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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第十五章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统一后之中衰时期。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是魏文帝元年曹丕篡位,亦称曹魏,建安二十五年前则称东汉。

篡曹魏的是晋司马炎。晋篡位,再过十六年,吴亡。接下来有贾后之乱,又引起历时十六年之八王之乱。

西晋有武帝,下有惠帝、怀帝、愍帝,共四朝。愍帝被胡人捉走,谓之蒙尘。后西晋南渡,往南边而下,谓之东晋。此时长江流域由东晋管理,黄河流域由五胡管治。东晋一百零三年,为宋,接下来是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一年,相加为二百七十一年,谓之南朝。

北方之五胡则管治一百三十六年东晋与五胡同时,后为北魏所统一,亦称拓跋魏鲜卑族人,也亦元魏与宋同时,有一百四十九年,统一北方只有九十四年。东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东魏变北齐二十八年,西魏变北周二十四年。 [1] 以上称为北朝。

北周灭了北齐,隋又篡北周,又平定南方,中国再统一。

上述共历时三百九十二年,统一中国,严格来说,只有晋武帝的十五年。至愍帝为匈奴所捉,故可说是中国的分崩时期。

此一时期,南朝是宋、齐、梁、陈。

北朝是元魏,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

当时中国不但不统一,且无一共同信仰,如有信仰中心,始可民族团结,但此时已失去中心。

古代中国,西周为政治中心,春秋之乱,有管仲出而尊王攘夷,战国时期则有孔子的共同思想,汉朝以后之政治,其中央政府之学术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东汉末年,政治思想推翻了,党锢之狱将好人下狱,备受压迫,正如范滂所说,已到怀疑时代。五四运动便是要提倡怀疑,重估新价值。这是可怕的。怀疑是黑暗的开始。

范滂以后,曹操出来招贤,不忠不孝没有关系,只要有本领便录用。因为曹操不讲忠孝之道,所以不能得天下。

到了司马懿有了改变,可以不忠,但重孝道,当时有二十四孝,如王祥卧冰等。

今日有人提倡要忠不要孝,可以无私德,只要忠于主义。但今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是怀疑,重估新价值,因此有的青年消极腐化了,有的走上坏路。

对中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

汉以后中国讲孔子,东汉末年则持怀疑。曹操说做坏人,晋人则说要倡私德,做好人。五四运动后,好人与坏人没有标准,共产党则定出了标准。因此有佛教进入中国,入世悲观并无异议,主要讲出世之道理,讲人死后尚有生命,于是入世不能随便做坏事。自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洋并无共同政治中心,各国分裂,但有耶稣之共同信仰,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后,分裂为天主教与基督教,基督教则又分为数十百个教派。

同时西方的信仰心已较中古时期衰落,因科学打倒宗教思想,奖励入世。为财而打倒人家,专讲肉体,是谓文艺复兴,主张个人自由,入世心强,出世观弱了。

今日西洋人敌不过俄国,因为无思想信仰中心,故主张复古,回到中古时期。光讲自由是没用的。

佛有“佛、法、僧”三宝,“佛”指已死的,“法”指道理,“僧”是指生的人。如照基督教讲法,“佛”是上帝,“法”是耶稣,“僧”是牧师。宗教只是人生社会之一面,不发生最高作用。

香港只能说是一个机械的中心,水、电、娱乐、巴士、轮渡……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心情各不相同,是唯物的机械的社会。英、美、法可说是唯物的社会。英、美在利害关系上一致,并非信仰道德上的一致。总之,社会应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胡人入侵后有五胡乱华。以血统论,可称为自然的民族,有没有跑进历史前的先史,进了历史应另有文化的民族。如今日的美国一般,是各国人民的混合,称为历史的文化的民族。这是跟自然基础来的。

春秋时代华戎杂处,戎狄血统与中国相同,姓姬、姜等。战国时期同化了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了统一的政府、民族与文化,不称杂处了。

中国是大国,开始漫无疆界,并不像古雅典、埃及、巴比伦、斯巴达、罗马之有小圈。中国则甚奇怪,尧舜时不知有国界,到秦以后才知道,并且有版图的确立,民族的抟成。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无国之境界,后才有天下观念。

中国人天下为家,舍己为人,而外国人对自己国家观念、地方观念均极为看重,中国则天下一家。西洋人说文化如小孩子放在摇篮中慢慢长大。中国文化则如小孩放在田埂间,亦自然地长大了。

