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1178年10月27日－1235年5月20日）南宋思想家、哲学家。字景元，后改希元，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学者称西山先生。生于南宋孝宗淳熙五年，卒于理宗端平二年。宁宗庆元五年(1199)进士，继中博学宏词科，累官起居舍人，兼太常少卿，出爲江东转运副使，历知泉州、隆兴、潭州。理宗即位，召爲中书舍人，擢礼部侍郎。史弥远爲相，排之落职。理宗绍定五年(1232)起知泉州、福州，召爲户部尚书。改翰林学士，寻得疾，拜参知政事而卒，諡文忠。

早年从游朱熹弟子詹体仁，对朱熹推崇备至，尝谓“巍巍紫阳，百代宗师”，且自言于朱学“尝私淑而有得”。德秀是继朱熹之后，声望很高的学者。全祖望题《真西山集》有云：“乾、淳诸老之后，百口交推，以爲正学大宗者，莫如西山。”理宗褒崇理学，理学思想历“庆元学(党)禁”之后，统治地位开始逐步得以确立。真氏与魏了翁，爲同年进士(庆元五年)，并同显仕于朝，相爲羽翼，大力褒扬理学，张大理学旗帜，将理学奉爲正宗，在理学统治地位之确立方面，并有其功。《宋史》本传称：“自侂胄立僞学之名以锢善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絶之。德秀晚出，独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党禁既开，而正学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黄百家亦谓：“从来西山、鹤山(魏了翁)并称，如鸟之双翼，车之双轮，不独举也。”(《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魏氏亦曾言其与真氏“志同气合，则海内寡二”。在学术上，魏氏始习朱熹、张栻之学，转而尊信心学而与陆九渊接近，真氏则墨守朱说，几无多大发明，因之黄百家述乃父黄宗羲之语有云：“两家学术虽同出于考亭(朱熹)，而鹤山识力横絶，真所谓卓荦观群书者。西山则依门傍户，不敢自出一头地，盖墨守之而已。”(同上)在宇宙观上，认爲“太极”爲宇宙之本原，“太极”即理，理先而气后：“所谓无极而太极者，岂太极之上别有所谓无极哉，特不过谓无形无象而至理存焉耳。盖极者，至极之理也。穷天下之物，可尊可贵，孰有加于此者!故曰太极也。世之人以北辰爲天极，屋脊爲屋极，此皆有形而可见者，周子(敦颐)恐人亦以太极爲一物，故以无极二字加于其上，犹言本无一物，祇有此理也。自阴阳而下，则丽乎形气矣。阴阳未动之先，祇是此理，岂有物之可名邪。”(《西山真文忠公文集·问太极中庸之义》) 在道器关係问题上，认爲器即物、道即理，道器不相离而理在物中：“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无形之理也”，“盖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天下未尝有无理之器、无器之理。即器以求之，而理在其中，如即天地则有健顺之理，即形体则有性情之理，精粗本末，初不相离”(同上书，《问大学祇说格物不说穷理》)。将朱学与董仲舒尊天思想结合起来，断言人之形体、德性，皆天之所与：“天地赋我以此形，与我以此性。形既与禽兽不同，性亦与禽兽絶异。何谓性?仁义礼智信是也。惟其有此五者，所以方名爲人。我便当力行此五者，以不负天之所与”(同上书，《问格物致知》)。“德性，谓得之于天者，仁义礼智信是也”(同上书，《问收其放心养其德性》)。“仁义礼智之性，恻隐、辞逊、羞恶、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支百骸之爲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爲伦，何莫而非天也”。(同上书，《明道先生书堂记》)强调天之主宰地位，认爲无论何人，包括人主在内，都必须毫无例外地尊天、服从天命：“帝王当尊者莫如天”，“夫天道甚明，不可欺也。天命惟艰，不易保也。昧者徒曰高高在上，不与人接，而不知人君一陞一降于事爲之间，天之监视未尝不一日在此也” (《大学衍义》卷二八)。“以人君言之，天既命我以此德，又命我以此位，有此德方可保此位” (《文集》《经筵讲义·进读大学卷子》)。

又以理释天，明确指出：“愚谓天者，指理而已”(《读书记》)。此理实际是指封建纲常名教。进而把纲常名教推至“栋干”、“柱石”的高度：“夫所谓五常者，亦岂出乎三纲之外哉!父子之恩即所谓仁，君臣之敬即所谓义，夫妇之别即所谓礼，智者知此而已，信者守此而已。……呜呼!是理也，其扶持宇宙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欤!人而无此，则冠裳而禽犊矣。 国而无此，则中夏而裔夷矣。”(《文集·召除礼侍上殿札子》)其为理宗经筵侍读，每每託天或天命以言，目的在于规儆人主修德、正心。尝谓：“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则发号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则贤不肖有别，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 (《大学衍义》卷一)又认为：“纲常大端，是谓人极。人极不立，国将奈何?且民无常情，惟上所导”(《文集·召除礼侍上殿奏札》)。希冀人主以身作则，扶持纲常，植立人极。在认识论与道德论上，继承程朱“穷理持敬”的思想，将认识论之穷理与涵养工夫之持敬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主张二者密不可分：“盖穷理以此心为主，必须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无私意邪念之纷扰，然后有以为穷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须事事物物各穷其理，然后能致尽心之功。欲穷理而不知持敬以养心，则思虑纷纭，精神昏乱，于义理必无所得。知以养心矣，而不知穷理，则此心虽清明虚静，又祇是个空荡荡底物事，而无许多义理以为之主，其于应事接物，必不能皆当，释氏禅学，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养，而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以致其知， 则于清明虚静之中， 而理悉备，其静则湛然、寂然，而有未发之中，其动则泛应曲当，而为中节之和，天下义理，学者工夫，无以加于此者。”(同上书，《问学问思辨乃穷理工夫》)其于穷理，反对离器求理，而强调即物求之的方法，谓：“若捨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虚之见，非吾儒之实学也。所以《大学》教人以格物致知，盖即物而理在焉，庶几学者有著实用力之地，不致驰心于虚无之境也。”(同上书，《问大学祇说格物不说穷理》)，并且一如朱熹，主积累而通悟之说(同上书，《问零零碎碎凑合将来不知不觉自然省悟》)。其于持敬，亦承程朱之说，谓：“端庄主容貌而言，静一主心而言，盖表裹交正之义，合而言之，则敬而已矣”(同上书，《问端庄静一乃存养工夫》)。“伊川(程颐)先生言：主一之谓敬”，“所谓主一者，静时要一，动时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应事接物，有所作为，此心亦要主于一，此是静时敬、动时敬。静时能敬则无思虑纷纭之患，动时能敬则无举措烦扰之患。如此则本心常存而不失。为学之要，莫先于此。” (同上书，《问敬字》)

特别推重《大学》一书，断言是书为“君天下之律令格例”(《大学衍义自序》)，认为：“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学》。为人君而不知《大学》，无以清出治之源。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同上)。所进《大学衍义》一书，提出人君之学，其要有四：“盖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者，人君格物致知之要也。崇敬畏、戒逸欲者，诚意正心之要也。谨言行、正威仪者，修身之要也。重妃匹、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者，齐家之要也。四者之道得，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同上)大旨在于正君心、肃宫闱、抑权倖、振朝纲。所著有 《西山真文忠公文集》、《读书记》(《大学衍义》属《读书记》之乙记上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