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统一后之中衰时期。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是魏文帝元年曹丕篡位，亦称曹魏，建安二十五年前则称东汉。

篡曹魏的是晋司马炎。晋篡位，再过十六年，吴亡。接下来有贾后之乱，又引起历时十六年之八王之乱。

西晋有武帝，下有惠帝、怀帝、愍帝，共四朝。愍帝被胡人捉走，谓之蒙尘。后西晋南渡，往南边而下，谓之东晋。此时长江流域由东晋管理，黄河流域由五胡管治。东晋一百零三年，为宋，接下来是宋五十九年，齐二十三年，梁五十五年，陈三十一年，相加为二百七十一年，谓之南朝。

北方之五胡则管治一百三十六年东晋与五胡同时，后为北魏所统一，亦称拓跋魏鲜卑族人，也亦元魏与宋同时，有一百四十九年，统一北方只有九十四年。东魏十五年，西魏二十二年。东魏变北齐二十八年，西魏变北周二十四年。 [1] 以上称为北朝。

北周灭了北齐，隋又篡北周，又平定南方，中国再统一。

上述共历时三百九十二年，统一中国，严格来说，只有晋武帝的十五年。至愍帝为匈奴所捉，故可说是中国的分崩时期。

此一时期，南朝是宋、齐、梁、陈。

北朝是元魏，东魏、西魏，至北齐、北周。

当时中国不但不统一，且无一共同信仰，如有信仰中心，始可民族团结，但此时已失去中心。

古代中国，西周为政治中心，春秋之乱，有管仲出而尊王攘夷，战国时期则有孔子的共同思想，汉朝以后之政治，其中央政府之学术思想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但东汉末年，政治思想推翻了，党锢之狱将好人下狱，备受压迫，正如范滂所说，已到怀疑时代。五四运动便是要提倡怀疑，重估新价值。这是可怕的。怀疑是黑暗的开始。

范滂以后，曹操出来招贤，不忠不孝没有关系，只要有本领便录用。因为曹操不讲忠孝之道，所以不能得天下。

到了司马懿有了改变，可以不忠，但重孝道，当时有二十四孝，如王祥卧冰等。

今日有人提倡要忠不要孝，可以无私德，只要忠于主义。但今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一是怀疑，重估新价值，因此有的青年消极腐化了，有的走上坏路。

对中国历史应有温情与敬意。

汉以后中国讲孔子，东汉末年则持怀疑。曹操说做坏人，晋人则说要倡私德，做好人。五四运动后，好人与坏人没有标准，共产党则定出了标准。因此有佛教进入中国，入世悲观并无异议，主要讲出世之道理，讲人死后尚有生命，于是入世不能随便做坏事。自十六世纪到二十世纪以来，西洋并无共同政治中心，各国分裂，但有耶稣之共同信仰，经过文艺复兴、宗教革命后，分裂为天主教与基督教，基督教则又分为数十百个教派。

同时西方的信仰心已较中古时期衰落，因科学打倒宗教思想，奖励入世。为财而打倒人家，专讲肉体，是谓文艺复兴，主张个人自由，入世心强，出世观弱了。

今日西洋人敌不过俄国，因为无思想信仰中心，故主张复古，回到中古时期。光讲自由是没用的。

佛有“佛、法、僧”三宝，“佛”指已死的，“法”指道理，“僧”是指生的人。如照基督教讲法，“佛”是上帝，“法”是耶稣，“僧”是牧师。宗教只是人生社会之一面，不发生最高作用。

香港只能说是一个机械的中心，水、电、娱乐、巴士、轮渡……其实是同床异梦的，心情各不相同，是唯物的机械的社会。英、美、法可说是唯物的社会。英、美在利害关系上一致，并非信仰道德上的一致。总之，社会应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胡人入侵后有五胡乱华。以血统论，可称为自然的民族，有没有跑进历史前的先史，进了历史应另有文化的民族。如今日的美国一般，是各国人民的混合，称为历史的文化的民族。这是跟自然基础来的。

