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清之（1176年11月2日—1252年1月1日），字德源，南宋庆元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曾两次任理宗赵昀的丞相，极有文才，崇尚理学，颇有治国为君之言，但无安邦定国之行，政绩平平。

少年时代的郑清之，聪慧颖悟，极有文采。嘉泰二年(1202)入太学。36岁的时候登进士第，官做峡州(今湖北境内)教授。

当时南宋朝廷偏安江南，隔淮水与金对峙，湖北已属边境，不断受到金人的侵扰。南宋为求苟安，又割地又赔款，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再加上连年旱蝗灾害，人民流离失所，纷纷起义，朝廷捉襟见肘，各地官吏乘机鱼肉百姓。湖北的茶商聚众暴动，郑清之献计对总领何炳说：“这些人非常精悍，不易镇压，应当把他们拉拢过来，编成士兵，战事吃紧的时候可以起用。”何炳听从了他的建议，立即下达招募令，人们纷纷而来，号曰“茶商军”，随后调到边境参与戍守。这可是一石二鸟之计：一方面，安抚了人心，消除了内忧;另一方面，壮大了抗金的力量，可谓棋高一着。

戍边的名将赵方，不仅带兵有术，而且留意人才，知名人士陈、游九功与名将扈再兴、孟宗政皆由他提擢。他非常器重郑清之。《宋史》记载这样一个故事：一次，赵方邀清之一起吃酒，席间，命两个儿子赵范、赵葵出来拜见。但是赵方拉着郑清之不让他答谢回拜，这在当时是不合“礼”的，郑清之只是一个峡州教授，并且赵方还以二子相托，可以推测，这时的郑清之已经很有名气。

嘉定十一年(1218)，郑清之调任国子监书库官。嘉定十六年，升迁国子学录。郑清之因学识渊博、满腹经纶而誉满京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引起了史弥远的注意。

皇子竑，初名均，寻改名贵和，是宁宗第十子。嘉定十四年(1221)被立为皇子，封祁国公，次年进济国公。他向来看不惯丞相史弥远的专权误国，发誓即位后，一定要先除掉史弥远。对此，史弥远非常恼怒，觉得皇子是自己的大敌，遂想废掉他，另挑一个与自己关系好的人作皇子。

史弥远选中了沂王后嗣赵贵诚，他知书识礼，对史弥远非常尊重，每次见面一定自称小侄向其行礼，并且好学不倦，洁身自重，每次上朝，都肃衣整冠，静默以待，深得朝野赞许。史弥远决定对贵诚刻意培养。

谁来教导未来的王子呢?史弥远想到了国子学录郑清之。一是同乡情谊(史弥远也是浙江宁波人)，不致泄密，二来郑清之的确腹有诗书，冠盖京华，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于是史弥远邀郑清之密谈，对他说：“皇子竑昏愦，不能担当大任，听说沂王嗣子贵诚很贤能，如今想挑一位讲官，你最合适，请你循循诱导，事成之后，我的丞相交椅非你莫属，但是这些言出我口，入你耳，务须保密。”郑请之欣然应允。不久，史弥远上奏宁宗让郑清之担任了沂王府教授，开始着手栽培贵诚。

在史弥远的授意下，郑清之每天辅导贵诚读书习文，研究理学。每次拜见史弥远，郑清之都带着贵诚的诗文翰墨，赞不绝口，用“不凡”二字来形容贵诚，这更加坚定了史弥远立贵诚为皇子的决心。

嘉定十七年(1224)阴历八月，宁宗染病很重，史弥远假诏将贵诚召入宫中。郑清之对贵诚说：“丞相准备立你为太子。”贵诚一愣，半天没吭声，郑清之急了，说：“史丞相认为你可成大器，才将心腹话相告，现在你一言不发，我拿什么回复丞相?”这些话，一半是威胁，一半是相求，谁都知道不依史弥远是什么下场，再说贵诚也确实想当皇子，况且自己的老师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自己还怕什么呢?于是便全托付给史弥远和郑清之两人去办。

