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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梁惠王下

庄暴见孟子,曰:“暴见于王,王语暴以好乐,暴未有以对也。”曰:“好乐何如?”孟子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

庄暴,是齐臣。庶几,是可近于治的意思。

齐臣庄暴一日来见孟子,说道:“暴昔者进见于王,王自以其情直告于暴,道己喜好音乐。暴于此时,既不敢谓其所好为是,又不敢谓其所好为非,固未有以对也。不知好乐何如?果有害于治乎?抑无害于治乎?”孟子对说:“好乐无伤,特患王好之未甚耳。使王知音乐之理可通于治,能以一念欣喜之情,推而广之,直至于一国和平而后已焉,则齐国骎骎然有兴起之势,而庶几可望于治矣。汝何不以此而对王乎?”

他日见于王,曰:“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

孟子以好乐之甚启发庄暴,因暴不能复问以达其意,他日乃入见于王而问之说:“王曾语庄子以好乐,有是言乎?”齐王自知其所好之不正,不觉惭愧,乃勃然变色而应之说:“乐固不同,有先王之乐,有世俗之乐。寡人之所好者,非能好那《咸》、《英》、《韶》、《濩》,古先圣王所作之乐也;但好世俗之乐,新声俚曲,取适一时之听闻而已,何足为夫子道哉?”孟子遂迎其机而导之说“:王无谓世俗之乐为不足好,特患王之好乐未甚耳!诚使好之之甚,不徒嗜其音而深会其意,务使欢欣交畅,和气充周,则平心宣化之治皆由此出,而齐国庶几其可望于治矣。何独古乐之可好也?盖先王之乐,固此声音,此和理也;世俗之乐,亦此声音,此和理也:今乐与古乐,一而已矣。吾王欲审其所好,惟在甚不甚之间耳。何至以今乐为惭乎?”然今乐、古乐其实不同。孟子之言,特欲开导齐王之善心,而劝之使与民同乐,故其言如此。

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

齐王因问孟子说:“好乐之所以通于治道者,其说可得闻乎?”孟子欲引之与民同乐,乃先以常情提醒之,说:“作乐为乐,一也。有独自为乐者,有与人共乐者,王以为孰乐乎?”齐王说:“独自为乐,其乐止于一己而已;若要彼此交欢,情意舒畅,固不若与人之为乐也。”孟子又问说:“与人共乐,一也。有与少为乐者,有与众为乐者,王以为孰乐乎?”齐王说:“与少为乐,其乐止于数人而已;若要人人欢洽,和气流通,固不若与众之为乐也。”夫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不若与众,此事理之至明者。人惟敝于己私,是以惟知独乐,而不能推以与人同耳。使齐王能推好乐之心以及一国之众,则可谓好之甚矣,而齐安有不治者哉?此孟子委曲诱导之深意也。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

钟鼓、管龠,都是乐器。疾首蹙,是愁苦的模样。羽旄,是旌旗之类。

孟子开导齐宣王说:“王既知独乐不若与人,与少乐不若与众,则好乐之公私得失从可知矣。臣请为王一一陈之于前,可乎?今王为鼓乐之乐于此,百姓每听得王所击钟鼓之声,所吹管籥之音,举皆疾首蹙,私相告诉说:‘吾王之好鼓乐,奈何使我辈到这等穷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见,以兄弟妻子离散;其颠连如此,而略不关心乎?’今王为田猎之乐于此,百姓每闻王车马驰骤之音,见王羽旄缤纷之美,举皆疾首蹙,私相告诉说:‘吾王之好田猎,奈何使我辈到这等穷困之地:以父子不得相见,以兄弟妻子离散;其流移如此,而略不体念乎?’夫鼓乐、田猎,王之所乐也。百姓每见了却这等嗟怨者,岂有他故?良由王独乐其身,而不能推此心以安养下民,使之与己同乐,故其愁苦之情有所感触,自不觉其嗟怨之若此耳。王如好乐,岂可独乐而不恤其民哉?”按,此疾首蹙数语,说小民愁苦情状,宛然可掬。人君能以此轸念民瘼,常若见其愁痛之色,闻其嗟怨之声,则所以振救之者,当无不至,而自不忍于独乐矣。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这一节是与民同乐之事。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吾王独乐而不恤其民,固宜有以致民之怨矣。今王鼓乐于此,百姓每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皆欣欣然有欢喜之色,而相告说:‘吾王庶几身其康强而无疾病与?不然,何以能为此鼓乐之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每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皆欣欣然有欢喜之色,而相告说:‘吾王庶几身其康强而无疾病与?不然,何以能为此田猎之乐也?’夫一般的鼓乐,一般的田猎,百姓每见了却这等欣幸者,岂有他故?良由王能推好乐之心以与民同乐,使之各得其所。故其爱戴亲附,自不觉其欣幸之若此耳。”

“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夫观民情之忧喜惟系于好乐之公私如此。今王诚能推好乐之心以及于民,使之各安其生,各乐其业,则天下之民皆将引领望之,闻风而来归矣。有不可以统一海内而成王业哉?我所谓‘好乐甚则齐其庶几’者,盖如此。今乐、古乐,又何择焉?”

由此章而观,民情得所则喜,失所则悲。喜则欣欣相告,有盛世熙皞气象;悲则疾首蹙,为衰世乱离光景。一念之公私少异,而民情之苦乐、国家之治乱因之。是以古圣王之于民,务生养安全,不使有一夫之不获,诚知所重也。愿治者宜深省于斯。

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犹以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犹以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

囿,是蕃育鸟兽之所。刍,是草。荛,是薪。

战国之君,习于骄侈,多以宫室苑囿为乐。故齐宣王问孟子说:“我闻文王之囿,其周围凡七十里之广,果有之乎?”孟子对说:“古书所载,诚有此说。”齐王又问:“文王之囿,乃如此其大乎?”孟子说:“自王视之,若以为大;当时之民,犹嫌其为小也。”齐王说:“寡人有囿,周围仅四十里,比于文王之囿,固甚狭矣。乃百姓每犹嫌其为大,何也?”孟子对说:“文王之囿,虽有七十里之广,而未尝以为己私。囿中之草木,不禁民樵采,凡取草的、取薪的,都往于其中焉;囿中之鸟兽,不禁民射猎,凡逐雉的、逐兔的,都往于其中焉。举凡囿中所有,无一物不与百姓同之。是以一国之民而共此七十里之囿,物之所产有限,民之取用无穷。其以为小,不亦宜乎?”按,《书》称“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其囿必不如是之大。孟子不辨其规制之广狭,但言其利民之公心。盖能与民公其利,则必不以苑囿为己私,而纵游畋之乐,可知矣。

