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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 大生命与小生命

文化乃群体一大生命,与个己小生命不同。个己小生命必寄存在躯体物质中,其生命既微小,又短暂。大生命乃超躯体而广大悠久。不仅人类为然,凡有生之动植物无不皆然。

如一草地,绿草如茵,生意盎然。实则今年之草,已非去年之草,而此草地则可历数十百年而常在。此一草地,可谓有大生命存在。深山巨壑,群木参天,郁郁苍苍,此亦一大生命。诗曰:“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三千年前诗人所咏,宛然如在目前。鸢与鱼之生命,已不知其几易,而其飞其跃,则三千年犹然。故鸢鱼仅有小生命,而其飞其跃,则乃大生命。

人类文化亦然,亦有其绿意之盎然,亦有其飞跃之群态。中国古人谓之“人文化成”,今则称之曰文化。此皆一大生命之表现,非拘限于物质条件者之所能知。中国人言气象,今人多失其解。气象即超物质之存在。姑就个人言,或刚或柔,或安或躁,或健旺,或衰老,皆可以气象觇。人之品德修养,亦从气象见。宋明理学家好言圣贤气象,今人对此四字,则感毫无著落。

个人然,社会亦然。中国人言风俗,亦即气象。今人则唯关心物质条件,更不言风俗。国家亦有气象,即全国之大生命。又言形势。或曰王气,或曰王者气象,可觇国运隆衰,可卜世局安危。如西周都镐京,东周迁雒邑,两地气象即不同。西汉都长安,东汉迁洛阳,两地气象又不同。唐都长安,宋迁汴京,气象更不同。南朝都金陵,南宋都杭州,偏安之局,气象又各不同。元承辽,下及明、清,建都北平,逾八百载。历代衡论立国建都,必就其天时地利,山川形势,历史演变,衣冠文物,聚散衰旺。而孰为之头脑指挥,孰为之心脏营养,孰为之手足捍卫,而选都立国,必有其一定之气象。记载昭然,读者可自寻索之。

三国时诸葛孔明为刘先主谋建国于蜀,东联吴,北拒魏。退可以守,进可以战。及其辅后主,先南平孟获,再六出祈山,无后顾之忧,必以北进为立国精神之所寄。盱衡全局,就天下大形势以定建国方略,蜀地之气象则然也。吴三桂起于滇,必争三湘,移师中原,乃可立国。洪秀全起于广西,而奠都南京,不知全军北向,此已无成功之望。全部中国二十五史,何以定,则必定于一。何以一,则必以全中国为一体,即所谓天下者。而衡量其大形势之必当进必当安以为定。何者?国家大生命之延续,非仅止于其内部血脉之流通,必当超疆域而观其全局,此谓气象。岂浅见薄识者之所能知。

今国人言气象,专指天时之阴晴寒暖言。古人言气象,则兼指天时地利人和言。通天人,合内外,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拘于一时一物,则有气质,有形象,非气象。故人物社会国与天下,皆可有气象,而今人则不之知。

中国古人又言风景,今人亦失其解。西晋末,名士渡江,集宴新亭,有人谓:“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江山之异。”闻者感慨,为之泣下。金陵江山岂能同于洛阳,故国已丧,羁留异土,乌得不感慨泣下。然而犹云风景不殊,所以中原文物尚能在南方绵延,而东晋南朝,一线国脉,赖以保存。此后王勃亦尚谓“风景挟江山之助”。江山限于有形之物质,而风景则超物质之上,虽不能脱离物质,非江山无以见,而实则超江山之上,有非江山之所限者。

苏州城外有虎丘,亦风景名区,千古游人同所欣赏。但仅一土堆,不成一山。丘旁亦无水流。然丘上有千人石,有一线天,颇具名山胜概。丘隅一小茶楼,有一横匾,书“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凭窗远眺,西南有太平天目诸山。匾语见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已隔千年。滁州、苏州山水风土绝不同,而茶楼此一匾,却正见风景之不殊矣。风景二字亦有用之人物者。晋书刘毅传:“义士宗其风景,州闾归其清流。”孔子曰:“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仁者静,知者动。仁者寿,知者乐。”是人物与山水可以风景相拟,孔子已先发其趣矣。

