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法文:François-Marie Arouet,1694年11月21日—1778年5月30日),笔名伏尔泰(法文:Voltaire),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人和巨擘。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自然科学和政治等方面写了大量著作。他毕生致力于揭露和打击黑暗的封建制度与宗教统治。他的成就和影响使他成为世界上永垂不朽的名人之一。 1694年11月22日,他出生于巴黎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 是一个法院公证人,后任审计院司务。
伏尔泰幼年受其教父沙多芮夫的影响,对文学发生兴趣。3岁时就能背诵拉·封登的《寓言》。10岁进耶稣会办的大路易中学。12岁时已能作诗,并爱阅读毕耶尔·贝尔所撰反对宗教、宣扬自由的论著,开始对神学表示怀疑。16岁中学毕业,他的父亲希望他继续学习法律,将来成为法官。但他立志于当文学家,不愿学法,遂成为一个无职业的文人,经常写作一些讽刺诗和即景诗,出入豪贵之门,以其警句妙语博得王公贵胄们的赞赏。1714年,当伏尔泰20岁时,沙多芮夫出任驻荷兰大使,曾一度把他带去充当随员,但不久即被送回巴黎。
1715年,号称“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死了,曾孙路易十五嗣位,年方5岁,由奥尔良公爵菲力浦摄政。路易十四时代是法国封建王权的鼎盛时代。路易十四穷兵黩武,好大喜功,奢侈淫佚,专制独裁。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受他的情妇曼特侬夫人的影响,使教会控制政治和社会的权力大大增长。因此,在伏尔泰的少年时代,法国在表面上虽呈现繁荣富强和文化发达的假象,而实际上国库空虚,贵族、僧侣两大特权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深,拥有经济实力的新兴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仍处于被压制地位,广大的劳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强烈的阶级矛盾已经为未来的大革命孕育了种子,启蒙运动即将应运而生了。
就在这个时候,伏尔泰充当了启蒙运动的旗手。他开始写讽刺作品攻击宫廷的淫乱生活,因而于1717年被捕,在巴士底狱,禁锢了11个月。在狱中,他写下了以希腊神话中一个乱伦故事为本事的悲剧《欧第伯》和一首歌颂亨利四世的长篇史诗(亨利四世是法国国王(1589—1610),因颁布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结束宗教战争而被宗教狂热分子所刺杀)。出狱后按例须短期流放出巴黎,他乃寄居于贝杜纳公爵在苏里的别墅中。这期间,《欧第伯》在巴黎上演,被认为是对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乱伦丑闻的讽刺,因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伏尔泰由此在文学界大露头角。但他在苏里却因言语顶撞了一个贵族纨绔子弟而遭到侮辱性的殴打。周围的贵族,包括他的东道主反而对他嘲笑,使他亲身体验到阶级间的不平等,加深了他对贵族阶级的愤恨。对方害怕伏尔泰报复,又通过朝廷大臣关系,于1725年重新把伏尔泰投入巴士底狱。被囚禁几天以后,他被放逐出法国,动身到英国去了。
他在英国住了3年,体会到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比法国封建统治优越,对英国文化产生强烈的好感。在此期时,他研究了牛顿的科学成就和洛克的哲学著作,结识了英国一些著名的文学家,其中包括杰出的讽刺小说作家斯威夫特。莎士比亚的戏剧也使他感受很深,当时法国的戏剧界是并不重视这位伟大作家的。
1729年,伏尔泰回到巴黎。此后数年中,他写作了歌颂民主共和制度的历史剧《布鲁杜斯》和反对宗教狂热的悲剧《采儿》。这两部剧的上演都获得成功。同时,他开始投资于商业活动,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使他此后得以过着优裕的生活。
1734年,在卢昂出版了伏尔泰的《英国通讯集》。这部书借书信体裁介绍了英国的政治、宗教、科学和哲学,并对法国的宗教教派斗争进行抨击,同时也发表了作者本人的哲学和神学观点。书一出版,就被法院判为禁书,当众焚毁。伏尔泰被迫流亡在外,最后定居在他的情妇夏德莱夫人的家中。
这里是洛兰省边境西雷地方的一座幽静的城堡。伏尔泰在此断断续续居住了14年(1734—1749)之久。在这段时期中,伏尔泰写下了大量文学、史学、科学和哲学著作。这些著作从各个方面攻击教会和封建制度的反动统治,因而不得不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就在这时候,普鲁士王太子腓特烈为了沽名钓誉,给伏尔泰写信表示对他热烈崇拜,伏尔泰也误认腓特烈为未来的“开明”君主。他们之间建立了友好的通讯联系。1740年,腓特烈即王位。法国宫廷想联合普鲁士来对付英、奥两国,便请伏尔泰担任密使去见普王。这次使命并未成功,但伏尔泰却因此一度得到法国宫廷的宠任,被授以普通侍从和王家史官之职,并于1746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这些荣耀并没有改变伏尔泰的观点,他仍然被一些权贵们认为是难以容忍的危险人物。他终于又与夏德莱夫人一同回到了西雷。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不久,伏尔泰就被普王腓特烈请到了普鲁士,作为贵客。但是,他们之间的友谊很快就破裂了。伏尔泰尖锐地讽刺了普国官方科学堡垒——柏林科学院——而激怒了腓特烈,不得不离开普鲁士。
