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轼（1665-1736年），清江西高安县人。字若瞻,号可亭。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举人,次年举进士,入翰林,改知湖广潜江县。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卒赠太傅,谥文端。
宋大业是清康熙朝大学士宋德宜(1626—1687)之子。康熙三十二年(1693)秋，身为翰林的宋大业到江西主持乡试。发榜之前，他搜阅落卷，忽然发现其中一份试卷值得一读。细细读罢，宋大业嘉赏极至，认为撰答这份试卷的考生乃旷世逸才，遂一举将其擢为解元(中式举人之首)。乡试发榜后，新科解元前来拜见考官，宋大业又惊奇地发现其河目海口，形貌与自己逝去的父亲有些相似，心中便更增添了几分看重之意。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位深受宋大业青睐的解元果然不同凡响，于康熙、雍正两朝都扮演了重要的政治角色，官至一品大学士。他便是江西高安人朱轼。
朱轼字若瞻，号可亭，生于康熙四年(1665)。他自幼从父读书，秉赋聪颖。9岁时，他曾随父亲到一大户人家做客。主人见小朱轼长得文秀，便问其读书与否。朱轼回答：“刚刚读罢五经，正在学作破题(破题是八股文体中的一部分，即将题目之意破开)。”适逢这户人家在构筑房屋，院落中堆积了不少木料，主人遂以锯木为题测试朱轼。朱轼不加思索，脱口而出：“迎往送来，其所厚者薄矣。”主人大为惊讶，又携朱轼登上楼阁，以“小子登楼”命其联对。朱轼应声答道：“大人作阁。”主人深为叹服，断定朱轼将来必成大器，便让其在自家私塾中读书习文，后来还将女儿许配朱轼。虽然敏悟过人，但朱轼在读书求取功名的道路上并不放纵自己，而是胸怀大志，刻苦不辍。一次，塾师准备携朱轼参加一场宴席，朱轼坚辞不去，独自在家诵读。欢宴上的塾师在酒酣耳热之际没有忘记自己得意的学生，叫人送来了一些酒肉。正读书入迷的朱轼仿佛没有看见身旁的酒肉，仍是手不释卷。据说，平时每当读到昔日大儒、名臣、循吏的感人言行，朱轼总是手抄笔录下来，并以之鞭策自己上进不懈。经过持久的努力，朱轼在29岁上被宋大业擢拔为解元，继而又于次年考中进士而踏入仕途。
按清朝制度，朝廷每每从新科进士中选拔若干文学兼优者为庶吉士，送入翰林院庶常馆学习深造。朱轼在中进士的当年即被选为庶吉士。学习三年期满，他被任命为湖北潜江县知县，食七品俸。潜江是个不易治理的地方，当地赋役繁杂，百姓负担沉重。朱轼到任后即布施惠政，逐步免除了部分附加税。在审理刑狱方面，他用法务求持平。一次，他上报了一起斗殴杀人案件，暂代巡抚之职的总督怀疑此案为故意杀人，斥令朱轼改变判决，朱轼坚持前议。总督将朱轼调至行省诘责，朱轼仍不为所动，回答：“下官乃根据犯人初招供词结案，大人所根据的不过是讼师教唆的遁辞。”总督大怒，表示要纠劾朱轼。朱轼则说：“畏惧纠劾而枉杀人，这是下官坚决不为的事情!”说罢，他拂衣而出。正当总督准备着手纠劾朱轼之际，新任湖北巡抚刘殿衡抵达任上。刘久闻朱轼贤良之名，有心加以保全，便在总督面前尽心劝解，终使总督化解了对朱轼的一腔怒气，而朱轼亦免遭一次挫折。事后，刘殿衡又向朝廷保举朱轼调京内任。经过考选，朱轼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得授刑部主事。次年，他升任本部员外郎。不久，他又升任本部正五品郎中。随着官职的升迁，朱轼没有改变自己公直不阿的品节。一次，刑部监狱关进了一名余姓犯人，此人颇有些势力，入狱后便不断有人奔走救情，甚至搬动了某些朝廷大员。朱轼不徇情面，坚持论罪如律。这时，或有人婉转规劝，或有人危言恫吓，朱轼却丝毫不肯动摇立场。