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著名思想家，也是一位在国学上多方面深有造诣的著名学者。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因仰慕顾炎武(原名绛)、黄宗羲(字太冲)的为人，改为绛，别号太炎，还有“西狩”、“菿汉阁主”等十余个笔名。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余杭县东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他的家世，在曾祖父一辈，有资财百万，称巨富;到他的父辈，经太平军兵燹，家境已中落。

章太炎自九岁始，在家里跟随外祖父朱有虔习诵儒家经典。朱老先生授课之暇，常给外孙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事迹。太炎又自读蒋良骐《东华录》，获知吕留良、曾静等案，因此，“夷夏之防”印入他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反清民族主义的种子。十三岁时，外祖父归养海盐，章太炎跟着父亲章濬学习。十六岁那年，受父命赴县应童子试，患眩厥症，没有去成，此后即绝意科举，除研读经书外，还涉猎史传，浏览老庄。二十二岁那年，父亲去世了，太炎便离家来到西湖边上的“诂经精舍”从俞樾受业。俞樾，字荫圃，号曲园，是从顾炎武、戴震、王念孙父子一脉相承的朴学大师，负盛名，治学深邃，对弟子要求十分严格。太炎在这里首尾七年，精研故训，博考事迹，长进很快，时有创获，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结实的根底。在这段时间里，太炎还向名儒高学治、谭献请教经学和文辞法度，向深通“三礼”的黄以周、精通《周礼》和《墨子》的孙诒让、钻研佛学的宋衡问过学，结识了夏曾佑、杨誉龙等朋友。这些师友，对他的学术造诣都有一定影响。

1894年，甲午战起，中国大败。翌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把章太炎从宁静的书斋里驱赶到资产阶级变法图强的热潮中来。他钦佩康有为等举人的“公车上书”，赞赏康设立强学会，并从杭州寄会费银十六元报名入会。1896年，梁启超、汪康年、夏曾佑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邀章入社。章遂于1897年春天离杭赴沪，担任《时务报》撰述，开始投入了政治活动。

那时，章太炎赞同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思想上却有分歧。因为康有为打出孔丘的旗号，倡言“托古改制”，太炎不同意神化孔丘、建立孔教，对于把康有为捧为“教皇——南海圣人”，极端不满，加上学术上一个是古文经学派，一个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辄如冰炭。后来他在《自订年谱》中说：“春时在上海，梁卓如倡言孔教，余甚非之。”还说：“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予常持船山《黄书》角之。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为此，在《时务报》馆，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时常争吵，几经动武。勉强工作了几个月，他就愤而离去，往返沪杭间，参与《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笔政。

是时，继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后，沙俄舰队又侵入旅顺口，帝国主义列强竞相效尤，“瓜分之形，皦如泰山”。1898年1月，章太炎上书李鸿章，祈求他联日抗欧，挽此危局。不久，章太炎应湖广总督张之洞之请，来到武昌。

张之洞是继起的洋务派头目，在改良主义运动高涨的时刻，他趋附维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撰写《劝学篇》，筹备出版《正学报》。他延揽章太炎入报馆，是想利用章在学术上的成就，增强自己的声誉，章太炎则以为借助张之洞这样大权在握的汉族官僚，或可推动变法，所以欣然应聘。两者趋向既异，矛盾很快就暴露出来。张之洞请章太炎商讨《劝学篇》，章对书中侈谈的要忠于清王朝的“忠君”说教十分反感，认为所谓“忠”，无非是“上思利民”、“朋友善道”和“憔悴事君”三项，现在清王朝蹂躏汉族二百多年，“视民如雉兔”，早已无“忠”可言，要谈“忠爱”，等到革命以后[1]。这些话，吓坏了张之洞及其幕僚，他们便把章太炎逐出报馆。

章太炎离鄂返沪。不久，《时务报》馆排走梁启超，由汪康年经理，改名《昌言报》，仍聘章太炎参加笔政。这年9月，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杀害谭嗣同等“维新六贤”，并到处搜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12月初，章太炎也因遭受通缉，应日本友人之召，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次年春天，他着手把自己的政论以及关于经学、史学、哲学、文学、音韵等方面的论著，辑订为《訄书》。夏天，来到日本，寄寓梁启超在横滨所设立的《清议报》馆。经梁启超介绍，他认识了孙中山。9月返回上海，参加《亚东日报》编务。是年冬，《訄书》木刻本付梓。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面目暴露无遗。本来，戊戌变法的失败，已激起章太炎对改良主义道路的深深怀疑，而义和团群众的反帝斗争和清政府的残民媚外，更促使了他的觉醒。是年7月，康有为的弟子、谭嗣同的同学唐才常，秉承老师的意图，在上海发起“张园国会”，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等八十余人，推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自任总干事。会中宣布的宗旨是：一、保全中国自主权，创造新自立军;二、决定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对于会议宗旨，章太炎坚决反对，认为“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2]。为表示反清的革命决心，他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脱下国服，换上西装，后来还写了《解辫发》一文以明志。断发易服，标志着章太炎与改良主义决裂，从此踏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征途。

