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瞻基(1398—1435) 年号宣德。仁宗朱高炽长子，母张氏。永乐九年(1411)被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立为太子。1425—1435年在位，共10年。洪熙元年(1425)奉遗诏即位，宣德十年(1435)病亡，年38岁。

朱瞻基刚登位，汉王朱高煦便袭成祖“靖难”故事，斥责朝廷违背祖制，并于宣德元年(1426)八月在山东乐安起兵反叛。朱瞻基接受大学士杨荣的建议，令其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杨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率军亲征。高煦闻讯大骇，不战自降。朱瞻基命中官押高煦父子回京，废为庶人。平叛之后，群臣力主移兵彰德(今河南安阳)，袭击赵王高燧，以求朝廷永安。但大学士杨士奇进言说：“赵王没有连谋之罪，而且同为皇上亲叔，有罪的不可免，无罪的就要好好对待”。朱瞻基便采纳杨士奇的建议，派人将众大臣伐赵的奏章送与赵王，迫使赵王献出护卫谢恩，消除了威胁。

朱瞻基信任内阁，重用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并协同户部尚书蹇义、吏部尚书夏原吉共同整理朝政。政府机构在他们手中正常运转，一时人民安乐，国内升平。

朱瞻基认识到连年征战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便实行与边境诸国和平相处的原则。在北部边防上，沿用仁宗时改攻为守的策略，接受鞑靼阿鲁台部和兀良哈三卫朝贡。在南边，自交趾设立以来，人民不服，战事不断。他登位时，交趾正遭黎利之叛。许多大臣主战。内阁大学士杨荣却奏道：“永乐中费数万人命得此，至今劳者未息，困者未苏，发兵之说必不可从。”朱瞻基深表赞许，决计不顾“委弃祖业”的责难，尽快结束这场牵延岁月、徒耗国力的战争。宣德元年(1426)四月，朱瞻基命王通为交趾总兵官，授意他以战迫和。黎利恃强力拒，连挫明军。但明军援兵不断，黎利难以支撑，遂与王通立坛为盟，奉表请和。朱瞻基决定撤兵，复交趾为安南国，封黎利为安南国王，改变了前朝对交趾欲取不得、欲罢不能的被动局面。

宣宗即位，上距开国已近60年。明朝统治机构渐渐发生变化，任官渐重科目，由科举入仕者大为增加，吏官考满，也多依年资升用。永乐一朝，南北用兵频繁，又有迁都之举。因营造、催役、运粮、采木等事，额外增设官员，到宣德初，“藩、宪二司，府、州县官，比之原设倍而又增”。官吏更利用征调采办之机，谋取私利，对社会造成危害。朱瞻基和内阁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吏治存在的问题，看出流弊之起，实在于在京诸司，决定首先整顿中央机构。宣德三年(1428)三月，朱瞻基分别敕谕五府、六部和北京行府、行部，责令清革前弊。同年六月，他采纳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建议，整肃都察院。惩治以贪墨为时论所鄙的都御史刘观，命通政使顾佐代替他。责成顾佐澄汰御史，并从重惩处一些违法大臣，使都察院“宪台为之廓清”。他还命邵玘为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段民等人为南京户、兵、刑、工等部侍郎，考察南京官吏，惩治贪污腐败。

朱瞻基对中央机构又进行精简和裁冗。宣德三年(1428)八月，他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裁革了永乐初设置的北京行后军都督府和北京行部。宣德八年(1433)八月，裁撤北京户、兵、工三部以及大理寺、光禄寺这些中央机构的郎中等官77名。对中央诸司的整顿，控制了官吏贪纵枉法的行为，振作了朝风。

在地方上，朱瞻基认为“郡守皆由资格，多不胜任”，命部、院大臣荐举属官充任知府。宣德五年(1430)五月，委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况钟等9人，分任南直隶苏州、松江、常州，浙江杭州、温州，江西吉安、建昌，陕西西安，湖广武昌等九郡知府。同年十一月，又委任给事中薛广等25人为知府。这些廷臣在地方上大多能针对所治府份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措施，整顿吏治，抑制豪强，加强了地方统治机构。

在地方官制上，朱瞻基创设了巡抚制度。宣德五年(1430)九月，由大臣荐举，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省巡抚，分任于谦巡抚河南、山西，周忱巡抚南直隶，赵新巡抚江西，赵伦巡抚浙江，吴政巡抚湖广，曹弘巡抚北直隶。初设巡抚侍郎，是为了整理赋税，渐因事权之重，对地方行政、监察乃至军务，几乎无所不涉。后来，为方便行事，才使巡抚兼都察院衔，制度渐臻周备，明清两代的督抚制度，便是从这时开始形成的。