“臣始至于境,问国之大禁,然后敢入。臣闻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杀其麋鹿者如杀人之罪。则是方四十里为阱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

国外百里为郊;郊外为关。阱,是掘地为坑,以掩取禽兽者。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文王之囿,惟其公之于民,故民以为小。若王之囿,民以为大者,岂无其故哉?臣始初来到王之境上,不敢遽入,先问了国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后敢入。臣闻说国门之外、郊关之内,有囿方四十里,不许百姓每出入。若有人擅入其中,杀伤麋鹿者,就与杀人同罪。夫人之所畏,莫甚于死。今杀一麋鹿,就以杀人之罪加之,则是以方四十里之地为坑阱于国中,而故陷民于死地也。其为民害如此,民之视此苑囿就如陷阱一般,其以为大,不亦宜乎?”夫囿一而已,在文王以为民利,而齐王遂以为民害。盖古人之囿,但用为讲武之地,而志不在于从禽,故其利常归之民。后世则专供游猎之娱,故其利擅之于上,而麋鹿为重,民命为轻矣。明主好尚,可不谨哉。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

葛,是成汤时国名。昆夷,是西方之夷。獯鬻,即今北虏。句践,是越王名。

齐宣王问孟子说:“邻国壤地相接,容有以强凌弱、以小谋大者。兹欲交好于邻国,果有道乎?”孟子对说:“讲信修睦,国之大事,诚有这个道理。大凡为大国的,多恃其强盛,侵凌小国。惟是那仁者,度量宽洪,诚意恻怛,全无计较尔我之私,他为能以大事小,而尽其抚字之道。求之古人:若成汤是大国,反事葛伯;文王是大国,反事昆夷。虽是他犯上无礼,也都包容,不与计较。这便是以大事小,成汤、文王之所以为仁也。为小国的,多不审己量力,挑衅大国。惟是那智者,通晓义理,酌量时势,有知彼知己之明,他为能以小事大,而尽其恭顺之道。求之古人:太王为獯鬻所迫,而至于迁都;句践为吴所败,而请为臣妾。虽被他侵凌役属,也只含忍,不敢抗拒。这便是以小事大,太王、句践之所以为智也。吾王欲交邻国,能自处以仁智之道,则事大恤小,无一之不善矣,邻国安有不睦者哉?”

“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天,指理说。《诗》,是《周颂•我将》之篇。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交邻之道,固在于事大而恤小矣。然大之当事,小之当恤,莫非天理之所当然,在仁智亦惟各尽其道而已。故自以大事小者而言,忘其势之在己,而诚心爱人,这是有优容之大度,而自然合理,能乐天者也;自以小事大者而言,顺其势之在人,而安分自守,这是有敬慎之小心,而不敢违理,能畏天者也。仁者惟其乐天,故其心与天为一,而包涵遍覆,无一物之不容。四海虽大,皆在吾怙冒之中矣,有不足以保天下乎?智者惟其畏天,故能听天所命,而制节谨度,无一时之敢忽。敌国虽强,而在我无可乘之衅矣,有不足以保其国乎?《诗经》有云:‘人能畏上天之威严,不敢违逆,于是可保守天命而不失。’这两句说话,正畏天者保其国之谓也。而乐天者保天下,从可知矣。夫以心之所存,不外于一理,而国与天下由此而可保焉。则交邻之道,诚莫善于此矣。王可不思所以自尽哉!”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

气禀有偏,叫作疾。抚剑,是用手按剑。

齐宣王闻孟子之言,有感于心,因叹之说:“夫子论仁智交邻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国保天下,可谓大哉言矣。寡人也有心向慕,但生来有一件病痛:性气粗暴,偏好刚勇。遇小国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国侵凌,常不能忍耐。如何做得这仁智之事。”孟子对说:“好勇无伤,但要知所抉择耳。盖勇有小有大,王请勿好那小勇,激于一时之怒,便按剑在手,张目疾视,说:‘何人敢与我为敌哉!’这是匹夫之勇,凭恃其血气,仅可以敌一人者也,何足为好?王如好勇,请于帝王之大勇好之。振其天德之刚,发于义理之正,务使气慑万人,威加一世,而不徒恃区区之小忿焉,则仁智皆所优为矣,何至以好勇为病矣?”当是时,列国纷争,率以勇力相尚,未有能除暴救民、倡大义于天下者。故孟子于齐王,因其机而导之如此。昔商纣力能格兽,天下咸苦其残;项王举鼎拔山,卒为汉高所蹙:然则匹夫之勇,诚非帝王之所宜尚也。“

《诗》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这一节,是引《诗》而言文王之大勇。

赫,是赫然盛怒的模样。爰字,解作于字。旅,是众。遏,是止。徂,是往。莒字,《诗经》作旅字。文王时,密国之人恃强侵凌阮国,直至共地;文王因举兵往伐其众,所以说“以遏徂旅”。笃,是厚。祜,是福。对,是答。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谓吾王当以大勇为好,盖尝观于文王之事矣。《诗•大雅•皇矣》之篇有云:‘密人违距王命,侵阮而往至于共。王乃赫然奋怒,于是整顿师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众,使不得侵扰邻国。于以抑强扶弱,而笃厚周家之福;于以安抚天下百姓,而答其仰望之心。’

《诗》之所言如此。这是兴兵伐密,文王之所以为勇也。文王赫然一怒,除了密人之乱,由是四方诸侯,强不敢凌弱,众不敢暴寡,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何如其大哉!”“《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这一节是引《书》而言武王之大勇。

宠,是宠任。越字,解作过字。衡行,是不顺道理而行。耻,是愤怒的意思。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臣所谓大勇,不但征之于文王,又尝观于武王之事矣。《周书•泰誓》之篇有云:‘天降下民,不能自理,于是立之君,使之主治;不能自教,于是立之师,使之教训。其意但要为君、师者替天行道,以辅助上帝之所不及,故授以至尊之位,而宠异之于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作民君、师,则凡天下有罪者,惟我得诛之;无罪者,亦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过越其心志、而作乱以虐民者乎?’《书》之所言如此。当时商纣以一人而肆于民上,凶暴淫泆,横行天下;武王辄引以为己罪,不胜愤耻,因举兵以讨之。这是武王之所以为勇也。武王亦惟一奋其怒,除了商纣之暴,遂能绥定四方,而天下之民都赖之以为安。其勇又何如其大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夫观文、武之大勇惟在于除暴安民如此。当今之世,暴虐无道者多矣。吾王诚能法文、武之所为,亦奋然一怒,于以除残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则天威所加,民皆欣然望救,就如拯己于水火一般,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正臣所谓帝王之大勇异于匹夫者也。何可以好勇为病乎?”