春秋时代华戎杂处，戎狄血统与中国相同，姓姬、姜等。战国时期同化了游牧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有了统一的政府、民族与文化，不称杂处了。

中国是大国，开始漫无疆界，并不像古雅典、埃及、巴比伦、斯巴达、罗马之有小圈。中国则甚奇怪，尧舜时不知有国界，到秦以后才知道，并且有版图的确立，民族的抟成。中国古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并无国之境界，后才有天下观念。

中国人天下为家，舍己为人，而外国人对自己国家观念、地方观念均极为看重，中国则天下一家。西洋人说文化如小孩子放在摇篮中慢慢长大。中国文化则如小孩放在田埂间，亦自然地长大了。

秦朝时统一，外有四夷，与匈奴用防御、和亲、攻打之法，后来允许匈奴入住中国，因长城以外不适生活。于是同一生活，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罗马人征服了外国人，便要他做奴隶；中国人打垮了匈奴，请他进长城以内入住。

匈奴南迁，西汉时就有，东汉更多。匈奴南迁山西的特别多，他们的工作和教育均照中国同一待遇。

魏晋时大乱，这些人造反，就是五胡乱华，因中国的胸襟并不宽大。

尚有少数民族氐、羌，在西北部的陕、甘、宁、青等地；有鲜卑人在中国的东北部；也有羯，是匈奴的一部分，可能非同一血统。以上连匈奴，合称五胡。开始是匈奴，最后成功的是统一北方的鲜卑，称为元魏。

中国的边疆，以东北部最为麻烦，鲜卑、辽、金、清，均从东北面发起。

起初匈奴捉拿晋帝，晋南渡后成为东晋，北方则成为五胡十六国。

魏晋以下为南北朝，所谓“衣冠南渡”，即上层文化人来到了南方，尚有留在北方的。当时中国社会是门第社会，亦可称郡望。如诸葛亮，是琅琊人，是大家族、大门第，世代做官，家世二千石，相当于今之省长、部长。

黄巾之乱起，门第避难，诸葛亮逃到襄阳隆中，但其兄弟一在吴，一在北方跟从曹操， [2] 均是了不起的人物。

尚有鲁肃，亦是大门第，拥有两大米仓，其中之一送给了周瑜。

又如袁绍有四世五公 [3] ，做到院长之流。

中国今日之社会少了一个封建，无团结之庄园，故受人欺辱，因为是分开的、个人的，故吃了不封建的亏。今日中国社会只有政治势力，并无封建势力了。

当时的门第有势力，有其封建势力，故称胡汉合作。五胡乱华时，并非全是胡人，乃是胡汉合作，逃到南方的只有几十个大门第。

第十六章 北朝

外国人进中国后，同化成中国人，亦看其为自己人。今日我们称五族共和，汉、满、蒙、回、藏应团结成一个民族。

岳飞、文天祥将蒙古人当夷族，但今日又有人纪念成吉思汗，似乎有矛盾。但这其中历史要客观地讲，外族入侵是对的，要反抗外族亦对。当时有人提倡不能刺激民族的感情，但历史不能否定。

胡人跑进中国，如说异族统治我中国，不十分妥，故可称为部落统治较为合适，使文化教育抟成一民族。部落可以算一个小范围，只要在中国，就一视同仁，政治是中国人的政治，如汉人的政治，因政治是代表全国性的。