秦朝时统一,外有四夷,与匈奴用防御、和亲、攻打之法,后来允许匈奴入住中国,因长城以外不适生活。于是同一生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罗马人征服了外国人,便要他做奴隶;中国人打垮了匈奴,请他进长城以内入住。

匈奴南迁,西汉时就有,东汉更多。匈奴南迁山西的特别多,他们的工作和教育均照中国同一待遇。

魏晋时大乱,这些人造反,就是五胡乱华,因中国的胸襟并不宽大。

尚有少数民族氐、羌,在西北部的陕、甘、宁、青等地;有鲜卑人在中国的东北部;也有羯,是匈奴的一部分,可能非同一血统。以上连匈奴,合称五胡。开始是匈奴,最后成功的是统一北方的鲜卑,称为元魏。

中国的边疆,以东北部最为麻烦,鲜卑、辽、金、清,均从东北面发起。

起初匈奴捉拿晋帝,晋南渡后成为东晋,北方则成为五胡十六国。

魏晋以下为南北朝,所谓“衣冠南渡”,即上层文化人来到了南方,尚有留在北方的。当时中国社会是门第社会,亦可称郡望。如诸葛亮,是琅琊人,是大家族、大门第,世代做官,家世二千石,相当于今之省长、部长。

黄巾之乱起,门第避难,诸葛亮逃到襄阳隆中,但其兄弟一在吴,一在北方跟从曹操, [2] 均是了不起的人物。

尚有鲁肃,亦是大门第,拥有两大米仓,其中之一送给了周瑜。

又如袁绍有四世五公 [3] ,做到院长之流。

中国今日之社会少了一个封建,无团结之庄园,故受人欺辱,因为是分开的、个人的,故吃了不封建的亏。今日中国社会只有政治势力,并无封建势力了。

当时的门第有势力,有其封建势力,故称胡汉合作。五胡乱华时,并非全是胡人,乃是胡汉合作,逃到南方的只有几十个大门第。

第十六章 北朝

外国人进中国后,同化成中国人,亦看其为自己人。今日我们称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应团结成一个民族。

岳飞、文天祥将蒙古人当夷族,但今日又有人纪念成吉思汗,似乎有矛盾。但这其中历史要客观地讲,外族入侵是对的,要反抗外族亦对。当时有人提倡不能刺激民族的感情,但历史不能否定。

胡人跑进中国,如说异族统治我中国,不十分妥,故可称为部落统治较为合适,使文化教育抟成一民族。部落可以算一个小范围,只要在中国,就一视同仁,政治是中国人的政治,如汉人的政治,因政治是代表全国性的。

但蒙古人建立元朝,是代表蒙古人的政治,故压制外国。如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是代表英国人之政治,没有一视同仁。

满、蒙族人,跑进中国,均代表其各自的政权,故称部落政权,我们当他们是兄弟,但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兄弟。

今天希望多族共和,但从前是异族。在中国二十四史中根本没有专制政治,没有封建社会,这只是外国人说的。

人不是“血统”的,是“文化”的。没有文化教育,国家就危险,自己不承认是国家,外国也不会承认,就会变成游魂。

有胡人接受并了解中国的部分文化。匈奴人刘渊之刘姓是外婆家之姓,刘渊是五胡乱华时在中国的太学读书之第一人。

羯人石勒是被人贩卖的奴隶,才华了不得,后来做了领袖,不识字,叫人念历史给他听,他猜中了十分之七。石勒有一天问人道:“我在历史上可与何人相比?”人答:“无人可比,但可与古代皇帝相比。”石勒说:“何以如此瞎说,我不懂吗?我如遇汉高祖,情愿做韩信、黥布;如遇光武帝,则与他较一日之短长;至于曹孟德、司马仲达,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我不为也。”石勒虽不读书,但很了不得,他已接受了中国文化。近人戴季陶说:“孙中山先生可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比美国华盛顿。”但没有孙中山,仍有中国,这是不讲道理。

后来有氐人苻坚,几乎统一北方,他重用王猛,学齐桓公用管仲,齐称管仲叔叔,苻亦称猛伯伯。苻坚重视文教,其他经都有人讲,只有《周礼》无人讲,后来请了宋老太太来教《周礼》,中国人规矩,男女授受不亲,便用布幕遮着讲。可见苻坚提倡中国经学。