按,此章前论仁智主于事大恤小,后论大勇主于除暴安民,其意若相反者。然究而论之,仁者虽能恤小,必不肯养乱以残民;智者虽能事大,而必思自强以立国。所谓大勇,岂有出于仁智之外哉?宋臣司马光以仁、明、武为人君三大德,盖有见也。

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曰:“有。人不得,则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

雪宫,是齐国离宫名。

齐宣王馆孟子于雪宫,而就见之。因夸其礼遇之盛,问孟子说道:“宫室之乐,在人君则宜有之;贤者亦有此乐乎?”孟子对说:“王既以此处臣,是贤者亦宜有之矣。然好乐人心所同,不问贤者与庶民,皆欲得之。盖庶民自有庶民之乐。若使庶民不得其所乐,则以为人君独享其乐,而不恤民穷,皆将非怨其上矣。夫不得其乐而非其君上者,是不安为下的本分,固不是。为民上而独享其乐以致民怨望者,是失其为君的道理,也不是。所以人君当推己之乐以公之于民,不但当与贤者共之而已。”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又说:“不与民同乐,则民怨;能与民同乐者,民岂有不感乎?且如安居粒食,民之乐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乐事一般,务为之经营区处,使各遂其有生之愿,则民之得有其乐者莫不怀感;一见君可乐之事,便欣欣然喜色相告,而为君乐之,亦如乐在于己也。饥寒困穷,民之忧也。人君能看得如自己的苦事一般,务为之设法救护,使无有失所之虞,则民之得去其忧者亦莫不怀感;一见君可忧之事,便戚戚然心中不宁,而为君忧之,亦如痛切其身也。夫乐民之乐,民亦乐其乐,是乐不以一人,而乐以天下。忧民之忧,民亦忧其忧,是忧不以一人,而忧以天下。忧乐相通,上下无间,天下之人,莫不倾心归附于我,其有不成王业而王天下者,有是理乎?”可见人君之于民,语其势,则尊卑悬绝;论其情,则休戚相关。人君欲常享其乐,而不致有可忧之事者,其必加意于民而已。三代而后,若汉文帝议赈民之诏曰:“方春和时,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乐;而吾民鳏寡孤独穷困之人,或阽于危亡而莫之省忧,为民父母其何如?”斯庶几与民同忧乐者矣。

“昔者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吾欲观于转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观也?’”

景公,是齐之先君。晏子,是景公之臣,名婴。转附、朝儛,都是山名。遵,是循。放,是至。琅邪,是齐东南境上邑名。

孟子劝齐宣王与民同乐,因举其先世行事以告之,说:“臣谓公乐可以致王,不敢远征诸古,即齐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日齐景公问于其臣晏子说:‘省方观民,先王所重。我今欲观于转附、朝儛二山,遵海滨而南行,直至琅琊境上。思昔先王游观,当时以为盛典,后世以为美谈;吾当何修何为,而可以比于先王之行事也?’”

“晏子对曰:‘善哉问也!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

适,是往。省,是巡视。敛,是收获。夏谚,是夏时俗语。豫,是行乐的意思。度,是法则。

晏子因景公之问,遂赞美之,说道:“游观之典不行久矣。吾君独有志于复古,欲法先王之所为,善哉问也!试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一适诸侯之国,叫作巡狩。谓之巡狩者,是巡察诸侯所守之境政事之修废也。诸侯六年一朝于天子之国,叫作述职。谓之述职者,是陈述自己所受之职业,以待天子之黜陟也。天子诸侯,一往一来,都有事干,未有无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春焉省民之耕,察其中牛种有不足的,则发仓廪以补之;秋焉省民之敛,察其中收获有不及的,则发仓廪以助之。天子行此于畿内,诸侯行此于国中,其惓惓为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时谚语有云:‘吾王有游豫之乐,然后吾民得蒙休助之泽。若吾王不来郊野一游,则补助之政不行,吾民那得蒙上之休;吾王不来郊野一豫,则吾民之不足不给者,那得蒙上之助?吾王一游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四方诸侯,都来取法,莫敢无事慢游以病其民者。’斯世斯民,何其幸乎!观夏谚所云,则知王者补助之政为不虚矣。先王游观之善若此,乃吾君今日所当法也。”

“今也不然:师行而粮食,饥者弗食,劳者弗息。睊睊胥谗,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侯忧。”

睊睊,是侧目而视的模样。胥字,解作相字。慝,是怨恶。方命,是违逆上命。诸侯,是附庸之国,县邑之长。

晏子告齐景公说:“先王之一游一豫,都是为民,固足以为诸侯之法矣。乃今时之国君则不然:但是游观,则军旅随行;既有军旅,便有粮食,是以供给烦难,骚动百姓。百姓每饥者不得食,劳者不得息;皆怒目相视而口出谤言,愁苦不胜而心怀怨忿。夫天子之命诸侯,本欲其上宣德意,下安民生也。今乃上违天子之命,下虐无罪之民;靡费饮食,如水之流,无有穷极。是乃纵于逸乐,流连荒亡,徒为所属诸侯之忧而已,岂若先王之省方观民、可为法则者乎?”

“从流下而忘反,谓之流。从流上而忘反,谓之连。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先王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

从流下,是放舟随水而下。从流上,是挽舟逆水而上。无厌,是不知止足。

晏子承上文说:“所谓流连荒亡者,其义何如?盖人君之为乐,有恣情快意、流荡而无节者,就如放舟随水、顺流而忘返的一般,这叫作流。有拂人从欲、留恋而不舍者,就如挽舟上水、逆流而忘返的一般,这叫作连。以从兽为乐,而不知止足,把几务都荒废了,这叫作荒。以饮酒为乐,而不知止足,把政事都失误了,这叫作亡。此今时之弊也。若先王之游观,非巡狩则述职,非省耕则省敛,何尝有流连之乐、荒亡之行乎?夫游观一也,在先王如彼,在今时如此。这两件,一善一恶,分明易见,惟在君所行何如耳。若能戒今时之弊,而不致慢游以病民,则何先王之不可及哉?王能绎思晏子之言,则必能公其乐以得民矣。”

“景公悦,大戒于国,出舍于郊。于是始兴发补不足,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其诗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大戒,是大出命令。舍,是止宿。兴发,是开发仓廪。《招》,是舜乐名。乐有五声:三曰角,为民;四名徵,为事,故因以取义。诗,是乐歌。畜字,解作止字。尤,是罪过。好,是忠爱的意思。

