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乃群体一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个己小生命必寄存在躯体物质中，其生命既微小，又短暂。大生命乃超躯体而广大悠久。不仅人类为然，凡有生之动植物无不皆然。

如一草地，绿草如茵，生意盎然。实则今年之草，已非去年之草，而此草地则可历数十百年而常在。此一草地，可谓有大生命存在。深山巨壑，群木参天，郁郁苍苍，此亦一大生命。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三千年前诗人所咏，宛然如在目前。鸢与鱼之生命，已不知其几易，而其飞其跃，则三千年犹然。故鸢鱼仅有小生命，而其飞其跃，则乃大生命。

人类文化亦然，亦有其绿意之盎然，亦有其飞跃之群态。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中国人言气象，今人多失其解。气象即超物质之存在。姑就个人言，或刚或柔，或安或躁，或健旺，或衰老，皆可以气象觇。人之品德修养，亦从气象见。宋明理学家好言圣贤气象，今人对此四字，则感毫无著落。

个人然，社会亦然。中国人言风俗，亦即气象。今人则唯关心物质条件，更不言风俗。国家亦有气象，即全国之大生命。又言形势。或曰王气，或曰王者气象，可觇国运隆衰，可卜世局安危。如西周都镐京，东周迁雒邑，两地气象即不同。西汉都长安，东汉迁洛阳，两地气象又不同。唐都长安，宋迁汴京，气象更不同。南朝都金陵，南宋都杭州，偏安之局，气象又各不同。元承辽，下及明、清，建都北平，逾八百载。历代衡论立国建都，必就其天时地利，山川形势，历史演变，衣冠文物，聚散衰旺。而孰为之头脑指挥，孰为之心脏营养，孰为之手足捍卫，而选都立国，必有其一定之气象。记载昭然，读者可自寻索之。

三国时诸葛孔明为刘先主谋建国于蜀，东联吴，北拒魏。退可以守，进可以战。及其辅后主，先南平孟获，再六出祈山，无后顾之忧，必以北进为立国精神之所寄。盱衡全局，就天下大形势以定建国方略，蜀地之气象则然也。吴三桂起于滇，必争三湘，移师中原，乃可立国。洪秀全起于广西，而奠都南京，不知全军北向，此已无成功之望。全部中国二十五史，何以定，则必定于一。何以一，则必以全中国为一体，即所谓天下者。而衡量其大形势之必当进必当安以为定。何者？国家大生命之延续，非仅止于其内部血脉之流通，必当超疆域而观其全局，此谓气象。岂浅见薄识者之所能知。

今国人言气象，专指天时之阴晴寒暖言。古人言气象，则兼指天时地利人和言。通天人，合内外，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拘于一时一物，则有气质，有形象，非气象。故人物社会国与天下，皆可有气象，而今人则不之知。

中国古人又言风景，今人亦失其解。西晋末，名士渡江，集宴新亭，有人谓：“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江山之异。”闻者感慨，为之泣下。金陵江山岂能同于洛阳，故国已丧，羁留异土，乌得不感慨泣下。然而犹云风景不殊，所以中原文物尚能在南方绵延，而东晋南朝，一线国脉，赖以保存。此后王勃亦尚谓“风景挟江山之助”。江山限于有形之物质，而风景则超物质之上，虽不能脱离物质，非江山无以见，而实则超江山之上，有非江山之所限者。

苏州城外有虎丘，亦风景名区，千古游人同所欣赏。但仅一土堆，不成一山。丘旁亦无水流。然丘上有千人石，有一线天，颇具名山胜概。丘隅一小茶楼，有一横匾，书“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凭窗远眺，西南有太平天目诸山。匾语见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已隔千年。滁州、苏州山水风土绝不同，而茶楼此一匾，却正见风景之不殊矣。风景二字亦有用之人物者。晋书刘毅传：“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孔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仁者静，知者动。仁者寿，知者乐。”是人物与山水可以风景相拟，孔子已先发其趣矣。

风景与气象两语，合同言之，可曰风气，又曰景象。景象较落实于物质方面，而风气一语则必超物质始能识。中国人言时代，每指言其风气。风气即此时代之生命所在，文化所在。然此义深邃，又岂今人所能领会。孔子曰：“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此亦见三代风气不同。代者，如传宗接代，以后人代前人。尚者宗也，子孙祖宗一线相承，正见大生命之所在。有宗则常，有代则变。中国人言乃如此。今人乃欲以一己之小生命，来对抗外在之大生命。大生命倘受害，小生命又何得完美。

