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言道，又言理，俗又道理连言。道属和合，理属分别。和合中必应有分别，分别中亦应有和合。此乃中国人文大道一重要观念。实则人文之文，亦即文理之理。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文章乃指凡属人事、政治、社会、家庭、个人一切措施之明白可见者，此属人生之阳面。性与天道，则属人生之阴面，为人生百行之大本大源所在，而晦藏难知。故孔子避不详论。而孔子之言文章，则莫不本源于此，而融为一体。此正孔子思想之伟大深厚处。

孔子既殁，墨翟继起，主兼爱，尚天志，即言天道。庄周又继起，其言天道则更广大，更深微，较墨翟为远胜。儒家有孟荀，分主性善性恶，则竞言性。易传与中庸继起，采道家言，融归儒学，而后性与天道乃为后儒所必言。

一阴一阳之谓道，已兼性与天道而一言之。然就思想惯例，又必问一阴一阳以前，宇宙为况如何？此则无可名状，无可言说。易传乃言阴阳之前为太极。太极何所指，则出名状言说之外，故曰“太极本无极”。此乃限于人类之语言文字以为说。

宋儒周濂溪太极图说，乃言“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则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此亦限于人类之语言文字而为言。凡属人类语言文字知识思想，必由正反双方之比较而言。宇宙整体乃一气，有动有静，有阴有阳。本无有纯动之阳，亦无纯静之阴。阴阳动静，混合成气，融为一体。如白昼是阳，但非无阴。黑夜是阴，但非无阳。只是分数不同，故不得谓有纯动而无静，亦不得谓有纯静而无动。动静实亦一体。犹如死生存亡，乃一体之变，由此至彼，实无分别。故太极即阴阳，阴阳即太极。

朱子之理气论，承濂溪来。故曰：“理即太极，太极即理。”一气中兼有阴阳，即其分理。然不得谓气外别有理。人类思想惯例，必追问气从何来，朱子则谓气从理来。其实亦可谓理从气来，朱子乃本儒家言。理非一物，乃是一空一无。老子言无生有，此亦人类思想惯例，相反相成。濂溪通书依中庸改言诚，而朱子又改言理，则更较妥适。此皆限于人类之语言文字，而不得不然。

近代科学家又言大气层之上为真空。其果为一真空乎？此恐仍是人类语言文字之所限，而姑以名之而已。若以中国传统语说之，则大气层应属阳面，太空层应属阴面，仍是一阴一阳融为一体。而在此一体之内，有此阴阳之并存而已。大气层与太空，有其分别，即朱子所谓之理。

依近代天文学言，宇宙究为有际限，抑无际限？若谓有际限，则此际限之外，又何境况？若谓无际限，则依人类思想惯例，无际限终该有际限。此皆从人类语言文字中生出问题，而终难解答。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中必涵有不知，而不知之中亦必涵有知。此亦一阴一阳之融为一体。而凡成一体，则又必涵有阴阳之两面。偏举一面言，则必失之。中国传统思想之伟大深厚处，则在其必兼天人内外死生彼我而一言之。此皆所谓一阴一阳。

宋史于周濂溪以下创立道学传，以别出于儒林传。后人或非之。其实周张二程以下之为学，确与汉唐以来儒林有不同，别立道学之名，亦未为非。南宋朱子起，融会周张二程，而集其大成，乃有濂洛关闽之称。而朱子之学，主要在发明一理字。陆王与朱子启争议，亦在此理字上。后人乃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近代乃有改称宋明道学为理学，似更恰切。孔孟主言道，宋明儒主言理，可谓中国儒家思想转变一分界线。

孔孟言道，主言仁。孟子曰：“仁，人心也。”故朱子以仁为心之德。孟子又言：“仁者，爱人。”但慈孝分数有不同。故朱子又以仁为爱之理。此理字，即指其分数不同言。故朱子言理，必兼内外心与事合言之。若心不接事，则理亦不见。心与事皆属气，理则在气之中，非外于气而别有理。则一阴一阳之谓道，当亦可谓一阴一阳之谓理。仍无大分别，只一体动静之相异。