“景公一闻晏子之言,心中感悦。欣然以今时之弊为必可去,先王之法为必可行。乃大申命令,晓告国人,示以更化图新之意。乃不敢安处深宫,出而住居郊外,察问民间疾苦。于是始兴发仓廪,以补助其不足。其于晏子之言,果一一见之行事矣。既乃召太师而命之说:‘君臣相得,自古为难。我今喜得晏子,而闻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志:君臣相悦如此。尔当把这欢乐之情,宣诸于音乐,以彰一时明良之盛焉。’其所作之乐,即今所传《徵招》、《角招》是也。盖徵音属事,而景公料理国事,事已治矣,故被之徵音,叫作《徵招》;角音属民,而景公补助斯民,民已安矣,故被之角音,叫作《角招》。其乐中歌词说道:‘畜君何尤。’盖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至于招尤而取罪也。夫人臣之罪,莫大于逢君之恶。今能畜止其君之失,使不至于流连荒亡,正是望其君为尧、舜之君,忠爱之至者也。好君如此,且当感悟君心,引之当道,夫何罪过之有哉?观景公能悦晏子之言,遂有事治民安之效如此。王能行臣之言,与民同乐,岂有不足以致王者乎?”

按,孟子于齐王,劝之与民同乐,则示以君民一体之情;劝之远法先王,则证以君臣相悦之盛。盖必君臣相得,谏行而言听,然后膏泽下究,政善而民安耳。使或君臣之间,志意未合,则弊政日积,善言不闻;求以保民致治,岂不难哉!明主所宜深念也。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明堂,是天子所居,以朝见诸侯之所。

昔周天子建明堂于泰山下,在今山东泰安州地方;周室既衰,地为齐有。时人以天子既不复巡狩,而齐为侯国,非所宜居,理当拆毁。故齐宣王问孟子说:“人皆谓我毁明堂,果当毁乎?抑且止而不毁乎?”孟子对说:“明堂乃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是则王者之堂而非诸侯之堂也。王若有心要行王政,便可王天下;可王天下,便可以居此堂,亦不必毁矣。”此孟子歆动齐王,使行王道也。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岐,是周之旧国,在今陕西凤翔府岐山县地方。九一,是周时井田之制,九分中只取百姓一分。讥,是察问。征,是起税。泽梁,是水泽中取鱼之处。孥,是妻子。鳏,是鱼名,鱼目不闭,故以比人之忧愁不寐者。告,是告诉。哿,是可。茕独,是穷困孤苦之人。

齐宣王问孟子说:“夫子说寡人能行王政,则明堂可以不毁。不识王政如何?可使寡人得与闻乎?”孟子对说:“王政莫善于文王。在先文王之治岐邑,于耕田的百姓,则行九一之法,而敛从其薄;于仕者的子孙,则有世禄之赏,而报从其厚;于关市但盘察奸细,而不征商贾之私货;于泽梁则任民取利,而不为禁令以自专;于犯罪之人,刑法止及其本身,而不连累其妻子:文王之发政施仁如此。乃其中则尤有加意者。盖人之老年无妻的叫作鳏夫,老年无夫的叫作寡妇,老年无子的叫作独夫,少年无父的叫作孤子。这四样人,艰难困苦,乃天下之穷民而无所告诉者。文王发政施仁,虽于人无所不济,遇此等尤加爱惜,务使之各得其所焉。《诗经》上《小雅•正月》之篇有云:‘富人还可,惟茕独之人,情有可哀。’夫惟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文王之治岐如此。此王政之善,所以开周家之基业者。王欲行王政,可不以文王为法乎?”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公刘,是后稷之曾孙。积,是堆积。糇,是干粮。橐、囊,俱布袋之类;无底为橐,有底为囊。戢,是安集。戚扬,是斧钺。爰,是于。何有,是不难的意思。

孟子述文王治岐之政以告齐王,王遂叹美之说:“善哉!夫子此言。真可谓治国之良图也!”孟子说:“闻善贵于能行。王既以为善,则何为不见之行事乎?”齐王说:“寡人非不欲行,但天性有一种病痛:好积财货。惟好货,故取民无制,而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对说:“好货与王政无妨。昔者公刘也曾好货。观《诗经•大雅•笃公刘》篇有云:‘公刘处西戎之间,国势微弱。后来能力行富民之政,其民田有露积,家有仓廪,既富且强。于是裹糇粮于橐囊,而为迁都之计,思以集和其人民,光大其国家。乃张我弓矢与干戈戚扬,启行而往迁于豳焉。’由《诗》之言观之,可见公刘能推好货之心以及于民,能使民之居者有积仓,行者有糇粮;然后可以爰方启行,而保民立国如此也。王如好货,亦能仿公刘之遗意,而导利以厚下,约己以裕民,与百姓同之,使亦有积仓裹粮之富,则天下之民皆归向之。其于王天下何难之有?夫好货一也,私之于一己,则为专利;公之于百姓,则为施仁。然则王之于货,惟审其所好之公私,而不当以之为病矣。”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对曰:“昔者太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太王,是公刘九世孙,周武王曾祖,名亶父,号古公。至武王即帝位,始追上尊号为“太王”。率,是循。浒,是水之涯岸。姜女,是太王之妃。聿,是语词。胥,是相。宇,是居。旷,是孤单的意思。

齐王自揣不能行王道,又对孟子说:“寡人不但好货,更有一件病痛:喜好女色。惟其好色,故心志蛊惑,用度奢侈,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对说:“好色亦无妨于王政。昔者太王也曾好色,爱其妃姜女。观《诗经•大雅•绵》之篇有云:‘古公亶父为狄人所侵,不得已欲迁国避难。乃于明朝策马而走,顺着西河的边岸,径到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来,与之相择地方,建造城邑,以为居止之所。’由《诗》之言观之,可见太王也喜爱那姜女,而以配匹为重也。但太王不独自有配匹而已。当这时节,举国之中,女子都得嫁其夫,而内无怨女;男子都得娶其妇,而外无旷夫。盖由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于民,故能男女各遂其愿,婚姻各及其时如此也。王如好色,诚能仿太王遗意,而与百姓同之,保全其室家,完聚其夫妇,使无怨女旷夫之叹,则天下之民皆将乐归于我,于王天下何难之有?夫能推好色之心便可以王天下,则好色又何足为病乎?”