风景与气象两语,合同言之,可曰风气,又曰景象。景象较落实于物质方面,而风气一语则必超物质始能识。中国人言时代,每指言其风气。风气即此时代之生命所在,文化所在。然此义深邃,又岂今人所能领会。孔子曰:“夏尚忠,殷尚鬼,周尚文。”此亦见三代风气不同。代者,如传宗接代,以后人代前人。尚者宗也,子孙祖宗一线相承,正见大生命之所在。有宗则常,有代则变。中国人言乃如此。今人乃欲以一己之小生命,来对抗外在之大生命。大生命倘受害,小生命又何得完美。

使用机器,求省人力,亦并非不可。主要在省力后能把此力运用到对生命更有意义有价值处去。不当仅凭机器来为私人谋发财。专从此一节言,共产主义亦有胜于资本主义处,主要在限制私人商业之无限扩展。如发明了电灯自来水,可使大家省力。主要还当共心,大家用心在大生命之理想上,此即中国人之道德与艺术,乃始有其更大之前途。

中国社会农业为井田制,工业为官廪制,不废其私,而私皆为公。商业亦本属官廪,后乃私营,但仍主为公不为私,又曰信义通商。而又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言大生命,则曰家曰群,政治则群中一重要事项。故言政治,必推本于社会。而劳心者则指从事政治之人言。而言社会,则首言其风气。此即社会生命之表现。

中国历代社会风气皆有变,汉唐宋明清各不同。即前后汉,盛中晚唐,南北宋又各有不同。清代如顺康雍与乾嘉与道咸同光亦各不同。但两千五百年始终只是一中国。要之,中国人视社会犹重于政治,而言社会则必首重风气。所谓不同,主要乃指风气言。此乃一种超物质之生命表现,故尤当重视。

西方人抱个人主义,知有小生命,不知有大生命。即宗教信仰,灵魂依然属个人,但有更长之延续,不见有大生命之存在。故灵魂与天堂,仍是一种变相之物质想像。换言之,西方人能有分别观,不能有和合观。如西方人其游历亦无如中国之风景观。一江一山,形态各别。余曾游美国尼加拉瀑布,汽车直达瀑布之上背,游者皆为看瀑布来,不知瀑布亦当配合其外围环境而成一风景。不保全其四围之环境,唯一瀑布孤立特出,则不成为风景。有瀑布,无风景,则大失其可欣赏之意味。

故西方人言社会,亦不知言风气或风俗。如雅典、罗马,游者只想慕其建筑古迹,皆物质方面,而生命则早离去。如瞻仰埃及金字塔,又乌得感触到古埃及人生命之气味。如游伦敦、巴黎,仅观其西敏寺、白金汉宫,凯旋门与凡尔赛宫,亦皆以物质建设来代表历史精神。然物质建设乃死的,人文精神是活的。物质高压在精神之上,精神亦终将窒息而死。埃及、雅典、罗马即其前车之鉴。西方人唯重物质,故重分别,不知有超物质之共同气象共同精神。依中国人观念,雅典、罗马、巴黎、伦敦,除物质建设外仍各有其气象之分别。物质有分别,气象方面亦终不得一共同之会通。整部欧洲史,以分裂始,恐亦仍将以分裂终,至今不见一可以共同会通之迹象。国家如此,正因于社会如此。社会如此,正因于人生如此。东西方之人生观念,与人生境界,在此乃有大不同。

