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牧（1247年～1306年）宋元之际学者。字牧心。自号“三教(儒、佛、道)外人”，别号“九鉴山人”，人称“文行先生”。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其生平事迹，史籍记载很少。自称：“余家世祖传，不过书一束。”“年十余岁，读庄、列，悟文法，下笔追古作者。及壮，视名利薄之，偏游方外，历览名山。”(《邓文行先生传》)没有在宋朝作过官。邓牧32岁时，大臣陆秀夫抱幼帝赵昺投水自尽，南宋灭亡。他怀着亡国的悲痛，终身不仕不娶，隐居在余杭大涤山洞霄宫，“身不衣帛，服楮御寒署。”(同上节)缺食少衣，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58岁时，元朝统治者派玄教大师吴全节请他出山做官，被他拒绝。第2年“无疾而化”。著作有《伯牙琴》。

邓牧不满元朝的封建统治。他指出，封建君主从来都是“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供一人之用。秦始皇就“焚诗书，任法律，筑长城万里，凡所以固位而养尊者，无所不至。”(《君道》)后世的君主也都是象秦始皇那样，“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欲长治久安，得乎!”(同上)然而，儒者们却“为君者歌颂功德，动称尧舜”。其实，他们“凡为饮食之侈、衣服之备、宫室之美者，非尧舜也，秦也。为分而严、为位而尊者，非尧舜也，亦秦也。”(同上)这对封建道德原则无疑是个亵渎。

邓牧还揭露了封建官吏的累累罪行。他说，暴君惧民为乱，“周防不得不至，禁制不得不详，然后小大之吏布于天下，取民愈广、害民愈深”(《吏道》)。“吏无避忌，白昼肆行，使天下敢怨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诛，岂上天不仁，崇淫长奸，使与虎豹蛇虺均为民害邪!”(同上)他指出：元军的官长驻守一地后，“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田宅、居室。”(《元史·兵志》)以至“今一吏，大者至食邑数万，小者虽无禄养，则亦并缘为食，以代其耕，数十农夫，力有不能奉者。使不肖游手，往往入于其间，率虎狼牧羊豕，而望其蕃息，岂可得也!”(《吏道》)

邓牧对人民的不幸表示同情。认为群众的“造反”是暴君酷吏逼出来的。“天下非甚愚，岂有厌治思乱、忧安乐危哉!”“夫夺其食，不得不怒，竭其力，不得不怨。人之乱也，由夺其食，人之危也，由竭其力。而号为理民者，竭之而使危，夺之而使乱!”(同上)邓牧认为，要使社会争乱和道德堕落的情况得到根本改变，就必须回到远古时代的“至德之世”。至德之世是邓牧的最高社会理想与道德理想。它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理想人格、道德榜样的圣人，既是君，又是师。“古有圣人，作君作师。忧民之溺，由己之溺，忧民之饥，由己之饥。”尽力为民服务，所以民深受其功德的恩惠。“其德泽所浸，如时雨之化，其功用所及，如春阳之熙。”(《见尧赋》)那时的君主，其道德十分高尚，堪为民之师表。首先，他们具有俭德，生活简朴。“子不闻至德之世乎?饭粝粱，啜藜藿，饮食未侈也，夏葛衣，冬鹿裘，衣服未备也，土阶三尺，茆茨不翦，宫室未美也。”(《君道》)其次，君民平等，关系亲密，“其分未严”，“其位未尊”。经常到平民住的地方(衢室)去访问，在自己的堂屋(总章)听取百姓的意见，作风平易近人。第三，君能禅让其位，臣民不会争夺君位，老百姓衷心拥护君主。“圣人在位，天下之人戴之如父母”，“天下乐戴而不厌，惟恐其一日释位而莫之肯继也。”(同上)二是官吏的德行也很高尚，没有人到处钻营，争官求禄。他们人数不多，“去民近”，能够深入群众，不谋私利，“与人主共理天下”，百姓无形中从他们那里得利益。三是人们虽有分工的不同，但都自食其力。“为业不同，皆所以食力也。”(《吏道》)没有剥削与掠夺别人的行为。他们都能谦虚待人，彼此尊重。“道高而愈谦，德尊而愈恭。”没有狂妄自负、诋毁别人的不道德行为。“其于人也，遏恶而扬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闻，而以为己所不逮，不幸闻人之过，则亦含容覆护，不忍其不得为君子。”(《名说》)邓牧所幻想的“至德之世”，同元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对现实的无德之世的严厉批判。

邓牧认为，要实现“至德之世”，必须“得才且贤者用之，若犹未也，废有司，去县令，听天下自为治乱安危，不犹愈乎!”(《吏道》)他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德才兼备的君主与官吏身上。认为如果不行，就按照老庄“无为而治”的办法，任凭天下治乱安危。这是他的思想局限性。但他对后世进步思想家很有启迪，如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书，就明显地受到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