但蒙古人建立元朝，是代表蒙古人的政治，故压制外国。如殖民地时期的香港，是代表英国人之政治，没有一视同仁。

满、蒙族人，跑进中国，均代表其各自的政权，故称部落政权，我们当他们是兄弟，但他们没有把我们当兄弟。

今天希望多族共和，但从前是异族。在中国二十四史中根本没有专制政治，没有封建社会，这只是外国人说的。

人不是“血统”的，是“文化”的。没有文化教育，国家就危险，自己不承认是国家，外国也不会承认，就会变成游魂。

有胡人接受并了解中国的部分文化。匈奴人刘渊之刘姓是外婆家之姓，刘渊是五胡乱华时在中国的太学读书之第一人。

羯人石勒是被人贩卖的奴隶，才华了不得，后来做了领袖，不识字，叫人念历史给他听，他猜中了十分之七。石勒有一天问人道：“我在历史上可与何人相比？”人答：“无人可比，但可与古代皇帝相比。”石勒说：“何以如此瞎说，我不懂吗？我如遇汉高祖，情愿做韩信、黥布；如遇光武帝，则与他较一日之短长；至于曹孟德、司马仲达，取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则我不为也。”石勒虽不读书，但很了不得，他已接受了中国文化。近人戴季陶说：“孙中山先生可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可比美国华盛顿。”但没有孙中山，仍有中国，这是不讲道理。

后来有氐人苻坚，几乎统一北方，他重用王猛，学齐桓公用管仲，齐称管仲叔叔，苻亦称猛伯伯。苻坚重视文教，其他经都有人讲，只有《周礼》无人讲，后来请了宋老太太来教《周礼》，中国人规矩，男女授受不亲，便用布幕遮着讲。可见苻坚提倡中国经学。

苻坚亦尊重佛教，因只讲中国不喜欢，故佛教在北方很通行。 [4] 苻坚请了鸠摩罗什西域王子，后传授了几个弟子。王猛死前告诉苻坚，说不要打南朝。后来苻不听，故淝水之战失败。

此是胡人在北方的汉化，待到北朝汉化完成，中国文化保存下来，直到今天。故如要学外国人，就应向石勒学习。

第十七章 五胡汉化

鲜卑族的汉化是五胡汉化中最成功的一族，因为它处于东北部的农业区，故易于汉化。后建立北魏，统一了十六国，建都平城山西大同。雁门关外是塞外了。

中国的国防线，河北省只有一条，经山海关到南口。山西则有两条，一为雁门关，其外为大青山，故山西较河北易守。文化区则在东汉、西晋曾经营过的洛阳。然董卓之乱后，再经刘渊、石勒一打已废。

苻坚建都长安，一大批中国人逃到甘肃、宁夏、五凉等西北地区，称为“塞外江南”。士大夫避难五凉，尚有避难东北的与鲜卑族人合作，后又打下五凉，故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与鲜卑族人合作了。有此条件，故汉化特别高。后来出了魏孝文帝，极端主张汉化。他做皇帝后，其母摄政，其二十五岁时亲政。他的第一大政策是迁都大同。大同有云冈石窟，和宗教艺术大有关系。因大同天气冷，地方太小，可耕之地少，且其有统一中国之野心，以南京太远，而迁都洛阳。但人们不愿迁都，想在大同苟安，且洛阳地区湿热，大家反对。于是魏孝文帝提出南征，遂带兵亲征，时孝文帝二十七岁，众人亦不反对。至洛阳，大雨，朝廷不好反对，遂迁都洛阳了。最重要的，此时期要推行汉化。于是下令规定：

第一，禁鲜卑人穿着胡服。

第二，禁讲北语胡语。当时有中国士人李冲说：“四方之语，竟知谁是？意即谁讲的话对，并没有一定。帝者言之，即为正矣！意即以皇帝所说的为标准。”魏孝文帝说：“你的话犯了死罪。”可见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很努力。

第三，禁北魏的人归葬。死在何处，便葬何处，使大家可安心住在洛阳。

第四，改鲜卑姓氏。孝文自己姓拓跋氏，改姓元，称元魏。后来与白乐天齐名的元稹，即是鲜卑族子孙。又有姓长孙的，唐时有长孙无忌。共有一万一十二个姓，一律改为中国姓。其中唐代出了很多大人物。

第五，奖励鲜卑人与中国人通婚，提倡混合汉化。孝文自己拥有四位王妃，即太原王氏、荥阳郑氏、清河崔氏与范阳卢氏。以上为北方出名的大家族，崔莺莺之母即郑氏。当时鲜卑人反对的很多，其儿子亦不喜欢，又反对离开大同，因为北方可以打猎，不爱穿华服，又想逃回老家，后来被赐死。