中庸云:“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此味字诚大可味。舌以辨味,然使仅有舌,无茶可饮,无膳可食,味又何在。使仅有茶有膳,而非以舌辨,则味又何存。茶膳为物,舌辨在心,心与物会合,乃生味。夫妇为人伦之始,非男女配合,焉有夫妇,又乌得有夫妇之情。雌雄男女,以物质分。阴阳刚柔,乃见性情。人同此性,亦同此情,喜怒哀乐爱恶欲皆人情,乃可味。饮膳之味最易知,其他之味则不易知。中国饮膳之味,至今为全世界之冠。调味之术,亦浅显易知。如进西餐,牛猪鸡鱼分别烹煮,其他甜酸苦辣咸,分装瓶碟中,由人自加取用。另有蔬菜,如瓜如豆,亦另煮,加荤菜旁。中国烹调荤素五味同在一锅中调制。即此和合与分别之调制法,乃成中西膳味之大不同。分别和合,孰为得人情之真味,则必有能辨者矣。

又西方烹调,五牲腹中肠肚心肺之类多废弃,不列为食品。中国则此等转成珍味。西方社会一时有一时之弃人。如农奴社会,农人即在所弃。封建社会所弃益多。资本主义社会,失业者即是所弃,实则劳工亦然。大体言之,西方社会中,老人皆可弃。而中国社会则老人正属人生调味中一珍品,有其无用之用。一家有老人,斯为一家之福。一乡有老人,斯为一乡之荣。非对人生真知味者,则难与言之。

味觉在舌,觉亦有能所之辨。舌是能觉,所饮食之物之味乃所觉。能所合一,乃有觉。抑且舌非能觉之体,觉之体在心。耳听目视皆然。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外无声色,耳目何闻何见。但闻见在心,不在耳目。故聪明乃属生命,非属耳目。觉亦属生命,不属口舌。再言味,如茶,镇江金山第一泉,无锡惠山第二泉,西湖有虎跑泉,烹为茶,味特佳。又有火候,非精于此道者不知。茶壶,宜兴产最佳。盖碗茶亦多味。倘盛于热水瓶玻璃杯中,则味变。猛咽浅尝,皆失味,又须一特殊之情调与环境,乃得饮茶知味。进食亦需齿牙咀嚼,口液相助。专赖舌,又何知味。又且饮食知味,亦久而始知。故学者觉也。有好心情,乃有好滋味。学而时习,乃有觉有知。有先觉,有后觉。有先知,有后知。即一饮一食,亦皆生命,必积岁月而后成。燧人氏发明火食,岂遽即知味。生命乃一超物质之知,乃一种会通和合之知,积年累月乃知。所谓通天人合内外,非学而时习,何以得此。朱子言:“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达。”即饮茶一端,亦可喻之。

西方哲学必分别心物言。或主唯心,或主唯物。或主心一元,或主物一元。若以中国人观念,何有离物之心,亦何有离心之物,即以饮食知味一事证之即见。亦可谓饮食乃小生命,而知味乃大生命。幼童饮食仅解饥渴,乃个人小生命所需。而知味则成年人事,人人同,世世同。中国人饮茶,自唐迄今已逾千年,乃成一大生命中事。饥欲食,渴欲饮,饥渴即解,事即已。至饮茶知味,喜之爱之,此属情。大生命中,亦包涵有小生命。倘无小生命,则大生命亦失其存在。然大生命终与小生命有别。欲则随人随时而异,情则异人可同,异时可同。人而无情,斯终不能见其生命之大。

何以能人同此情?中国人则本原之于性。性又本原之于天。天则超物质。饮茶之演进,由欲而达于情,出于不知不觉之自然,故亦成于人之性。而饮茶知味,必见于日常之人心,故曰心情。饮茶而好之,亦见人心之大同,故饮茶亦成文化中一事,即人类大生命之事。生命必附随于物质,但生命之真,则其主要不在物质,而在性情上。饮茶知味,特情性之微末小节,为易见易知之一端。