通过痛苦的经验,伏尔泰决心不再与任何君主往来,而要为自己找寻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边境的佛尔纳置了一所宫堡及其附近的地产,在这里度过他富裕的晚年。
伏尔泰在普鲁士的时候,开始与法国年轻一代的启蒙运动者——百科全书派——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他定居在佛尔纳以后,更全力以赴地投身于启蒙运动之中。他一面积极从事创作,写出了哲学小说《老实人》、《天真汉》等不朽的名著;一面继续与《百科全书》的编纂者维持联系,对他们的工作予以支持。他对法国政治界、文化界、社会上以及教会发生的大小事件无不关心,他对这些事件的意见写成了无数的信札或小册子,以各种名字分发出去。20年间,从佛尔纳寄出的这种文件如雪片一般散布于欧洲,人们竞相传诵。各国反动统治者不断地加以查禁、斥骂,但均告失效。当时法国启蒙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启蒙运动的健将,如狄德罗、卢梭、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孔狄亚克、布封、杜尔阁等人,无一不是伏尔泰的后辈,尽管他们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但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却团结在一起,并公认伏尔泰是他们的导师,对他推崇备至。
1762年,法国土鲁斯地方司法界发生了一宗惨无人道的宗教迫害案。有一个新教徒商人让·卡拉的儿子因欠债自杀,教会诬陷卡拉,说成是因死者打算改奉旧教而被父亲谋害。法院站在教会一边,将卡拉全家逮捕,加以残酷拷打后,判处卡拉死刑。刽子手用铁棒打断卡拉的胳臂、肋骨和双腿,再把他挂在车轮上拖死,然后再用火焚尸。卡拉家有人逃到了日内瓦,离佛尔纳很近。伏尔泰对此事作了详细调查后,无比震惊。他满怀义愤地向欧洲各国控诉土鲁斯法院的暴行,为卡拉鸣冤。欧洲的舆论轰动了。法国政府被迫于1766年为这件案子平反。伏尔泰以“卡拉的恩人”的名字受到法国人民群众的热烈爱戴。
但就在这同一年,法国阿贝维耶地方又发生另一件惨案。一个青年骑士拉·巴尔由于宗教裁判所制造的冤案,被处极刑,从他身上搜出一本伏尔泰的《哲学词典》,也作为罪证之一。该书同时被焚毁。伏尔泰曾努力为拉·巴尔平反,奋斗了十余年,终未成功。
这个时代,法国完全被天主教会控制,教会对新教徒迫害不遗余力。而旧教之中又有许多不同的教派,彼此争吵激烈,相互迫害,一被指为异端,就有家破人亡的危险。像上面所举出的这类冤案层出不穷。伏尔泰以其崇高的声望向法国这种暗无天日的司法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他的斗争唤醒了法国的民众,摧毁了教会的威信,为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铺平了道路。
人民对封建制度愈加仇恨,伏尔泰的威望愈来愈高。1774年痛恶伏尔泰的昏君路易十五死了,新即位的路易十六阻挡不住法国人民对伏尔泰的热爱。他在1778年被巴黎人民奉为伟人迎接来了。群众以无比热烈的情绪欢迎这位84岁的老人,他的来到,比一国的君主来到更为轰动。伏尔泰在这里会见了美国独立元勋之一的富兰克林,他们的友谊传为佳话。巴黎剧院首次上演他新写成的悲剧《伊兰纳》,他亲自出席观看。演员们在舞台上抬出了伏尔泰的大理石半身像,为它举行加桂冠的仪式,观众报以雷鸣般的欢呼和掌声。
不久以后,伏尔泰回到了佛尔纳。就在这一年的5月30日,因患摄护腺癌逝世。
伏尔泰死后仍受到教会的迫害,以致他的遗体不得不秘密地运到香槟省,安葬在一个小礼拜堂内。1791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人民把他的遗骸运到首都,在他的柩车上写着下面的一行题词:“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他的骨灰从此长眠在巴黎著名的先贤祠中,永远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凭吊与瞻仰。
伏尔泰在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用他的笔杆进行了六十多年的反封建斗争。他是一个在多方面从事大量创作的作家。他的作品、包括书信在内,最先被博马舍编成全集,将近百卷之多。在这里不可能详细列举其著作目录,只能略举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以见一斑而已。