使用机器，求省人力，亦并非不可。主要在省力后能把此力运用到对生命更有意义有价值处去。不当仅凭机器来为私人谋发财。专从此一节言，共产主义亦有胜于资本主义处，主要在限制私人商业之无限扩展。如发明了电灯自来水，可使大家省力。主要还当共心，大家用心在大生命之理想上，此即中国人之道德与艺术，乃始有其更大之前途。

中国社会农业为井田制，工业为官廪制，不废其私，而私皆为公。商业亦本属官廪，后乃私营，但仍主为公不为私，又曰信义通商。而又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言大生命，则曰家曰群，政治则群中一重要事项。故言政治，必推本于社会。而劳心者则指从事政治之人言。而言社会，则首言其风气。此即社会生命之表现。

中国历代社会风气皆有变，汉唐宋明清各不同。即前后汉，盛中晚唐，南北宋又各有不同。清代如顺康雍与乾嘉与道咸同光亦各不同。但两千五百年始终只是一中国。要之，中国人视社会犹重于政治，而言社会则必首重风气。所谓不同，主要乃指风气言。此乃一种超物质之生命表现，故尤当重视。

西方人抱个人主义，知有小生命，不知有大生命。即宗教信仰，灵魂依然属个人，但有更长之延续，不见有大生命之存在。故灵魂与天堂，仍是一种变相之物质想像。换言之，西方人能有分别观，不能有和合观。如西方人其游历亦无如中国之风景观。一江一山，形态各别。余曾游美国尼加拉瀑布，汽车直达瀑布之上背，游者皆为看瀑布来，不知瀑布亦当配合其外围环境而成一风景。不保全其四围之环境，唯一瀑布孤立特出，则不成为风景。有瀑布，无风景，则大失其可欣赏之意味。

故西方人言社会，亦不知言风气或风俗。如雅典、罗马，游者只想慕其建筑古迹，皆物质方面，而生命则早离去。如瞻仰埃及金字塔，又乌得感触到古埃及人生命之气味。如游伦敦、巴黎，仅观其西敏寺、白金汉宫，凯旋门与凡尔赛宫，亦皆以物质建设来代表历史精神。然物质建设乃死的，人文精神是活的。物质高压在精神之上，精神亦终将窒息而死。埃及、雅典、罗马即其前车之鉴。西方人唯重物质，故重分别，不知有超物质之共同气象共同精神。依中国人观念，雅典、罗马、巴黎、伦敦，除物质建设外仍各有其气象之分别。物质有分别，气象方面亦终不得一共同之会通。整部欧洲史，以分裂始，恐亦仍将以分裂终，至今不见一可以共同会通之迹象。国家如此，正因于社会如此。社会如此，正因于人生如此。东西方之人生观念，与人生境界，在此乃有大不同。

中庸云：“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此味字诚大可味。舌以辨味，然使仅有舌，无茶可饮，无膳可食，味又何在。使仅有茶有膳，而非以舌辨，则味又何存。茶膳为物，舌辨在心，心与物会合，乃生味。夫妇为人伦之始，非男女配合，焉有夫妇，又乌得有夫妇之情。雌雄男女，以物质分。阴阳刚柔，乃见性情。人同此性，亦同此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皆人情，乃可味。饮膳之味最易知，其他之味则不易知。中国饮膳之味，至今为全世界之冠。调味之术，亦浅显易知。如进西餐，牛猪鸡鱼分别烹煮，其他甜酸苦辣咸，分装瓶碟中，由人自加取用。另有蔬菜，如瓜如豆，亦另煮，加荤菜旁。中国烹调荤素五味同在一锅中调制。即此和合与分别之调制法，乃成中西膳味之大不同。分别和合，孰为得人情之真味，则必有能辨者矣。

又西方烹调，五牲腹中肠肚心肺之类多废弃，不列为食品。中国则此等转成珍味。西方社会一时有一时之弃人。如农奴社会，农人即在所弃。封建社会所弃益多。资本主义社会，失业者即是所弃，实则劳工亦然。大体言之，西方社会中，老人皆可弃。而中国社会则老人正属人生调味中一珍品，有其无用之用。一家有老人，斯为一家之福。一乡有老人，斯为一乡之荣。非对人生真知味者，则难与言之。

