了颜体而转向了北魏书法。他的篆书，最初源自邓石如、吴让之，其次受同事胡澍的影响，他能师法邓石如而不死守邓法，而是化邓法为己用。他对于隶书涉猎很广，从35岁至50岁以后，作品中皆有临汉碑者，先后临书有《石门颂》《樊敏碑》《三公山神碑》《刘熊碑》《封龙山碑》《武荣碑》《魏元平碑》《成阳灵台碑》，等等。他从颜楷入手，转学魏碑，又由邓石如篆书而上溯汉碑，最终形成自家面貌。他晚年所写的正书、篆书作品，沉稳老辣，古朴茂实。笔法则在篆书与正书之间，中锋为主，兼用侧锋。行笔则方圆结合，寓圆于方。结体扁方，外紧内松，宽博自然。平整之中略取右倾之势，奇正相生。赵之谦作品最多、传世最广的是行书。35岁前作品多行书，皆源自颜体，细审之，与何绍基似同出一辙，温文尔雅，雄浑而洒脱。36岁至37岁，开始改变这种颜体行书，而以北碑法试作行书，将北魏书笔法直接运用到行书之中，卷锋加侧锋转换为中锋，很难于连贯，因而行笔多牵强之处，转折不自然，笔力亦靡弱，他自己认为存在“起迄不干净”(《致魏稼孙函》)的毛病。到40岁前后，他独创的带有魏碑风神的行书自然老到而全然无生硬之处，虽笔力还不够浑厚，但行笔已无不畅。45岁以后，心手双畅，随心所欲，挥洒自如。50岁之后，赵之谦的各种书体均已达到了“人书俱老”的境界，在他晚年的作品中，行书占了八九成，是其作品之重心。

赵之谦在绘画方面擅人物、山水，尤工花卉。早期画风工丽，后取法徐渭、朱耷、扬州八怪诸家，笔墨趋于放纵，挥笔泼墨，笔力雄健，洒脱自如，色彩浓艳，富有新意。他的花卉画学石涛而有所变化，由于他书法功力深厚，线条把握精到，以这种富有金石气的笔法勾勒，粗放厚重而妙趣横生。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评曰：“赵之谦以金石书画之趣作花卉，宏肆古丽，开前海派之先河。”可见赵之谦的花卉画风对吴昌硕为代表的海派画风有直接影响。

赵之谦篆刻初学浙派，后追皖派，参以秦诏版、汉镜文、钱币文、瓦当文、封泥等，一扫旧习，形成章法多变，意境苍秀雄浑的独特风貌。他在44岁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分发江西时，决心要去做一位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为此，他放弃了自己经营多年的篆刻艺术。在壬申春(44岁)为潘祖荫刻“金石录十卷人家”印，又为胡澍刻下“人书俱老”印之后，南下江西赴任，从此就“誓不操刀”(张鸣珂《寒松阁谈艺琐录》)。54岁时，为好友潘祖荫刻“赐兰堂”印，刻款中称：“不刻印已十年，目昏手硬。”这是赵之谦赴江西之后所刻的唯一印章，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方印章。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不到四百方印作，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巅峰，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齐白石等篆刻大师，直至现在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