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年—770年），唐代著名诗人。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或“杜陵布衣”。京兆杜陵(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生于河南巩县。杜甫13代祖是晋代名将兼名儒的杜预，此后杜家代有为官者。所以他自称其家族是“奉儒守官，未坠素业”。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为武后时期著名诗人，擅长五律、五排。这样的家世对杜甫毕生追求功业和对诗歌创作的执着都有深刻的影响。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生活在充满浪漫气氛的“开元盛世”。从开元十八年(730)至天宝四载(745)他曾4次到晋之郇瑕、吴越、齐赵、梁宋等地漫游。这些游历开拓了其眼界，饱览了祖国的山河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结交了当时已享盛名的诗人李白、高适等。他们交流心得、切磋诗艺，为杜甫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此时期他已写有《望岳》、《画鹰》等名作。
从天宝五载到十四载这10年间杜甫主要生活在长安。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理想来到唐王朝的国都，可是他遇到的是冷落和白眼。他希望通过考试、献赋或干谒权贵得到一官半职，并未能如愿以偿，以致使生活陷入困顿之中。他“卖药都市、寄食友朋”，但过的还是“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的生活。在长安他目睹统治者生活的奢侈淫靡，并把这些写入《丽人行》、《乐游园歌》等名篇中。现实生活使他感受到阶级对立的严酷。
杜甫还看到由于唐玄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开边政策给人民带来了灾难，为此他写了《兵车行》、《前出塞》。他预感到唐帝国表面繁荣下所潜伏的危机。在《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中写道：“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诗人感到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天宝十四载他自京往妻子所寄居的奉先县，途经骊山华清宫，宫内皇帝带着宠妃、群臣饮酒作乐，宫外饿莩遍野。回到家里便写下著名史诗《自京赵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此时安史叛军的铁骑已攻破东都洛阳，逼近潼关了。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杜甫象中原一带普通人一样，备尝颠沛流离之苦。这段经历是使杜甫走向人民的动力。在战乱中他不仅看到广大人民的痛苦，而且还感受到人民的爱国热忱。至德二载(757)他投奔唐肃宗，一度为左拾遗，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他去官往秦州，后辗转到同谷。在同谷走入绝境，几乎冻饿而死。这个时期是他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写出了震撼千古的《悲陈陶》、《悲青坂》、《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篇。
从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到唐代宗大历五年(770)，杜甫漂泊于西南，其中在巴蜀8年，荆湘3年。他先在成都依成都尹严武，于浣花溪畔建草堂，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这时写下了许多描写自然美的诗篇。如《春水》、《卜居》、《春夜喜雨》等。严武死后，杜甫沿江出峡，在夔州(今四川奉节县)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改变出峡之念，打算在此长居。在夔州期间，杜甫有意识地总结一生经历和创作上的得失，有计划地写作了一些回忆自己生平的长诗和一些组诗，并在律诗、排律、绝句等诗歌体裁和格律上都作了可贵的探索。此时名作有《壮游》、《遣怀》、《往在》、《偶题》、《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夔府咏怀》、《戏为六绝句》等。
因思念家乡，于大历三年离开夔州，意欲从江陵取道北还。适逢商州战乱，只得南下岳阳。他居无定所，只凭一叶小舟漂泊于潭州、衡州、耒阳之间。他老病相兼，又十分贫困，于大历五年沿湘江从潭州到岳阳的途中，病逝于船上。临终前他仍惦念着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苦难：“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伏枕书怀》)表现出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胸怀。
