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自古即有一种灵魂信仰，乃为西方社会盛行个人主义一极深根源。灵魂乃一生命体，前世来世，悠久无穷。现世降谪为人生，拘限于肉体中，则仅属一短暂期。前世来世，或在天堂，或在地狱，极悲极乐。拘限在肉体之现世，虽亦有悲有乐，在其悠长的灵魂生命中，乃无甚大之意义与价值。

犹太人亦同信有灵魂。耶稣传道，乃说上帝事由我管，只教人在此肉体世界中信仰修养，俾可死后灵魂升天堂。此乃现世人生一首要最当郑重注意者。至于其他一切现世人生，则凯撒事由凯撒管，耶稣不再理会。

父母所生，只一肉体。我之悠长的灵魂生命，自有来，自有往，与此肉体无涉，与父母亦无涉。故信有灵魂，便会看轻中国人所讲之孝道。耶教随后虽信有圣母，但亦终不讲究人世之孝。西方人讲慈亦有限。子女婚姻后，即别离父母，自成一家。耶教讲博爱，超肉体。教堂中，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各向上帝，全属平等，不相牵涉。唯男女结合为夫妇，乃灵魂降生所赖，教中对此乃稍加重视，故必在教堂中受认可。其他幼年受洗礼，老年受葬礼，教中之涉及现世人生者只此。

耶稣钉死十字架，其肉体人生，亦由凯撒管。穆罕默德继起，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刀，乃要管及凯撒事，其意态与耶教大不同。唯对灵魂一项，耶、回二教，仍无大分别。

印度人同样信灵魂。佛教亦从印度教中转出，仍分别有前世现世来世，只不言灵魂转世，改言一业字。业指其前世人生之一切作为。肉体生命有尽，死后腐烂，化入大气中，不再存在。生前作业，则不与肉体同尽，仍留在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前世作业其因，现世人生其果。一切祸福，皆是果报。则佛教之所谓业，实仍是灵魂观之变相。唯灵魂富分别性，而业则转重共通性。此其异。

耶、回、释三教，都不免看轻现世人生。唯佛教从人生之生老病死四苦起念，较具体，较重现世。但生老病死，亦属自然现象，故佛教亦重自然界，此是佛教一特色。佛教重自然，其所研寻，乃颇近西方哲学之宇宙论形上论，由信仰转入哲理，此乃佛教之第二特色。人生从自然来，谁也逃不掉此自然之生老病死。释迦所悟，果使我心能对生老病死另作一看法，不同一般人看法，则生老病死，自亦不动我心，无奈我何。于是佛教又转入人心修养方面来，此又佛教之第三特色。印度婆罗门教，分人类为四阶级，远从无穷前世来。现世种种努力，皆无可动摇此分别。但生老病死则四阶级所同，故佛教对现实人生一切诸相从自心修养尽作平等观。而此等修养，则属人类自创自立。虽在人类之上之诸天，亦当向佛来求教。故诸宗教皆依天传道，独佛教乃可向天传道，此又成为佛教之第四特色。佛教备具此种种特色，遂与其他宗教有大不同。

中国文化传统中本无宗教，但佛教传来，却与中国人信仰有许多相近处。中国人有魂魄观，与西方人之灵魂信仰不同，余曾有灵魂与心一书详述之。今再约略重说。中国人言体魄魂气，皆自然现象，皆从现世人生来。魄在先，魂继起，魄限在肉体中，乃个体生命之所有。魂则由个体生命达于总体生命一共通性。其人既死，体魄埋地腐朽，全不存在。而其魂气则散入太空宇宙间，对于一切有生无生，仍可有其影响与作用。如孔子死，体魄埋于孔林，迄今当无存在。而孔子生前之魂气，则可谓依然存在，而影响极大，难于详说。要之，魂魄皆从人生来，而人生则不从魂魄来。一切文化人生乃从自然人生来。文化与自然，仍融为一体，非可违离自然以独创一人生，自开一文化。

中国人言德性由天赋，亦一自然，但与魂气有别。魂气乃起于肉体之生后，而德性则早与肉体同生。其德性之在个体生命中者，亦可谓之魂气。其流通于总体生命中者，如舜与周公之孝，历数千年，依然常在中国后代人心中，随时发现。此亦是一魂气，可谓乃舜与周公德性魂气之常存。春秋时，鲁叔孙豹称人生有三不朽，立德为首，立功、立言次之。实则无德即无功、无言可立。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之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力，使民免于左衽，管仲之功，亦即管仲之德。但立德必在立功之上，因立功须在时代与人事上有此机缘，立德则随时随地自有机缘，人人能之。故立德人人可勉，立功则非人人所能。立言何以亦得不朽？人同此心，声入心通，以先觉觉后觉，以先知觉后知，唯言是赖。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此乃知及之而行有未及，德则更重于知。但既知之所及，亦可警策他人，提醒来世。故立言亦有其不朽。

