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议论。语，是答述。这书是记孔子平日与门弟子论学论治相问答的言语，故名《论语》。分上下两篇。

学而第一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是仿效。凡致知力行，皆仿效圣贤之所为，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是温习。说，是喜悦。

孔子说道：“人之为学，常苦其难而不悦者，以其学之不熟，而未见意趣也。若既学矣，又能时时温习而不间断其功，则所学者熟，义理浃洽，中心喜好，而其进自不能已矣，所以说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朋，是朋友。乐，是欢乐。

“夫学既有得，人自信从，将见那同类的朋友皆自远方而来，以求吾之教诲。夫然则吾德不孤，斯道有传，得英才而教育之，自然情意宣畅可乐，莫大乎此也。所以说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的人。

“夫以善及人，固为可乐，苟以人或不见知，而遂有不乐焉，则犹有近名之累，其德未完，未足以为君子也。是以虽名誉不著而人不知我，亦惟处之泰然，略无一毫含怒之意。如此，则其心纯乎为己，而不求人知，其学诚在于内，而不愿乎外，识趣广大，志向高明，盖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说不亦君子乎！”夫学由说以进于乐，而至于能为君子，则希贤希圣，学之能事毕矣！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叫作孝；善事兄长，叫作弟。犯，是干犯。鲜，是少。作乱，是悖逆争斗的事。

有子说：“天下的人莫不有父母兄长，则莫不有孝弟的良心。人惟不能孝弟，则其心不和不顺，小而犯上，大而作乱，无所不至矣。若使他平昔为人，于父母则能孝，尽得为子的道理；于兄长则能弟，尽得卑幼的道理，则心里常是和顺，而所为自然循礼，若说他敢去干犯那在上的人，这样事断然少矣。”夫犯上是不顺之小者，且不肯为，却乃好为悖逆争斗大不顺的事，天下岂有是理哉！夫人能孝弟而自不为非如此，可以见孝弟之当务矣。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务，是专力。本，是根本。为仁，是行仁。

有子又说：“天下之事，有本有末，若徒务其末，则博而寡要，劳而无功。所以君子凡事只在根本切要处专用其力。根本既立，则事事物物处之各当，道理自然发生。譬如树木一般，根本牢固，则枝叶未有不茂盛者。本之当务如此。则吾所谓孝弟也者，乃是行仁之本与。盖仁具于心，只是恻怛慈爱的道理，施之爱亲敬长，固是此心；推之仁民爱物，亦是此心。人能孝弟，则亲吾之亲，可以及人之亲；长吾之长，可以及人之长。至于抚安万民，养育万物，都从此充拓出来，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则行仁之本，岂有外于孝弟乎！”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矣！《孝经》孔子说：“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有若之言，其有得于孔子之训欤？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巧，是好。令，是善。鲜字，解作少字。仁，是心之德。

孔子说：“辞气容色，皆心之符，最可以观人。那有德的人，辞色自无不正。若乃善为甘美之辞，迁就是非，便佞阿谀，而使听之者喜，这便是巧言；务为卑谄之色，柔顺侧媚，迎合人意，而使见之者悦，这便是令色。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盖仁乃本心之德，心存，则仁存也。今徒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心驰于外，而天理之斫丧者多矣，岂不鲜仁矣乎！然孔子所谓鲜仁，特言其丧德于己耳。若究其害，则又足以丧人之德。盖人之常情，莫不喜于顺己，彼巧言令色之人，最能逢迎取悦，阿徇取容，人之听其言，见其貌者，未有不喜而近之者也。既喜之而不觉其奸，由是变乱是非，中伤善类，以至覆人之邦家者，往往有之矣！夫以尧舜至圣，尚畏夫巧言令色之孔壬，况其他乎！用人者不可不察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曾子，是孔子弟子，名参。省，是省察。忠，是尽心的意思。信，是诚实。传，是传授。习，是习熟。

曾子说：“我于一日之间，常以三件事省察己身。三者维何？凡人自己谋事，未有不尽其心者，至于为他人谋，便苟且粗略，而不肯尽心，是不忠也。我尝自省，为人谋事，或亦有不尽其心者乎？交友之道，贵于信，若徒面交，而不以实心相与，是不信也。我尝自省，与朋友交，或亦有虚情假意，而不信于人者乎？受业于师，便当习熟于己，若徒面听，而不肯着实学习，是负师之教也。我尝自省，受之于师者，或亦有因循怠惰，而不加学习者乎？以此三者，自省察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盖未尝敢以一日而少懈者也。”盖曾子之学，随事精察而力行之，故其用功之密如此。然古之帝王，若尧之兢兢，舜之业业，成汤之日新又新，检身不及，亦此心也，此学也。故《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从事于圣学者，可不知所务哉！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道，是治。乘，是兵车。四马驾一车，叫作一乘。千乘之国，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车千乘的大国。时，是农功间暇之时。