另有一次，刑部出借的一些库银逾期尚有拖欠，朝廷有旨可以缓追，而某些大员执意要从速追缴拖欠的库银。朱轼斟酌情形，力主不可。此事争论了一月有余，康熙最终还是以朱轼的意见为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八月，朱轼奉旨提督陕西学政。学政亦称督学、学台，掌理一省学校、教习及教育行政、考试诸事，任期内不论本人官阶大小，地位与督抚平行。在陕西，朱轼积极提倡宋儒张载的学说，以“知礼成性、变化气质”训导士子，使得关中理学蔚然兴盛。朱轼的这种做法，与朝廷“崇理重道”的文化国策是相符的。再者，朱轼居官比较清正廉洁。身为学政，他要依次主持由省内各地生员参加的岁试、科试，并将考试情况造具清册分两次解送礼部。照以往的惯例，试册解部当随上若干公使钱。朱轼钱财无几，亦不愿遵循往年陋例，径自将岁试试册邮发解部。礼部官员对此十分恼火，断然不肯接收陕西试册，随后又纠劾朱轼造册迟延，议降两级调用。当朝廷派去接替朱轼的官员抵达陕西时，朱轼正忙于在任第二年的科试，尚余两郡未曾考试。而陕西士人闻讯极为朱轼鸣不平，7000多人具公揭挽留朱轼。此事被康熙得知，康熙就此垂问九卿。时任刑部尚书的张廷枢是陕西韩城人，对陕西的情形比较了解。他向康熙奏禀：“朱轼任学政公明廉谨，很得人心。”康熙对朱轼的声名原本也有所耳闻，此时遂下特旨，命朱轼仍将陕西科试进行完毕。康熙五十二年(1713)，朱轼被擢为光禄寺卿。此后两年里，他又接连得到升迁，历任奉天府尹、通政使。
康熙对朱轼的赏识在与日俱增。康熙五十六年(1717)，他将朱轼放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任命其为浙江巡抚。朱轼没有辜负康熙对自己的信任。到任后，他严于自律，理事勤勉。当时，各省督抚衙门乃至州县官署都有幕客盘桓出力，应对各方面的繁杂事务。朱轼对此不以为然，坚持不延聘幕客。每日，他一早即入衙治事，手书口答，时常要忙到夜半。在各项公务中，他处理刑名案件尤为仔细慎重。对经手过的一些案件，他在很长时间内仍能清楚地记得犯人姓名、讼状供词等项，令僚属不禁啧啧称奇。僚属们还予以称道的是，朱轼崇俭尚廉，自奉简陋。他削除了一些供亿陋规，裁减了部分仪从，平素总是食粝衣粗，对家人亦要求甚严。一次，他因公外出，返回途中见到一位妇人盛妆艳饰，寻问随从后得知这位妇人只是个卖菜者的妻子。朱轼略一思忖，命妇人随自己回到衙后宅院，让妇人到厨房里辨认哪一位是自己的夫人。当时，朱轼夫人衣着十分简朴，正和一些女仆在厨房里做活，妇人打量多时也未辨认出来。朱轼遂上前指点：“那位烧火的便是我的夫人。”妇人看着朱轼夫人的衣着，再对照自身的盛装，一时极为窘迫。此事传出后，许多人为之悚然知戒。本来，浙江习欲好侈靡艳丽，朱轼力行纠正。他参考古制，颁布了民间婚丧嫁娶等方面的礼仪。按照他的规定，年终祭祀时的宴席只能摆上五种食品，不得浪费铺张，人们将此称为“朱公席”。在朱轼的带动下，浙江习俗大有改观。不过，朱轼出台的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等措施，使民间卖浆市饼之流的生计不免受到影响，且未得到朱轼后任的继承。
浙江等沿海省份时常面临着海潮冲击。相比较而言，浙江的情势尤为严重。其境内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则逆江而上，两者冲突激涌，极易成患。虽然杭州湾南北两岸建有数百里的海塘，但在朱轼抚浙之前，海塘年久失修，乏人管理，基址圮坏，根本无法有效地抵御海潮。朱轼对此十分关注，将修筑海塘作为自己刻不容缓的职责。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开始，他在海宁用木柜内装碎石沉底的方法，稳固塘脚，然后筑成石塘450余丈、坦水3000余丈、土塘5000余丈、又浚备塘河7000余丈，建闸一座，共历时二年。