苻坚亦尊重佛教,因只讲中国不喜欢,故佛教在北方很通行。 [4] 苻坚请了鸠摩罗什西域王子,后传授了几个弟子。王猛死前告诉苻坚,说不要打南朝。后来苻不听,故淝水之战失败。

此是胡人在北方的汉化,待到北朝汉化完成,中国文化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故如要学外国人,就应向石勒学习。

第十七章 五胡汉化

鲜卑族的汉化是五胡汉化中最成功的一族,因为它处于东北部的农业区,故易于汉化。后建立北魏,统一了十六国,建都平城山西大同。雁门关外是塞外了。

中国的国防线,河北省只有一条,经山海关到南口。山西则有两条,一为雁门关,其外为大青山,故山西较河北易守。文化区则在东汉、西晋曾经营过的洛阳。然董卓之乱后,再经刘渊、石勒一打已废。

苻坚建都长安,一大批中国人逃到甘肃、宁夏、五凉等西北地区,称为“塞外江南”。士大夫避难五凉,尚有避难东北的与鲜卑族人合作,后又打下五凉,故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与鲜卑族人合作了。有此条件,故汉化特别高。后来出了魏孝文帝,极端主张汉化。他做皇帝后,其母摄政,其二十五岁时亲政。他的第一大政策是迁都大同。大同有云冈石窟,和宗教艺术大有关系。因大同天气冷,地方太小,可耕之地少,且其有统一中国之野心,以南京太远,而迁都洛阳。但人们不愿迁都,想在大同苟安,且洛阳地区湿热,大家反对。于是魏孝文帝提出南征,遂带兵亲征,时孝文帝二十七岁,众人亦不反对。至洛阳,大雨,朝廷不好反对,遂迁都洛阳了。最重要的,此时期要推行汉化。于是下令规定:

第一,禁鲜卑人穿着胡服。

第二,禁讲北语胡语。当时有中国士人李冲说:“四方之语,竟知谁是?意即谁讲的话对,并没有一定。帝者言之,即为正矣!意即以皇帝所说的为标准。”魏孝文帝说:“你的话犯了死罪。”可见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很努力。

第三,禁北魏的人归葬。死在何处,便葬何处,使大家可安心住在洛阳。

第四,改鲜卑姓氏。孝文自己姓拓跋氏,改姓元,称元魏。后来与白乐天齐名的元稹,即是鲜卑族子孙。又有姓长孙的,唐时有长孙无忌。共有一万一十二个姓,一律改为中国姓。其中唐代出了很多大人物。

第五,奖励鲜卑人与中国人通婚,提倡混合汉化。孝文自己拥有四位王妃,即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以上为北方出名的大家族,崔莺莺之母即郑氏。当时鲜卑人反对的很多,其儿子亦不喜欢,又反对离开大同,因为北方可以打猎,不爱穿华服,又想逃回老家,后来被赐死。

魏孝文帝用的中国士大夫很多,又建新洛阳。今日中国传下《洛阳伽蓝记》一书,专讲洛阳有很多寺庙,可看出整个洛阳的市容,足以与今日西方的名镇巴黎、柏林媲美。 [5]

魏孝文帝二十七岁南征,二十九岁迁都,是位青年皇帝。可惜他寿命不长,三十三岁死了。如再多活几十年,中国可能会统一,历史可能也会变成另一种样式。

魏孝文汉化后,鲜卑人变了,生活得奢侈而舒服。

鲜卑内迁后,另一批外族柔然族入侵,故在北方留军队驻镇以防外族,留驻的均为皇族。因此在南方的成了文化程度高的文人,在北方则仍是武化的,仍是化外人,故家族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两者相形见绌,引起北方鲜卑人不满,后来南方的鲜卑人被打垮了。今日社会分成两个对立集团亦是如此。故在一个民族中间不能突出有高文化的,更不应看不起低文化的人。于是北方人打进洛阳,此辈浊流打进清流。

魏孝文帝的理想并不错,但为时只有五年,后人只学到生活的享受,却没有学到孔孟之道。今日我们学欧洲人的长处是可以的,但只学到坐汽车、穿西装、吃西餐,却是太肤浅了,应该同时学习他们优秀的地方才好。