孔子说：“千乘的大国，事务繁难，人民众多，不易治也。若欲治之，其要道有五件，其一要敬事。盖人君日有万几，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时不敬，或致千百年之患。必须兢兢业业，事无大小，皆极其敬慎，不敢有怠忽之心，则所处皆当，而自无有于败事矣。其一要信。盖信者，人君之大宝。若赏罚不信，则人不服从；号令不信，则人难遵守。必须诚实不贰，凡一言一动都要内外相孚，始终一致，而足以取信于人，则人皆用情，而自不至于欺罔矣。其一要节用。盖天地生财止有此数，用若不节，岂能常盈？必须量入为出，加意樽节，凡奢侈的用度，冗滥的廪禄，不急的兴作，无名的赏赐都裁省了。只是用其所当用，则财常有余，而不至于匮乏矣。其一要爱人。盖君者，民之父母，不能爱人，何以使众？必须视之如伤，保之如子，凡鳏寡孤独、穷苦无依的，水旱灾伤、饥寒失所的，都加意周恤，使皆得遂其生，则人心爱戴，而仰上如父母矣。其一要使民以时。盖国家有造作营建，兴师动众的事，固不免于使民，然使之不以其时，则妨民之业，而竭民之力矣。必待那农事已毕之后，才役使他，不误他的耕种，不碍他的收成，则务本之民，皆得以尽力于田亩，而五谷不可胜食矣。”这五者都是治国的要道，若能体而行之，则四海之广，兆民之众，治之无难，岂特千乘之国而已哉！为人君者，所当深念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弟子，是指凡为弟为子的说。谨，是行的有常。信，是言的有实。泛字，解作广字。众，是众人。亲，是亲近。仁，是仁厚有德的人。余力，是余剩的工夫。文，是《诗》《书》六艺之文。

孔子教人说：“但凡为人弟为人子的，入在家庭之内，要善事父母以尽其孝；出在宗族乡党之间，要善事兄长以尽其弟。凡行一件事，必慎始慎终，而行之有常。凡说一句话，必由中达外，而发之信实。于那寻常的众人都一体爱之，不要有憎嫌忌刻之心。于那有德的仁人却更加亲厚，务资其熏陶切磋之益。这六件是身心切要的工夫，学者须要着实用力，而不可少有一时之懈。若六事之外尚有余力，则学夫《诗》《书》六艺之文。”盖《诗》《书》所载，皆圣贤教人为人之道，而礼、乐、射、御、书、数亦日用之不可阙者。未有余力，固不暇为此；既有余工，则又不可不博求广览，以为修德之助也。先德行而后文艺，弟子之职当如此矣。然孔子此言，虽泛为弟子者说，要之上下皆通。古之帝王，自为世子时，而问安视膳，入学让齿，以至前后左右，莫非正人，礼乐诗书，皆有正业，亦不过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与夫学文之事也。至其习与性成，而元良之德具，万邦之贞由此出矣。孔子之言，岂非万世之明训哉！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个贤字，解作好字；下一个贤字，是有德的贤人。易，是移易。竭，是尽。致其身，是委弃其身，不肯爱惜的意思。

子夏说：“人之为学，只在纲常伦理上见得明白，才是根本切要的工夫。如人之见贤，谁不知好，但不能着实去好他。若使贤人之贤，而能移易其好色之心，大贤则事之为师，次贤则亲之为友，真知笃信，就如好好色的一般，则好善极其诚矣。人于父母，谁无孝心，但未能着实去尽孝。若使委曲承顺，尽那为子的道理，凡力量到得的去处，都竭尽而无遗，则事亲极其诚矣。事君不可以不忠，但人都自爱其身，则其忠必不尽。若能实心任事，把自家的身子，委弃于君，虽烦剧也不辞，虽患难也不避，一心只是要忠君报国，而不肯求便其身图，则事君极其诚矣。交友不可以不信，但轻诺者多，全信者少。若能诚心相与，但与朋友说的都是着实的言语，内不欺己，外不欺人，虽久远而不至于失信，则交友极其诚矣。这四件都是人伦之大者，而行之皆尽其诚，这就是见道分明，践履笃实的去处，学问之道不过如此。人虽说他未曾为学，我必谓之已学矣。”若使未尝学问，而但出于资性之聪明，则不过一事之偶合，一时之袭取而已，岂能事事尽美，而厚于人伦如是乎？此可见古人之为学，皆用力于根本切要之地，而不专在于言语文字之末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重，是厚重。威，是威严。固，是坚固。忠信，是诚实。无字、勿字，都是禁止之辞。惮，是畏难的意思。

孔子说：“君子为学，必养成个深厚凝重的气质，然后外貌威严，而所学的道理自然坚固。若是轻浮浅露，不能厚重，则见于外者，无威之可畏，而其所学者亦不能实有诸己，虽得之，必失之矣。岂能以坚固乎！然立身固要厚重，而存心又在忠信。人不忠信，则事皆无实，何以为学？故又当以诚实不欺为主，而无有一毫之虚伪，然后可以进德也。所交的朋友必胜过我的人，方为有益。若是不如我的，或便佞善柔之类，这样的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切不可与之为友也。人不能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而惮改则过将日甚矣。所以但遇有过，或闻人谏正，或自家知觉，便当急急改之，不可畏其难改而苟且以自安也。以厚重为质，以忠信为主，又辅之以胜己之人，行之以改过之勇，则内外人己交养互发，而自修之功全矣。学者可不勉哉！”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慎，是谨慎。终，是亲之既没。追，是追思。

曾子说：“人伦以亲为重。人之事生，或有能孝者，至于送终，则以亲为既死也，而丧葬之事不能尽礼者多矣。初丧之时，或有能思念者，至于岁时既远，则其心遂忘，而祭祀之礼不能尽诚者多矣。此皆民心之薄，由在上之人无以倡之也。若为上者能致谨于亲终之时，不徒哀而已，而每事尽礼，不使少有后日之悔；又能追思于久远之后，不徒祭而已，而致其诚敬，不敢少有玩怠之心，则己之德厚矣。由是百姓每自然感化，皆兴仁孝之心。丧也，尽其礼；祭也，尽其诚，而其德亦归于厚矣。此可见孝者，人心之所同。君者，下民之表率。欲化民成俗者，可不知所以自尽也哉！”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子禽，姓陈名亢；子贡，姓端木名赐，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语词。与，是疑词。