中国儒家首重德，德必本于性。性乃一自然天赋，异于佛家之言业。业乃生命表现，无德无功亦即业。中国人抱淑世主义，佛教则厌世求出世。中国人之德、功、言，乃兼总体生命古今来三世，一贯融通，而有其建立。积德者昌，积祸者殃。佛家因缘果报，乃本个别私人言。中国人之德、功、言，则从生命共体言，不为个人果报。亦异于西方人之言灵魂。生老病死，限于个体生命。佛家求超脱此生老病死，乃并总体生命而亦扫荡一空，以归于涅槃。又与中国人言不朽之宗趣大别。故自中国人言，总体生命乃一有，佛家则求一归之无。中国道家亦言无。儒家一天人，合内外，则有无相通，仍与佛家异。

中国古人并言天地人三才，欲求于自然生命中建立起一合理想的人文生命。周易言：“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极其至，可以配天，与天合德。其端则自个别小己之内心修养来。此为儒家要旨。道家则主忘己以合天。故一主人文，一主自然。老子之言无，乃主减少人文中之种种不必要者，以回归于自然。社会进入病痛阶段，人心摇动，每求由儒转老，认为虚无更要于建设。东汉末季，魏晋以下，正其时。佛教亦在其时流入。大体言之，儒家占人文建设之第一位，道家只求在人文演进中有消减，为第二位。佛家则主归之涅槃虚空，为第三位。然皆以现世人生为对象，不在人世外另有一上帝与天国，则释迦终为与中国儒道较相近。

故儒释道三教皆有己，而耶回则无己。德性属己，而灵魂则非己。己在内则有外在之命，无己则亦无命可言。故中国人言自由亦一自然，而西方人则必战胜自然乃有自由。西方人又言信仰自由。而悟则由己之德性修养，非可自由。又西方之灵魂，一任上帝安排，实无自由可言。中国之德性，则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乃有其自由。此等分别，大值深阐。

老子曰：“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天地何由生？人类智识至今或尚不能知。然有可知者，天地之生，必有其道。苟天地生不以道，则宇宙一切皆无道可言。天地之生以道，则上帝鬼神之有灵，亦必有道。但道是何物？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天地鬼神上帝皆具体，有分别，可指名。道不具体，无分别，不可指名。故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天地之始有道，而无可名，非具体，无分别，此即老子之所谓无。老子又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人皆生于道，皆当法于道。道为宇宙最先最根本之第一因，不再有可法。自然者，谓其自己如此，非别有所法。故曰道法自然。

老子之宇宙论，实本于庄子。庄子言天地之间只是一气运行之所化。此气亦不具体，无分别，无可指名。运行而化，即是一自然。故在此宇宙间，若有上帝，则必是一浑沌，亦即是一气而已。

孔子曰：“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矣。”儒家侧重人生论，故言此。庄老始推而远之至于宇宙论。老子曰：“失道而后德。”道乃一形而上，宇宙万物形而下，始有德性分别，乃可道。“失德而后仁”，则是由宇宙万物更降至人生一小区域小范围中，由性生情，乃有仁。又曰：“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此则更具体，更多分别，其离无名常道也更远。儒家言德性，乃专本人文言。其所谓德，非后起阴阳五行家之所谓德。其所谓性，亦不兼禽兽草木之性言。人生大道，一切本源于其德性，亦即本源于自然之道。佛家谓人生一切源于其前生之业。业专指人生作为言。消去人生一切作为，即得涅槃。则人生涅槃，非即是宇宙之空无。佛法实亦不啻仅本人生言，较之儒道两家，显又不同。佛说源于婆罗门教，本已有灵魂转世之信仰，释迦虽不重有灵魂，然仍主有因果报应之轮回。故佛家言业，仍是变相之灵魂。如此言之，印度人观念，仍近西方，而远于中国。