元魏后来又分成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后北周灭北齐,北方再统一,北周仍续汉化。

胡人复兴中国仍靠汉化。

北魏后分成东、西两魏。东魏为高欢篡位,叫北齐,迁都邺;西魏为宇文泰篡位,叫北周。 [6] 北齐富而大,北周小而穷,但汉化较高。

宇文泰任用苏绰为西魏宰相,请他改革政制。苏绰是用《周礼》的第二人,苏绰有友人名卢辩,两人同研习《周礼》。苻坚时期曾请一老太太讲《周礼》。

当时北齐有熊安生,对《周礼》素有研究。北周灭北齐时,熊吩咐手下打扫所堂,说今日有人会来拜访我,后来果有人来访。

周武王攻入商纣都城,第一个命令要拜访商容 [7] 。

苏绰三十多岁死,死前告诉其子 [8] 说:“有件事心中不安,为了国家而赋税加重,你以后为政,应减轻赋税,切勿忘记此事。”后来其子成为隋朝财政学家,隋代在中国最富,赋税也最轻。只要乡里中有一线,便是一光明,一扬开,光明就来了,谓之一线曙光。

北周灭北齐后,隋朝杨氏篡位,再征服南朝、北朝,五胡乱华遂告一段落,中国统一,此乃北方之情况。

第十八章 南朝

两汉时期,中国重视经学与儒学。

东汉末年,黑暗日子来临,书生没有出路,范滂对儿子说:“好人坏人都难做。”故当时看重老庄思想。魏时有王弼注《老子》书,晋有郭象注《庄子》书,因悲观消极不谈政治而讲清谈,可称是玩世的哲学。老庄原是遁世,是隐遁出世之人。也就是玩世不恭,混日子过,态度不严肃,却仍在政府做官。

当时有位名臣王衍,石勒打倒晋后,捉到王衍,要他说出晋失败之原因。王衍说:“此非我之责任,因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劝石勒做皇帝。石勒对王衍说:“先生名扬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会不预事?破坏天下,正是君之罪。”可见石勒伟大,见识亦了不起。

王衍一生从不说一钱字,其太太某日晚上在其床上都铺满了钱币,让其醒来时可以谈到钱字,但王早晨醒来时命婢女道:“拿掉阿堵物。”王虽清高,其太太却最喜欢钱。但他不管家事,很糊涂。这个人名气很大,有的地方常人不可及。

民国时人吴稚晖活到快九十岁,清时参加革命,到今天他从不负责,一辈子不开口做官。他一生不坐人力车即黄包车,上车时行李自己提,一身破衣服,到重庆时抗日战争时,已有七八十岁,住在某药房之一间小屋中,生活清苦,做事认真,但对国家大事并不提意见。今日已没有像石勒那样的人干涉他了。吴氏可说名扬四海,何言不预事?如蔡元培者亦如此,都是养清望之人。

石勒并没有杀害此等养清望之人,只说他们衣冠神气像样,代表中国文化,不可杀。摆放着又没有用。现今也有这一类人,他们代表着一个社会,什么都好,风流、神采非凡,但事情却坏在他们手里。

东晋南渡后仍是清谈,玩世不恭之风仍是照常,可见移风易俗之不易也。

《世说新语》是一部极好的兼有文学、历史及哲学的书。自东汉末年起,完全可讲述这些故事,“虽小道,必有其可观者焉。”故不可一笔抹杀。

王献之羲之之子爱竹,每到一处,立刻命人在其住处周围栽竹,他说:“我不可一日无此君。”他认为竹最清高。有人告诉他某家之竹很好,于是献之就于某日去看竹。该种竹之文人家便准备以待,王献之去到后,一直跑入竹园中,主人却在所中等待,他看完竹便走人,主人因得不到相见而生气,将大门关闭不让他出去。王献之说,这个主人好,要与他谈谈。恭恭敬敬要请他见面,他不愿,直到关起门来才愿相见。 [9] 《世说新语》中便有这一类故事。

当时读书人的这种艺术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当时东晋有位大人物名叫桓温的,带领军队想统一中国,但未成功。有王徽之者,在桓冲恒温弟手下做骑兵参军,但不管事。当时人认为他很了不起。桓冲问徽之管什么事,说管马。问有多少匹马,王徽之说:“不问马。”《论语》中有一典故,有火药库爆炸,孔子问:“伤人没有?”孔子只问人,不问马,故王徽之说:“不问马。”不管马死了多少匹。徽之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其实学老庄应到山上去。对这种人只有用石勒的方法,只和他谈天气可也。可见魏晋时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后来南北朝佛教大盛。桓温想统一中国,东晋手下亦不帮助,到了洛阳亦不能说。温在北方遇王猛,但王猛不肯去南方。