子禽问于子贡说：“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国必然就知这一国的政事，果是夫子访求于人，然后得而闻之与？或是各国的君自以其政事说与夫子而知之与？”子禽之问，盖亦不善观圣人者矣！

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其诸，是语词。

子贡答子禽说：“夫子所以得闻国政，不是夫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时君无故而与。盖夫子盛德充积于中，而光辉自发于外，故其容貌词气之间，但见其温而和厚，无一些粗暴；良而易直，无一些矫饰；恭而庄敬，无一些惰慢；俭而节制，无一些纵弛；让而谦逊，无一些骄傲。有这五者德容之盛，感动于人，所以各国的君自然敬之而不忽，信之而不疑，都把他国中的政事，可因可革的，来访问于夫子，故夫子因而闻之耳。就汝所谓求者而论之，这等样求，岂不异于他人之求之者与？盖他人之求，必待访问于人而后得；夫子之闻政，则以盛德感人而自致，岂可以一概论哉！”子贡之言，不惟足以破子禽之疑，而使万世之下，犹可以想见圣人之气象，此所以为善言德行也。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志，是志向。行，是行事。三年，是言其久。

孔子说：“人子事亲，有承受而无专擅，有巽顺而无违拂。故当其父在之日，凡事都禀命而行，不敢自专，即欲知其人，亦但观其志向何如耳，其行事不可概见也。至于父没之后，则分得以自专，然后其行事昭然可见，得就其行而观之焉。然父没之后，虽凡事得以自专，而其所行犹如父在之时，至于三年之久，亦不敢有所改易。斯则思亲之念，不渝于始终；顺亲之心，无间于存殁，如是而后可谓之为孝也。否则虽能致敬于亲在之时，而不能不变于亲终之后，岂所谓终身而慕者乎？”抑孔子所谓无改于父之道，亦自其合于道而可以未改者言之耳。若于道有未合焉，则虽速改可也，何待三年！故善述其事孝也，克盖前愆亦孝也。观圣人之言者，不可以执一求之。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

礼，是尊卑上下的礼节。和，是从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作此字，指和说。小大，是小事大事。由，是行。

有子说：“礼之在人，如尊卑上下，等级隆杀，一定而不可易。其体固是至严，然其为用必和顺从容，无勉强乖戾之意，乃为可贵。如君尊臣卑，固有定分，然情意也要流通；父坐子立，固有常规，然欢爱也要浃洽。这才是顺乎天理，合乎人情，而为礼之所贵者也。古先圣王之制礼，惟其皆出于和，此所以尽善尽美，万事无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动静食息之间，大而纲常伦理之际，都率而行之，无所阻滞，礼之贵于和如此。”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承上文说，礼贵于和，则宜无不可行者。然也有行不得的，这是为何？盖所谓和者，是在品节限制之中，有从容自然之意，所以可行。若但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率意任情，侈然自肆，全不把那礼体来节制他，则是流荡忘返，而尊卑上下皆失其伦矣。如何可以行之哉？此可见礼之体虽严，而不至于拘迫；其用虽和，而亦不至于放纵。古之圣王，能以礼治身，而又能推之以治天下者，用此道也。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信，是约信。义，是事理之宜。复，是践言。恭，是恭敬。礼，是礼节。因，是依倚人的意思。亲，是有道义可亲近的人。宗，是主。

有子说：“天下之事，必须谨之于初，而后可善其后。如与人以言语相约，本是要践行其言，但其所言者，若不合于义理之宜，将来行不将去，则必至爽约失信矣！故起初与人相约之时，就要思量，必其所言者皆合乎天理之宜，而与义相近，则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见之于行，而自不至于失信矣。所以说‘言可复也’。待人之礼，固当恭敬，然亦自有当然之节。若恭不中礼，则为足恭，而反以致人之轻贱矣。故凡施敬于人之时，就要斟酌，务合乎礼之节文，而不过其则，则内不失己，外不失人，自不至于卑贱而取羞辱矣。所以说‘远耻辱也’。与人相依，本图交久，但所依的不是好人，则始虽暂合，终必乖离。故当其结交之初，就要审择，不可失了那有道义可亲近的人，则不但一时相依，自后亦倚靠得着，可以为宗而主之矣。所以说‘亦可宗也’。”此可见人之言行交际皆当谨之于始，而虑其所终。不然，则因循苟且之间，将有不胜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敏，是急速的意思。就，是亲近。有道，是有德的贤人。正，是考正。

孔子说：“凡人之为学，厌怠者多，笃好者少，所以不能成就。惟君子之于学，专心致志，无一毫外慕之私。就是食以养生，也不去求饱；居以容身，也不去求安，盖志有所在而不暇及也。行事常患其不足，则勉力自强，汲汲然见之于行，不敢有一些怠缓。言语常患其有余，则谨慎收敛，讷讷然如不出口，不敢有一些放肆。这等样着实用功，必然有所得了。然犹不敢自以为是，又必亲近那有道德的贤人，以考正吾之是非，凡一言一行都要讲究得道理明白，不至于差谬而后已焉。夫志向已是精专，功夫已是切实，而又加以谦抑之心，常存不足之虑，盖真见夫义理之无穷，学问之有趣，其心欣慕爱乐，有不能自已者，这才是好学的人，所以说‘可谓好学也已’。”学而至于能好，则聪明日开，闻见日广，进而为贤为圣，何难之有哉！《商书•说命篇》：“惟学逊志，务时敏。”《周颂》说：“学有缉熙于光明。”皆是此意。可见“好学”二字，不但学者之所当知，为人君者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谄，是卑屈。骄，是矜肆。可，是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乐，是安乐。好礼，是喜好礼节，自然循理的意思。