伏尔泰的文学作品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各种体裁几乎无所不写。在剧本方面,写过悲剧、喜剧、历史剧、散文剧、歌舞剧,其中最著称的有悲剧《欧第伯》、《布鲁杜斯》、《采儿》、《穆罕默德》、《梅洛普》、《伊兰纳》和喜剧《放荡的儿子》、《纳尼娜》、《一个苏格兰女人》等。在诗篇方面,写过史诗、哲学诗、短歌、讽刺诗、抒情诗、故事诗、艳体诗,其中最著称的有史诗《亨利亚特》、《奥尔良的处女》和若干讽刺诗。在小说方面则以哲学小说为主,最著称的有《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等。他的才思敏捷,语言警策,文笔锋利,词句精炼。他最擅长于以机智的讽刺来打击敌人,在他的字里行间,到处是嬉笑怒骂。他曾说过:“笑,可以战胜一切。这是最有力的武器。”他自己认真的创作活动是在戏剧和诗篇方面,哲学小说只是写来消遣的作品。他在世时,获得崇高荣誉的也是他的剧本和史诗。但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时间的考验,他的哲学小说却成了他最重要的文学代表作,其中尤以《老实人》一书为典型。
伏尔泰所有的文学作品都贯穿着反封建、反宗教的宗旨,宣扬理性和他自己的哲学观点。由于采取了文学的形式,能在人民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成为推动启蒙运动最有效的工具。
伏尔泰在哲学方面写过《哲学词典》、《论形而上学》、《牛顿哲学原理》等著作。他的哲学观点基本上受洛克感觉论的影响,承认客观世界不依赖我们的意识而存在,反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反对先验论,反对臆测,强调经验和实验的重要性。他是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反对一切宗教,但却相信在人们的意识中应当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这位上帝虽然具有褒善惩恶的功能,却没有任何可以被感觉到的标志,所以是不可认识的。他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人们道德行为的必要前提,对社会福利来说是必需的。因此,他说过:“即使没有上帝,也必须造一个。”可见他是从“神道设教”的理性主义观点来考虑这个问题的。他特别担心对上帝信仰消失后所带来的社会恶果。
伏尔泰虽然不是一位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但他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从事过认真的研究,做过大量的实验,并写过《试论火的性质》这类论文。他向法国知识界极力鼓吹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他的功绩在于大力宣扬科学。
伏尔泰在历史方面曾写下《风俗论》、《查理十二》、《路易十四时代》、《彼得大帝统治时代的俄国史》、《巴黎国会史》等著作,其中《路易十四时代》至今仍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他反对在历史中专门叙述帝王将相的个人事迹,而强调要研究整个民族、文化、社会经济、风俗习惯等。他主张写“哲学的历史”。他也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偏见。他的历史观是要面向世界,对人类一切民族的文化成就平等看待。他重视东方,特别对中国文化估价很高。当然,他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他把中国的文化传统过分理想化了。
他虽然攻击封建制度,但并不反对君主制。相反的,他始终对“开明的哲学君主”抱着幻想。他虽然同情受压迫和剥削的农民,但他却反对自下而上的群众革命运动。他期待着出现一个理性的王国,这个王国将由受过教育的、思想开明的、心地仁慈的国王统治着。在这样的王国里,具有启蒙作用的资产者起着主导作用,能够消灭一切迷信、偏见和迫害狂热,让贫苦人民得到较好的安定生活。这就是他的政治理想。他强烈地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在他所有的著作中对战争的残酷性描绘得淋漓尽致。
伏尔泰宣布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但是,他的原则是有局限性的。他不相信有可能建立消灭贫富的平等社会,而只提出人们必须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他主张废除封建等级制和特权;认为一个人除了法律以外不依赖于任何别的东西,这就是自由人。他强调财产私有的必要性。他认为,丧失财产的人们将会是暴政和宗教狂的支柱。伏尔泰攻击一切宗教的道德论。他也否认道德是天赋的。他认为道德是社会经验创造出来的,有其普遍性和永恒性。
就其政治和社会观点而论,伏尔泰固然只是一位有局限性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但是,他在反封建、反宗教斗争中的功绩值得人们永远纪念,他的才情洋溢的文学作品也将永远列入世界文化宝库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