8月，唐才常等人在长江流域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被捕杀。章太炎尽管宣言脱离自立会，仍然逃不了黑名单的指名追捕，他只好悄悄地回浙江老家度岁。就在春节那天，他听说捕卒跟踪而至，便躲进一所和尚寺里，十天以后，估计无事，复出上海。这时，他辫发已剪，出入很不方便。恰值美国教会在苏州设立的东吴大学需求教员，经朋友推荐，得赴苏州任教。章太炎曾回“诂经精舍”看望老师俞樾。谁知俞一见到他，就很不高兴，疾言厉色地呵斥，说他从事革命是“不忠不孝，非人类也”[3]，要鸣鼓而攻之。章太炎对老师一向很尊敬，这次却难以忍受，当即反唇相讥，并写了《谢本师》，声明与俞樾绝断师生之谊。

章太炎少小时就说过“明亡于满清，不如亡于李自成”[4]那样惊世骇俗的话，在苏州又以《李自成、胡林翼论》为学生命题作文，闻者怪异，被官府发觉，再次下令缉拿。1902年春，他再次逃亡日本，寄住东京的留日学生宿舍，删润译稿，勉强度日。他与住在横滨的孙中山经常来往。孙中山借用会党内部结盟仪式，在中和堂设宴奏乐，与章正式订交。孙、章一起谈了许多问题，包括中国的土地、赋税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和建都等问题，章颇受鼓舞。农历三月十九日，是崇祯皇帝忌日，为了借此宣传反对清朝的民族革命思想，章太炎和革命党人秦力山等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章手撰大会宣言，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努力奋斗，推翻清朝。留学生报名赴会者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清公使蔡钧闻讯，极为恐慌，亲访日本外务省，要求解散此会。日政府徇其请，开会前一日，警察署传讯章太炎等大会发起人。警长问章为清国何省人，章答，“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问属何阶级，答曰“遗民”[5]。尽管章等据理力争，大会仍被禁止。预定开会之日，许多赴会者被驱散。章等只得约集一部分人，以聚餐为名，举行了纪念会的仪式，给香港的革命派机关报《中国日报》发了一条消息。

章太炎在日本旅居三个月，返回上海，旋归乡里，重订《訄书》。是年秋，蔡元培在上海的租界里创设“爱国学社”，招章太炎任教。章又于1903年春来到上海。“爱国学社”是一所为资产阶级革命播种的新型学校。它除了讲授一些基础课外，每周有一次讲演会，讲演会的主讲人大都是倡导或倾向民主革命的知识分子，太炎也常到会慷慨陈词。这些讲演稿多在《苏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广泛注意。

革命派大造舆论的同时，保皇派也在大造舆论。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吸取戊戌变法失败的教训，仍坚持走不通的改良主义道路，办报著书，诋毁革命，挖兴中会墙脚。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答南北美洲诸华侨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公开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说革命无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亿人将去掉一半。原先充当革新首领的康有为，发了这么一大通混淆视听的议论，再加上其门徒翻印兜售，流毒极广。章太炎奋起反击，于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逐条驳斥了康的论点，论证了革命是最大的权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补泻兼备的救世良药;章还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罪恶，直斥被保皇派捧为圣明的光绪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文章旁征博引，笔锋犀利，是章太炎革命论述中最光辉的作品，也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6月29日，《苏报》刊载了此文的摘录。

章太炎到爱国学社后，青年革命家邹容也来到这里。邹久慕章的大名，相见恨晚。章也很喜欢这位英姿勃发的青年，不久二人结为兄弟。章大邹十八岁，互以大哥小弟相称。邹写了题为《革命军》的小册子，请章润色。邹文浅近直截，疾呼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明确指出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强大、自由、平等的中华共和国。章太炎看了以后，认为要唤醒民众的觉醒，就需要这样的“雷霆之声”，亲为作序，称之为“义师先声”。《革命军》问世后，《苏报》又发表多篇介绍文章。这样，《革命军》不胫而走，风行国内外。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革命军》击中了清朝统治者的要害，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仇视。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又以《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犯上”字句为口实，命令上海道袁树勋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馆，密拿有关人员，还特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赶往上海，协同办理。就在《苏报》发表《驳康》书节录的那天，上海道和工部局勾结好了，工部局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捉人。第二天，又闯入爱国学社，指名要捉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蔡事前闻讯，已避地青岛，余人均逃散，独章太炎不肯逃，说：革命就要流血，怕什么，清朝政府要捉我如今已经是第七次了。巡捕和警察来到门口，章迎上去，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他便被扣上手铐，捉进巡捕房。邹容得章太炎自捕房来信，不愿让章独自受苦，自动投案。这就是震动全国的“苏报案”。