子贡问于孔子说：“凡人贫者易至于卑谄，富者易至于矜骄，此人情之常也。若能处贫而无卑屈之意，处富而无矜肆之心，这等的人其所得为何如？”孔子答说：“常人溺于贫富之中，多不能有以自守，故必有谄骄之病。今日无谄无骄，则能自守，而于学亦有得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盖贫而无谄，虽不为贫所困，然犹知有贫也。不如那贫而乐的人，心广体胖，欣然自忘其贫，是身虽处乎贫之中，而心已超于贫之外也。此岂无谄者之可及乎！富而无骄，虽不为富所溺，然犹知有富也。不如那富而好礼的人，乐善循理，初不自知其富，是身虽处乎富之中，而心已超乎富之外也。此岂无骄者之可及乎？”夫子答子贡之问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

《诗》，是《卫风•淇澳》之篇。

孔子既教子贡以贫而无谄者之不如贫而乐，富而无骄者之不如好礼。子贡闻言而悟，遂引《诗》以证之，说道：“《卫风•淇澳》之诗有言，君子之学，就如治骨角的，既切以刀锯，又磋以铴，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又如治玉石的，既琢以椎凿，又磨以沙石，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诗人之言如此，其即夫子所言之谓与？盖贫而无谄，我固自以为至矣，岂知无谄之外，更有所谓乐乎；富而无骄，我亦自以为足矣，岂知无骄之外，更有所谓好礼乎！可见道理本无终穷，学问不可自足，必如治骨角玉石者，求到至精至密之地而后可。《诗》言、圣教何以异乎！”子贡因论学而知《诗》如此，真可谓善悟者矣。

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赐，是子贡的名。往，是已曾说过的。来，是未曾言及的。

孔子因子贡引《诗》证学，遂称许之说：“《诗》有三百篇之多，其言词微婉，意味深长，非有颖悟之资者，不足以语此也。如赐也才可与言《诗》也已矣。盖处贫处富的道理，是我所已言的；切磋琢磨的意思，是我所未言的，今因我已言的道理，就知我未言的意思，这等样聪明的人，与之论《诗》，必能触类旁通，而不至于以词害意矣！岂不可与言《诗》矣乎？”然子贡悟性虽高，而学力未至，犹不得闻性与天道之妙，此可见美质之难恃，而学问之当勉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忧患。

孔子说：“君子之学，专务为己，而不求人知。如上不见知于君，而爵位不显；下不见知于友，而名誉不彰。此务外好名者之所忧患也。君子则以为学问在己，知与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惟是我不知人，则贤否混淆，是非颠倒。在上而用人，则不能辨其孰为可进，孰为可退；在下而交友，则不能辨其孰为有损，孰为有益。这是理有不明，心有所蔽，岂非人之所当深患者乎？”然人才固未易知，知人最为难事，必居敬穷理，使此心至公至明，然后如镜之照物，好丑毕呈；如秤之称物，低昂自定。欲知人者，尤当以清心为本也。

为政第二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政，是法令，所以正人之不正者。德，是躬行心得的道理。北辰，是天上的北极。共，是向。

孔子说：“人君居万民之上，要使那不正的人都归于正，必有法制禁令以统治之。这叫作政。然使不务修德以为行政之本，则己身不正，安能正人？虽令而不从矣。所以人君为政，惟要躬行实践，以身先之。如纲常伦理，先自家体备于身，然后敷教以化导天下；纪纲法度，先自家持守于上，然后立法以整齐天下。这才是以德而为政。如此，则出治有本，感化有机。由是身不出乎九重，而天下的百姓，自然心悦诚服，率从其教化。譬如北极，居天下之中，凝然不动，只见那天上许多星宿，四面旋绕，都拱向他。是人君修德于上，而恭己南面，就如北辰之居所一般；万民之观感于下，而倾心向化，就如那众星之拱极一般。”此古之帝王所以笃恭而天下平者，用此道也。图治者可不务修德，以端出治之本哉！

子曰：“《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是《诗经》。蔽字，解作盖字。思，是心思。无邪，是心思之正。

孔子说：“《诗》之为经，凡三百篇。一篇自为一事，一事自有一义，可谓多矣。然就中一句言语，足以尽盖其义而无余。《鲁颂•》篇之词有曰‘思无邪’，是说人之思念皆出于天理之正，而无人欲之邪曲也。只这一言就足以尽盖三百篇之义。盖诗人之言有美有刺，善者美之，所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刺之，所以惩创人之恶念。只是要人为善去恶，得其性情之正而已。人之心若能念念皆正，而无邪曲之私，则其所为，自然有善而无恶，有可美而无可刺，而诗人之所为以劝以惩者，包括而无遗矣。然则思无邪之一言，岂不可以尽盖三百篇之义乎？”此可见学者必务知要，而其功莫切于慎思也。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是率先引导的意思。政，是法制禁令。齐，是齐一。刑，是刑罚。