中国人言“喜怒哀乐爱恶欲”,则欲亦七情之一,而又为七情之总。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此皆人类大生命中至高至大之情。至于渴欲饮,饥欲食,则限于物质,事过即已。故饮食之欲,与欲仁欲立欲达之欲,大不同。后代终以情欲分言,而性情则合言之。然孟子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饮食男女亦属性。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须修,何以修?则修之心。修心所以养性。心属人,性属天,修心以养性,不啻谓修人以养天。此乃修其小生命,以养其大生命。大生命无可着手,着手当在小生命上。换言之,生命无可着手,着手乃在物质上。通天人,合内外,其实则仍从事在物质。故修心又谓之修身,舍物质舍身,则一切又何所从事。

兹再进而言之。生命亦从物质中来,凡物质亦同有性。不论有生物无生物,莫不有性。则宇宙大自然,实即一大生命。道家言气,即主从宇宙大自然中见生命。儒家则重言心,此宇宙大生命即见于心。此心亦即为宇宙大生命之主。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即知此大生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则我心与此大生命乃能合一而无间。天所命在外,心所欲在内。从心所欲不逾矩,则通天人合内外之至,斯即生命之最高境界。合宇宙自然万物而成为一生命,其事无所不包,无所不涵,至为广大悠久,无时无地,皆此一大生命。极复杂,极变动,而其中有矩。孔子此一矩字,即后代宋明理学家之所谓理。故朱子言气中必有理,必格物以穷理,此亦所以通天人而合内外。

今人好分言自然与人文,实则此两者间,并无明白界线可分。如电灯自来水,属自然抑属人文?论及人类文化,电灯自来水岂能拒弃不列,故电灯自来水亦属人类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亦不得不认为亦属自然物质之一部分。唯当和合自然与人生,乃见生命之真,乃见生命之大。故自然与人生,实可分而不可分。亦如天人内外之可分而不可分。

然生命之真实而重要者,乃情,非欲。亦如饮食,不经消化无营养,反滋疾病,转致死亡。故物质建设,仅以供人之欲,以今语言,当称文明,不称文化。物质文明愈发展,人欲日增,人情日减。欲日浓,情日薄。近代人类文化大患即在此。未有电灯自来水之前,人类早有喜怒哀乐。自有电灯自来水以后,人之喜怒哀乐未必有进,或转有退。自有枪炮核子武器,杀人之欲乃大增。纵言享受,饮食解饥渴,非享受,知味乃享受,但极微末。电灯下之享受,未必胜于油灯下。饮自来水,亦未必胜于掘井而饮。喜怒哀乐之深厚广大,始是真人生,真享受。物质条件特其手段工具,与享受尚隔一层。

西方宗教信灵魂上天堂,亦从外面环境上打算。苟使灵魂在天堂,并无喜怒哀乐之情,则转不如尘世人生之有此享受。即下地狱,有哀有怒,亦真人生。无哀怒,亦即无喜乐,不能分别以求,只有喜乐,而更无哀怒。如饮食,甜酸苦辣咸,五味亦只一味。无苦无辣,亦不成味。亦如生必有死。灵魂上天堂,无死即无生。中国人懂得真人生,遂无其他民族一切宗教之产生。

中国人生最重礼。而事死之礼,更重于事生之礼。父母之丧,有哭有踊,哀之至矣。人生到此,非哀则不乐,极哀始是极乐。情之所至,又何哀乐之分。今一意求乐,不愿有哀,斯则所乐唯在物欲上,断非人情。孔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德即性情。违性非情,更何有德。孔子又曰:“志于道,据于德。”根据人性乃见大道,生命大道即在性,在情,在德,而一本于自然。故曰天命。孔子又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孔子之生命,亦附随于其身。孔子之德,上同于天,下同于古今亿万世之人类,并广同于宇宙万物,斯则桓魋所无奈何。