章、邹被囚禁后，清朝政府的代表袁树勋、俞明震等向工部局和各国领事多方活动，请求引渡，想将章、邹押解南京，加以杀害。由于帝国主义者要维护他们统治租界的绝对权威，不答应引渡。清政府便延请律师，向租界的会审公廨控告章太炎和邹容。7月15日，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对章、邹进行公开审讯。在租界的公堂上，清政府作为原告，章太炎、邹容作为被告，闹出了国家政府与本国人民打官司的怪事。官司打了十个月，最后判处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监禁期满，逐出租界。

在狱中，章太炎被罚做苦工，因眼睛近视，动作缓慢，常遭狱卒拳打脚踢，甚至用锤子捶他的胸部。章毫不示弱，以拳对打，或夺其锤，并曾绝食七天以示抗议。他常与邹容吟诗唱和，互相砥砺。他别无书看，只得晨夜研诵佛经，把佛教哲理引进了他的思想体系。章太炎仍然十分关心铁窗外面的斗争。一次蔡元培来探监，他们研究并决定组织革命团体。

1904年冬，光复会成立，章是发起人之一。1905年4月，邹容病逝狱中，章太炎手抚其尸，口张目视，哀恸不能出声。自此，他深深地怀念着“邹容吾小弟”，多次撰写诗文，以志哀悼。

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同盟会特地从东京派人来沪迎接，当晚便乘船东渡日本，这是章太炎第三次来到日本，到达东京时，受到留日学生的热烈欢迎。7月15日，同盟会在东京锦辉馆举行欢迎大会，与会者二千余人，章即席演说。他介绍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经过，对今后革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6]，号召人们抛弃富贵利禄的念头，不惜流血杀头，进行革命。会后，章太炎被委任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当时，《民报》正和保皇派的《新民丛报》进行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要不要推翻清朝，要不要实行民主政治，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章太炎挥笔上阵，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时评，以鲜明的革命立场，渊博的中外知识，和同盟会其他言论家无情地抨击了保皇派的谬误，为辛亥革命做了舆论准备。章太炎此时揭示的问题虽然面广而深化了，但他吸取佛教唯识论和西方唯心论哲学，强调自我意志的作用，由早期的机械唯物论走向主观唯心论。文章艰深，用语晦涩，削弱了《民报》的群众性。他在办报之余，还应一些留日学生的请求，举办了国学讲习会，定期讲学，后来又在自己寓所开了一个小班，逢星期日讲授《说文解字》和诸子百家之学，鲁迅、许寿裳，钱玄同、吴承仕等人都是这个小班的受业生。

1907年4月，章太炎和日本、印度等国的一些友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反对列强侵略，自保邦国。1908年，唐绍仪奉命出使美国，路过日本，请日本政府关闭《民报》。东京巡警总厅遂以“扰乱秩序、妨害治安”为由，于10月19日封禁了《民报》。章太炎十分恼火，亲赴日本裁判厅诉讼，日政府虽然理屈，但坚持不准《民报》续办。章太炎径找唐绍仪算账，唐已他去。章复至留学生总会馆击落唐的画像，践踏之，以泄己恨。

《民报》被禁后，章太炎专事讲学著书，撰写《小学答问》、《新方言》、《文始》、《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专著，学术成果日富。

章太炎居日期间，对孙中山的活动已有隔阂，复因《民报》经费问题，大相龃龉。1909年，章太炎会同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章为会长，竟与同盟会分道扬镳。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于当年11月18日返回中国。回国后，曾鼓吹“革命军兴，革命党消”[7]，要求解散同盟会，并从事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的活动。次年1月，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章任会长，出版《大共和日报》，章为社长。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后，函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章为理事。1月14日，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派人暗杀，因光复会与孙中山有隙，章太炎以为系孙所为，所以，孙要他做顾问，他只是挂个名而已。章太炎认为，清朝被推翻以后，中国应当由一个有能力有实力的华盛顿式的人物来统治。他遍察中国政治舞台，选中了袁世凯，倒向了他，统一党也成了袁的工具。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建都问题上发生争执，章太炎以统一党领袖的身份，通电拥护建都北京的主张。他自己也赶到北京，在北京设立了统一党党部。在这几个月中，章太炎发表的许多言论，大都不利于革命，而有利于立宪派官僚，好事者为之辑印成册，题曰《太炎最近文录》。