孔子说：“人君之治天下，不过是要人为善，禁人为恶而已。但出之有本，而致之有机。若不知本原所在，只把法制禁令去开导他，如事亲则禁约他不孝，事长则禁约他不弟，使之奉行遵守。其有不从教令的，便加之以刑罚，使一齐都归于孝弟，无有违犯。这等样治民，虽则能使民不敢为恶，然只是惧怕刑罚，苟免于一时，而其中不知愧耻，为恶的心依旧还在，岂能久而不犯乎！所以说‘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德，是行道而有得。礼，是制度品节。耻，是愧耻。格字，解作至字。

孔子说：“治以政刑，民固苟免而无耻矣。若使君之导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于躬行之实，如欲民兴孝，必先自尽孝道以事亲；欲民兴弟，必先自尽弟道以事长，如此则民既有所观感而兴起矣。而其间所得，有浅深厚薄之不一者，则又有礼以齐之。亲疏上下，都有个节文；日用云为，都有个仪则，使贤者不得以太过，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协于一焉。这等样治民，将见那百姓每良心自然感发，不但知恶之可耻，而绝不肯为；又且知善之当为，而皆力行以至于善矣。岂特求免刑罚而已乎！所以说‘有耻且格’。”盖德礼政刑，固皆所以适于治之路，而出之有本末，获效有浅深，故孔子第而言之。欲为人君者，审其本末轻重之辨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从字，解作随字。逾，是过。矩，是为方的器具。

孔子自叙其从少至老进学的次第，说道：“我从十五岁的时节，就有志于圣贤大学之道，凡致知力行之事，修己治人之方，都着实用功，至忘寝食，盖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到三十的时节，学既有得，自家把捉得定，世间外物都动摇我不得，盖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进而至于四十，则于事物当然之理，表里精粗，了然明白，无所疑惑，盖见之明，而无所事守矣。进而至于五十，则于天所赋的性命之理，有以充其精微，探其本原，而知乎所以然之故矣。又进而至于六十，则涵养愈久，而智能通微，闻人之言方入于耳，而所言之理即契于心，随感随悟，无有违逆而不通者矣。又进而至于七十，则工夫愈熟而行能入妙，凡有所为，随其心之所欲，不待检点，无所持循而自然不越于规矩法度之外，盖庶几乎浑化而无迹者矣。是吾自少至老，无一念而不在于学，无一时而不在于学，故其所得与年而俱进，过此以往，未之或知矣。”夫圣人生知安行，本无积累之渐，犹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然则希圣希天者，岂可少懈于日新之功哉！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懿子，是鲁国的大夫。违，是违悖。

孟懿子尝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叫作孝？”孔子答说：“孝亲之道，只在无违而已。”孔子所谓无违，是说人子事亲，有个当然不易的道理，不可有一些违悖；不是说从亲之令，便谓之孝也。只因懿子不能再问，故孔子未及明言其意耳。

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车。孟孙，即是懿子。

孔子因懿子不能再问，怕他错认作‘从亲之令，便是无违’，故因樊迟御车，乃告他说：“孟孙曾问孝于我，我对说‘孝在无违’。”盖欲启樊迟之问，以发明所言之意也。

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礼，是天理之节文。

樊迟闻孔子之言，就问说，如何叫作无违？孔子答说：“所谓无违，只是不违乎礼而已。”盖人子事亲，心虽无穷，而分则有限，随其尊卑上下，各有一定的礼节。如父母在生之时，凡朝夕定省，左右奉养，都依着这礼。亲殁之时，凡殡葬之具，必诚必信，也都依着这礼。到祭祀之时，外则备物，内则尽志，又都依着这礼。自始至终，无一毫苟且之意，这才是无违，才叫作孝。若礼所当为而不肯为，则谓之简，而不敬其亲；礼不当为而必欲为，则谓之僭，而陷亲于有过。是岂得谓之孝哉！当时鲁国大夫僭用君上之礼，故孔子以是警之。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当以孝为本，以礼为节，不可有太过、不及之弊也。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

孟武伯，是孟懿子之子，名彘。

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是孝？”孔子说：“欲知人子事亲之理，当观父母爱子之心。凡人父母，未有不爱其子者，惟爱之也切，故忧之也深。常恐其有疾病，或起居之不时，或饮食之不节，或风寒暑湿之见侵，与夫少之未戒于色，壮之未戒于斗之类。凡足以致疾者，皆切切然以为忧。若为子者能体父母之心，慎起居，节饮食，戒色戒斗，兢兢焉不至于疾，以贻父母之忧，则自然身体康宁，而有以慰亲之心矣。岂不可谓之孝乎！”孔子之意，盖以武伯生于富贵之家，长于逸乐之地，易以致疾而忧其亲，故因问而警之如此。至若天子以一身而为天地神人之主，其所以培养寿命而昌延国祚者，又当万倍于此矣。孔子之言，岂特为孟武伯告哉！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养，是饮食供奉。别，是分别。

子游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叫作孝？”孔子答说：“子之事亲，固要饮食供奉，以养其口体。然必内有尊敬的诚心，外有恭敬的礼节，然后可以言孝。如今世俗之所谓孝者，只是说能以饮食供奉父母便了。殊不知饮食供奉，岂但父母为然，虽至于犬马之贱，一般与他饮食，都能有以养之。若事亲者，不能尽尊敬奉承的道理，而徒以饮食供奉为事，则与那养犬马的何所分别乎？”然则世俗之所谓孝者，不足以为孝也。夫子游圣门高弟，何至以犬马待其亲，而孔子犹告戒之如此者？盖凡父母之于子，怜悯姑息之情常胜，故子之于父母狎恩恃爱之意常多，其始虽无轻慢之心，其后渐成骄傲之习，遂至于无所忌惮，不顾父母者有之。孔子之言，实以深究人情之偏，而预防其渐也。若推其极，则必如帝舜之以天下养而夔夔齐栗，文王之问安视膳而翼翼小心，然后谓之能养能敬，而为天下之大孝欤！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是容。先生，是父兄之称。