魏孝文帝用的中国士大夫很多，又建新洛阳。今日中国传下《洛阳伽蓝记》一书，专讲洛阳有很多寺庙，可看出整个洛阳的市容，足以与今日西方的名镇巴黎、柏林媲美。 [5]

魏孝文帝二十七岁南征，二十九岁迁都，是位青年皇帝。可惜他寿命不长，三十三岁死了。如再多活几十年，中国可能会统一，历史可能也会变成另一种样式。

魏孝文汉化后，鲜卑人变了，生活得奢侈而舒服。

鲜卑内迁后，另一批外族柔然族入侵，故在北方留军队驻镇以防外族，留驻的均为皇族。因此在南方的成了文化程度高的文人，在北方则仍是武化的，仍是化外人，故家族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两者相形见绌，引起北方鲜卑人不满，后来南方的鲜卑人被打垮了。今日社会分成两个对立集团亦是如此。故在一个民族中间不能突出有高文化的，更不应看不起低文化的人。于是北方人打进洛阳，此辈浊流打进清流。

魏孝文帝的理想并不错，但为时只有五年，后人只学到生活的享受，却没有学到孔孟之道。今日我们学欧洲人的长处是可以的，但只学到坐汽车、穿西装、吃西餐，却是太肤浅了，应该同时学习他们优秀的地方才好。

元魏后来又分成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后北周灭北齐，北方再统一，北周仍续汉化。

胡人复兴中国仍靠汉化。

北魏后分成东、西两魏。东魏为高欢篡位，叫北齐，迁都邺；西魏为宇文泰篡位，叫北周。 [6] 北齐富而大，北周小而穷，但汉化较高。

宇文泰任用苏绰为西魏宰相，请他改革政制。苏绰是用《周礼》的第二人，苏绰有友人名卢辩，两人同研习《周礼》。苻坚时期曾请一老太太讲《周礼》。

当时北齐有熊安生，对《周礼》素有研究。北周灭北齐时，熊吩咐手下打扫所堂，说今日有人会来拜访我，后来果有人来访。

周武王攻入商纣都城，第一个命令要拜访商容 [7] 。

苏绰三十多岁死，死前告诉其子 [8] 说：“有件事心中不安，为了国家而赋税加重，你以后为政，应减轻赋税，切勿忘记此事。”后来其子成为隋朝财政学家，隋代在中国最富，赋税也最轻。只要乡里中有一线，便是一光明，一扬开，光明就来了，谓之一线曙光。

北周灭北齐后，隋朝杨氏篡位，再征服南朝、北朝，五胡乱华遂告一段落，中国统一，此乃北方之情况。

第十八章 南朝

两汉时期，中国重视经学与儒学。

东汉末年，黑暗日子来临，书生没有出路，范滂对儿子说：“好人坏人都难做。”故当时看重老庄思想。魏时有王弼注《老子》书，晋有郭象注《庄子》书，因悲观消极不谈政治而讲清谈，可称是玩世的哲学。老庄原是遁世，是隐遁出世之人。也就是玩世不恭，混日子过，态度不严肃，却仍在政府做官。

当时有位名臣王衍，石勒打倒晋后，捉到王衍，要他说出晋失败之原因。王衍说：“此非我之责任，因我的主张不能实行。”劝石勒做皇帝。石勒对王衍说：“先生名扬四海，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会不预事？破坏天下，正是君之罪。”可见石勒伟大，见识亦了不起。

王衍一生从不说一钱字，其太太某日晚上在其床上都铺满了钱币，让其醒来时可以谈到钱字，但王早晨醒来时命婢女道：“拿掉阿堵物。”王虽清高，其太太却最喜欢钱。但他不管家事，很糊涂。这个人名气很大，有的地方常人不可及。