鲁叔孙豹已先孔子言立德、立功、立言为人生三不朽。功、言不朽易见,德不朽则难指。唯善读中国书,善观中国社会,则其事亦易知。此诚我民族文化一最大特点,其他民族知不及此。耶稣言“我将复活”。复活与不朽不同。埃及木乃伊不朽,但终不复活,亦并非中国人所言之不朽。木乃伊只躯体不朽,非生命不朽。耶稣之复活,则指躯体复活。德、功、言乃在大生命中不朽,非指物体之不朽。西方人只在物体上求不朽,躯体不能不朽。乃求灵魂上天堂,其视灵魂亦几下同于物质。中国人分言魂魄,魄即躯体之灵,人死躯体朽,则魄亦落地而尽。唯魂气则不随体魄俱尽,而能无不之,则魂即是气。孔子已死,而孔子生前所立之德、功、言则化为气,尚流行广被于宇宙间,常存在于大生命中,故谓之不朽。

道家以气言道,偏重在万物和合之大生命言,故曰:“失道而后德。”此犹言万物大生命失落而降为人类之小生命。其实人类小生命即从宇宙万物和合之大生命来,而此大生命则仍在小生命中见。由人生即可见宇宙大自然,由一人之德,即可见人类共通之大生命,如孔子是矣。故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天由性见,性由心见,此心有明德,明明德于天下,此即由小生命扩大而为大生命。人可以知天,亦可以合天,并可以同于天,此乃儒家义。

中庸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宇宙大自然,乃大德之敦化。人文化成,则小德之川流。至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以至孔子之时,此尤德之小者,然亦大德敦化中之一斑一点。小德大德,同此一德,孔孟儒家专从人文化成上言。墨子始推之于天,然而转失人文之深趣。庄老又推而言气,其于大德敦化之宇宙大自然,若更接近。然于川流之小德,则转更失之。孔子之言游于艺,礼乐教化,治国平天下,皆属艺。墨家于艺不如儒,而道家更主无为,以浑沌治天下,则于艺更远。

邹衍为阴阳家,继儒道两家而和合言之,分宇宙万物为五德,其实仍此一德。分空间为东南西北,分时间为春夏秋冬。而分中仍必有合。在此东南西北春夏秋冬之四分中,仍各有一中,则为五德。总之是一道,亦可谓只是一变动。一切变动仍同是一道。随时变,随地变,而此道则终是不变。只是此道在变动中。此即宇宙自然一大生命。外言之则曰道,内言之则为德。在人言之,则为其性情与行为。人类之一切性情行为,总超不出宇宙万物大自然之外。中国人之宇宙观与人生观乃如此。唯儒道两家之所言,常盘旋沈浸于高级知识分子之心中。而阴阳家言,则衍散流布于下层社会,而展演出今人所谓之种种迷信。

要言之,阴阳家言,虽亦以道为本,而终不免偏于艺。儒家言礼乐,实亦一艺。故阴阳家言更近于儒,而于道则较远。如言治平,而旁及于四时万物,如吕览十二纪,淮南时则,小戴月令,皆是。下至民间医药铅汞神仙之术,以及相面算命之类,皆阴阳家言之引伸。其实西方宗教,歌颂祈祷亦一艺。科学家种种制造发明,亦皆艺。中国科学则尤与阴阳家结不解缘。孔子言道,必先据德依仁,乃始及于艺。汉儒多杂阴阳家言,终多游于艺,而于德与仁之意境,则不免渐趋于疏远。宋儒直探性命之本,乃为更切于德与仁之道,而于艺则较疏。如邵康节,乃摈不立于理学之正统。道艺之分,德术之别,其义深远,暂不详阐。

今以西方哲学言,必争心一元,或物一元。若谓中国有哲学,则当称德性一元。谓西方哲学必分宇宙观与人生观,则中国哲学每为天人合一观。如朱子论理气,皆兼天人言。实则中国人言心性,亦多兼指天人言。如言天性天心是也。故又言天道天德。道德心性是一,则天人亦是一,不可分。总之,实同一体,而其体变动不居,故谓之道。何以一切万有变动不居,而能和合成一道,则由其同一德。同一道同一德,而可有种种相异,阴阳家又分之为五德,又分之为阴阳之两道。其实众异仍是一同,此乃中国人见解。