人心有爱必有恶，爱恶若在正反两面，实亦通为一体。若问爱恶孰先，依儒家意，应先有爱，乃有恶。若谓先有恶，乃有爱，则其义大不同。喜怒哀乐亦然。当先有喜乐，乃有哀怒。孟子性善论之胜于荀子性恶论，亦在此。喜怒哀乐爱恶亦分属阴阳，阳在外，较易见。阴在内，不易知。如生易见，死不易知。故生属阳，死属阴。先有生，后有死，则应称一阳一阴之谓道。何以转称一阴一阳？依近代人观念，自然在前，人文在后。人文当属阳，自然当属阴。道家重自然，则先阴后阳，乃兼采道家意。濂溪则言互为其根，又言无极而太极，则义更深远矣。如本末源流，末亦可为本，流亦可成源，雨降果落可知。

孔子主言人道，故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墨翟则重言天道，故曰兼爱天志。但天之生人，固属平等。而人之相处，则不能无差别。视人之父若其父，实属难能。墨翟所讲可谓有道而无理。老子则曰：“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道乃高出于天地鬼帝之上。天地何由生，必有其道。苟天地可不以道生，则人类亦可从无道生，又何有此道字。生天生地，究属何道，实难言。难不知其道，而必有其道。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有此道，而不知其为何道，此即为知矣。气即兼涵有道与理，而朱子言气与理，道乃更易见。

老子又言道法自然，即谓道乃自己如此。则生天生地，岂不即天地之自生。神鬼神帝，岂不即鬼帝之自神。否则天地鬼帝不自然，亦非道矣。如是则道岂不亦无生无神之可言。故道家言道，乃不得不兼言其为无。但既无，又何言。此皆为人类语言文字所限，而道家言道之真意，乃有难以言宣者。故贵心知其意，能超乎语言文字以为知。朱子言气与理，则具体浅近言之。近人乃谓中国人言道理，不如西方哲学家所言之高深。但西方哲学仅成一种专家言，中国人言道理，则通俗化，几于家喻户晓，人人易言易知。则浅深之高下得失，亦有难以一言而判者。

中国人贵能言之深入而浅出。孔子论语乃为其最高之准则。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礼与文，皆即孔子所言之文章。颜子又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此所立卓尔者，乃有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之妙义寓其中。宋明道学之异于儒林，主要在行，非言教所能竭。孔子以身教，思想行为融而为一。庄老道家近西方哲学，多涉言教，乃分思想行为而为二。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曰“再思可矣”。可知孔子之重行。孔门七十弟子，颜子独称为善学。濂溪言学颜子之所学，不专在言语思想上，其义深长。

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即道，谓其真实不虚，已较庄老言无为有进。但亦未深及其内容。人道亦诚实不虚。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不忠不信，虚伪不实，故非仁。诚亦可称为一存在，但必兼具时间性。能持续，非刹那即归消灭。易系辞曰：“继之者善。”能继始为善。于中庸诚字外另增一继字，道之涵义又益进。

今以宇宙万物言，各有存在，各有继续。苍蝇不知是否先于人类，但其生命至今尚存，则亦是一诚一继，亦必有其道其善可知。但其道其善，绝与人类不同，其相异处即是理。万物莫不有道有善，庄周乃有齐物论。道善各别即是理。道家重在求其齐，儒家重在求其别。万物之别在其性。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孟子始倡为性善论。易系则曰：“继之者善，成之者性。”较孟子有更进一层之发明。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有生无生，莫不有性，同出于天而各别，此之谓性理。濂溪易通书主在阐申易义，横渠西铭主在发挥中庸，实皆兼采道家言。程朱较多称述论孟，但亦多包融道家义。换言之，孔孟多主人道，宋代理学家则兼及天道，人文自然，一体阐说，而终以人文为主，不失孔孟之正统。

以一阴一阳言，则孔孟当儒家之阳面，而周张程朱则当儒家之阴面。象山阳明又一意欲挽归之于阳，而疏失转多。朱子谓象山偏在尊德性，而己则偏在道问学，戒其门人当取他长以补己缺。尊德性、道问学语见中庸，实即颜子所谓博文约礼之两面，亦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朱子能由道问学而归本于尊德性，亦不失孔子言道之正统。

