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314—385)。东晋僧人，佛教思想家，毗昙学者，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之一“本无宗”的主要代表。据《出三藏记集》卷一五、《名僧传钞》、《高僧传》卷五载，本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南)人。早孤，十二岁出家，天资聪敏而形貌丑陋，初不为师所重，令作农田粗活三年。劳作之余，刻苦读经，日读千偈，背诵一字不差，为师所惊叹。后入后赵都邺(今河北临漳)，师从佛图澄，时道安已拥有大批弟子，号“漆道人”。后秦太宁元年(349)，石虎死，北方大乱，乃率众离邺，走上颠沛流离的避难生活。先至获泽(今山西晋城)山区，再上雁门郡飞龙山(在今山西浑源西南)，转上太行恒山(在今河北阜平境)，乃受武邑太守之请还复冀城(或即邺)。及至前燕再次大乱，加上当时“天灾蝗旱，寇贼纵横”，遂入王屋内林山(约在今河南济源西北)，不久，又渡河入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栖。然而，战乱和饥饿依旧，乃率徒数百南下。行至新野，聚众共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依靠国主，将佛教“法事”安置于国家的保护之下;二是分张徒众，扩大宣教地区。于时受到东晋名士习凿齿的邀请，遂与弟子四五百人进住襄阳。时在公元365年，已是五十多岁了。

在北方这些年代里，道安集中研习的是安世高以来流传的“禅数学”，所撰《阴持入经序》、《人本欲生经序》、《了本生死经序》等，充满了悲观厌世和禁欲主义思想。所修禅法，亦在为其出世和禁欲服务。及至襄阳，生活条件和思想观念都为之大变。据习凿齿与谢安书，道安“师徒数百，斋戒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互相尊敬，洋洋济济”。所讲经典，集中在《放光般若经》。在襄阳十五年，多与官僚文士相往来，每年必讲此经二遍。

事实上，他也同时研习《道行般若经》。撰有《道行集异注》，即是与《放光》比较之作，现存其序。由此形成他的般若学。他认为：“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耳……据真如，游法性，冥然无名者，智度之奥室也。”这一观念与其禅数学中主张的“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有明显的不同。他把永寿、真人、世雄视为朽种幻梦，但又以法身、如、真际为真实，他把般若精髓定为“善出无生”;一般称他主张“本无”，而他的弟子僧睿则说他提倡“性空”，谓：“格义迁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性空之宗，以今验之，最得其实。”不过，他仍然保存有“识神”之说。

东晋太元四年(379)，前秦派兵攻陷襄阳，道安被送往长安，受到苻坚的欢迎和礼遇，一时成为贵族子弟学文请益的导师。他被安置在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利用国家力量，集中于译经。除《大品般若》的补译外，主要是说一切有部的论著，即《阿毗昙》类。研习此类论著，后来形成一股思潮，被称为“毗昙学”，道安是首创者。与之相应的还有关于《阿含经》的译介和有关戒律类要籍的翻译。这都属于佛教的基本建设。也就是在介绍有部论著的期间，他接受了上生弥勒的信仰，期望不离世间而能从弥勒问学，开上生弥勒信仰之始。

他在中国佛教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一是整理佛典和有关文献，编纂《综理众经目录》，开创了中国佛籍的目录学。一是组织僧团，制定僧尼轨范、佛法宪章，规范内部生活和斋忏仪轨，统一僧尼姓氏为“释”，加速了独立的僧侣阶层的形成。一是确定了上依国主、下张徒众的佛教传播方式，为后来佛教所依准。一是确立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对中国的译经理论有深远的影响，他在南北两地的活动，促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联系和了解。孙绰赞其“飞声汧陇，驰名淮海”。西域尊之为“东方菩萨”，时人称“印手菩萨”。他曾劝阻苻坚不要与东晋战争，史学界认为是件大事。他的弟子众多，慧远是他的思想的主要继承和发挥者，尽管在信仰上，二人不同。今存文十八篇，多为佛经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