佛教入中国后，即受中国化。中国僧侣多引儒道两家言来说佛法。竺道生言，一阐提亦得成佛。明白违反当时传来小涅槃经一阐提不得成佛之说，遂受同时僧侣斥逐。及大涅槃经来，乃知生公所言不误。故生公讲道主悟，犹在信之上。信在外，悟在己，即由己之德性来。己之德性，由天赋，由总体生命中分得。故可由己悟道。孟子谓：“归而求之有余师。”又谓：“人皆可以为尧舜。”竺道生之悟亦同此。孟子又曰：“言尧之言，行尧之行，则亦尧而已矣。”此非教人依样画葫芦，乃因同有此德性，言其言，行其行，则自己德性自有开悟。颜渊言：“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亦非如邯郸之学步。由礼可悟到仁，由个体人生之践履，便可悟入总体人生之大道上去。故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竺道生终是一佛门弟子，其所悟，则终在佛法上。孔子又曰：“若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可知孔子学周公，并不依样画葫芦。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我久矣不复梦见周公。”其实此非孔子之衰。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其境界，实已上达于周公，则宜其不再梦见矣。竺道生已是一东方释迦，自不须一一依据西来经典。在耶教中，只能有一个耶稣。在回教中，亦只能有一个穆罕默德。佛教中则可有诸佛，即一阐提亦得成佛，却不谓只可有释迦牟尼一佛。中国后人推尊孔子，崇之为至圣先师，然颜渊、孟子皆得为亚圣。明代理学家，则谓端茶童子亦即为一圣。中国道教则主人人可得长生，此一义则儒、释、道三教又显与耶回两教有分别。

唐代佛教，更见为中国化。禅宗六祖慧能，乃有即身成佛、立地成佛之说。成佛须经多世长期修练，菩萨亦有十地之别。中国人文修养，重在当身现世。孝弟忠信皆然。所谓人文本位，即以现世人生为主，必求当下即是，非有等待。学而时习，即在当下。曾子曰：“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则当其生，即以仁为己任。孔子曰：“后生可畏。”后生乃来世继起。当我生而尽仁道，但仁道则不以我生尽，故必待之后生。故就中国意义言，成佛须在当身，亦须立地即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亦皆当身立地而取而成。成佛亦然，无待转世。此即佛法之中国化。

如何能即身立地成佛？禅宗则全以己之一心说之。果能心中无物，而不趋断灭，即境生心，即是佛法，即现佛果，其人亦即是佛了。故印度佛法重外在，禅宗则重在其一己之内心，即其德性。此心即同孔孟庄老之心。只是禅宗终是一佛法，终必在山林寺院生活中求之。而六祖又言，不必出家修，亦可在家修。在家终有父母夫妇子女，境不同，斯心不同，而禅宗终亦转成为宋明之理学，仍归到人世中来。

朱子大学格物补传言：“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达。”或疑其分内心外物而为二，有向外求知之嫌。其所知，当属见闻，非德性。乃有象山、阳明之说起。但孔子言仁，必兼言智。孔子又言：“有鄙夫来问，必叩其两端而竭之。”即鄙夫之意而竭其两端，此即朱子所谓之格物。或大学格物即指格去物欲，则与佛义更相近。

王弼言：“圣人体无。”此无或即大学之格去物欲，以心为体，而修齐治平皆其用。若以道为体，即以宇宙自然为体，则人之生命德性乃其用。但体用观念乃后起，老子初意并不然。老子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中国人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但独阳不生，独阴不生。阳光土壤雨水三者和合，草木始生。此三者之和合处，不具体，无分别，无可指名。故老子称此曰无，儒家则指名之曰天地。则老子之言无，实即天地和合之大用。用在先，体在后。天地万物一切之体皆从此道之和即无处之用来。王弼之所谓圣人体无，即此意。

孔孟儒家特提出德性二字，其实德性亦在和合处，亦在无处。无子女，何来有慈。非父母，何来有孝。父母子女和合成家，为具体之有，孝慈乃其大用。使无孝慈，何以成家。故可谓先有此孝慈之德性，乃始有父母子女之别而成其家，乃始当于宇宙大自然之道。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是先以无处之用，即此道，而贯彻到天地鬼神万物人生之体。老子喜言道言无，此指天道言。孔子曰“志于道”，则主人道言。先知天命，乃知此道。继之以据德、依仁、游艺，则尽在人生实际之有处。孟子言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为吾心之四端，扩而充之，以达于仁、义、礼、智之人生大道。此亦为本之一己之德性。宋儒则言仁义礼智之大道先存在于人心，乃引生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四端来。此则兼采道家义，故每扩充及于宇宙形上。言德性，则必兼万物言。易传、中庸已有此迹象。实亦即孔子所言之天命。