民国时人吴稚晖活到快九十岁，清时参加革命，到今天他从不负责，一辈子不开口做官。他一生不坐人力车即黄包车，上车时行李自己提，一身破衣服，到重庆时抗日战争时，已有七八十岁，住在某药房之一间小屋中，生活清苦，做事认真，但对国家大事并不提意见。今日已没有像石勒那样的人干涉他了。吴氏可说名扬四海，何言不预事？如蔡元培者亦如此，都是养清望之人。

石勒并没有杀害此等养清望之人，只说他们衣冠神气像样，代表中国文化，不可杀。摆放着又没有用。现今也有这一类人，他们代表着一个社会，什么都好，风流、神采非凡，但事情却坏在他们手里。

东晋南渡后仍是清谈，玩世不恭之风仍是照常，可见移风易俗之不易也。

《世说新语》是一部极好的兼有文学、历史及哲学的书。自东汉末年起，完全可讲述这些故事，“虽小道，必有其可观者焉。”故不可一笔抹杀。

王献之羲之之子爱竹，每到一处，立刻命人在其住处周围栽竹，他说：“我不可一日无此君。”他认为竹最清高。有人告诉他某家之竹很好，于是献之就于某日去看竹。该种竹之文人家便准备以待，王献之去到后，一直跑入竹园中，主人却在所中等待，他看完竹便走人，主人因得不到相见而生气，将大门关闭不让他出去。王献之说，这个主人好，要与他谈谈。恭恭敬敬要请他见面，他不愿，直到关起门来才愿相见。 [9] 《世说新语》中便有这一类故事。

当时读书人的这种艺术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当时东晋有位大人物名叫桓温的，带领军队想统一中国，但未成功。有王徽之者，在桓冲恒温弟手下做骑兵参军，但不管事。当时人认为他很了不起。桓冲问徽之管什么事，说管马。问有多少匹马，王徽之说：“不问马。”《论语》中有一典故，有火药库爆炸，孔子问：“伤人没有？”孔子只问人，不问马，故王徽之说：“不问马。”不管马死了多少匹。徽之说：“未知生，焉知死？”又说：“西山朝来，致有爽气。”其实学老庄应到山上去。对这种人只有用石勒的方法，只和他谈天气可也。可见魏晋时人不可能有什么作为了。

后来南北朝佛教大盛。桓温想统一中国，东晋手下亦不帮助，到了洛阳亦不能说。温在北方遇王猛，但王猛不肯去南方。

宋、齐、梁、陈四代中，最有名的是梁武帝，他是一位好书生，笃信佛教，其子昭明太子萧统，作《昭明文选》一书，此是《诗经》《楚辞》之后的一部重要文学汇编。梁武帝之私人道德与汉文帝、康熙帝相同。他信佛法，吃素，穿布衣，但仍关心政事。后有侯景之乱。

北方守旧尊孔，南方有新潮流、新思想。北方是胡汉合作，汉人起来统一中国。

第十九章 宗教信仰

一、中国传统宗教

佛教进入中国，是一大问题。西方人看中国没有宗教，觉得很奇怪。中国人有古代的信仰。

西洋人主张一神教，认为很高级，认为多神是低级宗教，这是西人的说法。其实，佛教并不低于基督教。印度尼赫鲁想自己搞点花样，非美非华，至少他有野心。中国人却睁开眼睛跟人跑。印度气候暖，觉天地丰富，故信仰多神；阿拉伯是海边沙漠，觉天地很简单，故选一神教。宗教之缘起，实由环境不同而生。

中国人信多神而又分等级，最高级的是上帝，中国人奇怪的是信天，信上帝，但普通人不能与上帝沟通，只有天子代表可祭天。袁世凯亦祭过天，只有中央政府才有天坛。读书人从公而祭孔子，是公的而非私。西洋人则对上帝亲切。中国是等于派代表，不如西洋人之与上帝可以交头接耳。