五天以后，宁宗病危，史弥远便矫诏立贵诚为皇子，改赐名为赵昀。紧接着，郑清之也随赵昀到宁王府任教授，并且升迁太学博士。

又过了五天，宁宗病死在福宁殿。赵昀被推上皇位，是为理宗。此时的郑清之，既是皇帝的老师，又有定策之头功(据《宋史》记载，当时的诏旨皆由清之所定)，以后自然会飞黄腾达了。

理宗继位后，史弥远继续专权，其死党充斥朝廷，理宗根本无法插手过问政事，只能与老师郑清之每日在宫中研习道学，读书习文。理宗本是沂王之后，年纪又轻，初来皇宫没有多少人能谈得来，整日又无朝事可理，对于自己这位博学多识的老师，既尊敬又感激。二人相处久了，颇为默契，理宗视之为知己，不断提升，让郑清之时刻伴随自己左右。比如：理宗一即位，立即封郑清之为诸官大小学教授，升迁宗学博士、宗正寺丞兼权工部郎，兼崇政殿说书。同年，又改兼兵部兼国史院编修官，宝录院检讨官，迁升为起居郎，仍兼史官、说书、枢密院编修官，感恩戴德之情不言自明。

宝庆二年(1226)，郑清之权工部侍郎，暂权给事中，后又任给事中，侧身执政之列。仅过了两年，到绍定元年(1228)，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签书枢密院事等要职，同时兼修国史、宝录院修撰、端明殿学士。绍定三年(1230)授官参知政事兼签书枢密院事。次年又兼同知枢密院事。绍定六年史弥远死，理宗于是任命郑清之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这年郑清之53岁。

郑清之自与史弥远废济王竑拥立赵昀后，短短几年内，仕途通达，官运亨通。史弥远的专权朝政给了清之与理宗朝夕相处的机会，使理宗在受冷落的情况下倍加视其为心腹，进而屡加提拔，才使他没几步就登上了右丞相兼枢密使之宝座。

史弥远死后不到半月，理宗就下诏宣布明年为端平元年(1234)，以示改元更化，亲自料理各种政务，独断专行。身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郑清之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欲要有一番作为。

君臣二人首先把史弥远的死党驱出朝廷，然后大赦天下，召回了名士真德秀、魏了翁、崔与之，君臣欲振兴朝政。

正是这一年，蒙古派来使者联合南宋灭金，理宗一心为祖上雪耻，郑清之也想牛刀小试，贸然同意蒙宋结盟。

在南宋和蒙古的夹击下，金很快灭亡了。蒙古也按照盟约开始撤兵。理宗在太庙隆重地举行仪式，告慰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忘形庆祝。这时，大臣赵葵建议趁蒙军撤退之际，出兵占领三京(指北宋时的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应天府)，郑清之竟非常支持，也打动了理宗的心，遂下令出兵。这时三京已被蒙古军队洗劫一空。由于宋军粮运不继，军粮缺乏，再加上汴堤决口，洪涝泛滥，参加北征的宋军便很快被蒙古军所击败。“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由于南宋的违约背盟，便给蒙古一个南侵的借口。

端平二年(1235)六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分道进兵，大举侵宋。郑清之引咎请求辞职，倒是理宗念及恩情，降职留用，拜特进、左丞相兼枢密使。端平三年八月，蒙古军攻破德安(今湖北安陆)。九月，又破兴元(今陕西汉中)、大安(今陕西汉中西)，长驱直入四川。