味觉在舌，觉亦有能所之辨。舌是能觉，所饮食之物之味乃所觉。能所合一，乃有觉。抑且舌非能觉之体，觉之体在心。耳听目视皆然。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外无声色，耳目何闻何见。但闻见在心，不在耳目。故聪明乃属生命，非属耳目。觉亦属生命，不属口舌。再言味，如茶，镇江金山第一泉，无锡惠山第二泉，西湖有虎跑泉，烹为茶，味特佳。又有火候，非精于此道者不知。茶壶，宜兴产最佳。盖碗茶亦多味。倘盛于热水瓶玻璃杯中，则味变。猛咽浅尝，皆失味，又须一特殊之情调与环境，乃得饮茶知味。进食亦需齿牙咀嚼，口液相助。专赖舌，又何知味。又且饮食知味，亦久而始知。故学者觉也。有好心情，乃有好滋味。学而时习，乃有觉有知。有先觉，有后觉。有先知，有后知。即一饮一食，亦皆生命，必积岁月而后成。燧人氏发明火食，岂遽即知味。生命乃一超物质之知，乃一种会通和合之知，积年累月乃知。所谓通天人合内外，非学而时习，何以得此。朱子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达。”即饮茶一端，亦可喻之。

西方哲学必分别心物言。或主唯心，或主唯物。或主心一元，或主物一元。若以中国人观念，何有离物之心，亦何有离心之物，即以饮食知味一事证之即见。亦可谓饮食乃小生命，而知味乃大生命。幼童饮食仅解饥渴，乃个人小生命所需。而知味则成年人事，人人同，世世同。中国人饮茶，自唐迄今已逾千年，乃成一大生命中事。饥欲食，渴欲饮，饥渴即解，事即已。至饮茶知味，喜之爱之，此属情。大生命中，亦包涵有小生命。倘无小生命，则大生命亦失其存在。然大生命终与小生命有别。欲则随人随时而异，情则异人可同，异时可同。人而无情，斯终不能见其生命之大。

何以能人同此情？中国人则本原之于性。性又本原之于天。天则超物质。饮茶之演进，由欲而达于情，出于不知不觉之自然，故亦成于人之性。而饮茶知味，必见于日常之人心，故曰心情。饮茶而好之，亦见人心之大同，故饮茶亦成文化中一事，即人类大生命之事。生命必附随于物质，但生命之真，则其主要不在物质，而在性情上。饮茶知味，特情性之微末小节，为易见易知之一端。

中国人言“喜怒哀乐爱恶欲”，则欲亦七情之一，而又为七情之总。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皆人类大生命中至高至大之情。至于渴欲饮，饥欲食，则限于物质，事过即已。故饮食之欲，与欲仁欲立欲达之欲，大不同。后代终以情欲分言，而性情则合言之。然孟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男女亦属性。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须修，何以修？则修之心。修心所以养性。心属人，性属天，修心以养性，不啻谓修人以养天。此乃修其小生命，以养其大生命。大生命无可着手，着手当在小生命上。换言之，生命无可着手，着手乃在物质上。通天人，合内外，其实则仍从事在物质。故修心又谓之修身，舍物质舍身，则一切又何所从事。

兹再进而言之。生命亦从物质中来，凡物质亦同有性。不论有生物无生物，莫不有性。则宇宙大自然，实即一大生命。道家言气，即主从宇宙大自然中见生命。儒家则重言心，此宇宙大生命即见于心。此心亦即为宇宙大生命之主。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即知此大生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我心与此大生命乃能合一而无间。天所命在外，心所欲在内。从心所欲不逾矩，则通天人合内外之至，斯即生命之最高境界。合宇宙自然万物而成为一生命，其事无所不包，无所不涵，至为广大悠久，无时无地，皆此一大生命。极复杂，极变动，而其中有矩。孔子此一矩字，即后代宋明理学家之所谓理。故朱子言气中必有理，必格物以穷理，此亦所以通天人而合内外。

今人好分言自然与人文，实则此两者间，并无明白界线可分。如电灯自来水，属自然抑属人文？论及人类文化，电灯自来水岂能拒弃不列，故电灯自来水亦属人类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亦不得不认为亦属自然物质之一部分。唯当和合自然与人生，乃见生命之真，乃见生命之大。故自然与人生，实可分而不可分。亦如天人内外之可分而不可分。

然生命之真实而重要者，乃情，非欲。亦如饮食，不经消化无营养，反滋疾病，转致死亡。故物质建设，仅以供人之欲，以今语言，当称文明，不称文化。物质文明愈发展，人欲日增，人情日减。欲日浓，情日薄。近代人类文化大患即在此。未有电灯自来水之前，人类早有喜怒哀乐。自有电灯自来水以后，人之喜怒哀乐未必有进，或转有退。自有枪炮核子武器，杀人之欲乃大增。纵言享受，饮食解饥渴，非享受，知味乃享受，但极微末。电灯下之享受，未必胜于油灯下。饮自来水，亦未必胜于掘井而饮。喜怒哀乐之深厚广大，始是真人生，真享受。物质条件特其手段工具，与享受尚隔一层。