以西方科学言,西方人既言自然科学,又继之言人文科学。实则如电灯自来水,皆属人文,不当属自然。孔子所谓之游于艺,此一艺字,即可包括一切西方科学之发明在内。不当外于人文而有艺,则亦不当外于人文而有所谓自然科学。周官言“正德、利用、厚生”,此可举为一切科学之主要纲领。西方科学仅知利用,而不言正德。不知所以正德,即亦不知所以厚生。故西方科学虽重利用,而并不能厚生,以其不知有正德也。何以谓其不知正德?即据其发明种种杀人利器言,即可为其明证。

生则必有死,亦必有杀。阴阳家言,春夏富生气,秋冬富杀气,东南富生气,西北富杀气。故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仁为生德,义则兼杀。中国人言人生,亦非仅主生,不主杀。情中有怒,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何尝必避杀。孟子曰:“唯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言不嗜杀,亦见人生不能绝不杀。唯杀道当本于生道,故孟子兼言仁义,而孔子尤特言仁,亦见其深义所在矣。今若谓中国人之天时地利在东方,故其文化精神更重仁。西方欧洲人之天时地利,其文化精神偏于义。各得一偏,而不能相缺,此亦未尝不可。继康德而起者,德国有哲学家黑格尔创为历史哲学,谓日出东方没于西,故人类文化起于远东中国,西及印度阿拉伯,乃及西欧,而德国为其最高之归宿。彼不知德国后尚有俄罗斯,又不知日没于西,又出于东,天运循环,则中国又当为人类新文化之再开始。其所拟议,岂不较两千年前中国阴阳家言尚远逊。以其存心偏,只据各自小生命为出发点,则宜其无当。孔子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生杀亦两端,亦可谓道艺亦即两端,又可谓仁义亦两端,执两用中之深义诚大值探讨。

人道有死有杀,死为自然,杀属人文,实则仍为一体。故七情中有喜亦有怒,有乐亦有哀。大抵见杀则怒,见死则哀。中国人于七情中最戒怒,因怒近杀。不讳哀而戒其伤。孔子曰:“小雅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因伤亦具杀意,故亦戒之。西方文化则杀气似多于生气。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寓杀气。又言人生原始罪恶,世界必具末日,则可怒亦可伤。乃以天堂极乐补偿其缺憾。中国人则即此世界可有怒亦可有哀,能少杀,能不伤,斯止矣。

中国人于七情之外又言怨,有怨怒,有哀怒。孟子曰:“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有怒而不能发泄,斯怨矣。中国诗人屡咏怨妇怨女,女性多情,有哀而不能泄,斯有怨。不怨天,不尤人,不怨于外,而只自怨其内,斯亦止矣。凡有情不能伸,则有怨。喜乐与爱皆伸于外,故无怨。有怒,有哀,有恶,而不能伸,则怨。怨不伤人,能不自伤亦止矣。苏轼记吹箫者,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此亦人生中可有之一境界,唯当同情。中国人之人生哲学,常运用在人情上,无人情,斯亦无人生。修心养性,亦修养此情而止,岂专在外面物质上用心,斯所以谓之正德。即及于物,亦必言德。中国之文化深义即在此。

今吾国人,外患迭至而不能御,能知哀怨亦可矣,乃一意唯喜乐之求,一若唯喜唯乐乃能得救。喜乐不可得,乃转而为怒。不能怒于外,而转怒于内。不能杀敌御侮,转而自杀。此七十年来国人之死于内战,死于政治压迫者又何限。斯诚至可悲悼之极矣。亦可谓浅见薄情之至,夫复何言。中国古人见之,当叹成何气象?言念及此,不觉心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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