当时如英、德作战前向神做祷告，求神帮助。中国则不然，只有天子做代表。两种方式究竟何者为对，很难说。

中国在上帝之下，尚有土地公、财神、海神、城隍等，分头掌管。城隍、土地下面尚有偶像。西洋只有一神，故不能画出偶像。中国讲忠恕之道。西方人认为多神是低级。西方人说低级，是拿不平等的眼光来看人家，是不对的。

中国是有代表拜天，造成地上有大王国。西洋人则人人可与神讲话。

周公也曾向上帝祷告，他说，上帝的意见不易明白，“天不可知，尽其在我”，但可向天祷告。西方人是“我知道天”。耶稣是天之子。孔子亦云天不可知，故只能尽人事，可见人事以外尚有天意。

墨子信仰上帝，认为他知道上帝的意思。《墨子》书中有《天志》篇，可参看。

老庄反对神。庄子说不知天意，老子则推翻了上帝。西方在十六世纪时，有哲学家不信上帝。

阴阳家认为上帝有多种，上有昊天上帝，下有五色上帝，青、黄、赤、白、黑合成一昊，有光而无色。又分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可说是唯物观念。

后来中国尚有神仙思想，有所谓长生。基督教讲永生，人最怕死，人生不过百年，不能放心，于是创造宗教，以满足不死。神仙是不死的，且可游世界，再下来世界，比基督教的天国更妙，非科学的，亦非哲学的，但有人情味。

神仙思想的产生，可能由长江、黄河、汉水一带首先发生，又到了沿海一带。最好看古代的文学，其实与希腊不同，不能与外国人讲说。

秦皇汉武均欲作仙人，后来人人都想做。任何历史书上都未谈及这件事。有人可以来写一部《中国宗教史》，此与政治、文学可带上关系。

东汉以后，世界大乱，如范滂所说，人无出路，中国最大的信仰是有上帝。

二、基督教

耶稣说：上帝的事上帝管，恺撒的事该恺撒管。宗教与政治，要清楚分开，但还要说出毛病，只有让暴君来统治了。中国则不然，有统一的政府，有希望，不是个人的是对上帝的。西方人不易组织大一统政府。中国人的宗教是集体的，但到东汉末年垮台，不信周公、孔子、上帝了，因此信老庄的玩世哲学，神仙的游戏人间也出现了。

五斗米道是黄巾时发生，直到今天，龙虎山之张天师为中国后来之道家，与神仙思想有关，谓之方术称为邪道。宗教与方术，相差不远。

民死祷告、诉罪，亦可说由方术而变来。中国尚有妖怪。东汉初王充的《论衡》反对阴阳家一切迷信。到了三国时代，方术长生之士如左慈集中在曹操门下，其子不信 [10] 。东晋书亦多长生、上帝，都做不到，周公、孔子亦不信，神仙做不成，只有讲老庄。现世之官被石勒压死，此路不通，因此觉得佛经是新鲜的。于是佛教进入，领人走另一条路了。

知道这些本源，也可知基督教之进入。

三、佛教

佛教看世界与一般不同。世界是苦，康有为之《大同书》即以佛家来解释世界，即生、老、病、死是苦，一切富贵、名利、家庭，在生老病死中均取消了。人生实在一无留恋，如何解脱？对人生是消极的、否定的。任何人生理论哲学，先要人生无意义，才可入门。大家希望的有什么价值呢？要取消一般人的想法。人忙的是什么？

佛与道相反，道看不起世上一切，佛首先要解脱，社会是平面的，人生即社会。基督教是两层的，上有天国，人死是灵魂上天，中国人死有鬼，但仍在同一世界，在牌位上，故风水好，家世也好。人死仍在这社会，大人物如沙田的车公庙，台湾阿里山的吴凤庙，仍在当地祭他。做了仙人，也到世上来玩。中国人是执着于现世人生，基督教则讲主的最后末日，人消灭了，好的回到天国，地上是旅居的，不朽的在天堂，灵魂只与上帝有关。

中国人很怕没有后嗣，无后即变野鬼，无人祭他，阴间附于阳间，这是一般说法。

古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看社会讲性善论，人人都可好，都可做尧、舜等圣人，但要世界太平大同，很难做到。