西方宗教信灵魂上天堂，亦从外面环境上打算。苟使灵魂在天堂，并无喜怒哀乐之情，则转不如尘世人生之有此享受。即下地狱，有哀有怒，亦真人生。无哀怒，亦即无喜乐，不能分别以求，只有喜乐，而更无哀怒。如饮食，甜酸苦辣咸，五味亦只一味。无苦无辣，亦不成味。亦如生必有死。灵魂上天堂，无死即无生。中国人懂得真人生，遂无其他民族一切宗教之产生。

中国人生最重礼。而事死之礼，更重于事生之礼。父母之丧，有哭有踊，哀之至矣。人生到此，非哀则不乐，极哀始是极乐。情之所至，又何哀乐之分。今一意求乐，不愿有哀，斯则所乐唯在物欲上，断非人情。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德即性情。违性非情，更何有德。孔子又曰：“志于道，据于德。”根据人性乃见大道，生命大道即在性，在情，在德，而一本于自然。故曰天命。孔子又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之生命，亦附随于其身。孔子之德，上同于天，下同于古今亿万世之人类，并广同于宇宙万物，斯则桓魋所无奈何。

鲁叔孙豹已先孔子言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功、言不朽易见，德不朽则难指。唯善读中国书，善观中国社会，则其事亦易知。此诚我民族文化一最大特点，其他民族知不及此。耶稣言“我将复活”。复活与不朽不同。埃及木乃伊不朽，但终不复活，亦并非中国人所言之不朽。木乃伊只躯体不朽，非生命不朽。耶稣之复活，则指躯体复活。德、功、言乃在大生命中不朽，非指物体之不朽。西方人只在物体上求不朽，躯体不能不朽。乃求灵魂上天堂，其视灵魂亦几下同于物质。中国人分言魂魄，魄即躯体之灵，人死躯体朽，则魄亦落地而尽。唯魂气则不随体魄俱尽，而能无不之，则魂即是气。孔子已死，而孔子生前所立之德、功、言则化为气，尚流行广被于宇宙间，常存在于大生命中，故谓之不朽。

道家以气言道，偏重在万物和合之大生命言，故曰：“失道而后德。”此犹言万物大生命失落而降为人类之小生命。其实人类小生命即从宇宙万物和合之大生命来，而此大生命则仍在小生命中见。由人生即可见宇宙大自然，由一人之德，即可见人类共通之大生命，如孔子是矣。故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天由性见，性由心见，此心有明德，明明德于天下，此即由小生命扩大而为大生命。人可以知天，亦可以合天，并可以同于天，此乃儒家义。

中庸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宇宙大自然，乃大德之敦化。人文化成，则小德之川流。至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以至孔子之时，此尤德之小者，然亦大德敦化中之一斑一点。小德大德，同此一德，孔孟儒家专从人文化成上言。墨子始推之于天，然而转失人文之深趣。庄老又推而言气，其于大德敦化之宇宙大自然，若更接近。然于川流之小德，则转更失之。孔子之言游于艺，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皆属艺。墨家于艺不如儒，而道家更主无为，以浑沌治天下，则于艺更远。

邹衍为阴阳家，继儒道两家而和合言之，分宇宙万物为五德，其实仍此一德。分空间为东南西北，分时间为春夏秋冬。而分中仍必有合。在此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之四分中，仍各有一中，则为五德。总之是一道，亦可谓只是一变动。一切变动仍同是一道。随时变，随地变，而此道则终是不变。只是此道在变动中。此即宇宙自然一大生命。外言之则曰道，内言之则为德。在人言之，则为其性情与行为。人类之一切性情行为，总超不出宇宙万物大自然之外。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乃如此。唯儒道两家之所言，常盘旋沈浸于高级知识分子之心中。而阴阳家言，则衍散流布于下层社会，而展演出今人所谓之种种迷信。

要言之，阴阳家言，虽亦以道为本，而终不免偏于艺。儒家言礼乐，实亦一艺。故阴阳家言更近于儒，而于道则较远。如言治平，而旁及于四时万物，如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小戴月令，皆是。下至民间医药铅汞神仙之术，以及相面算命之类，皆阴阳家言之引伸。其实西方宗教，歌颂祈祷亦一艺。科学家种种制造发明，亦皆艺。中国科学则尤与阴阳家结不解缘。孔子言道，必先据德依仁，乃始及于艺。汉儒多杂阴阳家言，终多游于艺，而于德与仁之意境，则不免渐趋于疏远。宋儒直探性命之本，乃为更切于德与仁之道，而于艺则较疏。如邵康节，乃摈不立于理学之正统。道艺之分，德术之别，其义深远，暂不详阐。