接着，朱轼又对海宁老盐仓最危险处突击施工，改建了1000余丈的石塘。在杭州湾南岸，他督修了上虞县境的夏盖山以西石塘2200余丈，百官至沥海所和东接余姚县境的土塘1万余丈。朱轼还曾向朝廷提出奏议，积极准备开浚中小亹淤河，引导潮水南向，复江海故道。在修筑海塘的过程中，朱轼分别调派经理各官以责专成。各处工程完工后，他又派遣专人负责岁修保固。朱轼于康熙末年的治理，为以后雍正、乾隆时期的大修海塘打下了良好基础。
朱轼的前任徐元梦在浙期间很重视文教，而朱轼在这方面也做了不少事情。他曾动工扩修杭州万松岭上的敷文书院，为在那里学习的生员们创造良好的环境，又曾多次亲临书院视察、讲学，勉励众学子发奋读书，端正志向。时人对朱轼重视文教给予了积极评价。到了同治年间，有人认为，浙江入清之后人文的兴盛当始于徐元梦、朱轼抚浙时期。
康熙末年，包括浙江在内，各地吏治日渐废弛，贪污成风，朱轼约己以廉，自然不与贪墨之吏同流合污。康熙五十八年(1719)，巡盐御史哈尔金、笔帖式三格任意勒索盐商，逼迫盐商向自己行贿，结果遭到朱轼疏劾，继而被朝廷派员查办。可是，贪污成风本是封建官僚政治的痼疾，朱轼无法从根本上加以纠治。朱轼的吏治思想与康熙相仿，总地说来追求宽严和中，以宽为本。即便某些属官有不端行为，只要其为害程度尚不严重，朱轼往往不予深究。康熙五十九年(1720)，他自浙抚内召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临行前，他劾罢了两名县令，并表示：“这两人平素便有若干劣迹，我离任后他们肯定会更加放纵，若被后人纠劾，罪将不测。我现在以居官不谨的理由将他们免职，实际上是有意保全之举。”
受到康熙赏识的朱轼是位孝子。内召为左都御史的当年，他乞假回籍省亲。第二年三月，即在朱轼还朝后不久，朱轼的父亲在家乡病故，朱轼接到丧讯极为悲痛，接连三日不进饭食。当时，官员死了父母叫丁忧，官员本人需要解职回乡守制三年。然而，康熙认为朝廷一时没有合适人选接替朱轼，并未立即批准朱轼回乡的请求，特旨命其在任守制。朱轼再三上疏，力请奔丧，康熙终是不允。因山西、陕西出现了严重旱灾，康熙发下帑银50万两，命朱轼与光禄寺卿卢询分往两省督察赈济。圣命不可违，朱轼强抑丧父之痛，匆匆离京赶往山西。甫抵山西，他即具疏奏陈救荒五事：一，被参司道以下官员可从宽留任，令其养活饥民，以观后效;二，令富户出资协同商人于江南贩籴，停淮安、凤阳等关米船课税半年。对能应时捐赈的绅士，可按其所捐数目优叙;三，各地驿站夫役多有虚冒，请查实募补，一人受募即可全活一家;四，饥民流徙，请令所在地方官安置，能捐资赡养者可题荐;五，饥民群聚，易生疠疫，请交所在地方官设厂医治。接着，朱轼四处奔波，忙于察官吏、安流庸、禁遏粜、招米商、设粥厂、立医局等项事务。为改变苦旱少雨的情形，朱轼还特地为文祷神，态度虔诚。据说，在他祷神的第二天，山西便出现了降雨。当年八月，朱轼又以地方积贮多有名无实，沥陈冒销亏耗诸弊，请敕详查亏空，少则勒限补还，多则严究治罪。另外，他又疏请在山西建社仓以备荒欠，引泉灌田以兴水利。他的大多数奏议都得到了朝廷认可。惟有建社仓、引泉灌田两项被康熙认为有待斟酌。康熙就此命朱轼久住山西，试行社仓、水利事宜。不久，朱轼自承冒昧，乞免试行，康熙却不遽下结论，仍命朱轼留在山西试行社仓、水利。十一月，川陕总督年羹尧劾参知府徐容、甘文煊亏空银米，康熙又特命朱轼往陕西会同审讯。经查审，徐、甘罪名属实，两人皆被按律论处。康熙六十一年(1722)二月，朱轼复请假归葬，康熙允准给假，命朱轼事毕即尽快回任。当年十一月，康熙逝世，其第四子胤禛即位，是为雍正帝。朱轼在家乡得到消息，急忙赶赴京师，参加康熙的丧事。