子夏问于孔子说：“人子事亲，如何才叫作孝？”孔子答说：“事亲之际，惟是有那愉悦和婉的容色，最为难能。盖人之色，生于心者也。子于父母，必有深爱笃孝之心根于中，而后有愉悦和婉之色著于外。是凡事皆可以勉强，而色不可以伪为，所以为最难。事亲有此，而后可谓之真孝也。若夫父兄有事，为子弟的替他代劳；子弟有酒饭，将来与父兄饮馔，此则力之所可勉，而事之无难为者，曾是而可以为孝乎？”前章子游问孝，夫子教以敬亲。此章子夏问孝，夫子教以爱亲。盖子游、子夏都是圣门高弟，其于服劳供奉之礼，不患其不尽，但恐其爱敬之心未能真切恳挚耳，故皆言此以警之。使知事亲之道不在于文，而在于实；不当求之于外，而当求之于心也。凡为人子者，宜深思焉。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回，是孔子弟子颜回。不违，是意不相背。愚，是昏愚。退，是退去。省，是察。私，是私居。发，是发明。

孔门弟子，惟颜回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扬其词，以称之说：“世间有上等聪明的人，凡事无所疑惑，不须问难也。有昏愚的人，心里不会疑惑，不知问难。这两等人，其心虽异，其迹则同。今我与颜回，终日间讲论道理，不止一端。他只是默然听受，不曾有一些相背，也未尝有一语问难。看他气象，却似那昏愚无知的一般。及其退去之时，我省察他闲居独处的去处，但见他一动一静、一语一默，都是我所言的道理，躬行实践，件件都发挥出来。乃知回之不违者，是其心领神会，见道分明，无所疑而不必问，非不能疑而不知问也。”然则回也岂真昏愚者哉！然颜子既是上智，又能好学，故其悟道之妙，至于如此。若未及颜子者，必须能疑而知问，然后可以讲明义理，开发聪明，而进于圣贤之域也。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以字，解作为字。由，是意所从来。安，是心所喜乐。廋，是藏匿。

v孔子说：“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难，然亦自有个法则。盖人之所为，非善则恶，必须先看他所为的何如。为善的便是君子，若为恶便是小人，其大略可知也。所以说‘视其所以’。夫所为之不善者，固不必言，而所为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诚实否也。故又当观其意之所从来者如何。果真心实意而为己者欤？抑饰貌伪言以欺人者欤？果出于心之真实则善矣，不然则亦伪耳，岂得为君子哉！夫所由之不善者，固不足言，而所谓善者，亦未知其出于自然否也。故又当察其心之所乐者如何。果中心好之而无所矫强者欤？抑或畏威怀利而有不得不然者欤？果出于心之所乐则善矣，不然则亦暂为之耳，岂能久而不变哉！夫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既从外而深探其内；自视而观而察，在我者又因略而渐致其详。虽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然能饰所以而逃吾之视，必不能饰所由而逃吾之观；能饰所由而逃吾之观，必不能饰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藏匿之哉？人何得而藏匿之哉？”重言之者，以见其必不能隐也。孔子观人之法如此。人君明此以观察臣下之行事心术，则凡为正为邪，为忠为佞皆莫逃于坐照之下矣。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是温习。故，是旧所闻。新，是今所得。师，是师范。

孔子说：“天下之义理无穷，而人之闻见有限。若专靠记问，则胸中所得，能有几何？若能于旧日所闻的时时温习，如读过的《诗》《书》，听过的讲论，都要反复玩味，而不使遗忘，又能触类旁通，每有新得，就是未曾知道的，也都渐渐理会过来。将见义理日益贯通，学问日益充足。人有来问的，便能与之应答而不竭；有疑惑的，便能与之剖析而无遗矣。岂不可以为人之师矣乎？”此可见君子之学，不以记诵为工，而在于能明乎理；不以闻见为博，而在于善反诸心。学者不可以不勉也。

子曰：“君子不器。”

器，是器皿。

孔子说：“人有一材一艺的，非无可用，然或宜于小，不宜于大；能于此，不能于彼。譬如器皿一般，虽各有用处，终是不能相通，非全才也。惟是君子的人，识见高明，涵养深邃，其体既无所不具，故其用自无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经纶匡济之业，小之可以理钱谷甲兵之事，守常达变，无往不宜，岂若器之各适于用而不能相通者哉！所以说‘君子不器’。”夫此不器之君子，是乃天下之全才，人君得之固当大任；至于一材一艺者，亦必因人而器使之，不可过于求备也。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子贡问于孔子说：“君子是成德之人。学者如何用功才到得这个地位？”孔子答说：“凡人言常有余，行常不足。若未行而先言，则言行不相照顾，如何成得君子？惟君子的人，凡事务躬行实践，如子臣弟友之道、仁义礼智之德，凡是口所欲言的，一一先见之于行，无一毫亏欠，然后举其所行者从而言之，议论所发，件件都实有诸己，而不为空言也。是行常在于言前，言常在于行后，岂不为笃实之君子乎！”孔子因子贡多言，故警之以此。其实躬行君子常少，言不顾行者常多。学者之省身固当敏于行而慎于言，人君之用人亦当听其言而观其行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遍。比，是偏党。