按,此章孟子于齐王,因其毁明堂,而劝之以行王政;因其好货色,而劝之以体民情。盖货财妻子之念,人心所同。但在上者,知有己而不知有民,于是有府库充盈,而闾阎不免于空竭;嫔嫱众盛,而妇子不免于流离者矣。诚体民情,则必能行王政;能行王政,则自可以朝诸侯而王天下矣,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毁也。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

馁,是饿。

齐宣王怠于政事。孟子欲劝王有为,先引起他事以发问,说道:“朋友有相周之义。设使王之臣有以其妻子寄托于所厚之友,而自往游于楚国者。及至回还之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冻馁,衣食不足。王之臣当所何如以处其友耶?”齐王说:“受人之托而负义如是,非可交之友也,当弃绝之。”盖朋友以义合,不义则当绝也。

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师,是掌刑之官。士,是士师的属官。

孟子又问说:“士师以明刑为职。设使为士师者不能统理其所属之士,使刑狱不当,职业不修。王当何如以处之耶?”齐王说:“立人之朝,而瘝旷如是,非可用之臣也,宜罢去之。”盖人臣各有职任,失职则当去也。

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孟子又问说:“如今四境以内,皆王之所统理。乃政教不修,人民不宁,是谁之任?又当何如以处之耶?”孟子此言,盖欲齐宣王反己自责,虚心下问,以讲求治国之道,其望之者深矣。王乃耻于闻过,而顾视左右以释其愧,更言他事以乱其辞,其不足以有为可知矣。此齐之所以止于齐,而不能成一统之业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

乔木,是高大之木。世臣,是累世勋旧之臣。亲臣,是君所亲信之臣。昔者,是昨日。亡,是走失。

孟子因齐宣王待下疏薄,一日进见而讽之,说:“大凡人君继世而有国,其基业相承,历年久远,如高大的树木、累世的旧臣,都是有的。但故国所以见称,却不是为着有这乔木,便叫作故国,正以有累世旧臣之谓耳。盖乔木有无,何足轻重?惟是那老成故旧之臣,世受国恩,义同休戚,国运赖之以匡扶,人心赖之以系属,这才是故国之所重,而人主不可一日无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本是今日之亲臣。以今观之,王已无亲臣矣。盖亲臣日在左右,视如腹心,时刻少他不得。王昨日所进用的人,今日有走去而尚不知者,则无亲信之臣可知。既无亲臣,安望他日有世臣乎?然则齐何以保其故国矣?”

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舍,是舍置。不得已,是势不能已的意思。逾,是逾越。戚字,解作亲字。

齐王因孟子讥己无亲臣,自家解说:“此等亡去的,都是不才之人,我始初不知而误用之,故不以其去为意耳。我今当何如可以预知其不才,遂舍之而不用,使所用皆贤乎?”孟子对说:“人君用人,与其悔之于后,莫若谨之于始。是以国君进贤,当那将用未用之际,其难其慎,审之又审,恰似势之所迫,不得不用他一般,其谨如此。所以然者,盖以尊尊亲亲乃国家体统之常。设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贤,日后必别求那卑而贤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搀越尊者,失尊卑之序矣;今日所亲者未必贤,日后必别求那疏而贤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搀越亲者,失亲疏之等矣。一举措之间,而所关于国体者甚大,是安可以不慎乎?始进能慎,则所进皆贤,而不才者不得以幸进,自可以无后日之悔矣。王何以不知人为患哉?”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

孟子告齐宣王说:“国君进贤,固所当慎,而慎之何如?盖人才之用舍,不可徇一己之私情,当付之众人之公论。且如有人于此,左右近侍俱道其贤,吾未敢遽以为然也;举朝大夫俱道其贤,吾未敢遽以为然也。何也?诚恐其有私誉也。至于通国之人俱以为贤,宜若可信矣。但世间有一等的同流合污,为众所悦,以致虚誉者,原来不是好人。安知国人之所谓贤,非此之类欤?于是又从而察之,或听其言,或观其行,必看得真真实实是有才德的人,然后进而用之:其不肯轻用如此。又或有在我左右的人都说道此人不贤,不遽信也;众大夫每也都说此人不贤,不遽信也。何也?诚恐其有私毁矣。至于通国之人俱谓不贤,宜若可信矣。但世间又有一等的特立独行,与世不合,以招谤毁者,终不失为好人。安知国人之所不可,非此之类欤?于是又从而察之,或探其心术,或考其行事,必看得的的确确是不贤的人,然后从而去之:其不肯轻去如此。夫其一用舍之间,既遍访于人,又精察于己,虽或跻之尊亲之列,而其从容详审、筹处迟疑,真若有万不得已者。如此乎慎之至也,又安有不才而误用之者耶?王欲知用人之当慎,则宜以是为法矣。”

“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

孟子又告齐宣王说:“人君进退人才,固当审察公论以求至当矣。至于用刑,也不可不谨。有人于此,左右都说他可杀,不要遽然听信;众大夫每都说他可杀,也不要遽然听信。何也?诚恐其有私怨也。至于通国之人俱以为可杀,其言宜可信矣。但世间也有一等的人,无罪无辜,而虚被恶名者。安知国人之所谓可杀者,非此之类欤?于是又从而察之,或验其罪状,或审其情实,必看得情真罪当,是可杀的人,然后从而杀之。决断虽在于君,而公论实出于国人,所以说是国人杀之。明其犯众人之公恶,而非一己之私也。以此用刑也,就如不得已而然者,又何其慎之至乎!”

“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

承上文说:“人君用舍刑杀,一惟决于众论之公如此。则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就如父母之于赤子,求中其欲,而惟恐拂其情的一般,不可以为民之父母乎?民心得,则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尚何故国之不可保哉?”此可见人君用人行政,当以公论为准。内不专任一己之独见,外不偏徇一人之私情。至虚至公,无意无必,然后好恶之私不作,而爱憎之说不行,贤者必用,而政无不举矣。明主宜致审于斯焉。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贼,是害。残,是伤。

齐宣王问孟子说:“世传汤放桀于南巢,武王伐纣于牧野,果有此事否乎?”孟子对说:“南巢之放,载在《汤誓》;牧野之战,纪于《武成》,传记盖有此说矣。”齐宣王又问说:“桀、纣,君也;汤、武,臣也。以臣弑君,于理可乎?”孟子对说:“君臣大分,岂可逾越?但汤、武乃奉天伐暴,与称兵犯顺之事不同。盖天生民而立之君者,为其能尽仁义之道,以为斯民共主也。惟害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淫虐,灭绝天理,故谓之贼。害义之人,其行事颠倒错乱,伤败彝伦,故谓之残。残贼之人,天命已去,人心已离,只是一个独夫,不得为天下之共主矣。所以《书经》上说独夫纣。盖纣自绝于天,故天命武王诛之,为天下除残贼。吾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其为弑君也。观于武王,则汤之伐桀亦犹是耳。”《易》曰:“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正谓此也。

孟子见齐宣王,曰:“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工师得大木,则王喜,以为能胜其任也。匠人斫而小之,则王怒,以为不胜其任矣。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如?”