在即位之前，雍正身居藩邸多年，十分了解朝中情形，对忠直奉公的朱轼一向比较看重。为康熙治丧完毕，雍正即任命朱轼充任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的总裁官，并赐予宅第和白银1000两。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亲选朱轼等四位大臣为皇子师傅，命其入值乾清宫内懋勤殿的上书房，教导弘时、弘历、弘昼三位皇子读书。弘历后来登上了皇位，即清史上的乾隆帝。他曾作诗称：“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皆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稽(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可亭则恒矣。”由此可见，朱轼为三位皇子讲授的时间最为长久。在讲授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朱轼极力推崇汉代贾谊、董仲舒、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学说，且一再指出读书明理不在空言，而应注重身体力行。他的这些观点对弘历等影响很深，他本人也颇受弘历等人敬重。在入值上书房的当月，朱轼又奉命入值内廷南书房，参与某些机密事务，可以时常觐见雍正。不久，他先后得加吏部尚书、太子太保衔。四月，他充任了顺天乡试正考官，因校阅公慎、得人最盛而奉特旨晋太子太傅。六月，朱轼为了给母亲冷氏庆贺80寿辰而请假回籍，雍正特颁赐白银2000两及御书堂额、楹联、御药等物，封冷氏为诰命一品夫人。朱轼还朝后，又充任了恩科会试正考官和纂修《明史》、《会典则例》的总裁官。雍正二年(1724)六月，他奉旨兼理吏部事务。八月，他复充会试正考官。
得到雍正青睐的朱轼立身谨严，以德服人。据说，凡有所荐举，他总是尽量不让被荐人知晓。他对此的解释是：“官员晋升出自皇上意旨，决非我等可以私自提携的事情。”雍正即位后为了加强皇权而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即“台省合一”，将六科改隶都察院。给事中崔致远等人反对“台省合一”，不肯为都察院堂官管辖。他们邀约同官，密行告讦，对执掌都察院的朱轼不乏指责。雍正十分生气，准备降旨惩治崔致远等人。朱轼却不落井下石，而是顾全大局，叩头申救，终使崔致远等得到宽免。时人为此亟是称赞朱轼宽阔的胸襟。在日常生活方面，朱轼一如既往，依然食不贰膳，俭朴自持。一次，他的一位门生送来若干人参，他叫人称量后又原物奉还，并告诉门生：“我的身体还不很虚弱，无须用人参滋补。我叫人称量人参，是表示已领受了你的心意，但东西就不必收下了。”
在朱轼复充会试正考官后不久，浙江沿海海塘出现了圮塌，雍正以朱轼曾任浙江巡抚，遂命其赴浙江议修海塘，并查勘苏州、松江一带塘工。雍正三年(1725)三月，朱轼回京奏报了各地海塘情形，并详细提出了不同的修筑方案。七月，他疏言：凡四品至七品文官可将本身妻室封典移封祖父母，八品以下官员可移封父母，教授、学政、教谕、训导的封典可分别参照知县、县丞、主簿，官员们的继母、生母可与嫡母一样得到封赠。同时，朱轼又就县丞、主簿的选用提出了若干意见。他以上几方面的意见都得到了采纳。这年九月，朱轼拜相入阁，得授文华殿大学士，仍兼吏部尚书。
