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守益(1491-1562) ，明哲学家，字谦之，号东廓。江西安福人。正德六年(1511)进士，被授以翰林院编修之职。第二年他去赣州讲学。后来因上疏劝谏皇帝而被杖责。官至太常寺少卿、兼侍读学士，出掌南京翰林院，为国子祭酒。他曾参与王守仁平定“宸濠之乱”。在学术上，邹守盖早年曾学宋程朱，崇奉理学。后来师事王守仁，并笃守王学致良知说，是王学的主要传人之一。他主要将王守仁的“良知”说向事上磨练的躬行方向发展，并在“王门后学”中形成了以他为首的“良知修证派”，构成了与其他三派(良知现成派、日用派、归寂派)不同的特色。他常与钱德洪、王畿、湛若水等同窗，相互切磋问题。他继承了王守仁的良知本体论，认为“良知”是一个虚灵永恒的本体说“良知虚灵，昼夜不息，与天同运，与川同流”(《东廓语录》)。他将“良知”区分为体与用，并将其同孟子的“四端”说及宋儒的人性论结合在一起，认为良知之体是“天命之性”，是“指其精神灵觉而言”;良知之用则表现为孟子所说的“四端”善性，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等。在道德修养方面，邹守益认为修养的重点在于克服扫除本心的障碍，保持、恢复至善的良知本体即“致良知”，并认为“致良知”的主要方法就是“慎独”，“戒惧”。他说：“吾心本体，精明灵觉，浩浩乎日月之常照，渊渊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滞碍，扫而决之，复见本体。古人所以造次于是，颠沛于是，正欲究此常照常明之体。”(《与君亮·伯光》)他要求“一有障蔽，便与扫除，雷厉风行，复见本体”(《答徐子弼》)。邹守盖还将宋儒的“主敬”说与王守仁的“致良知”说结合起来，主张“致良知”就是通过“主敬”以恢复本心之善。他说：“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与胡鹿崖》)邹守益对传统的“王门四句教”给予了否定，认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无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并非王守仁本人的思想，而是钱德洪、王畿两人的思想凑合而成的。他对“天泉证道”作了与王畿的《天泉证道记》不同的记载：王守仁奉命去征广西时，钱、王二人为他送行，王守仁便问二人近来学习有何心得。钱德洪说：“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畿说：“心无善而无恶，意无善而无恶，知无善而无恶，物无善而无恶。”王守仁说：“洪甫(钱德洪)须识汝中(王畿)本体，汝中须识洪甫功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青原赠处》)此外，邹宋益还反对程朱以“形而上”与“形而下”来区分“道”与“器”的做法，认为“道”“器”乃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他说：“盈天地皆形色也，就其不可睹不可闻，超然声臭处指为道，就其可睹可闻，礼物不遗处指为器，非二物也。”(《东廓语录》)在人性问题上，他将宋儒所说的“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统一起来，指出所谓“气质”就是指目睹、耳闻、身行等感性经验行为，“天性”必须依附于“气质”。他说：“天性与气质，更无二件”;“除却气质，何处求天地之性?”(同上)著作有《东廓集》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