宋、齐、梁、陈四代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是一位好书生,笃信佛教,其子昭明太子萧统,作《昭明文选》一书,此是《诗经》《楚辞》之后的一部重要文学汇编。梁武帝之私人道德与汉文帝、康熙帝相同。他信佛法,吃素,穿布衣,但仍关心政事。后有侯景之乱。

北方守旧尊孔,南方有新潮流、新思想。北方是胡汉合作,汉人起来统一中国。

第十九章 宗教信仰

一、中国传统宗教

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大问题。西方人看中国没有宗教,觉得很奇怪。中国人有古代的信仰。

西洋人主张一神教,认为很高级,认为多神是低级宗教,这是西人的说法。其实,佛教并不低于基督教。印度尼赫鲁想自己搞点花样,非美非华,至少他有野心。中国人却睁开眼睛跟人跑。印度气候暖,觉天地丰富,故信仰多神;阿拉伯是海边沙漠,觉天地很简单,故选一神教。宗教之缘起,实由环境不同而生。

中国人信多神而又分等级,最高级的是上帝,中国人奇怪的是信天,信上帝,但普通人不能与上帝沟通,只有天子代表可祭天。袁世凯亦祭过天,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天坛。读书人从公而祭孔子,是公的而非私。西洋人则对上帝亲切。中国是等于派代表,不如西洋人之与上帝可以交头接耳。

当时如英、德作战前向神做祷告,求神帮助。中国则不然,只有天子做代表。两种方式究竟何者为对,很难说。

中国在上帝之下,尚有土地公、财神、海神、城隍等,分头掌管。城隍、土地下面尚有偶像。西洋只有一神,故不能画出偶像。中国讲忠恕之道。西方人认为多神是低级。西方人说低级,是拿不平等的眼光来看人家,是不对的。

中国是有代表拜天,造成地上有大王国。西洋人则人人可与神讲话。

周公也曾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的意见不易明白,“天不可知,尽其在我”,但可向天祷告。西方人是“我知道天”。耶稣是天之子。孔子亦云天不可知,故只能尽人事,可见人事以外尚有天意。

墨子信仰上帝,认为他知道上帝的意思。《墨子》书中有《天志》篇,可参看。

老庄反对神。庄子说不知天意,老子则推翻了上帝。西方在十六世纪时,有哲学家不信上帝。

阴阳家认为上帝有多种,上有昊天上帝,下有五色上帝,青、黄、赤、白、黑合成一昊,有光而无色。又分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可说是唯物观念。

后来中国尚有神仙思想,有所谓长生。基督教讲永生,人最怕死,人生不过百年,不能放心,于是创造宗教,以满足不死。神仙是不死的,且可游世界,再下来世界,比基督教的天国更妙,非科学的,亦非哲学的,但有人情味。

神仙思想的产生,可能由长江、黄河、汉水一带首先发生,又到了沿海一带。最好看古代的文学,其实与希腊不同,不能与外国人讲说。

秦皇汉武均欲作仙人,后来人人都想做。任何历史书上都未谈及这件事。有人可以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与政治、文学可带上关系。

东汉以后,世界大乱,如范滂所说,人无出路,中国最大的信仰是有上帝。

二、基督教

耶稣说:上帝的事上帝管,恺撒的事该恺撒管。宗教与政治,要清楚分开,但还要说出毛病,只有让暴君来统治了。中国则不然,有统一的政府,有希望,不是个人的是对上帝的。西方人不易组织大一统政府。中国人的宗教是集体的,但到东汉末年垮台,不信周公、孔子、上帝了,因此信老庄的玩世哲学,神仙的游戏人间也出现了。

五斗米道是黄巾时发生,直到今天,龙虎山之张天师为中国后来之道家,与神仙思想有关,谓之方术称为邪道。宗教与方术,相差不远。

民死祷告、诉罪,亦可说由方术而变来。中国尚有妖怪。东汉初王充的《论衡》反对阴阳家一切迷信。到了三国时代,方术长生之士如左慈集中在曹操门下,其子不信 [10] 。东晋书亦多长生、上帝,都做不到,周公、孔子亦不信,神仙做不成,只有讲老庄。现世之官被石勒压死,此路不通,因此觉得佛经是新鲜的。于是佛教进入,领人走另一条路了。

知道这些本源,也可知基督教之进入。

三、佛教

佛教看世界与一般不同。世界是苦,康有为之《大同书》即以佛家来解释世界,即生、老、病、死是苦,一切富贵、名利、家庭,在生老病死中均取消了。人生实在一无留恋,如何解脱?对人生是消极的、否定的。任何人生理论哲学,先要人生无意义,才可入门。大家希望的有什么价值呢?要取消一般人的想法。人忙的是什么?