巨室,是高大的宫室。工师,是匠作之长。胜,是担当得的意思。斫,是斫削。夫人,指贤人说。

孟子因齐宣王不能任贤图治,一日进见而讽之,说:“人君任贤以治国,就如用木以治室一般。王欲建造高大的宫室,谓非大木不可。则必遣命工师,多方采取以充其用。假如工师采得大木,则王欣然而喜,说道可以做梁做柱,能胜巨室之任了。倘或匠人误加斧斤,斫削短小,则王艴然大怒,怪他损坏了这美材,不能胜巨室之任矣。是王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于贤人,为国家之桢干。当其幼时,诵读讲明,都是圣贤的道理、帝王的事功,正欲待其壮年遭时遇主,一一见之施行,以期不负其所学也。吾王不思大用以尽其材,却乃教他说:‘你且舍置汝之所学而从我所好。’夫贤人所学者,乃修、齐、治、平之具;而王之所好者,不过权谋功利之私而已。今要他舍所学以从王,则是贤人之学甚大,而王顾欲其小之也。夫不忍斫小一木之材,而乃欲贬损大贤之用,则何其任贤不如任木也哉!王诚比类而观之,则知任贤图治之要矣。”

“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至于治国家,则曰‘姑舍女所学而从我’,则何以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

玉在石中,叫作璞。镒,是二十两。

孟子讽齐宣王说道:“王任贤而欲小用之,使贤者不得行其志,岂是治国家的道理?且如今有璞玉于此,虽价值万镒,十分爱重的,也不能自以己意为之雕琢,必求惯能治玉之人,使雕琢之。盖玉必雕琢而后能成器,亦必良工而后能雕琢。故治玉者,未有不付之人者也。至于国家之当治,就如万镒之玉;贤者之能治国家,能如玉人之能治玉一般。王如得贤而用之,则必举国而听之可也。今乃说‘姑舍汝之所学而从我之所好’,则何王之治国家乃异于教玉人雕琢玉哉?盖国家几务繁多,责任重大,一切要整顿料理,兴起治功,非是涵养有素、抱负不凡的贤人,岂能胜任?既得其人,尤须推心委任,一一付托于他,使得展布发摅,乃能致理。今以玉则一听于玉人,以国家则不肯专听于贤者,是爱国家不如爱玉也,王亦未之思乎?”

大抵用贤之道,惟在纯心。必人君专心求治,念念在于国家,然后能虚心任贤,事事付之能者。成汤昧爽丕显,旁求俊彦;高宗恭默思道,梦赉良弼:此所以登于至治,而逸于得人也。人君欲用贤以治国家者,宜三复于斯。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昔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国人大乱。齐人因乘其衅而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遂大胜燕。宣王乃问计于孟子,说:“燕国既破,其土地人民尽当为我所有矣。或言利不可贪,劝寡人说莫取;或言机不可失,劝寡人说取之。众论不一,莫知适从。自寡人论之,齐与燕同一万乘之国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势均力敌;乃不待旷日持久,只五十日内就收战胜之功,纵使将勇兵强,人力众盛,未必成功之速遽至于此。殆天意有在,阴助而默相之耳。天既以燕予我,我反弃而不取,必受其殃。兹欲从而取之,可与不可,夫子以为何如?”齐王本意在于取燕,特欲借孟子一言以自决耳。

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孟子对说:“天意之予夺难知,民心之从违易见。王欲取燕,亦惟决诸民心而已。诚使取燕而燕民喜悦,都欣然归附,则是天之所废,不可兴也;王其顺民心取之,亦可。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武王。盖武王当纣恶贯满盈之后,人心皆已归周,所以有牧野之师,可取而取,武王无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武王而已矣。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悦,犹思恋故主,则是天命未改,未可图也;王其顺民心而勿取,乃可。古之人有行此事的,是周文王。盖周文王当纣恶未稔之初,人心犹不忘商,所以执事殷之节。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无容心也。王能如是,是亦文王而已矣。然则燕之可取与否,吾王但当视民心之向背何如耳。众论纷纷,何足据乎?”

“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箪,是竹器。食,是饭。汤酒之类,都叫作浆。运,是转动的意思。

孟子告齐宣王说:“民心可以仁感,而不可以威劫。今齐与燕俱万乘之国也,以万乘之国而伐万乘之国,若使并力固守,其势足以相抗。乃燕之百姓,一闻齐师之来,便不战而服,都盛着箪食壶浆迎犒王师。这岂有他意?特以燕政暴虐,民被其害,如在水火中一般,忍受不过,故避之而望救于齐耳。王如发政施仁以慰其望,则燕人之心始安矣。若恃其强力,更为暴虐,如水之深者益深、火之热者益热,则燕民愈不能堪。今之望救于齐者,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齐岂得而强取之哉?可见得国有道,惟在得民,而民罔常怀,怀于有德。王欲取燕,亦求其所以安民者而已。”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

齐人前欲取燕,孟子告以当顺民心,齐人不听,竟乘燕国破败,利其有而取之。于是列国诸侯,皆有不平之心,相约起兵,将谋伐齐以救燕。齐王闻而恐惧,乃问计于孟子,说:“自寡人取燕之后,诸侯多谋举兵来伐寡人者,事势至此,有何计策可以设备而预待之乎?”孟子对说:“臣曾闻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国,遂能伐暴救民,行政于天下,而万邦无不归服者,商王成汤是也。今齐国地方千里,堂堂一大国,乃惧怕诸侯伐己,则是以千里而畏人,怯亦甚矣!臣实未之闻也。王何不以之自反乎?”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弔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

这一节正是成汤为政于天下的事。

葛,是国名。奚字,解作何字。霓,是虹霓,云合则雨,虹见则止,以比民望王师之切的意思。弔,是抚恤。徯,是等待。苏,是复生。

孟子说:“臣谓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观于《书》之所言可见矣。《书经•仲虺之诰》有云:‘汤初与葛为邻。葛伯无道,汤乃举兵伐之,是汤之征伐,自葛国始。那时天下之人,都信其志在救民,不是为暴。汤若往东面征讨,则西夷之人怨望;若往南面征讨,则北狄之人怨望。都说道:“我等受害一般,王何为不先来征我之国乎?”’这时节,百姓每冀望王师之来,又恐其不来;就如大旱之时望着云合而雨,又恐虹见而止也:其望之之切如此。及王师既至,商贾各安于市,而交易者不止;农夫各安于野,而耕耘者不变。但诛戮其有罪之君,抚安其无罪之民,就如大旱之后,甘雨应时而降,民皆喜色相庆,欣然大悦。《书经》上载着百姓之言说:‘我等困苦无聊,专等我君来救。我君一来,我等方得苏息,真是死而复生一般。’观《书》所言,则知成汤能以七十里而王于天下者,惟其行仁政以救民,而有以慰斯民之望耳。王今伐燕,未能行仁政以慰民心,则所以致诸侯之兵者,岂无自哉?”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