今以西方哲学言，必争心一元，或物一元。若谓中国有哲学，则当称德性一元。谓西方哲学必分宇宙观与人生观，则中国哲学每为天人合一观。如朱子论理气，皆兼天人言。实则中国人言心性，亦多兼指天人言。如言天性天心是也。故又言天道天德。道德心性是一，则天人亦是一，不可分。总之，实同一体，而其体变动不居，故谓之道。何以一切万有变动不居，而能和合成一道，则由其同一德。同一道同一德，而可有种种相异，阴阳家又分之为五德，又分之为阴阳之两道。其实众异仍是一同，此乃中国人见解。

以西方科学言，西方人既言自然科学，又继之言人文科学。实则如电灯自来水，皆属人文，不当属自然。孔子所谓之游于艺，此一艺字，即可包括一切西方科学之发明在内。不当外于人文而有艺，则亦不当外于人文而有所谓自然科学。周官言“正德、利用、厚生”，此可举为一切科学之主要纲领。西方科学仅知利用，而不言正德。不知所以正德，即亦不知所以厚生。故西方科学虽重利用，而并不能厚生，以其不知有正德也。何以谓其不知正德？即据其发明种种杀人利器言，即可为其明证。

生则必有死，亦必有杀。阴阳家言，春夏富生气，秋冬富杀气，东南富生气，西北富杀气。故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仁为生德，义则兼杀。中国人言人生，亦非仅主生，不主杀。情中有怒，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何尝必避杀。孟子曰：“唯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言不嗜杀，亦见人生不能绝不杀。唯杀道当本于生道，故孟子兼言仁义，而孔子尤特言仁，亦见其深义所在矣。今若谓中国人之天时地利在东方，故其文化精神更重仁。西方欧洲人之天时地利，其文化精神偏于义。各得一偏，而不能相缺，此亦未尝不可。继康德而起者，德国有哲学家黑格尔创为历史哲学，谓日出东方没于西，故人类文化起于远东中国，西及印度阿拉伯，乃及西欧，而德国为其最高之归宿。彼不知德国后尚有俄罗斯，又不知日没于西，又出于东，天运循环，则中国又当为人类新文化之再开始。其所拟议，岂不较两千年前中国阴阳家言尚远逊。以其存心偏，只据各自小生命为出发点，则宜其无当。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生杀亦两端，亦可谓道艺亦即两端，又可谓仁义亦两端，执两用中之深义诚大值探讨。

人道有死有杀，死为自然，杀属人文，实则仍为一体。故七情中有喜亦有怒，有乐亦有哀。大抵见杀则怒，见死则哀。中国人于七情中最戒怒，因怒近杀。不讳哀而戒其伤。孔子曰：“小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伤亦具杀意，故亦戒之。西方文化则杀气似多于生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寓杀气。又言人生原始罪恶，世界必具末日，则可怒亦可伤。乃以天堂极乐补偿其缺憾。中国人则即此世界可有怒亦可有哀，能少杀，能不伤，斯止矣。

中国人于七情之外又言怨，有怨怒，有哀怒。孟子曰：“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有怒而不能发泄，斯怨矣。中国诗人屡咏怨妇怨女，女性多情，有哀而不能泄，斯有怨。不怨天，不尤人，不怨于外，而只自怨其内，斯亦止矣。凡有情不能伸，则有怨。喜乐与爱皆伸于外，故无怨。有怒，有哀，有恶，而不能伸，则怨。怨不伤人，能不自伤亦止矣。苏轼记吹箫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亦人生中可有之一境界，唯当同情。中国人之人生哲学，常运用在人情上，无人情，斯亦无人生。修心养性，亦修养此情而止，岂专在外面物质上用心，斯所以谓之正德。即及于物，亦必言德。中国之文化深义即在此。

今吾国人，外患迭至而不能御，能知哀怨亦可矣，乃一意唯喜乐之求，一若唯喜唯乐乃能得救。喜乐不可得，乃转而为怒。不能怒于外，而转怒于内。不能杀敌御侮，转而自杀。此七十年来国人之死于内战，死于政治压迫者又何限。斯诚至可悲悼之极矣。亦可谓浅见薄情之至，夫复何言。中国古人见之，当叹成何气象？言念及此，不觉心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