基督教看不起社会，讲原始罪恶论，只有信主才可得救，可以上天堂。佛教则无另外天堂。

孔子讲历史文化中的黄金时代。

释迦牟尼不讲历史，亦不代表上帝。只觉世界苦，求如何解脱。但苦非来自罪，亦无人审判。乃问苦自何来？佛教重要的是讲轮回，讲现在、过去和未来三世，讲“业”。业即做的每一件事，人生做的均是业，想的做的都是业。任何人都不白过，人人要作业，人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时间做的业均对将来有影响，不可当儿戏。人变成今天的样子，乃是从出生到现在加起来的总和。人死了，账仍不完结，尚有轮回。人与动物均有情，都有轮回，但非灵魂投胎。

孔子乐观看世界，释迦悲观看世界。业是一般的行为，生命的经过积累起来，人要死，但其业仍在，这话讲人生是对的。

我们今日的一生是前世作的业，三世均是苦，永远是苦。人在苦海，跑不出来，过去的事仍要负责，懂得此理者，不能胡闹过日子，此后要自我负责，一世一世下来，永远脱不掉。

跳海即是一业，仍不能了结，人生是苦海，永不超拔。海水是咸的，人生没有一秒不苦，这笔账永不会取消，但有一办法，即不要作业。

天亦有轮回，诸天听释迦讲法，如何超出轮回，即取消作业，并非要不朽，要永生，看世界皆空，最好不要做什么，慢慢消业，最后业完。不再轮回，摆脱社会，入空门，什么都不做，这是小乘佛教。取消轮回，叫涅槃。

看破一切皆空，无我时，叫人知没有我。

例如一棵草，长出一朵花，两天凋谢，数月草枯，佛家看仍是可怜。草的生长，分析起来，有阳光、水、泥土……长出花，花即生种子，这就是因缘，乃是很多东西加起来。

灵魂不朽，是上帝降下来的，是一件东西。因缘是一事业，信佛修行，到下一世可超脱业，成涅槃，此乃小乘讲法。乘是坐的船，从此岸渡彼岸也。小法叫小乘，大法叫大乘。

看法不同，无我无法，一切皆空，做的等于没有做，涅槃是在现在。

既然人生是空是苦，何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超度众生？佛教中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照此道理讲，有国家、结婚、经商……均可，并不要破世道，此是大乘的哲学理论。

大小乘的说法非迷信，均是哲学理论。

基督教省力，祷告、忏悔、信仰即成。佛教要到涅槃的境界则不容易。

东汉末年到三国时，人人无信心，因此有佛教出现，说做坏人的下一世要受报应，做好人的今世受苦，但下一世有好报，因此人生转向积极，重新振奋了。

故当时佛教的影响很大。

中国宗教依自力，外国则依他力。佛教要超出轮回，靠修行，此并非低级宗教或法术。基督教耶稣的故事近于法术，佛教亦有。法术进一步即是宗教。佛教说：“依法不依人。”佛有诸佛千佛、无量寿佛、三世佛，人人可成佛，但与每人可上天堂不同，因基督教是他力，而佛教是自力。

佛教是理论而非信仰，宗教是告诉一番事情，任何宗教都是出世，但佛教应说是救世。

佛家说，世界是三世，有因果报应轮回。佛教第二理论是因缘。因缘起合无自性，即无个性，无我性。如粉笔、手指、黑板，如三者不配合，即不能写字，乃是要三者配合才能写字，这就是因缘。

佛教最伟大是无我，故讲业，讲苦，而不讲轮回。

印度现在仍是信奉婆罗门教，分四个等级。佛教已没有了。释迦出皇宫苦修，饿得不能支持，后进食而悟出佛教来。佛教并非释迦一人讲，乃是依法不依人，乃是诸佛。佛法愈讲愈精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救苦救难的精神。不必出家，亦可学佛，故有居士，日本佛教徒亦可结婚。