拯,是救。系累,是执缚的意思。重器,是宝器。畏,是忌。

孟子告齐宣王说:“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而齐乃以千里畏人者,何耶?盖燕国无道,暴虐其民,如在水火中一般。王兴师往伐,以正其罪,燕之百姓以为将救我于水火之中,欣然以箪食壶浆迎犒王师,亦不异大旱之望云霓矣。王必如汤之伐罪弔民,发政施仁乃可。今乃残杀其父兄,系缚其子弟,拆毁他祖先的宗庙,搬取他珍宝的重器,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使燕民大失所望,如之何而可以如此也?夫天下诸侯,固已忌齐之强而欲并力以图之,特未有可乘之衅耳。今并取燕国,增了一倍之地;又不能举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故诸侯之忌愈深,伐齐之谋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实有以鼓动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

旄,是老人。倪,是小儿。置,是立。

孟子说:“王既已动诸侯之兵矣,为今之计,将如之何?王须是急发号令,晓谕国人,将掳略的老小尽数遣还,将欲迁的重器即便停止。子哙已死,燕国无君,则谋于燕之群臣百姓,择一贤者以为君,而后引兵而去之。如是,则燕乱已定,诸侯不得以救燕为名;齐不为暴,诸侯不得以伐暴为名。虽已兴师,尚可以及其未发而使之中止也。王欲求所以待诸侯者,其惟如是而已。”夫当战国之时,皆急功利、尚权谋。而孟子之所为齐王言者,一出于正,可以观圣贤之学术与王政之大端也。

邹与鲁鬨。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鬨,是战斗之声。穆公,是邹君。转,是饥饿展转而死。残,是残虐。尤,是怪责的意思。

昔邹国与鲁国交兵战斗,为鲁所败。穆公因问于孟子说:“民以用命为顺。不用命者,国有常刑。今我国与鲁接战,众有司对敌而死者三十三人,乃百姓每曾无一人赴救有司而死者。此等顽民,将要杀之,则人众不可尽诛;将要不杀,似这等怨恨长上、疾视其死而不救,法令何由而行乎?或诛或宥,当何如处之而为当也?”孟子对说:“民不用命,不当责之于民,惟当反之于己。盖凶年饥岁,君之百姓老弱不能动移的,则饥饿展转、倒死于沟壑;其少壮的,就食他邦,散走于四方者不知其几千人矣。这时节,人人都望救于君上,如死中求生一般。而君之仓廪有余粟,府库有余钱,有司曾不肯告之于君,散财发粟以赈救之。是君与有司暴慢不仁,而残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怨其上者乎?曾子有言:‘为民上者,当戒之戒之!施恩得恩,施怨得怨。出自尔身者,即反报尔身者也。’由此言观之,君与有司视民之死而不救,民怨久矣,到如今才得还报,所以视有司之死而不救也。一施一报,乃理之常,君何可归咎于民?亦反求诸己而已。”

“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承上文说:“民心疾怨,虽有司不恤其民,亦由君之不行仁政也。若君能以爱民为心,而举行仁政,务恤其饥寒,救其疾苦;则有司皆体君之心为心,而无有不爱其民者矣。有司既爱其民,则为之民者,自然情义相关:居常则亲其上,爱戴而不忘;遇难则死其长,捐躯而不悔矣。何至疾视其死而不救哉?此君所以当反己,而不可过责于民也。”

大抵君民之情,本同一体。民有财,则当供之于君;君有财,则当散之于民。丰凶敛散,上下相通。故虽水旱灾荒,不能为害,而国与民常相保也。后世人主,以府库为私藏,有司以聚敛为能事,民心一散,不可复收。虽使积藏如丘山,何救于败亡之祸乎?明主不可不鉴也。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滕,是国名,在今山东兖州府地方。文公,是滕国之君。

滕文公问于孟子,说道:“小国势孤力弱,必须依托大国乃能自安。今滕国方五十里,乃至小之国也,又夹在齐楚两大国之间。分当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抉择,则将事齐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托以安吾国也?夫子其为我谋之。”孟子对说:“凡事倚靠他人的,不可取必;而惟主张在我的,乃可自尽。齐、楚皆大国也,事齐则见怒于楚,事楚则见怒于齐,必不能两全而无害,这计策非吾所能及也。若必欲言之而不已,则别有一说:惟是自守而已。夫高城深池,所以卫国。必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而为之民者,亦感君平日之恩,出力报效,虽至于危亡困迫,亦舍死而不肯去。上下相依,患难相保,庶几可以自全,此则事理之可为者耳。若事齐事楚,岂吾所能必哉?”盖保国资乎地险,守险在于人和;而固结人心之道,则又在于施仁之有素。若平时不知恤民,则人心离散,一遇患难,皆委而去之矣。欲知有国之长计者,宜致审于斯焉。

滕文公问曰:“齐人将筑薛,吾甚恐。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择而取之,不得已也。”

薛,是国名,与滕相近。邠,即今陕西邠州。岐山,在今陕西凤翔府地方。

时齐欲取薛,滕文公恐其逼己,因问计于孟子说:“滕与薛同处于齐之西境,势相依倚,就如唇齿一般。今齐人恃其强大,将要取薛之地筑以为城。薛亡,则滕之势益孤,而齐之侵陵益迫,此诚危急存亡之秋,寡人深以为惧,不知当如之何而可免于吞并之患也?”孟子对说:“敌国外患,从古有之。昔者太王居邠,与北狄为邻。狄人时来侵扰,太王力不能御,遂弃了邠地,去到岐山之下,重建都邑而居之。这时候仓皇迁徙,非谓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拣择而取之也;盖由迫于狄人之难,无可奈何,只得迁徙以图存耳。今滕迫近齐患,诚不得已而图自全之策,则法太王之所为可也。”

“苟为善,后世子孙必有王者矣。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若夫成功,则天也。君如彼何哉?强为善而已矣。”

