翦伯赞（1898年4月14日－1968年12月18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维吾尔族人。名象时,笔名林宇、林零、商辛、钱肃端、农畴、陈思遗、太史简。湖南省桃泉县人。5岁入私塾,次年转入清真小学。15岁入常德中学。18岁毕业后,考入武昌商业专业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武汉地区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同年7月,商专毕业后,回母校常德中学任英语教员。

1924年夏,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继续研究经济学,并开始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5年冬回国,先到上海,次年春到北平,于3月18日积极参加了反对段祺瑞政府的爱国斗争,并在“三·一八”惨案中遭到迫害。至此,他最后放弃了“实业救国”的幻想,决心走革命的道路。同年冬天,到长沙参加了北伐的国民革命军。

1927年1月,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特派员身份,秘密北上太原和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动员山西督军阎锡山和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都统商震响应北伐。大革命失败,他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被迫过着流亡生活。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历史问题的论战中,积极撰文参加论争。

1930年至1931年,先后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和《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分上、中、下三篇,以上四篇依次刊于北平,《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期)等论文,对反动观点进行了批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又连续发表《世界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中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暴行》和《走到反帝国主义的最前列》(刊于天津《丰台旬刊》1卷1、3期)等论文。还和吕振羽合著《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吕著上册、翦著下册)一书。这些论文和专著以鲜明的观点、充实的资料,揭露和批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及其侵略我国的罪行,还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时出版的《苏俄集体农场》一书就是他译的斯大林的《大转变的一年》、《论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问题》等九篇论文编成的。

1933年后,居住在南京,继续从事爱国民主活动和学术研究。

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回到长沙,与吕振羽、谭丕模、张翼等发起组织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均任常务理事并主编分会机关刊物《中苏半月刊》,宣传抗战,还兼任自北平南迁长沙的民国大学的历史哲学教授。

1938年,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阻力,出版了名著《历史哲学教程》,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批判了陶希圣、李季和佐野袈裟美、胡适等人的反动历史观,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及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进行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必要性。

1940年2月,离开湖南到达重庆,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他的主要统战对象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覃振及文化教育界的一些知名人士。还担任中苏文化协会总会理事兼机关刊物《中苏文化》月刊的副主编。同年10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时,他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史,还到复旦大学、朝阳大学、育才学校,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做学术讲演,先后撰成的专著有《中国史纲》1、2卷,共70余万字;发表的论文60余篇。《史纲》的第一卷是写中国的史前史和商周史,充分利用了古代文献和考古学、民族学、古文字学等资料,分析阐述了中国古代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剖析了奴隶制和封建领主制依次产生、发展及其解体的过程。第二卷是写秦汉史,主要分析阐述了土地的封建领主所有制向新兴的地主所有制转变,以及由此引起的政治上的诸侯割据向专制的中央集权制的过渡。《史纲》是我国早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之一,为在我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起了重要作用。论文内容涉及了史学方法论、农民战争、民族关系、政治史、经济史、文学史、戏剧史等方面,大部分收入《中国史论集》第1、2辑中。抗战胜利后,又回上海,继续从事统战和理论宣传工作。曾任大夏大学教授、“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负责人之一,主编《大学月刊》。

1947年10月,到香港,任达德学院教授,主编香港《文汇报·史学》副刊,并从事民主运动。在上海和香港期间,共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孙皓的末日》、《评南北朝的幻想》和《末代皇帝的下场——逃跑、投降、自杀,被俘》等文章,都是为在敌后配合正面战场的斗争而撰写的。

1948年11月,和郭沫若、许广平等人,由香港乘船北上,进入解放区。次年2月,随军进北京,应燕京大学之聘,任社会系教授;并参加筹备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任筹备委员。后任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副校长、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主任、中央民族历史研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院部学部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等职。

1949年夏,与郭沫若、范文澜等发起筹建中国史学会,担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参加发起组织编纂卷帙庞大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全书共分十一个专题,约两千多万字),其中《戊戍政变》和《义和团》两个专题,由他亲自主编。还与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专家、教授合作编著《中国历史概要》、《中外历史年表》、《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等书。

1961年春,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被推举为历史教材编审组组长,并主编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史纲要》。自此,他把全部精力投入了高校历史教材建设工作中,组织动员全国有关的专家、教授、撰写、编选了数十种中外历史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为我国高校教材建设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史纲要》共有七十余万字,分为四册,上起“北京人”、下止鸦片战争以前,简明扼要,系统翔实,是我国当前比较完善的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央教育部的推荐教材。在50年代初,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的名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他马列主义著作,发表了《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及有关史学方法、人物评价等文章。1958年陈伯达到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做报告,片面鼓吹“厚今薄古”、“建设共产主义”,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刮起一股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和浮夸、浮躁的不正之风。在史学方面的表现是抽象化、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现代化、对于教学和科研都有极坏的影响。翌年,他连续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谈谈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的结合问题》等文章,批判了陈伯达的这些谬论和由他刮起的歪风。

1961年至1963年春,又发表了《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文章,还先后在北京、呼和浩特、苏州、上海、南京、扬州、南宁、桂林等地的高等学校和文化科研单位发表学术讲演。1949年至1956年间,他四次出国,第一次于1949年参加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代表团,到捷克布拉格,出席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第二次于1955年,以团长身份率代表团至荷兰的莱登,出席欧洲青年汉学家会议;第三次在同年12月,参加了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日本;第四次于1956年,以团长身份率代表团至巴黎,出席青年汉学家会议。他的学术专著主要有:《最近之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下;1932年,北平书店出版)、《历史哲学教程》(1938年,长沙新知书店出版)、《中国史纲》(第一卷,1944年,重庆五十年代初版)、《中国史纲》(第二卷,1946年,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初版)、《中国历史概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译成英、德、法文出版,民族出版社译成朝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出版)、《中外历史年表》(1958年,三联书店初版)、《中国史纲要》(四册,1963年至1965年初版)。他共发表论文和翻译文章三百余篇,约三百多万字。主要论文集有《中国史论集》第一辑(1943年,重庆文风书局初版)、《史料与史学》(1946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中国史论集》第二辑(1947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初版)、《历史问题论丛》(1956年,三联书店初版)、《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译文集有《苏俄集体农场》(1934年,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所编资料有《义和团》(195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戊戎政变》(195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历代各族传记汇编》(第一编,1958年,中华书局出版,第二编,1959年出版)等。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文章公开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进行了批判。

1968年12月4日，四人帮指使的“刘少奇专案组”的副组长巫中，绕开学校的“军管”当局，带着几名副手，在历史系“翦伯赞专案组”几个人的带领下找到翦家逼问有关刘少奇的问题。 

1968年12月18日夜，翦伯赞戴淑婉夫妇俩无奈之下服下了积聚起来的安眠药，清晨，杜铨见翦伯赞夫妇一直不开房门，就喊了数声，不见任何反应，心中顿生疑窦，就将门闯开，发现夫妇俩已远离了这个世界，只见翦伯赞夫妇各睡一张床，揭开被子，两人都整整齐齐地穿戴着崭新的衣服和鞋子。在翦伯赞中山装的两个下衣袋里，各搜出一张二指宽的纸条，展开一看，一张写着“我实在交代不出什么问题，所以走了这条绝路，杜师傅完全不知道。”；另一张上写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1978年8月，中共中央领导人邓小平亲自批示为翦伯赞彻底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