周易六十四卦，均不言及阴阳二字。易大传始言之，此已羼进了道家义。故曰：“无极而太极”，乃于太极前增上无极一语。孔子言仁又兼言智，道家则重智不重仁。就智之一面言，则内之本不易见，外之末转易知。草木根柢藏于土，枝叶生长出于地，一易见，一不易知。婴孩不如耄老之易知。故道家言有无，儒家言本末。儒家主要言人文大道，而以天地大自然为本。天道天命难知，人事得失易见。一国一天下之治乱兴亡，一家之盛衰祸福，易见易知，而人心之为本则难知。心显在外，尚易知。而性之隐藏在内以为心之本者，则又难知。喜怒哀乐爱恶欲，谓之七情，乃心之显于外，犹较易知。而爱为恶本，喜为怒本，乐为哀本之精密至理，则又难知。然不得其本，则不知其末。一阴一阳之谓道，就人心之知言，阴为本，阳为末，道家之意应如此。孔子昌言仁道。仁，人心。仁道即人道。故易卦先乾后坤，则阳在先而阴在后。此以道之先后言，不以知之难易言。

墨翟言天志兼爱，亦若以天为本，以人为末，亦求由末以返之本，而于人道则转有大失。杨朱为我，则有人无天。庄周老聃又反之，乃至于有天无人，故主无为。唯孟荀坚守儒家义。而又有邹衍唱五行家言，亦本儒家，而兼采道家，其地位声名，在当时乃出孟荀之上。实则邹衍所言，天道重，人道轻，不啻以天为本，以人为末，更近道家言，而与孟荀乃大背。继之又有吕不韦及汉初淮南王，皆招宾客著书，大旨不外于兼融诸家，会之一统。终亦有背儒家以人道为本之大旨。及董仲舒出，专尊五经，罢黜百家，儒术乃定于一尊。此不可谓非中国学术思想史一进步。

以道言之，固是天为本，人为末。但以理言之，则不妨以人为本，而天转为之末。唯孟子主性善，仍可以人合天。荀子主性恶，由人中有圣乃有善，不免尊人而卑天。故后儒终尊孟不尊荀。俗语称王道不外于人情，但不言天道不外于人情。又言人情即天理，但不言人情即天道。又道理连言，皆儒家义之深入浅出处。故道家专言天，乃深入而无穷。儒家主言人，则反己而有得。此则犹可待后人之继续加以阐申与发挥。

仲舒治学，主要在孔子春秋，而以公羊为主。但亦兼采邹衍，重天道。司马迁继之，著太史公书，其言曰：“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天人古今，有其分际，有其变化。言天必重时重变，史学重人事，而亦不忽于天道。但司马迁于天人之际，则一尊孟而贬邹。西方科学，自然更重于人文。宗教更轻人世。故西方之学易偏趋于极端，而中国则务于大中而至正。远自战国之末，学术思想已大致形成了阳儒阴道之局面。唯兼采邹衍阴阳家之说，则不免道更重于儒。西汉末，扬雄仿论语为法言，又仿周易为太玄。东汉末，王弼注周易，又注老子。此皆儒道兼容，而王弼为益显。大抵处治世，人生多爱多喜多乐，而每不自觉。处乱世，多恶多怒多悲，而每滋不安。处治世多向外进取，处乱世多向内悔疚。故治世在阳面而易于转向阴面，乱世在阴面而亦易转向阳面。一治一乱，亦如死生，每循环而不息。死即所以成其生，非有死，即无生。乱亦可以引生治。人群不能有治而无乱。唯中国每以一治一乱作教导，不以长治久安为当然。夏商周三代，治乱更迭，亦天命。不能有禹不再有桀，有汤不再有纣，有文武成康不再有幽厉。此亦天人分际。亦如人生不能有爱喜乐无恶哀怒，则人心自当有修养。人生不能有外无内，自不当专务名利，而当反之德性。有分别，即有和合。有和合，亦即有分别。儒家言道，乃在天人和合处。道家始言及理，则在天人分别处。生与治乃和合，死与乱为分别。儒家多重在正面积极处，而道家则多重在反面消极处。儒道兼融，道理并言。天人合一，而道之内容乃益见其宽大。