综观杜甫一生，其忧国忧民之情始终不衰，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理想，他有“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又有“恶竹应须斩万竿”的嫉恶如仇的战斗激情。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山河。对于皇帝的荒淫、朝廷的腐朽、以及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曾毫无顾忌地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弱者，甚至幻想为了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出自我牺牲，表现出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一切都反映在他传世的1400余首诗篇中。
杜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诗人成功地把反映重大的政治题材和摅写个人的喜怒哀乐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清人浦起龙所言：“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因之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表达对穷苦人们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等，都是以个人情感和事实相结合的。前人用“诗史”概括和评价杜诗的思想内容，不仅指杜诗反映了诗人所处时代的历史真实，描绘出许多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而且也指诗中所体现的作者对所反映生活的判断与评价是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诗人的好恶爱憎是和广大人民相一致的。
杜甫的“善”“恶”的情感强烈真挚而经久不渝。不仅对国家、民族、人民如此;对自己的亲人、朋友、邻里的深情也极其动人。梁启超称杜甫为“情圣”，他是当之无愧的。
杜诗思想内容博大深厚、生活体验丰富真切，感情饱满有力，在艺术表现上经过较长的积累，酝酿，触发的过程，因之杜诗有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顿挫变化的节秦和铿锵浏亮的音调。其艺术风格可以用“沉郁顿挫”概括。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既有大气磅礴的艺术概括能力，又有细致入微的写实本领。杜甫擅长“铺陈”手法，他在诗中把铺陈(即赋)的手法发挥到极致。叙事自不用说，就是咏物抒情，写景题画，亦无不大量采用赋的手法，而且在章法结构上多变化，令人莫测端倪。如清人李重华所言：“作诗善用赋体，惟老杜为然，其间微婉顿挫，总非平直。”(《贞一斋诗话》)杜甫讲求炼字炼句，诗多警句。其诗还兼备众体，除了乐府歌行、五七言古体、律体、绝句体诗外，还写了不少排律和拗体诗。杜诗艺术手法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他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了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这对中唐时元稹、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有很大的影响。
杜甫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他通过自身生活和创作实践所确立的高尚人品与崇高诗品相结合的原则，被后世绝大多数诗人所首肯，因此忧国忧民不仅成为诗歌的咏唱不尽的主题;而且也成为每一位真正诗人思想境界追求的最高准则。杜诗哺育了历代许多爱国者和进步人士。杜诗艺术为后世模仿是由于杜诗题材风格的多样性，而且均造其极，为兴趣、爱好不同的诗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另外，由于杜诗艺术形式的规范性，也为后人的学习模仿提供了楷模。
杜甫身后有“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但早散佚。后樊晃编有《杜工部小集》6卷，亦不传。北宋宝元二年(1039)，王洙正式编纂了杜甫全集，共20卷，录诗1405首，很接近今日传本。此本经过北宋末王琪、何瑑、丁修等人的重新编订，在苏州镂版印行，成为杜诗的第一个定本。后来杜诗的编年本，分体本，分类本，分韵本皆源于此。宋代杜诗注本繁多、号称“千家注杜”。至今有书目可按者，尚有五六十种，有书或残本传世者尚有六七种之多。其中水平较高者，有郭知达所编《九家集注杜诗》，黄希、黄鹤父子所注《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赵次公所注《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残本)。宋代杜诗注本基本确定了杜甫生平经历、诗歌编年，为准确理解杜诗打下基础。宋人对杜诗中用典，词语出处以及难字难句的笺释，基本上弄通了杜诗。明末清初又出现了许多注杜名作，著名者如王嗣奭的《杜臆》，钱谦益的《杜工部集笺注》，朱鹤龄的《杜工部诗集辑注》，卢元昌的《思美庐杜诗阐全集》，吴见思的《杜诗论文》，仇兆鳌的《杜少陵集详注》、黄生的《杜诗说》，顾宸的《辟疆园杜诗注解》，陈式的《问斋杜意》，吴瞻泰的《杜诗提要》，金圣叹的《杜诗解》。这些或注重杜诗思想内容，或注重艺术形式，都对杜诗诗意有深入的理解，对杜诗的意蕴有较好的发挥。
自宋至清的杜诗注本(包括选注本)，现存近200种，至于诗话、笔记、杂文、诗词，论及杜甫或杜诗者难以数计、杜诗研究学实际已经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存在于自杜甫去世以来的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