佛与道相反,道看不起世上一切,佛首先要解脱,社会是平面的,人生即社会。基督教是两层的,上有天国,人死是灵魂上天,中国人死有鬼,但仍在同一世界,在牌位上,故风水好,家世也好。人死仍在这社会,大人物如沙田的车公庙,台湾阿里山的吴凤庙,仍在当地祭他。做了仙人,也到世上来玩。中国人是执着于现世人生,基督教则讲主的最后末日,人消灭了,好的回到天国,地上是旅居的,不朽的在天堂,灵魂只与上帝有关。

中国人很怕没有后嗣,无后即变野鬼,无人祭他,阴间附于阳间,这是一般说法。

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看社会讲性善论,人人都可好,都可做尧、舜等圣人,但要世界太平大同,很难做到。

基督教看不起社会,讲原始罪恶论,只有信主才可得救,可以上天堂。佛教则无另外天堂。

孔子讲历史文化中的黄金时代。

释迦牟尼不讲历史,亦不代表上帝。只觉世界苦,求如何解脱。但苦非来自罪,亦无人审判。乃问苦自何来?佛教重要的是讲轮回,讲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世,讲“业”。业即做的每一件事,人生做的均是业,想的做的都是业。任何人都不白过,人人要作业,人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时间做的业均对将来有影响,不可当儿戏。人变成今天的样子,乃是从出生到现在加起来的总和。人死了,账仍不完结,尚有轮回。人与动物均有情,都有轮回,但非灵魂投胎。

孔子乐观看世界,释迦悲观看世界。业是一般的行为,生命的经过积累起来,人要死,但其业仍在,这话讲人生是对的。

我们今日的一生是前世作的业,三世均是苦,永远是苦。人在苦海,跑不出来,过去的事仍要负责,懂得此理者,不能胡闹过日子,此后要自我负责,一世一世下来,永远脱不掉。

跳海即是一业,仍不能了结,人生是苦海,永不超拔。海水是咸的,人生没有一秒不苦,这笔账永不会取消,但有一办法,即不要作业。

天亦有轮回,诸天听释迦讲法,如何超出轮回,即取消作业,并非要不朽,要永生,看世界皆空,最好不要做什么,慢慢消业,最后业完。不再轮回,摆脱社会,入空门,什么都不做,这是小乘佛教。取消轮回,叫涅槃。

看破一切皆空,无我时,叫人知没有我。

例如一棵草,长出一朵花,两天凋谢,数月草枯,佛家看仍是可怜。草的生长,分析起来,有阳光、水、泥土……长出花,花即生种子,这就是因缘,乃是很多东西加起来。

灵魂不朽,是上帝降下来的,是一件东西。因缘是一事业,信佛修行,到下一世可超脱业,成涅槃,此乃小乘讲法。乘是坐的船,从此岸渡彼岸也。小法叫小乘,大法叫大乘。

看法不同,无我无法,一切皆空,做的等于没有做,涅槃是在现在。

既然人生是空是苦,何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超度众生?佛教中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照此道理讲,有国家、结婚、经商……均可,并不要破世道,此是大乘的哲学理论。

大小乘的说法非迷信,均是哲学理论。

基督教省力,祷告、忏悔、信仰即成。佛教要到涅槃的境界则不容易。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人人无信心,因此有佛教出现,说做坏人的下一世要受报应,做好人的今世受苦,但下一世有好报,因此人生转向积极,重新振奋了。

故当时佛教的影响很大。

中国宗教依自力,外国则依他力。佛教要超出轮回,靠修行,此并非低级宗教或法术。基督教耶稣的故事近于法术,佛教亦有。法术进一步即是宗教。佛教说:“依法不依人。”佛有诸佛千佛、无量寿佛、三世佛,人人可成佛,但与每人可上天堂不同,因基督教是他力,而佛教是自力。