依中国古史传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皆以圣帝贤相开一代之盛运。但秦始皇帝汉高祖开基，则无说以通。邹衍阴阳家言五德终始，其说遂大行于西汉。但光武中兴，邹衍之说衰。王弼代起，乃以易卦阐史。下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而其说又大变。在野之百家言，又超于在朝王官学之上。而老子释迦乃与孔子鼎足三峙。

儒道两家同言天命，儒家积极，乃言“天之将降大任于是人”。道家消极，庄子以浑沌为中央之帝，而倏忽为南北之帝。中央乃一和合，南北则为分别。倏忽时间短，浑沌时间长。时空亦当和合。西方人重空间，忽视时间。中国人则重时尤在空之上。天属时，地属空。中国人必天地连言，而一切衡量，以时间之悠长与短暂为主要标准。南北之帝，倏忽短暂，不应为中央之帝。但中央之帝亦宜终非一浑沌。既此一寓言，而人生政治哲理之甚深妙义，有待商榷者，亦胥见于此矣。

佛法更消极，稍近道家。隋唐之间，佛法中国化，天台禅华严三宗继起，则又融会于儒家。宋代理学，反释道而一归之儒，但亦兼融释道。不能只积极，无消极，此即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天人，合内外，终为中国人文大道文化大传统之主要所在。

一阴一阳之变即是常，无穷绵延，则是道。有变而消失，有常而继存。继存即是善，故宇宙大自然皆一善。生命皆属善。无生物亦然。异性同存，则必有其和合处。故天地一气，曰太和，西方生物学家则言优胜劣败，物竞天择。则试问当前人蝇并存，究是孰优孰劣，孰胜孰败？西方人好分别，知争不知和，亦证其所见之狭矣。

人群相处始能继，人性之和由之。人性乃由长时期经验成，中国人则称之曰化。所谓人文化成是也。化与变不同，变易见易知，化不易见不易知，须长时间之蕴蓄孕育。如人，经胞胎十月，又自婴孩历二十岁之长久演化始成人。故太和中必经长岁月而有万化。阴乃其规范，阳则其表现。非长时间深透不可知。亦可谓时居阴，空其阳。非时则空无成。中国人言和合必兼及其分别，言道则必兼有理。中国学术思想之必儒道兼融者即在此。

中国语言文字能和能化，西方语言文字则唯变唯新。观念思想随之，而文化乃大异，故中国每能于相反相成处见道。就中国五伦言，如父慈子孝，言慈则父母居阴，子女乃其阳。言孝则子女居阴，而父母为其阳。行为主在阴，对象则为阳。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高山其向往之对象，循道而登乃其阴。人之在大群中，群属阳，己则阴。唯亦可倒转言，登山之己属阳，一阴一阳，正反主客，互易无定指。道为主，行道者为客。亦可谓孔子大圣为主，其道乃为客。人可为主，天可为客。今可为主，古可为客。一阴一阳之谓道，其妙义不拘可如此。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乃学求为一人。为人有道，道与人乃其主，己则为一客。及其立而达，而至于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己心为之主，而道与矩尽为客矣。如是则己为主，群为客。人为主，而天为客。亦可谓空是主，而时则成客矣。孔子圣之时者，经时间修养乃成圣。及其为圣，一切时皆环向此一心，亦即环向此一空，主客倒转，正反亦然。

西方个人主义，己为主，外面环境乃其客。婴孩时，父母家人皆在环境中。日长日大，环境日扩，己仍为之主。老而衰，环境日促日小，己之为主，乃退居老人院中，其道难继。邦国亦然。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外围皆侵略对象。富强不可一世。久则贫弱，不再振起，以迄于亡。希腊、罗马，先例俱在。此皆唯知阳，不知阴，不知一阴一阳之始为道。故其道终难继。