孔子说：“君子、小人，固皆有所亲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所亲厚亦异。盖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视天下犹一家，视众人犹一身，理所当爱的，皆有以爱之，而不必其附于己；恩所当施的，即有以施之，而不待其求于己。是其与人亲厚周遍广阔，而不为偏党之私，此所以为君子也。至于小人则不然。盖小人之心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势者则附之，有利者则趋之，或喜其意见之偶同，而任情以为好；或乐其同恶之相济，而交结以为援。是其与人亲厚偏党私昵，而无有乎普遍之公，此所以为小人也。”夫周与比其迹相似，而其实不同，只在此心公私之间而已。欲辨君子、小人者，可不慎察于此哉！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罔，是昏而无得。殆，是危而不安。

孔子教人说：“天下的道理，散在万事，而统会于吾心。惟其散于万事，故必加致知格物、躬行实践的工夫，而后能实有诸己，这叫作学。惟其会于一心，故必加沉潜反复、研究求索的工夫，而后能穷其精微，这叫作思。这两件阙一不可。若徒知务学，而不思索其义，则理不明于心，其所学者，不过卤莽之粗迹，终于昏昧而已，所以说‘学而不思则罔’。若徒知思索，而不用力于学，则功不究其实，其所思者不过想象之虚见，终于危殆而已，所以说‘思而不学则殆’。”可见学必要思，学了又能思，则所学的方才透彻；思必要学，思了又能学，则所思的方才着实。二者偏废，则各有其弊矣。求道者可不知所务哉！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攻，是专治。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者，叫作异端，如杨氏、墨氏，及今道家、佛家之类皆是。害，是伤害。

孔子说：“自古圣人继往开来，只是一个平正通达的道理，其伦则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其德则仁、义、礼、智、信，其民则士、农、工、商，其事则礼、乐、刑、政。可以修己，可以治人。世道所以太平，人心所以归正，都由于此。舍此之外，便是异端，便与圣人之道相悖。人若惑于其术，专治而欲精之，造出一种议论要高过于人，别立一个教门要大行于世，将见其心既已陷溺，其说必然偏邪。以之修己，便坏了自己的性情；以之治人，便坏了天下的风俗：世道必不太平，人心必不归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所以说‘斯害也已’。”当时杨、墨之道，犹未盛行，然孔子深恶而预绝之如此。至于后世道家之说，全似杨朱；佛家之说，全似墨翟，尤足以眩惑人心而伤害世道。深信而笃好，如宋徽宗、梁武帝者，不免丧身亡国，为后世之所非笑。则异端之为害，岂非万世之所当深戒哉！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孔子弟子仲由，字子路。诲，是教诲。

子路好勇，凡事只要胜人，盖有强不知以为知者。故孔子呼其名而告之，说：“由也有志于知，我今教汝，以求知之道乎。盖人于天下之义理，有所知，必有所不知，自家心里本是明白，有不可得而自昧者。若但以有所不知为耻，而遮护隐讳，不论知不知，都强以为知，这便是欺了自家的心，而知有所蔽矣。汝但于所知的，即认以为已知；于所不知的，即说是我尚未知，则虽不能尽知天下之理，而此心不敢自欺，于真知的本体不曾昏昧，这就是知的道理了。何必无所不知而后谓之知乎？所以说‘是知也’。”此可见天下之道理无穷，虽圣人亦有不能尽知者，但圣人之心至虚至明，固不以不知者自强，亦不以已知者自是，故稽众从人，好问好察，此尧、舜之知所以为大也。

子张学干禄。

子张，是孔子弟子，姓颛孙，名师。干，是求。昔子张从学于圣门，以干求俸禄为意。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疑，是所未信者。尤，是罪过。殆，是所未安者。悔，是懊悔。

凡言在其中者，皆不求而自至之辞。孔子教子张说道：“君子学以为己，不可有干禄之心，且学自有得禄之理，亦不必容心以求之也。若能多闻天下之理，以为所言之资，而于多闻之中，有疑惑而未信的，姑阙之而不敢言，其余已信的，又慎言而不敢轻忽，则所言皆当，而人无厌恶，外来的罪过自然少了，岂不寡尤？多见天下之事，以为所行之资，而于多见之中，有危殆而未安的，姑阙之而不敢行，其余已安的，又慎行而不敢怠肆，则所行皆当，而己无愧怍，心里的懊悔自然少了，岂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有德的贤人。名誉昭彰，必有举而用之者，虽不去干求那俸禄，而俸禄自在其中矣。又何必先有求之之心哉！”尝观古之学者，修其言行，而禄自从之，是以世多敬事后食之臣；后之学者，言行不修，而庸心干禄，是以世少先劳后禄之士，然则学术之所系，诚非细故矣。做民君师者，可不以正士习为先务乎！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是鲁国之君。举，是举用。直，是正直的君子。错，是舍置而不用。诸字，解作众字。枉，是邪枉的小人。