他为了提高官员的质量，洪熙元年(1425)九月，诏令会试分南北卷，“取士不过百人，南人16，北人14”，并规定各地乡试名额，来限制取士人数。同时，对监生和府、县生员实行精简，通过考试，将“鄙猥无学”而又“食廪多年”者发充为吏，或罢为民。宣德七年(1432)三月，又规定进用考满吏员，必须通过考试，分为三等，“一等如资格用，二等未入流内用，三等罢归为民”，从优选取。他还几度重申保举令，以获取有用人才为政府效力。

在整顿统治机构的同时，他又采取一些减轻民困的措施，以求社会安定。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他在“皇长子生诏”中规定，宣德三年税粮“以十分为率，蠲免三分”，蠲免数量近1000万石。各地灾蠲亦多所实行，范围或一府一县，或数府乃至一省数省，数量从几千石到几百万石不等。宣德二年(1427)免陕西本年秋粮。宣德九年(1434)，他又免南北直隶、湖广、江西、河南本年秋粮的十分之四。

苏松重赋一直是前朝比较突出的问题。宣德五年(1430)二月，朱瞻基和大学士杨士奇在遂项议定的“宽恤”诏中，为各地官田减免粮额定例。周忱、况钟马上引用这道诏书，请求减免苏松等府重租官田粮额。宣德七年(1432)，朱瞻基下诏免去苏州府粮额721000余石，所减之数超过原额的四分之一;松江府粮额大略“减去十之二三”，所减之数将近30万石，江南民困有所缓轻。

由于苏松重赋和连年灾荒，人民流离失所，流民现象日益严重。这引起了朱瞻基的注意，他多次颁布有关安置流民的诏令，增加流民回籍复业的措施，规定流民附籍的条件。宣德三年(1428)四月，他对户部尚书夏原吉表示，应准许久居他乡、产业已成的流民附籍，由政府编成里甲，分派徭役。宣德五年(1430)，他派工部右侍郎许廓主持河南赈荒，又命署刑部右侍郎魏源为河南布政使司，起用丁忧布政使李昌祺，迅速扭转了流民转徙、无以安生的局面。宣德六年(1431)三月，他指示户部攒造黄册，清理户口钱粮，并在所拟“招抚”逃民的榜谕中规定，除“来历不明，并原籍尚有产业，丁多力壮，路近可回者”外，许按军、民、匠籍于所在地立籍。宣德七年(1432)六月，朱瞻基诏令各地府、州、县修预备仓，并令布、按二司和监察御史严加巡查。这些措施的实施，对防止流亡发生和安集流民起了有益的作用。

朱瞻基信用“三杨”和夏、蹇等旧臣，在政治上取得了一定的好成绩。但他对游猎玩好很感兴趣，对于廷臣劝谏节制逸乐，他从来不容。少年时，成祖命习武事，他养成了射猎的癖好。宫臣戴纶与林长懋曾上疏为成祖言之，他由此怨恨戴纶。即位初，戴纶又因谏猎忤旨，朱瞻基把他下锦衣卫狱，并亲自鞫问。戴纶抗辩不屈，死于酷刑之下。他又把林长懋关入监牢达10年之久。宣德六年(1431)，御史陈祚见他耽于游猎，便劝谏他勤帝王之学，读《大学衍义》。他见疏大怒道：“你竟敢说我没读《大学》吗? 如此小看我，不可不杀!”后来，虽未杀陈祚，却把陈祚一家十余口关进牢中5年多，致使陈父瘐死狱中。

朱瞻基好促织之戏，致使江南大受其害。宣德九年(1434)，他令苏州知府况钟：“比者令内官安儿、吉祥采取促织，今他所进数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已敕他末后一运，自来时要一千个，敕到尔可用心协同他干办，不要误了，故敕”。既遣内官采办，又敕地方官协办，征课很急，使得一些地方官吏乘机大肆搜括百姓，故“苏人至有以一蟋蟀陨其家三命者。”

朱瞻基信任宦官。即位初设内书堂，选小内侍在其中读书，令大学士陈山充教习。后来，以词臣专任此职，成为一种制度。他派宦官四处搜罗珍奇玩好，并让他们监于民事，使得内官、内侍们常借公务为名，大肆搜括，凌掠官吏军民，一时民怨沸腾。他还委司礼监以批答奏章之权，每日所上文书，除皇帝亲批外，皆由秉笔太监遵内阁所拟小票字样，硃笔批行。司礼监权出内阁之上，导致后来屡次出现宦官专权的局面。

宣德十年(1435)正月初三日，朱瞻基病死于乾清宫。葬于景陵(今北京市十三陵)，被尊谥为“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

太子朱祁镇即位，是为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