登上相位之前，朱轼与武英殿修书总裁、安徽桐城人方苞颇有深交。在朱轼眼中，方苞富于才识，不亚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公孙侨、乐毅之流。方苞曾将自己所著《周官余论》十篇中的三篇出示朱轼，朱轼持至上书房手抄笔录，深为叹服。甫登相位，朱轼便将方苞的《实畿辅》一篇送交怡亲王胤祥阅视，与胤祥合词请开水利。当年，直隶大水，而雍正亦一向重视水利事业，遂当即命胤祥、朱轼查勘直隶水利营田。胤祥、朱轼悉心营度，浚治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诸河，并在直隶推广水田种植，计划从浙江召募有经验的老农北上教授水田耕种、浚疏圩岸等方法。种植水田所需的农具、水车，也都准备雇募浙江工匠制作，然后组织直隶百姓学习使用。由于胤祥、朱轼的疏请，雍正又批准分直隶诸河为四局，各以道员管理浚治事宜。
雍正四年(1726)二月，朱轼之母冷氏去世。讣告尚未到京，雍正已从江西巡抚的奏章中知道了此事。他特地谕示吏部通政司及朱轼在京家眷：“不可将此事马上告知朱轼。朱轼性情至孝，其现在正忙于营田水利，身边并无亲切之人，骤闻此讯必定过于哀毁。待其到京之日，朕将剀切开导。”及朱轼闻讯抵京，雍正再三开谕，可朱轼仍是哀不自禁。雍正谕示阁臣：“朕素知朱轼事亲最孝，但其母年逾八旬，禄养显扬，可以说身后并无遗憾，朱轼应当节抑哀痛，护惜身体，为国家出力。为国尽忠亦正是为母尽孝。此前，朕已降旨赐银2000两治丧，遣地方大员致祭。如今，朱轼将驰驿奔丧回籍，朕知道其家中不富裕，可再赐银2000两。朱轼到家守孝百日后，即可来京办事。”朱轼就此一面上疏奏谢，一面请求让自己按丧礼守制三年。雍正允准其解任奔丧，但以直隶水利事务紧要，坚持不准其守制三年，命其于八月前后来京。九月，朱轼从家乡将抵达京城，雍正特遣学士何国宗、副都统永福迎劳赐食。为了使朱轼既能继续办事，又能竭尽孝道，雍正照胤祥居母丧的前例，让朱轼素服三年，不补原官，仍在内阁，兼吏部、都察院行走。未几，朱轼疏言：“臣昔日曾巡抚浙江，深知杭、嘉、湖、绍四府有不少唆讼之徒，告讦纷纷，颇有碍于端正风俗。请增设杭嘉湖巡道一员，绍兴府归宁台道管辖。凡州县官员不能审理的民间词讼冤抑，可准许巡道审理。若巡道能秉公执法，唆讼之徒自然会有所畏惧，不敢再争相告讦，而两浙风俗亦会渐臻淳厚。”朱轼所请很快得到了雍正允准。随后，朱轼又就奖掖效力营田人员迭上奏议，俱被下部议行。
拜相后的朱轼就朝中的一些敏感问题每每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因罪被勒令自裁，其年过八旬的父亲年遐龄按律法本当连坐。朱轼奏称：“以儿子的罪行惩治父亲，乃律法有所不当。臣曾看过年氏家书，从中得知年遐龄训子甚严。年羹尧罪责难逃，而其父却无大的罪责。”雍正考虑了朱轼的意见，年遐龄遂免遭大难。雍正的弟弟胤祀、胤被雍正视为政敌，屡屡受到重谴。两人先后“病故”后，有人提议将两人的儿子隶为奴仆，朱轼非常气愤，在众人面前直言：“胤祀、胤的儿子即是圣祖仁皇帝的孙子，谁敢将他们隶为奴仆?!”提出建议者闻言语塞，对胤祀、胤深怀敌意的雍正闻言亦为之动容。有时，朱轼的见解也有不当之处。譬如，在雍正准备征剿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之际，朱轼极力劝阻，认为天时、人事未至，不宜用兵西北。说起来，朱轼在拜相前反对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主张亦与雍正的想法相悖。但是，终雍正一朝，雍正坚信朱轼是位朴诚无私、忠直奉公的大臣，对其信任不疑。