今试再为阐说。老子仅言有无，不言体用。孔孟儒家则有无体用均所不论，其他先秦百家亦少言体用。东汉之季，魏伯阳始兼用体用二字。今谓中国古人以体属有为后起，以用属无乃先存，此特会通中国古今思想，统合儒、道、释三家，而姑为推定之。但亦可谓中国古人已先有此意。周易六十四卦始乾坤，坤卦为地，乃体，属有，而后起。乾卦为天，乃用，属无，而先存。此亦显可见者。故龙象乾，马象坤，马乃实用之体，人人可见。龙则或潜地下，或飞天上，无所不在，变动不居，然谁曾真见。可谓有此意象，无此真物。故宋儒周濂溪太极图说，于太极之上，必加一无极，而曰：“无极而太极。”又曰：“太极本无极。”此则中国人观念，终以无在先，有在后。用在先，体在后。濂溪又言“阳变阴合。”变则见其用，合乃成为体。唯变即其合之变，合亦其变之合。故言天则必兼及地。易卦首乾，亦必兼及坤。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文章即人文，性与天道即自然。是孔子只言人文，不及自然。但孔子又言五十知天命，此即人文之本于自然，唯孔子少言之而已。濂溪主静立人极之旨，则孔子已先千年而揭视之矣。

再以具体事实证之。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而胞胎终自母体中出。若非阴阳配合，则母体又何从得胎。中国人言化，则由变与合而来。唯阴阳之配合，又必以阳性为主动，阴性为被动。此亦一自然。苟阴性转为主动，阳性为被动，则一切自然皆变，人生亦必随而变。故中国宗法社会必尊父。西方社会无宗法，仍亦以男性为主，但亦终不得抹杀母性。周人尊后稷为始祖，然生民之诗，后稷诞生，有母姜嫄，而后稷终为周人之始祖。姜嫄不能独阴怀生，乃曰“履帝武敏歆”，而置后稷之生父于不论，乃为神话。西方耶教主耶稣，自言为上帝独生子，但终亦有圣母，又不明言圣母为上帝妻，此又神话之尤。此见中西仍有其大同处。濂溪太极图说又曰：“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此言允矣。但其最先处则终曰“无极而太极”，此为宇宙论形上学。下至人文社会，仍必另有说，中国孔孟儒家必兼言父母，又兼言天地，其特有精神乃在此。

天道主动，即庄老道家之自然，只是其自己如此，乃是一无上之自由。此为人道所不能有。孔子五十知天命，由天转入人，人终不得不尊天。濂溪曰：“主静立人极。”静则安分守己，亦即孔子所谓之知天命。又曰：“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圣人不得即是天，唯为人类立人极，则不得不知天。西方宗教，即以教主来代表天，他人则无此资格。乃与中国人意想大异。佛教主人人皆可成佛。佛之上有法。悟得此法，则人而即佛。佛法之最终曰涅槃。依中国人想法，涅槃之虚无空寂仍有大用，故得产生出种种业，又得从六道轮回之积业中产出佛来。则涅槃实非一虚无寂灭，亦犹庄老之言道。天台宗言空假中一心真如，华严宗言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禅宗言即心是佛，而佛教遂彻底中国化人文化，与印度佛教乃大异。

濂溪之后，朱子专提理气二字，谓理气同时俱有，不当再分先后。必为分别，当说理先气后。此层大有深义。近人谓朱子乃理气二元论，其实乃理气和合之一元论。气可分体用，理则不分体用。朱子又言濂溪太极即是理。濂溪言五行阴阳，阴阳一太极，太极即无极，则阴阳之气与太极之理实亦一体。朱子理气论本之。濂溪又言：“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朱子则言气有动，理无动，即谓太极无动，而动静则仍是一体。朱子之言理气，实亦即是道。一天人，合内外，自然人文，会归融通。而有无、动静、阴阳、先后诸分别，转居次要，可不必再辨。体用观念亦为之一新。此实中国思想史上一大革新，一大综合。盖朱子易学，既上承濂溪，又兼采康节。至于横渠、二程，又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而为二，主张变化气质，朱子言理气亦于此有所袭。其所窥于宇宙论形上学方面者，乃益为深卓。朱子又尝谓象山偏于尊德性，而己则偏于道问学。实则由其道问学之功夫，而所得于尊德性者，乃亦非象山可比。故象山之说，可通于濂溪、明道，以上接孟子。朱子之说，则并可通于横渠、伊川，合周、邵、张、程，上接先秦儒而更合于孔子论语之所言。朱子又谓孟子粗颜渊细。盖濂溪、明道、孟子皆重修养，朱子转而言问学。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修养即是习，其上必当先有一番问学功夫。德性贵修养，但能问能学，德性乃能更大益明。可谓朱子深于问学功夫，乃能会通儒、释、道三家而创此新义。其影响于后代思想者，乃更见其悠久而广大。故言德性，不当仅重修养，而忽于问学。朱子之理气论更深值研讨。