四川一带，唐宋以来富甲天下，南宋初年虽屡遭金军的破坏，仍是重要的经济区。每年上交户部三司赋税500多万贯，四总领所2500余万贯，金银、绫绢之类还没计算在内。财赋税收入在这个疆土日蹙的偏安王朝中举足轻重。现在，蒙古军频繁出入四川，全川各地遍遭蒙军铁蹄践踏，所存州县无几，国家财政更是雪上加霜，十分困窘，人民怨声载道，纷纷上书谴责作出错误决策的丞相郑清之，骂他为“端平败相”。郑清之深明自己的处境，极力请求辞职。迫于压力，理宗不得已罢免了郑清之左丞相的职位，给他一个提举洞霄宫的闲差。

郑清之乐得逍遥自在，日夜与宾客门生徜徉于山水间。虽然不能掌权执政，却没少了荣华富贵、声名权势。嘉熙三年(1239)，被封为申国公。第二年，赐御书“辅德明谟之阁”匾，又赐缗钱十万盖宅院。理宗对郑清之的确恩宠有加。

淳祐元年(1241)，蒙古大汗窝阔台病死，蒙宋双方议和停战，战争暂告一段落。此时理宗身边缺乏栋梁之材，朝中大臣都不称心意，无人替他分忧，于是，战争一停息，又开始起用郑清之，郑虽极力推辞，但仍在淳祐四年被任命为少保、观文殿大学士、醴泉观使兼侍读的职衔，进封卫国公。淳祐五年正月，又升任少傅，进封越国公。没过多长时间，郑清之的儿子郑士昌病死，老年丧子，郑清之非常悲痛，执意乞求归田，理宗竟没有答应，官升一级，拜少师，并赐西湖渔庄。

从嘉熙三年(1239)开始，理宗任命乔行简为平章军国重事，李宗勉为左丞相，史嵩之为右丞相。乔行简年届80，遇事模棱两可，无好无恶;李宗勉尚能清谨守法，公平处理政事;右丞相史嵩之却受他叔父史弥远的影响，喜欢专权。一旦乔行简告老，李宗勉去世，史嵩之便一手遮天。太学生多次上书，众怒难犯，理宗只得另任命范钟、杜范为左、右丞相兼枢密使。然而杜范在位80天就得重病去世。淳祐六年(1246)，左丞相范钟因涉嫌谋杀杜范等人被迫辞职，右丞相游侣也多次上书乞求归田。朝中不能没有丞相，理宗便想起用史嵩之，殿中御史章王炎、右正言李昂英、监察御史黄师雍一起上书，弹劾史无君无父，罪行恶劣，虽死难赎。翰林学士李韶也抗疏力阻，理宗不得已放弃了任用史嵩之的主张。

继相乏人，淳祐七年(1247)，理宗只好请郑清之重新出山，并拜官太傅、右丞相兼枢密使、越国公。此时清之已经是71岁的老人，无意朝政，放浪湖山，自号“安晚”。理宗多次派出宫中内侍催促，只好勉力赴任。拜相之后，力不从心，政事多交给他的侄孙郑平原代理，他的妻、子趁机纳贿，引起许多人的非议。淳祐九年，又任左丞相兼枢密使，拜太傅。淳祐十年，任保宁节度使，充醴泉观使，封齐国公，接着告老引退，不久病死，终年75岁。理宗辍朝三日以示悼念，特赠尚书令，追封魏郡王，赐谥号“忠定”。

郑清之既是理宗的老师，又有定策之功，一生声名显赫。两次任相都有顺其自然的因素，然又为当时的局势所决定。空有力挽狂澜之志，但没能改变内忧外患的政局，可以说在丞相位没谋了丞相政。然而郑清之学识渊博，能从理学中阐发古圣先贤的深刻哲理，来教导告诫理宗治国为君之道，做理宗的老师倒是非常合格的。

