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璩（约291年 — 约361年）东晋史学家。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重庆)人。出身世家大族少时好学，後在成汉李势时曾任散骑常侍，掌著作。这个职务给了他接触大量文献资料、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方便。永和三年(三四七年)，东晋荆州刺史桓温率领军队攻灭成汉王朝後，曾经“停蜀三旬”，访求贤能。常璩便是被选拔的一个，任命他为参军，随至建康。後来由于为中原、江左士大夫们所排斥，在东晉王朝得不到重用，郁郁不得展其志，因发愤著书，成果不少。仅据《隋书·经籍志》和郑樵《通志·艺文略》所载，便有《华阳国志》十二卷，《汉之书》十卷，《蜀平纪》十卷，《蜀汉伪官故事》一卷。今唯《华阳国志》尚存，是他的代表作。《汉之书》，记成汉历史。《华阳国志》是记载公元四世纪以前今四川、云南、贵州三省以及甘肃、陇西、湖北部分地区历史、地理的地方志，在内容上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在体裁上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列传三结合，这是常璩对中国方志编纂学的一大贡献。书中的《序志》，集中反映了他的历史观和史学思想。他对历史著作价值的认识，深受汉末史学家荀悦的影响，认为史籍有“五善”，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由于对史书价值有这样的认识，《华阳国志》不像一般地方志那样“矜其乡贤，美其邦族”(刘知几《史通·杂述》)，而是力求“表成著败，以明惩劝”， “上以彰明德，下以志违乱，庶几万分有益国史之广识焉。”(《华阳国志·大同志》)常璩的历史认识论，带有浓厚的天命论和英雄史观的色彩，但也有其独特的理解。他纵观巴蜀地区的历史，发现“世乱先违，道治后服”(即后世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一现象，有人认为是巴蜀地势险要坚固、襟带易守的原因。常璩认为，帝王统天理物，必定居住于国土中央，以其德行禀受上天旨意， “非可资能恃险，以干常乱纪”。其他地方的人虽然僭称帝王之号，终究会被满门杀绝，这是因为“天命不可以诈诡而邀，神器不可以侥幸而取也。”由于这个缘故，“四岳、三涂、阳城、太室，九州之险，而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产，古无兴国。”凭借险阻强壮的马匹，而不凭借天命，能够传国重世的，是古今所未有的。常璩还从巴蜀地区的历史得出结论，作为后世的鉴戒， “公孙、刘氏以败于前，而诸李(指成汉政权)之覆亡于后，天人之际，存亡之术，可以为永鉴也;于运犯历，破家丧国，可以为京观也。”整部《华阳国志》，和《三国志》的作用相同， “同见不臣，所以防狂狡，杜奸佞，以崇《春秋》贬绝之道也;而显贤能，著治乱，亦以为奖劝也。”此外，常璩研究先秦时期历史著作，认为“《左氏》素臣之功，王侯之载籍也”。解释《春秋》的有左氏、公羊、谷梁、邹氏、夹氏五传，号称“渊邃”， “大义洋洋，圣人之微言也”，后来仍有《吕氏春秋》。从而提出著书不嫌重复的主张， “苟在宜称，虽道同世出，一事身见，游精博志，无嫌其繁矣。”(《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