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容（1885年—1905年），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原名绍陶，又名桂文，字蔚丹(一作威丹)，留学日本时改名为容。他是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革命军》一书的作者，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生于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他的父亲邹子璠，是个拥有巨资的富商。
1891年，刚满六岁的邹容进私塾读书。十二岁参加县里的童生考试，因主考官出生僻题目刁难考生，他非常气愤，用拒考进行反抗。1898年，在重庆跟日本人学习英、日语，获得机会阅读资产阶级的书报，接触到西方民主学说，吸收新的思想，打开了眼界。
同年6月开始的戊戌变法，使邹容大为激动，他很同情维新派。在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天演论》、《时务报》等新学书刊，增长了民主要求，开阔了政治视野。同年9月，变法失败，邹容悲愤异常，对主张流血变法、慷慨就义的革新志士谭嗣同特别敬仰，常悬其遗像于座侧，并题“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的悼念诗以自勉。这首诗，虽然设有摆脱英雄造时势的唯心史观，但鲜明地表达了邹容对新旧事物的爱憎，和他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坚强意志。
从此，少年的邹容便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宣布：“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提出了“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的疑问，勇敢地反对封建科举制度。他在重庆吕翼文主办的经学书院学习期间，对孔孟儒学进行了大胆的抨击，“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因而被吕翼文开除。此后，他更加鄙弃“旧学”，一心向往“新学”。
1901年夏，邹容到成都参加官费留日学生考试，被录取。由于邹容敢于接受新思潮，主张革新，清四川总督奎俊竟以“聪颖而不端谨”的罪名，在留学生临出国前宣布取消了他官费留学的资格。
邹容被开除后，毫不气馁，更加坚定了到外国去追求新知识的决心。他于同年9月，到上海进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广方言馆”补习日语，准备自费到日本留学。在广方言馆学习期间，他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危亡，看到祖国大好河山沦落在外国侵略者的铁蹄之下，而同学中某些人却只知升官发财、对祖国的安危无动于衷，他极为愤慨，曾书写别人的诗，借以述怀：“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邹容把自己的悲痛和愤懑寄托在书录的诗句里面，深重的民族灾难激励着他更加发奋努力。
邹容在争取自费留学的过程中，遭遇到亲族的种种阻挠，他舅父刘华廷以谭嗣同被害为例相恫吓，并以“将英文读好”，“吃着不尽”(意即当买办)相诱惑，要他放弃留学。邹容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坚定意志，他认为刘是“一直顽固，所发之论，全无生气”，“总总谬论，不堪入耳”，并果断地表示：“虽粉身碎骨不计，乃人之义务也!”他冲破了重重阻力，毅然踏上自己选定的道路。
1902年春，邹容离开沉闷的广方言馆，到了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他结识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革命青年，又阅读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及《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和革命历史的书籍，进一步提高了革命民主思想从而积极参加留学生的革命运动。1903年的春节，留日学生在东京举行团拜大会，邹容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人们反对腐朽的清朝政府。此后，凡留日学生开会，他每会必到，到必争先演说，很快成为留日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反对清朝封建腐朽统治的最年轻的激进分子。为了传播革命思想，唤起国人觉悟，他还参照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美国独立的自由平等学说，结合中国情况，开始着手编写鼓动资产阶级革命的通俗读物《革命军》。当时，清朝政府的南洋学生监督姚文甫，在日本破坏留学界的革命活动，迫害留学生，作恶多端，民愤甚大。1903年3月，邹容乘姚生活腐化激起众怒的时机，偕同几个留学生痛殴姚文甫，并称欲取其头，以惩其恶。吓得姚魂不附体磕头求饶，哀乞宽大，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辫。”将其辫发剪掉，悬于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并在其旁大书：“禽兽姚文甫之辫。”事后，姚文甫通过清政府驻日公使准备对邹加以谋害，他在友人劝阻下离日回国。
这一年4月中旬，邹容回到了上海，住在“爱国学社”，和章炳麟建立了友谊。邹容的志气和才能得到章的赏识，被亲昵地称为“小弟”。在章炳麟的帮助和影响下，邹容的革命民主思想日渐成熟，积极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1903年4月27日，他在张园召开的拒俄大会上，就反对沙皇俄国对我东北三省的侵略问题发表议论，犀利激昂，滔滔不绝，深获与会爱国者的好评，许多学生纷纷要求入会。
也就在这个月，他奋笔疾书，续写旧稿，完成了富有战斗性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革命军》。全书约有两万言，分做七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革命诸问题。序末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章炳麟为它写序，称它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这本书由几个革命党人集资，于1903年5月在上海出版。
邹容在这本充满着爱国热情的书中，以激烈的言词，明白流畅、痛快淋漓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宣称革命是“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指出献身革命是每一个人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论男女，都要“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邹容在这本书中大力宣扬了资产阶级的革命主张，号召人民起来学习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跟封建主义进行斗争;并“模拟美国革命独立之义”，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建立“中华共和国”的革命纲领。虽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在这本书中主要宣扬的还只是基本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革命加上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而且其中尚有不少偏颇之处;但在当时，这种与改良主义针锋相对的革命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弦，武装了革命者，成为激发广大人民走向革命的“教科书”。《革命军》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起了“振聋发聩”的号角作用，它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清朝统治者对《革命军》一书问世惊惶万分，认为“此书逆乱，从古所无”，作者邹容和作序人章炳麟“劝动天下造反”，“尤非拿办不可”。1903年6月，因《革命军》而引起的所谓“苏报案”事件发生。同月30日章炳麟被捕，邹容不愿让章一人承担责任，愤然于7月1日挺身而出，到巡捕房投案。他在敌人的会审法庭上，慷慨陈词，坚强不屈，使敌人狼狈不堪。英租界当局竟无理地对他宣判“永远监禁”，在社会舆论猛烈抨击下，1904年5月又宣布改判刑两年。1905年4月3日，邹容在帝国主义的迫害下，死于上海租界华德路提篮桥狱中。由友人刘季平葬于上海华泾黄叶楼，时年方二十岁。“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8]这位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狱中，犹念念不忘革命事业的成败。临终之前，他在《绝命词》中，渴望的仍然是“愿力能生千猛士”，埋葬清王朝。
邹容死后，人们哀为“国殇”，很多人悼念他。《革命军》一书的传播更为迅速和广泛，风行国内外，各地纷纷翻印，印数达百万册以上，在清末革命书刊中占第一位。191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追赠邹容为“大将军”，表彰他的革命功勋。生前的“马前卒”，死后的“大将军”，概括了邹容的革命历史，也是《革命军》的历史。其著作编为《邹容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