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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国家与政府

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国人重人之德性,故重公更过于重私,重大更过于重小。国家民族之大生命更重于家室个别之小生命。人类之德性,亦于此表达。而为政为教之大公至正之大本大源,亦胥在是矣。

今择国家与政府一题论之。此大有关人事之诸方面,而亦东西文化相异一好例。西方人似乎先有政府,而同时并无一国家观念。如古希腊,乃以一民族同居一小小半岛上,城邦分裂,雅典斯巴达,如是者,乃以百计。此诸城邦,则各有一政府为之代表,但非先认有一民族与国家之存在。其城邦郊外,尚有耕地与农民,但受城邦政府议会之统治而供其奴役。故古希腊有政府无国家。

罗马亦一城邦。唯重军事武力,异于希腊之重商业。遂以征服意大利半岛,乃有罗马帝国。但其政府则仍是一城邦政府,而统治此半岛。非由此半岛上人自建国家,自成政府。帝国逐步扩大,北及法兰西、英格兰,南及地中海四围,远及非、亚两洲,然仍由此一城邦政府来征服与统治。此一政府绵延甚久,其间亦有种种变革,然论其大体,则先后相承,无大相异。故罗马乃由一城邦扩张为帝国,实不得谓是一国家。如埃及、波斯,同属此一政府之统治,不得谓同组成此政府。史例昭然,无可否认。

西方中古封建时期城邦废,堡垒兴。一家贵族凭仗武力保有此一堡垒,并及其堡垒以外附近之农奴及耕地。显然更不得谓是一国家。文艺复兴,沿海新城市兴起,先自意大利半岛,次及北欧波罗的海沿岸。此诸新城市,可谓乃古希腊城邦之雏型。由是而有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荷兰,乃至法国、英国等现代国家,则可谓是古罗马帝国之雏型。此皆先有政府,后有国家。非国家由政府建立,亦非政府由国家建立。西方建国情势,与中国传统不同,大体同具有帝国型。推究根源,则仍以城邦为基础。意大利与德意志两国,成立最后,亦显然以城邦扩张而来。

以上略述西方史迹,而中国则大不然。中国自始即有一国家观念成立在先,然后乃有政府来代表此国家,管理此国家之事。此国家则相传称中国。外有四围,亦称四夷或四裔。先无此固定之分别,而已有此固定之观念。政府可有变,国家则终不变。如先有神农氏,次有黄帝,此两时期政府之详不可知,而其有变则可知。政府交替,中国人称之曰代。每一代政府历时有久暂,久者或绵亘四五世八九世,乃至十几世。每世则称之为朝,指其为全国所朝向,所共同拥戴,故中国历史上只见有朝代更迭,而国家则依然如故。至今二十五史相承,仍为一部中国史。故西洋的国家多变,中国则无变,仅政府朝代有变。继此以往,西洋诸国当仍有变,中国应仍无变。观念不同,而人事亦不同。中国观念先有家,其家人乃有父母、子女、夫妇诸别。西方人则先有此诸别,乃始合成为一家。孰是孰非,孰为合理,讨论东西文化异同,此一观念,诚值研讨。就世界形象言,自然为主,人文为副。战胜自然,另创天地,有此想,无此可能。主客之间,不当不辨。

就中国史言,此代表国家管理国家事务,而为国家人民共同朝向共同拥戴之政府,其成立亦可有种种不同因缘。最先或不可免武力征诛,如神农氏之征三苗,黄帝之诛蚩尤。而黄帝之代神农,或亦有征诛。但武力保持与武力创辟,事大不同。中国人观念,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其生,而民生之本则在其有积世相传道一风同之共同标准,即所谓礼乐教化,即今人之所谓文化。而教化之本,则在德不在力。权仗力,不仗德。立国之本,在德不在权。故圣帝明皇,代表此一国家之政治元首人物,中国人则常称其德性,不夸其权力。夷狄与中国之别乃在此。故又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则族类之异主要在心。舜东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同有此德,乃得同有此天下。此非空论,乃事实。中国人言,“一天人,合内外”。内为德性,外为道义。中国人乃为人类全体生命作广大悠久之打算。符其标准,乃得谓中国人。细加推溯,当自黄帝时已有此观念。明白言之,即在黄帝时,已有中国人与中国之观念存在,故司马迁史记以五帝本纪开始,而黄帝为第一人。中国古人所传种种文物,亦多创始于黄帝时代。此下中国人则群奉黄帝为中国之始祖,中国人尽为黄帝子孙。再上溯则有神农,亦称炎帝,故中国人亦群认为是炎黄子孙。

五帝之最后两代,则为唐尧虞舜。唐虞禅让,而尧舜之君德则尤为后世所传颂。尧禅舜,舜禅禹,皆以德,不以力。而禹之父鲧,以治水失当而殛死。禹继父业,子生方呱呱,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德功俱盛。禹亦禅位于益,而全国人民不忘禹之大德大功,终拥戴其子启承父位。于是国家之政治领袖,又自禅让转而为世袭。此一大转变,仍以德,不以力。此为治中国古史者,不得不特加注意一要目。

抑且禅让亦出公意。尧禅舜,亦须岳牧咸荐。四岳九牧,乃当时中央政府外许多地方政府中之首长,代表其他地方政府,而表示其公众之意见。在当时虽同属一国家,乃可有许多政府分层负责,作为代表,以管理此国家之许多事务。此一形势远在黄帝时已然。及大禹时,犹称万国,是每一政府皆得称国。以当时疆土言,主要不外黄河流域之两岸,而犹有此万国,则每一国疆土之小可知。大者当不过一城邦,小者当不过一堡垒。每地一政府,实即代表一家属。层累而上,乃有一万国共戴之共同政府,即一最高政府。而其首领则自黄帝以下皆称帝,大禹以下则称王。王者众所归往,即众所朝向。于是而有夏商周三代。其更迭亦以征诛,不以禅让。当时则称之曰革命。