佛教是理论而非信仰,宗教是告诉一番事情,任何宗教都是出世,但佛教应说是救世。

佛家说,世界是三世,有因果报应轮回。佛教第二理论是因缘。因缘起合无自性,即无个性,无我性。如粉笔、手指、黑板,如三者不配合,即不能写字,乃是要三者配合才能写字,这就是因缘。

佛教最伟大是无我,故讲业,讲苦,而不讲轮回。

印度现在仍是信奉婆罗门教,分四个等级。佛教已没有了。释迦出皇宫苦修,饿得不能支持,后进食而悟出佛教来。佛教并非释迦一人讲,乃是依法不依人,乃是诸佛。佛法愈讲愈精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救苦救难的精神。不必出家,亦可学佛,故有居士,日本佛教徒亦可结婚。

今日之佛教,中国有一宗,发展最大,今日已衰。西藏有一宗大乘佛教,有理论有法术。今日日本、缅甸、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等地均有佛教。

佛教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是另一回事,学者所研究的往往是过去的。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特盛。它们能接收消化,并能超越他人,且与中国文化能融合。

外国来华的名僧首先是佛图澄法术派和鸠摩罗什理论派。

竺道生 [11] 所译《涅槃经》传来中国是个节本,他说:“一阐提” [12] 译音说反对佛法的人亦得成佛。但涅槃说,一阐提不得成佛。因此佛寺将竺道生驱逐出寺门,后来全部译出《涅槃经》,才知反佛法亦可成佛,即一阐提亦得成佛,因人皆有佛性也。

因人人可成佛,故后来有当身成佛,立地成佛,乃佛之最高境界,但佛教因之而衰。此是中国化的佛教。

当时魏晋、隋唐时期有第一流人物做僧。中国和尚自己“求法”,去印度,出甘肃、新疆到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西游记》中亦有此种讲法。

中国到印度去求法的高僧,所经历的艰难辛苦,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险更难。因前者是求法而非求金。佛教徒所求结果是无我救世。

古时出国求法与今日出国镀金不同,乃是受苦。

求法回来,翻译佛经典籍。今日印度只有小乘的佛经,而西藏却有梵文的,中国所保存的佛经比印度为多。

唐三藏译了八万多卷 [13] 佛经,世界上任何宗教的经典都没有佛教经典多。

自南北朝到隋唐,有《高僧传》 [14] ,吾人对佛学可不信亦可不懂,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读一读《心经》和《金刚经》。那是需要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些最有名的高僧故事,所以也应该有空读一读《高僧传》,即使选择来读也未尝不可。

还有,我们也可以找梁任公 [15] 写的求佛法及翻译佛经的故事及其统计表,这是人人可以知道的一些有关佛教的普通常识。

* * *

【注释】

[1] 编按:上述相关朝代时间的记述,与钱版《国史大纲》存在一定出入,或为钱先生后来修订;另,与现行年表对照,出入时间在合理范围之内。鉴于起讫年代的选取差异,凡此类问题,本书均予以保留,不作改动。下同。

[2] 编按:诸葛亮兄诸葛谨在吴,弟诸葛均在蜀,族弟诸葛诞在魏。见《三国志》。

[3] 编按:袁氏四代有五人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又称“四世五公”。“四世五公”之说分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一《汉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4] 编按: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见钱穆《国史大纲》。

[5] 叶按:钱先生说,他喜爱洛阳,它代表中原,山平水远,缓带轻裘,和平宽博,太平安逸,易使人平俗。

[6] 编按:高欢、宇文泰分别专擅东魏、西魏朝政多年,但均未直接称帝,北齐、北周各由其子正式建立。

[7] 编按:商纣王时代的贤臣。

[8] 编按:即苏威,隋代名臣,在职期间力主减轻赋役。

[9] 编按:此处疑为钱先生误记或记录出入。此为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轶事,王献之则另有其事。王献之曾闻顾辟疆有名园,径往其家,游览后自顾点评优劣,顾生气将其随从驱逐出门,献之久等随从不至,依旧坦然自若。见《世说新语·简傲》。

[10] 编按:曹丕专门写了一篇《典论·论方术》批评迷信。

[11] 叶按:钱宾四先生爱讲竺道生,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竺道生,本姓魏,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

[12] 编按:一阐提指永远不得成佛的根机。系梵语icchantika的音译。

[13] 编按:一说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14] 编按:以“高僧传”命名的佛家典籍,主要有四种版本:梁慧皎《梁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明如惺《明高僧传》。

[15] 编按: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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