郑清之在理宗做太子前就是他的老师，深为理宗所敬仰。即位后，理宗不理朝政，君臣二人在后宫研习理学，交往更加密切，情若父子。理宗经常拿一些日常生活小事来请教清之。一次，理宗听到有人议论自己穿鞋浪费，便问郑清之：“我的鞋不破不换，为什么还招来诽谤呢?”郑清之回答：“节俭与浪费是相比较而言的，孝宗和高宗相比，当然节俭多了。宁宗自奉如寒士，你和他相比，须超过他才能显出你的节俭来。”理宗点头称是。自此，理宗非常注意厉行节约。

郑清之曾给理宗讲读《仁皇训典》，告诫理宗：先帝仁宗、孝宗在位时之所以天下太平、国势强盛，是因为二帝英明仁厚，要理宗继承祖先遗训，发扬光大。理宗在位期间，几次下诏大赦天下，开仓放粮，救济百姓，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统治阶级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淳祐十年(1250)，郑清之进《十龟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学，三崇俭，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谨微，八察言，九惜时，十务实。又上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难，天怒可忧而以为易，天休可喜而以为难，何哉?盖忧可惧心生，惧则怒可转而为休;喜则玩心生，玩则休或转而为怒。”皇帝大喜，命史官记录下来，载入史册。

郑清之是理论大家，也是忠心耿耿的大臣。在他任提举洞霄宫闲差时，听到边境形势紧张，便上书理宗：不要过分后悔当初贸然出兵的决定，以免伤了身体，影响大事。其心殷殷，其情切切。就是在他病重的那年冬天，仍惦记着天不下雪会影响理宗的情绪，一下雪，便命人捧雪到床边看，欣慰的说：“皇帝见百官贺雪，一定非常高兴。”言行之间流露出对皇帝的忠诚。

理宗也视郑清之为近臣，每当郑清之请求辞职，理宗都极力挽留，对他眷顾不衰，屡加晋封，为了表示对郑清之的看重，竟在淳祐六年为他破了祖宗先例，允许郑清之功及祖先，追封他的高祖郑洽为太保。

理宗在位期间，由于蒙宋战争，国家财政十分紧张。为了戍边，不断地增设军队，不断地来回调防，徒徒消耗了不少军晌，一些统兵大员也趁机捞取钱财，郑清之思虑变通之法，命枢密院按时间、缓急、道路远近调防，并变革军队编制，来节省政府开支，收到一定的效果。

当时各路军队非常缺盐，执掌大权的盐官妄自抬高盐价，提高盐税。郑清之罢了盐官的职，并令他们交出非法所得钱财，上缴国库，对一些混水摸鱼的官员也严加惩罚，勒令拿出数倍于所得上交国家。还停罢沿江船税，保证军队的供应。

这些就是郑清之的政绩。不能算什么大的改革之举，但就当时的局势———奸佞当道、小人得势来看，没有不畏强暴，一心为国之心是不会如此做的。

郑清之作为皇帝的老师，又有定策大功，理应官场得意，权倾中外。虽然登上宰相之位，但很快便自行引咎降职，这份心胸与同时代专权横行的史弥远、贾似道之类相比，不知要好出多少倍。

更难得的是，退位后，不思芥蒂，依然故我，按自己的标准向皇帝论道讲史，丝毫没有居功生怨的意思，更没有拉帮结派，向皇帝进谗言，借以打击别人。这样伟大的人格力量在南宋官吏中是不多见的。汤中曾经论事攻击过郑清之，等到郑清之再相，汤中怕受到报复，便请求辞职，清之极力挽留他，闭口不谈过去之事。徐清叟曾上书理宗判过郑清之的罪，但清之觉得他是个人才，再相时极力提拔他。郑清之用人不计个人得失，从国家大局出发任用贤德有才之人，足以证明他是一位仁人。

郑清之辅佐理宗，是理宗任命的丞相中比较清正的一位，对理宗的影响也很大。虽然灌输的理学没能拯救南宋，这只能说明郑清之不是一个好的实践家，却掩没不了他理论家的光彩。

郑清之文采极佳，奏疏之类多不留底稿，有《安晚集》60卷遗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