创,是造。统,是统绪。继,是继续。彼,指齐说。强,是勉强。

承上文说:“太王迁国于岐,虽出一时避难之权,而周家兴王之业,实由此起。使为君者果能修德行仁,如太王之所为,则虽暂时失国,后来子孙,必有应运而兴,如周之文、武,为王于天下者,此天理之必然者也。然人君创基业于前,垂统绪于后,但能为所当为,而不失其正,使后世子孙可继续而行耳。若夫兴起王业,而成一统之功,则上天自有主张,岂人力之可必乎?今齐强滕弱,势固不敌,君将奈彼何哉?为君计者,只宜勉强为善,尽其在我,听其在天而已矣;此外,则非意虑之所能及也。”夫滕文之意,在免祸于目前;而孟子却教以为善,使之积德于身后。盖目前之计,且可侥幸于一时;而积善以贻子孙,乃所以为国家长远之虑也。小国尚然,而况处全盛之世者,可不务增修其德,以绵宗祀于无穷也哉!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

属,是会集。逾,是过。梁山,在今陕西西安府乾州地方。

滕文公问孟子说:“滕乃小国,间于齐楚之中,虽致敬尽礼,竭力以奉事之,犹不免于侵陵之患。不知何以为计,而后可免乎?”孟子对说:“寡不敌众,弱不胜强;为今日计,惟当避难以图存耳。昔周太王住在邠国,与狄为邻,狄人时来侵犯。初奉之以皮币,不得免焉;再奉之以犬马,亦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亦不得免焉,必欲攻取其国而后已。太王乃会集邠民中的耆老而谕之说:‘吾今奉事狄人,亦已至矣,犹不得免其侵陵之患。是狄人所欲者,不在吾皮币、犬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养人,今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是反以养人的害人矣。我闻说君子以爱人为心,不以所养人者害人。吾固不忍与之争地,害及尔等。尔二三子莫谓我去之后便无君长,以为忧患;但使有人抚安尔等,是即尔之君长也。我今要舍去此地,迁于他方,以图免患矣。’乃离了邠地,经过梁山,至岐山之下,作邑而居,以避狄难焉。此时邠民感太王平日之恩,相与说道:‘吾君乃仁人也,我辈赖以为安,何忍舍之?’于是相率从之迁于岐下,就如赶集做市的一般。土地虽失,人民如故,此乃迁国以图存者,固一计也。或又说,国家土地,原是先代传来贻与子孙世守的,非我一身所得专主。纵遭患难,只宜尽力死守,不可舍而他去,使先人基业自我不传:此谓守正以殉国者,又一计也。夫此二者,在太王所处,是一时的权宜;在或人所言,是正经的道理。为君今日之计,只是看自己力量,做得那一件,便于此二者之间,拣择而取之。尽其在我,而听天所命,事理可为,不过如此。若夫侥幸苟免之计,岂吾所能及哉?”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于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后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

平公,是鲁君。嬖人,是亲幸之臣。臧仓,是人姓名。国君所乘的车辇,叫作乘舆。驾,是驾马。之,是往。逾,是过。诺,是应词。

当时乐正子仕于鲁国,曾于平公面前称道其师孟子之贤。一日孟子至鲁,平公将要出朝而往见之。时有嬖幸之臣臧仓请问平公,说:“人君举动,关系非轻,往常吾君驾出,则必传命有司,示以所往之地,使知向导。今乘舆已驾马将行,有司未知何往,敢此命请。”平公说:“我将往见孟子。”臧仓遂拦阻,说道:“吾君乃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故吾君不自尊重,而轻身以先加礼于匹夫?岂道他是有德之贤人乎?夫贤者举动必循乎礼,作事必合乎义,这礼义宜从贤者身上做将出来。我闻孟子前时丧父,其礼甚简;后来葬母,却极其丰厚,过于前丧。则是厚母薄父,不知有礼义之大道,何得为贤?君勿轻身而往见也。”于是平公惑于其言,应之曰:“诺。”遂止而不往见焉。

夫往见孟子者,乃平公一念好贤之心,只因臧仓阻之,遂以不果。可见谗说易行,君心易惑。此明主任贤不可不专,听言不可不审也。

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后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

乐正子,是孟子的门人。鼎,是调和五味之器,古时祭祀燕飨皆用之。

鲁平公既惑于嬖人臧仓之言不见孟子,乐正子乃入见平公而问之说:“吾君欲往见孟轲,乘舆已驾,何故忽然中止?”平公说:“我初间仰慕其贤,所以欲见。今有人告寡人说:‘孟子后丧母,前丧父,其治母之丧胜过父丧。’夫父母之恩,同一罔极,今乃厚母薄父,此是不知礼义之人,恶得为贤?所以不见。”乐正子又问说:“君所谓后丧逾前丧者,指他那一事说?莫不是谓其前葬父用士礼,后葬母用大夫之礼;前祭父用三鼎,后祭母用五鼎,如此之厚薄不同与?”平公说:“吾所谓逾者,不谓是,谓其葬母之棺椁衣衾美过其父也。”盖礼数厚薄,乃朝廷之名分,固不可以强同;而棺椁衣衾,则人子于父母皆得以自尽,于此而有厚有薄,所以为逾耳。乐正子又分解说:“这不是逾,是贫富不同也。盖孟子前为士,其家贫,贫则力不能厚,故不免于薄;后为大夫,其禄富,富则力能从厚,故不以俭其亲。丧具厚薄,称家有无,乃所谓礼,非所谓逾也。君以此谓其非贤,不亦过乎?”

夫孟子之贤,闻于天下。乃嬖人一言,遂能沮平公用贤之意,而使鲁不得为善国,则谗言之为害甚矣!人君听言,其尚知所辨哉。

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于君,君为来见也。嬖人有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 :“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克,是乐正子的名。尼,是阻。

乐正子因臧仓谮孟子于鲁君,既已辩白其诬,乃遂往见孟子,说:“我昔日以夫子之贤荐于鲁君,鲁君以我之言为然,已是命驾出朝,来见夫子。被嬖人臧仓造为谮毁之言,阻住鲁君,君以此遂不果来也。小人之能害正如此,奈何?”孟子说:“这也不是臧仓之过。凡人之遇主而行者,或有人在君前称道其贤,使之见用。其不遇而止者,或有人在君前阻遏其进,使之不通。这行止虽系于人,而主张实在于天;行固非人所能使,止亦非人所能尼也。我今不遇鲁侯,你道是臧仓阻之;自我看来,还是时衰运否,天意不欲平治鲁国,故使我不遇也。彼臧氏之子,不过一嬖人而已,安能以人力害我,而使我不遇于鲁君乎?然则我今不遇,但当安命可也,岂可归咎于人哉?”

此可见圣贤出处,关时运之盛衰:盛则明良合而为泰,衰则上下不交而为否。否泰之分,乃国运治乱兴亡所系。所以君子、小人,进退都有天数,非人力也。但士君子可以言天,而人主不可言天。人主以造命为职,惟尊用贤才以挽回气数,则国家之泰运可常保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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