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光绪八年(1882)中举。十一年，入台湾巡抚刘铭传幕。十七年，旅居上海。二十四年，入张之洞幕。从日本人河濑如侗学日语、经济学、数学。编《商务》杂志，译日本著作。著《戊戌变法榷议》，主张各省设陆军学堂，实行印花税，发展农业，翻译西方著作。二十七年，著《货币论》，译日本《商律》。次年，应经济特科试，未中。三十三年，任官报局总编、学部主事。宣统二年(1910)，与赵熙等在北京结诗社。1913年回乡结秋社。晚年曾任厦门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教授，在家乡组织说诗社。论诗史创“三元”说，即以唐玄宗开元时期、唐宪宗元和时期与宋哲宗元祐时期为诗史上的三个高潮，以“清苍幽峭”与“生涩奥衍”为诗史上的两大派别。论诗歌的社会作用，提倡非功利主义。以为诗歌是荒寒之路，无关乎利禄。论诗歌风格往往折衷诸说。以提倡“同光体”诗派与评论诗歌而著称于世。诗多为纪游、写景之作，亦有咏史与怀古之作。虽提倡“同光体”，推尊郑孝胥、沈曾植，己诗却平实质朴，极少用典。潘飞声曰：“石遗诗思新意远，非近日墨守宋派，务为艰涩者所能道”(《在山泉诗话》卷四)。李肖聃曰：“石遗论诗甚精，而自为诗则拘于才气，而以格律自苦”(《星庐笔记》)。著有《石遗室诗》三卷、补遗一卷、《石遗室诗续集》六卷、《石遗室文集》一二卷、《石遗室诗话》三二卷等。并编有《金诗纪事》、《元诗纪事》、《近代诗钞》等。生平事迹见陈声暨《陈石遗先生年谱》等。

陈衍中国近代诗论家及诗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1882年中举后，即在各地教学、参幕。居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幕府最久。1898年春入京时，受维新变法思想影响，著《戊戌变法榷议》十条。不久，即被张之洞邀往武昌，任官报局总编纂。1907年调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1910年春，在京与诗友结诗社，历时年余。清亡后，往来南北讲学、著书，曾执教厦门大学。除此前完成的《元诗纪事》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述有《石遗室诗话》、《福建通志》、《闽侯县志》、《近代诗钞》、《宋诗精华录》、《辽诗纪事》与《金诗纪事》。晚年寓居苏州，与章炳麟等倡办国学会，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生平著作尚有《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集》等。陈衍一生致力于诗歌研究，而对于诗坛影响最大的，便是鼓吹学宋的“同光体”诗歌。这标志着他的文艺观仍属于旧文学体系，与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走的不是一条路。他的诗论也带有时代的印记，不过不是中西文化交汇的新风尚，而是晚清这个封建社会行将没落的衰世气象。陈衍已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近代诗钞·序》称王士祯、沈德潜“生际承平，宜其诗之为正风正雅”，而己身处乱世，“变故相寻而未有届，其去《小雅》废而《诗》亡也不远矣”，故名此期诗为“变风变雅”。“同光体”诗的“宁艰辛，勿流易，宁可憎，勿可鄙”(《重刻晚翠轩诗叙》)，或如其所标榜的“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何心与诗叙》)，正是“变风变雅”的典型表征。在对于诗与诗人的定义上，陈衍同样表现出一种冷落的心境。他认为，诗是“寂者之事”：“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肯与周旋，必其人之贤者也。”(《何心与诗叙》)因此，他把诗歌创作看成十分清高的事业。这种说法从积极的一面说，是肯定了诗人的独立性，而其消极意义，则表现在容易产生脱离现实的倾向。陈衍反对“文必载道，非是，不作可也”的旧说，对《左传》所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之事也有新解，以为“德、功，非言莫传也”(《复赵尧生书》)，充分肯定了文学有其独立存在的崇高价值。然而他又从否定“以道自命”进而要求文学放弃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反映与干预。陈衍本人作诗曰：“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杂感十七首》之四)对于倾吐忧国忧民之忱的“诗史”、“讽喻”一类作品，他也颇有微词。不只陈衍，“同光体”诗派的诗人、诗作也大多缺乏现实感，寄情山水之外，便是埋头书卷，创作路径很狭窄。而以学问语入诗、从书本中找诗料，更是“同光体”诗派的突出特点。陈衍论诗也极为重视诗人的学术修养，以致把有无学问看作能否开口吟诗的先决条件。他抓住南宋诗论家严羽“诗有别才，非关学也”的话大作文章，针锋相对地提出：“诗也者，有别才而又关学者也。”(《瘿唵诗叙》)重心显然落在后者。因此，他才会推许“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近代诗钞·序》)为诗歌的最高境界，并把读书视为济诗之穷的重要法宝。陈衍所宣扬的“同光体”明显带有复古的色彩，不过，在其诗说中，仍时时作变化出新之论。如曰：“然事物之理日出而无穷，体会之神日入以无厚，古人所未及知、未及言也，善言者最古人所以言之法，弃取变化而言之，则生古人后之幸耳。”(《复赵尧生书》)但实际上，陈衍更注重细致入微的感受与表达方式的翻新，其《石遗室诗话》便是最好的证明。这使他以及他所代表的“同光体”诗派只可能与古人声貌略有不同，却并无实质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