雍正六年(1728)十二月，朱轼身染疾病，雍正萦绕挂念，特诏召回时任大名知府的朱轼之子朱必，命其补任户部郎中，便于其侍养父亲。雍正又派内大臣福伦前往察看朱轼病情，并不时赐医药存问。朱轼非常感激皇上对自己的关怀，同时又疏请解任调理，雍正手诏慰留，表示：“朕深知卿才具优长，品行端谨，老成练达，勤敏和衷。现在卿偶患咳嗽，自可从容调理。向来汉大学士多用两员，今阁臣有张廷玉、蒋廷锡办理，实无旷缺，卿可宽怀澄虑，颐养调摄，不必虑及内阁事务。卿年纪尚不很老，日后为朕宣力之处不在少数，此时解任退归委实不妥。”次年，朱轼再次患病，雍正允准其解除部务，专门入值内阁。不久，朝廷审理浙江人吕留良著书谋逆要案，不少人受到了牵累，朱轼因在浙抚任内对此案失察而被免职，但雍正特旨让朱轼留任内阁，又赐居海淀，便于其奏对政事。雍正八年(1730)五月，胤祥去世，雍正命朱轼接替胤祥总理水利营田。数月后，朱轼又奉旨兼管兵部尚书事，署翰林院掌院学士。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朱轼的大学士职衔又得到了恢复。
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浙江部分海塘冲决，朝中众臣就如何修筑意见不一。雍正召来朱轼询问，朱轼讲：“此事难以遥度，臣愿亲往办理。”雍正大喜，命督抚及总理塘工诸大臣悉听朱轼节制。然而，对治理海塘颇有经验的朱轼此番没有施展开身手。在赴浙途中，他忽然听到了雍正驾崩的消息，继而被新君乾隆帝特召回京，受命在总理事务处协同办事，得赐骑都尉世职。乾隆对自己这位师傅很是敬重，时常虚己咨询政事，朱轼亦知无不言，力求兴利除弊。九月，朱轼抨击了各地方督抚虚报开垦、丈量累民的现象。他指出：如四川一省，近来丈量田亩，多就熟田增加钱粮;广西报部垦田数万亩，其实多系虚无。广西官员遂请求通行丈量，冀求熟田弓口之余，以补报垦无著之数。河南省报垦田地亦多不实。各地方虚报的田亩皆入册输粮，百姓们不免苦累。据此，朱轼请求停止丈量，禁止虚报开垦，惟详察现已报垦的田亩，如有虚捏不实者，地方官应题请开除，不得文饰护短，贻害百姓。雍正朝政风严刻，各级执法官员用刑时有过当之嫌，朱轼对此亦有陈述。他疏言：“请敕令督抚晓谕有司，审理刑狱务必要虚公详慎，原情酌理，协于中正。使用刑具要遵守定制，不可擅用夹棍、大枷。”乾隆对朱轼的这些意见深以为是，皆迅速批准实行。
乾隆元年(1736)，72岁的朱轼迈向了生命的终点。这年二月，他充任了会试正考官，又被赐居地安门外，并获赏银500两，作为修建宅第的费用。在此前后，他还充任了纂修《世宗宪皇帝实录》和《三礼义疏》的总裁官。八月，他身染重病，乾隆特赐予参药，派御医前来诊视。九月，朱轼病情恶化，乾隆在派和亲王弘昼登门问候之外，其本人于十七日亲自到朱轼居所探望。已虚弱不堪的朱轼得知御驾前来，急忙叫家人为自己穿戴好朝服，又吩咐儿子扶自己迎拜于户外。乾隆看着出迎的朱轼，称道其重病在身犹不失礼，心中更增添了怜惜眷爱之意。次日，朱轼病故。故去之前，他业已拟好了一份遗疏，吁请乾隆将用人理财视为国家根本要务，要明察君子小人、公私邪正，在国家经费绰然有余的情况下不可轻易加增赋税。乾隆阅罢遗疏震悼不已，特命撤朝一日，追赠朱轼为太傅，将其入祀贤良祠，并亲临致奠，两赐内库帑金治丧。未几，朱轼被赐祭葬，加谥号为“文端”。对于乾隆在朱轼逝世前后亲临探望、致奠等举止，时人视之为朱轼本人莫大的荣耀。在朱轼逝世多年之后，乾隆对其仍没有忘怀。乾隆四十四年(1779)，他撰制《怀旧》诗，追念朱轼对自己的殷切教诲，其中有“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呜呼于先生，吾得学之体”等句。
朱轼平生有不少撰述。大概而言，他的主要著作包括《周易注解》、《周礼注解》、《仪礼节略》、《礼记纂言》、《历代名臣名儒循吏传》、《轺车杂录》、《广惠编》等。后人从中加以选订，编成《朱文端公集》。
朱轼的三个儿子皆无突出作为：朱必由荫生出仕，累官至大理寺卿;朱中过进士，官至左庶子;朱必坦是名举人，承袭了父亲的骑都尉世职。朱轼长女曾许与建昌李姓，后来李姓少年猝然去世，朱氏女遂未婚守节，矢志不徙，并以此受到了朝廷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