阳明天泉桥四句教，谓心为无善无恶之心，则大学何以言正心？意为有善有恶之意，则大学何以言诚意？知善知恶为致知，则致知当另有一套功夫，不得谓之良知。为善去恶为格物，则大学言致知在格物，须格物后乃知善恶，何得以为善去恶为格物。大学先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三纲领。果心是无善无恶之心，即不得谓之为明德。非先格物，亦无以亲民而止于至善，何以格物不在三纲领之中，而转为八条目之首。是则阳明所言，乃于大学本文无一可合，而亦于孟子言有违。较之象山说于先秦儒义乃更远。朱子言格物，乃谓到达此标准。此物字，即为天下凡事凡物中所寓之理，即一切言行之标准，仍与其理先气后之说无背。

朱子格物补传谓：“物犹事也。”物亦一气，实则即是一动，一事为。宇宙万物亦可谓只是一大物，一大事。佛说为宇宙一大事因缘出世，其实天地万物皆从此一大事因缘来。朱子言气，即是此一大事。言理，则是此一大事之因缘。格物穷理，亦即是格此一大事因缘，乃并自然人文而为一。近代科学先主物质不灭，最后物质分析只存一电子，乃能非质，而电子动态亦可分别为阴阳。则电子非物质乃事为，与朱子所论终亦归一。

荀子言喜怒哀乐爱恶欲，后人谓之七情。实则前六情皆本后一欲字来。有可欲，有不可欲。爱与乐与喜皆可欲，恶与哀与怒不可欲。可欲乃人生之正面，不可欲乃人生之反面。正反则仍是一体。亦可谓西方人生较多表现在反面，中国人生较多表现在正面。西方人专尚男女恋爱，其他则爱少恶多。爱发于内，恶兴于外。喜怒亦对外而发，哀乐则蕴藏在内。亦可谓中国人较偏在哀乐，西方人较偏在喜怒，一外向，一内向，此其异。故西方人多争。即如运动会争胜负，亦喜在外。中国人慎终追远，而哀主能节。多戒怒。颜渊不迁怒，怒有对象，俗称生气，怒气易迁移，乃怒其所不当怒，故当戒。乐则乐天知命，乐此不倦，乐以终身。中国人尚礼，礼亦多哀乐。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希圣希贤，道即在是。喜怒多在事上，哀乐多为德性。故仕宦遇亲丧，必辞位退居，亦即礼。西方人则重法轻礼，故亦可谓西方人生重在事，中国人生重在德。此亦双方文化相异，即证其德性之有殊。佛法戒淫戒杀，暮鼓晨钟，哀乐存焉。耶教进礼拜堂，颂祷歌唱，其乐浅。十字军远征，其怒深。气氛相异，亦即此而见。要之，七情皆由性来。孟子之性善，从其内在之德言。荀子之性恶，则偏指其外在之事言。德天赋，因事而见，但又贵本德以成事。故中国人论性，必偏向于孟子，而于荀子则终谓其有小疵。

德性天赋。求能视，故生目。求能听，故生耳。近代科学发明电灯电话，亦以济耳目之用之不及。故物理昌明，实由于人欲要求。而今日则已成为一人欲横流之世界。电灯电话可欲，但电灯下所视电话中所听有不可欲。核子弹乃杀人利器，更不可欲。濂溪言“无欲为静”。近代科学乃由多欲来。董仲舒言“明其道不计其功”。今日一切自然科学则在计功，不在明道。朱子主理欲对立，穷理非穷欲，可欲则尽在理之中。戴东原字义疏证谓欲即是理。近代西方科学，则穷理即以穷欲，其为祸人世，乃有不胜言者。故中国人重人道，西方人重物理。此又文化一大相异。

牛顿发明万有引力，但求物理，无关人道。人类非不该求明物理，但明物理当通于人道，不该仅为人欲所主使而利用。佛家言业，亦由欲来。耶教言灵魂上天堂，实亦同是一欲。儒家言德性，则非不可欲。朱子言格物穷理，即我心之全体大用所在。有心终不能无物，有仁终不能无智，有静终不能无动，有体终不能无用。要言之，仍当执两用中。朱子言性即理，人之德性亦即此理，即此中，非专指物理言。朱子之上承孔孟儒家精义者在此。后人亦需有大智慧，大聪明，大学问，大艺术，乃能承此传统，而运用得当。此诚人生一大课题，而又无时无地可避免。孔子五十知天命，亦理非欲，亦即天之德。好问好学，则为人之德。故尊德性与道问学，亦当融而一之。好问好学，而不出于多欲多求，其庶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