袁世凯当了民国总统，委任章太炎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章起初对袁充满希望，相处不久，慢慢察觉袁不能容人，始萌去意。是年冬，袁任命他为东三省筹边使，这正合他出京之愿，遂奔赴东北。翌年春，设筹边使署于长春。筹边使这个差事，徒有空名，僚属仅十人，经费又很少，也无事可为。章此行的政绩，就是找人绘制了一幅黑龙江省精细地图。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袁世凯野心家的面目彻底暴露。章太炎闻讯，匆匆离开东北，托事南行，找昔日的老朋友商量对付袁世凯的办法。他觉得对付袁这样手握重兵、爪牙遍布的军阀，须有实力，这一次他看中了黎元洪。恰巧黎此时有事召章，章遂前往武汉与黎商量。黎虽身为副总统，又握有一点军队，但他害怕宋教仁的下场降临到自己头上，不敢惹袁。章无可奈何，又来到北京。袁世凯为了笼络他，授他一枚二级勋章。章目睹袁的所作所为，深感自身安全没有保障，又住了七天，便于6月4日匆匆回沪，旋即上书辞去东三省筹边使职务。7月，南方革命党人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很快就被袁世凯镇压下去，袁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8月，袁要共和党党部急电黎元洪、章太炎来京议事。共和党是原统一党与民社党等合并而成的，黎元洪是理事长，章太炎副之。章太炎冒危入京，准备与袁斗争。他一到北京，住进共和党党部，就被袁世凯软禁。

软禁期间，章太炎拒绝袁世凯的收买，几次逃跑都没有成功。章有时狂酗滥饮，借酒浇愁;有时在纸上不断书写“袁贼”二字，聊以解恨;有时把袁送来的锦缎被褥用香烟烧了许多小窟窿，扔出窗外，有时用手杖把室内器具打得粉碎，甚至用绝食来抗议袁的迫害。1914年2月，他手持羽扇，以袁世凯授给他的大勋章作扇坠，径直来到总统府，大骂袁包藏祸心，把总统府招待室陈列的器物全部砸烂。章被几易囚所，并在囚禁中写了不少讽刺袁世凯的诗文和总结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文章，又一次修订《訄书》，却将原书中具有战斗意义的文字大半删去，更名为《检论》。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人民唾骂中死去，章太炎得到释放，25日离京，7月1日抵沪。

袁死后，他的党羽秉政，互相争夺。为了寻找反对北洋军阀的力量，章太炎奔波于南方军阀之间，一度到南洋群岛活动，想在华侨中寻找力量。1917年，段祺瑞怂恿张勋拥清帝复辟，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然后以“反复辟”名义赶走张勋，以民国再造者自居，把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完全废弃，继续军阀独裁的统治。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章太炎被委任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章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军阀支持。后见护法军内部钩心斗角，矛盾重重，遂丧失信心，一路观山玩景，出云南，经四川，过湖北，沿长江东下，已有“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8]之慨，于1918年10月到达上海。

此后，章太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在五四运动开始的时代激流中，他日趋保守。以前，他曾多次公开批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认为孔丘最多算个史学家，根本不是什么圣人。这时，急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掀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他竟斥之为离经叛道，1922年，他还在报上公开刊文，对自己先前的批孔表示悔恨。晚年，更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以前，他的文章虽然文笔古奥，索解为难，但在与清朝统治者及改良派的斗争中，为了宣传革命，他也写过一些通俗诗文，这时却极力反对白话文，反对新文化运动。以前，他为反对军阀统治到处奔走游说，1920年却提出了“联省自治，虚置政府”，拥护军阀割据，他自己为一些反动军阀撰写寿序碑文，歌功颂德。他攻击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公开撰稿领衔，反对国共合作。

但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懔于民族危急，年老的章太炎又投袂而起，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谴责蒋介石出卖东三省的罪行。继“九一八”之后，1932年“一二八”，日本帝国主义又南侵上海，守卫上海的十九路军爱国将士奋起反抗，予敌重创。章太炎听到这一消息十分兴奋，立即向十九路军通电致敬，并写了《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高度评价了这一仗，认为是自光绪以来，与日本三次大战中从未有过的大捷。后来他又与其他爱国人士发起迁墓，将十九路军阵亡将士从上海迁葬于广州黄花岗烈士墓附近，欲借此表彰忠烈，鼓舞人心，并手撰《十九路军死难将士墓表》，刻石纪念。“一二八”事变之后，章太炎曾拖着老病之躯，北上见张学良，策动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拯救国家危亡。1933年，他与马相伯发表了“二老宣言”，又与马相伯、沈恩孚发表“三老宣言”，呼吁抵抗日本侵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章太炎更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发生，宋哲元进行镇压，章太炎致电宋哲元，认为：“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共党者，但问今之主张何如，何论其平素?”

晚年，章太炎卜居上海，“卖文字以为活，文则每篇千元，字则另有润格”，并与陈衍发行《国学商兑》学刊。继而迁居苏州，设立国学讲习会，出版《制言》杂志，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粹然成为儒宗”。逝世前十天，他还带病讲授《说文部首》。因气喘病发作，于1936年6月14日逝世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