今日之佛教，中国有一宗，发展最大，今日已衰。西藏有一宗大乘佛教，有理论有法术。今日日本、缅甸、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等地均有佛教。

佛教在学术方面的研究是另一回事，学者所研究的往往是过去的。

佛教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特盛。它们能接收消化，并能超越他人，且与中国文化能融合。

外国来华的名僧首先是佛图澄法术派和鸠摩罗什理论派。

竺道生 [11] 所译《涅槃经》传来中国是个节本，他说：“一阐提” [12] 译音说反对佛法的人亦得成佛。但涅槃说，一阐提不得成佛。因此佛寺将竺道生驱逐出寺门，后来全部译出《涅槃经》，才知反佛法亦可成佛，即一阐提亦得成佛，因人皆有佛性也。

因人人可成佛，故后来有当身成佛，立地成佛，乃佛之最高境界，但佛教因之而衰。此是中国化的佛教。

当时魏晋、隋唐时期有第一流人物做僧。中国和尚自己“求法”，去印度，出甘肃、新疆到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西游记》中亦有此种讲法。

中国到印度去求法的高僧，所经历的艰难辛苦，远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更险更难。因前者是求法而非求金。佛教徒所求结果是无我救世。

古时出国求法与今日出国镀金不同，乃是受苦。

求法回来，翻译佛经典籍。今日印度只有小乘的佛经，而西藏却有梵文的，中国所保存的佛经比印度为多。

唐三藏译了八万多卷 [13] 佛经，世界上任何宗教的经典都没有佛教经典多。

自南北朝到隋唐，有《高僧传》 [14] ，吾人对佛学可不信亦可不懂，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读一读《心经》和《金刚经》。那是需要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一些最有名的高僧故事，所以也应该有空读一读《高僧传》，即使选择来读也未尝不可。

还有，我们也可以找梁任公 [15] 写的求佛法及翻译佛经的故事及其统计表，这是人人可以知道的一些有关佛教的普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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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编按：上述相关朝代时间的记述，与钱版《国史大纲》存在一定出入，或为钱先生后来修订；另，与现行年表对照，出入时间在合理范围之内。鉴于起讫年代的选取差异，凡此类问题，本书均予以保留，不作改动。下同。

[2] 编按：诸葛亮兄诸葛谨在吴，弟诸葛均在蜀，族弟诸葛诞在魏。见《三国志》。

[3] 编按：袁氏四代有五人居三公位，人称“四世三公”，又称“四世五公”。“四世五公”之说分见《资治通鉴》卷六十一《汉纪》、《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4] 编按：五胡君主，自谓本胡人，当奉胡教，认为“佛是戎神，正所应奉”。见钱穆《国史大纲》。

[5] 叶按：钱先生说，他喜爱洛阳，它代表中原，山平水远，缓带轻裘，和平宽博，太平安逸，易使人平俗。

[6] 编按：高欢、宇文泰分别专擅东魏、西魏朝政多年，但均未直接称帝，北齐、北周各由其子正式建立。

[7] 编按：商纣王时代的贤臣。

[8] 编按：即苏威，隋代名臣，在职期间力主减轻赋役。

[9] 编按：此处疑为钱先生误记或记录出入。此为王徽之（王羲之第五子）轶事，王献之则另有其事。王献之曾闻顾辟疆有名园，径往其家，游览后自顾点评优劣，顾生气将其随从驱逐出门，献之久等随从不至，依旧坦然自若。见《世说新语·简傲》。

[10] 编按：曹丕专门写了一篇《典论·论方术》批评迷信。

[11] 叶按：钱宾四先生爱讲竺道生，所谓“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竺道生，本姓魏，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

[12] 编按：一阐提指永远不得成佛的根机。系梵语icchantika的音译。

[13] 编按：一说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14] 编按：以“高僧传”命名的佛家典籍，主要有四种版本：梁慧皎《梁高僧传》，唐道宣《续高僧传》，宋赞宁《宋高僧传》，明如惺《明高僧传》。

[15] 编按：梁任公，即梁启超，号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