鲁哀公问于孔子说：“人君以一身而居乎群臣百姓之上，不知何所作为才能使众人每个个都心服。”孔子对说：“人君若要服民，不是严刑可以驱之、小惠可以结之者，只要顺民好恶之公心而已。大凡臣下有心术光明、行事端慎的，便是正直君子，必然人人爱敬他，望他得位行道。有心地奸险、行事乖张的，便是邪枉小人，必然人人憎恶他，怕他误国害民。这是好善恶恶的良心，人之所同有也。人君若能举用那正直的君子，授之以政，而凡邪枉的小人都舍置之，不使参于其间，则用舍各当，正合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自然欢欣爱戴，无一人之不服矣！若人君举用了邪枉的小人，使之在位，而凡正直的君子却舍置之，不能有所简拔，则用舍颠倒，便拂了人心好恶之公，百姓每必然心非口议，虽欲强其服从而不可得矣！”夫民之服与不服，只在用舍之公与不公，然则人君于用人之际，可不慎哉？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是鲁国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尽心不欺的意思。劝，是劝勉。

季康子问于孔子说：“为人上者要使百姓每敬事于我而不敢慢，尽忠于我而不敢欺，相劝于为善而不敢为恶，果何道以使之乎？”孔子答说：“为民上者，不可要诸在人，只当尽其在我。诚能于临民之时，容貌端庄，而无有惰慢，则有威可畏，有仪可象，民之得于瞻仰者，自然敬畏而不敢怠慢矣。孝以事亲，而无有悖违；慈以使众，而无有残刻，则其德既足以为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结民之心。民之得观感者，自能尽忠于我，而不敢欺悖矣。于那为善的，举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的，教诲他，使之为善，不要轻弃绝之。如此，则善者益进于善，而不怠、不能者亦将勉强企及，而无有不劝者矣。”是则季康子之问，专求诸民；孔子之答，专求诸己。盖人同此理，吾能自尽其理，而人岂有不感化者哉？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

奚字，解作何字。为政，是出仕而理国政。

鲁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或人问于孔子说：“夫子有这等抱负，正当乘时有为，何故不肯出仕而理国政乎？”盖当时季氏擅权，阳货作乱，不能尊信孔子，故孔子不肯轻于求仕，而或人不知也。

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书》，是《周书•君陈》篇。友，相亲爱的意思。

孔子不仕之意有难以告或人者，故只托词以答之，说：“汝疑我之不肯为政，岂不闻《周书》所言之孝乎？他说‘君陈’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又能推此孝友之心，以为一家之政，使长幼尊卑都欢然和睦，肃然整齐，无有不归于正者。《书》之所言如此。这等看来，人处家庭之间，能帅人以正，就是为政了。何必居官任职，乃谓之为政乎？盖所谓政者，只是正人之不正而已。施之于国，使一国的人服从教化，固是为政，修之于家，使一家之人遵守礼法，也是为政。”这虽是孔子托词，其实道理不过如此。所以《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亦是此意。然则人君之为政，若能以孝友之德，修身正家，则治国平天下之道，岂外是哉！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

信，是诚实。大车，是平地任载的车。，是辕前的横木，缚轭以驾牛者。小车，是田车、兵车、乘车。，是辕上的曲木，钩衡以驾马者。

孔子说：“立心诚实，乃万事的根本。人若无了信实，便事事都是虚妄，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后可行，譬如车必有，而后可行也。若大车无，则无以驾牛；小车无，则无以驾马。轮辕虽具，一步也运动不得，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诚，言语无实，则人皆贱恶之，在家则不可行于家，在国则不可行于国，盖无所往而不见阻矣。与车无者，何以异哉？”孔子此言，只是要人言行相顾，事事着实，不可少有虚妄的意思。然信之一字，尤为人君之大宝。是以为治者，必使政教号令之出，皆信如四时，无或朝更而夕改，然后民信从而天下治也。孔子之言，岂非万世之明训哉？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

凡朝代更换，叫作一世。子张问于孔子说：“有一代之兴，必有一代的事迹。但已往者易见，将来者难知，不知自今以后，朝代兴亡至于十世之远，其事迹亦可得而前知否乎？”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因，是相袭而不改。礼，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仁、义、礼、智、信之五常，这其中都有节文，故叫作礼。损，是减损。益，是增益。

孔子答子张说：“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要知将来，但观既往便可知矣。比先夏有天下四百余年，而殷汤继之。殷家所行之礼，如修人纪以正万邦，都只是因袭夏家的，不曾改易。至于制度文为，有余不足的，则或损或益，稍有不同。如殷道尚质，殷正建丑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可考而知也。殷有天下六百余年，而周文武继之。周家所行之礼，如建皇极以锡庶民，也只是依着殷家的，不曾变更。至于制度文为，太过不及的，则或损或益，也有不同。如周道尚文，周正建子之类，是其所因与所损益，亦可考而知也。此可见纲常伦理，是立国的根本，万世不可改易；制度文为，是为治的节目，随时可以变通。自今以后，或有继我周而王天下的，其所因与所损益，不过如此。虽百世之远，无不可知，岂但十世而已哉！”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非其鬼，是所不当祭的鬼神。谄，是求媚的意思。义，是事之宜，凡道理上所当行的便是。勇，是勇敢。

孔子说：“人之祭享鬼神，各有其分。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是乃当然之分，祭之可也。若是不当祭的鬼神也去祭他，这便是谄媚鬼神以求福利，不是孝享的正礼，所以谓之谄也。人于道理上当为的事，便着实做将去，这才是有勇。若真见得这事是道理所当为的，却乃因循退缩，不能毅然为之，这是委靡不振，无勇往直前之气，怯懦甚矣，所以谓之无勇也。”夫此二者，一则不当为而为，一则当为而不为。孔子并举而言之者，盖欲人不惑于鬼神之难知，而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