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1837年~1873年)，清经学家。字子高。浙江德清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卒于清同治十二年。补诸生，一赴秋试，遂弃学业。为诂经精舍名宿周中孚甥。

戴氏最初“好为辞章”，继好颜元之学，以为“颜李之学，周公、孔子之道也”(戴望《颜氏学记序》)。后至苏州谒见陈奂，“通知声音训诂经师家法。复从宋先生翔凤授《公羊春秋》，遂揅精覃思，专志治经”(《戴君墓表》，见《谪麐堂遗集》卷首，清宣统三年归安陆氏依会稽赵氏刻本)。戴氏治汉儒经说，是在清咸丰丁巳(1857)他二十一岁以后，谓：“丁巳后，得从陈方正(即陈奂——引者)、宋大令​​(即宋翔凤— —引者)二先生游，始治西汉儒说，由是以窥圣人之微言，七十子之大义”(《颜氏学记序》)。陈奂撰《毛诗传疏》，《毛诗》为古文经籍。然戴氏则认为陈奂“所撰《毛诗传疏》，于先汉微言大义，无不曲发其蕴”，他“虽宗毛学，亦颇稽撰三家同异”(《清故孝廉方正陈先生行状》，见《谪麐堂遗集》)。戴氏把陈奂说成是不偏废今文的学者，并以此表达他自己对今文经学的倾慕。对戴氏的今文经学倾向影响最深的是常州今文大师宋翔凤。本来戴氏治《春秋》，本《左传》，而遇到宋翔凤后则学风大变。他说： “望初溺《左氏》，自谒吴宋先生，诏以先生(指刘逢禄——引者)遗书，狃于习俗，未能信也。其后宋先生没，望避难穷山中，徐徐取读之，一旦发寤，于先生及宋先生书若有神悟，迥然于吾生之晚，不获侍先生也。”(《故礼部仪制司主事刘先生行状》，见《谪麐堂遗集》)他由宋翔凤而闻常州今文之学，并对刘逢禄、宋翔凤甚为钦仰。

戴氏在常州今文经学影响下，撰写了《论语注》一书。本来，刘逢禄有《论语述何》之作，其旨“追述何氏《解诂》之义，参以董子之说，拾遗补阙，冀以存其大凡，孔、郑诸家区盖不言” (刘逢禄《论语述何序》); 而宋翔凤也撰《论语说义》，旨在发挥西汉今文经学的“微言”、“素王”、“太平之治”等思想。戴氏的《论语注》基本上继承了刘逢禄、宋翔凤的学风，他明确指出，在《论语》齐、韩、鲁三家中，“《齐论》盖与《公羊》家言相近”，它所多出的《问王》、《知道》两篇，“当言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与《春秋》相表裹，而为禹所去，不可得见，悕已!后汉何劭公、郑康成皆为此经作注，而康成遗说，今犹存佚相半。劭公为《公羊》大师，基本当依《齐论》，必多七十子相传大义”( 《论语注序》)。他还表白自己深喜刘逢禄、宋翔凤之说，因刘、宋所注大都“约举”、“不列章句”，从而“因其义据，推广未备”(同上)，而注《论语》的。戴氏又反覆说明他所注《论语》，“櫽括《春秋》及五经义例”，欲使“先汉齐学所遗、劭公所传”，“发挥其恉趣”(同上);也就是他是继承常州今文经学加以发挥，从事《论语》的注释的。

戴氏的《论语注》，宣究“素王之事，改周受命之制”;发挥今文“三统”说，言损益因革，言“若循连环”;阐明《公羊》“三世”说，言孔子“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他力言《春秋》与《论语》之相通，并发挥今文《齐诗》的遗说，推演《春秋》“改制”、《公羊》三世，把《论语》和《春秋》密切联系在一起，使《论语》“复”于西汉。这种说解，既与清代刘宝楠的《论语正义》不同，也与清代其他注释《论语》之本，迥不相同。戴氏也说：“如有睹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缘是罪我，则无讥焉尔。”(《论语注序》)但戴氏主要是继承了西汉今文经学的某些治学方法，斤斤与古文经学派争孔子真传，讲究今文师法的“经学正统”。因此，他虽然主张使《论语》“复”于西汉，似乎和魏源的《诗古微》、《书古微》一样，开展专经研究，探寻西汉坠绪，但却不具有魏源的“变易”思想。戴氏的经学思想，反映了主张“变易”的今文经学，“至此发生了变化，至此受到了锢蔽”(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第151页，中华书局1989年8月出版)。

戴氏也喜讲顾炎武遗书，尤留心明末记载，拟辑《续明史》，未就。精校刊。诗工五言。著作尚有《颜氏学记》、《谪麐堂遗集》、《管子校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