人死属阴，生属阳。阳则短短百年而止。但上有父祖，下有子孙，绵延扩大，可臻无极。故人生虽仅百年，而其心情乃能通达于父祖子孙而无穷。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己，己之本在心。己心乃天地万物众生人群一中心。此天地万物众生大群，乃为吾心一阴面。己之一生，则为其阳面。一阴一阳乃有道。孔子之道乃即孔子之大生命，以宇宙天地万物众生大群为之体。从此体内发出光芒，斯即成其为孔子，如是而已。孔子死，此光芒则依然常照耀在宇宙间，在大群中。每一小己，亦各受此光芒以为生。此光芒乃人生之阳面，己身则其阴面。

宇宙大自然即是一气一动，即一道。但气涵阴阳，正反相异，万物各别，斯见分理。如父子一气相承，而先后有别。理不同，斯慈孝之道亦不同。失其理，则非其道矣。君仁臣敬亦然。彼我有别，君一臣众。君当仁其众，臣当敬其一。若君敬臣仁，则又失其理，而非其道矣。儒家之研道，益进而有理学。又有心即理性即理之争。心即气，分别处乃见性，则性即理之说为当。孔子学为己，最为得之。颜子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约以礼，即为己。朱子言：“即凡天下之物而格。”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则博文即以约礼，而约礼又必从事于博文。大学所格之物，即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物。致知即以致己之知。故孟子朱子之学，乃即孔子之学。本末源流，亦一以贯之矣。

阳明格庭前竹子，乃误会朱子之言。竹在日常人生中，乃微末之一物，何待竭心以格。阳明处龙场驿，悟良知之学，自谓使孔子处此，亦何以异于我。此又误会孔子之言。困而自得，斯可矣，又何必遽以自比于孔子。孔子曰：“学以为己”，斯乃最当于理而合于道。又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则自得之后，仍当有学。后儒陈义高远，乃有近于西方之哲学。虽孟子朱子，容有难免。然孟子朱子之学，终亦以为己。而西方哲学，则主向外，为人为物，此又不可不辨。人能学为己，斯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平天下。人道亦即天道，得于内而亦顺乎外。故道必得其理，理则必兼先后彼此而见。

近代国人崇慕西化，又以重男轻女自讥。中国史学文学中，崇敬女性，并世其他民族莫能比。一阴一阳，同等重视。易卦先乾后坤，岂即重男轻女。人群分上下，君在上，民在下。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岂国人所讥帝王专制之谓。试读历代帝王诏书，绝少自尊自大。其所称颂，则在祖先。诏中要旨，则在百姓之福利。又岂得尽谓之虚语浮文。

若谓西方人生仅知阳，不知阴。亦可谓印度人生乃仅知阴，不知阳。中国则阴阳并重，又阴先于阳。西方人言婚姻为恋爱之坟墓，而婚姻之价值随以大灭。印度人以生老病死作平等观，而死之地位乃大增。年逾五十，入深山居洞中，期死之早临。唯中国人男女生死各求一合理之处置。国人又以贫弱自诟。论历史，中国自清代乾隆前，富强亦超西方。富强贫弱，亦人生阴阳一体之两面。富强在己，贫弱在人，此何理又何道。孔子曰：“贫而乐，富而好礼。”孔子过卫，曰庶矣。加之富，加之教。实则贫富乃由比较而见，岂能有富无贫。但求贫富不过分而加之以教，教以能乐能好礼，斯相安不互争，而人道乃可继。人趋于争，乱自随之。濂溪太极图说：“主静立人极。”静则安则定，又何争。

人文一依于自然。西方人主动不知静。婴孩即入幼稚园，所见多，所闻杂，其心不宁静。入小学，见闻益多益杂，其心活动，蕴藏不纯粹。成年入世，不见真情，乃亦不见有己。有动而无静，有外而无内，所性所好所安无范围，亦不见其所将归宿，则又何道以为继。

要之，人生则必有两面，虽尽人有死，而生生不绝。虽安常守旧，而仍能与日俱新。虽危乱多败，而仍可继起有成。虽悲哀深切，而乐亦自在其中。此之谓一阴一阳。能知此，则随时随地皆可自得。仅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有群，仅知有今而不知有古有后，有气而无理，乃自绝于天道与人道，亦无可与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