天生民而立之君。天之大德曰生。其君之德能配天,能代表群生,而负责其政治任务,斯为王。禹之子孙失德,至桀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则商汤代之而起。汤之子孙失德,至纣而更甚,不克再配天,则周武王代之而起。天命所归有变,故曰革命。商汤南面而征北方怨,东面而征西方怨,则汤之武力亦尚其文德。周武王灭纣,而周人必尊周文王为王朝之始祖。唯文王之德克配上帝,故能受命于天。而周人又尊奉后稷为始祖,生民之诗已明白告人,后稷亦有父有母有邻里,同时有渔牧诸业。后稷之前,已远有生民,而必尊后稷为始祖者,因后稷教民稼穑,人民生业由是始定。

故周文王之前有后稷,犹黄帝之前有神农。中国人以农立国,远在有政治以前,人民生业已定。生业定,而后有政府。故五帝三代时之中国,即犹一天下。中国之外虽有夷狄,而不妨即称中国为天下。大学以“明明德”为三纲领之首,平天下为八条目之末。中国古人一切思想言论,皆本之其对以往历史之实际观念来。即大学亦如此。

现代国人治古史,谓必推本殷墟发掘之甲骨文字,乃有真凭实据,其他尽传说不足信。然甲骨仅中国古文字之一鳞片爪,若尽摒其他诸文字,则甲骨文亦无可说。或又谓,中国古史传说皆由孔子儒家之托古改制,则孔子岂不将成为中国一大说谎家。孔子当详说周公东征,杀其兄管叔,大义灭亲,摄王位而不居,何一系虚构?尚有其他大政绩,见于西周书,及其一切雅颂之见诗经三百首者,岂尽不如殷墟甲骨文之可信?此下治中国史,必仍溯诗书,迄今已三千年。所谓孔子之托古改制者究何在。

言生必言性命。孟子有性命之辨。使孔子不生当时,不周游当时之鲁、齐、卫、陈诸国,则不成为当时之孔子。使颜渊、子贡、子路、子夏而不遇孔子,亦不成其为颜渊子贡子路子夏。是命必有性,性亦必有命,天命人性,相融成体。而性命又各有分别。故行必兼乎言,而修必贵乎行,岂徒以语言文字为学,所能尽其为人之深趣。

中国人重视个性,而能和平相处。每不见当身之成功,而能在长时期之大群中,永留其影响。孔子道不行,鲁人欣赏其门人子贡,谓其贤于孔子。孔子死,子贡庐墓六年,其政治生涯随以终结。子夏居西河,魏文侯往见,子夏逾垣而避。此皆所谓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似无大表现,而实为中国传统文化奠定其深厚稳固之基础。故在儒家思想中,早包藏有道家精神,唯庄老始畅发之而已。秦汉以下,杰士名贤,无不同具此一型,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是已。而岂学术分家分派之观念,所能尽其深趣之所在。

孔子又言为己之学。己亦一人,知为己,即知为人。人亦一物,能格人,斯能格物。物亦一天,能通于物,斯必通于天矣。故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立足之地,瞬息之间,即广宇长宙之中心。环中在握,斯无穷亦有穷,此之谓止于至善。非至善即不能止,但非能止,亦不得为至善。

中国人言身家国天下,进则有国有天下,退则有身有家。亦有进至于天下而忘其国者,亦有退至于一身而忘其家者。孔子则曰“执两用中”。身家国天下,一体相通,进退自如,斯止矣。西方人好分别,各走极端。其宗教科学皆可忘其生命,或一意于天堂,或一意于太空。各有向往,而当前之性命则可置于不顾。濂溪言无极而太极,西方观念可谓只是太极而无极,有进而无退,有动而无止,忘置其当前之性命,则又何极之有。

中国自古即有一国家观,而西方无之。国家乃大群观,而性命则各别观。各别有性命,斯大群有文化。西方个人主义物质人生,不重视个人德性与大群体制,政治唯在小集团中争权利,谋功利而止。柏拉图之乌托邦凭空设想,以一哲人王主政,其下无家庭无宗族,儿童尽归公育,将来当兵经商,乃及其他一切业务,皆由政府指定分配。此其理想,更为专横独断。试问此哲人王何由产生,何由得人拥戴。此一政府乃仅凭个人空想之一种哲学,而非代表一群体国家。则此一国家一人群,亦断无久存之理。

耶稣亦犹太人,亦不存有国家观。乃谓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凯撒管,政治截然在人生之外。耶稣受政治压力上十字架,而凯撒终亦信了上帝耶稣,但罗马帝国则终于崩溃。神圣罗马帝国,仅一幻想,难于实现。

卢梭始唱天赋人权说,引起法国大革命,遂有欧洲近代民主政治之出现。孟德斯鸠则分世界政府为三大型,一曰君主专制,一曰君主立宪,一曰民主立宪。实只专制、立宪两型。唯求在权力政治上,加以一种法治,使政府权力有所限制而已。西方之现代国家与政府,始终不脱权力一意态,故孟氏有此说。

西方人又分政权为神权、皇权、民权三阶层。其实神权乃回教王穆罕默德所唱。印度分社会为四阶级,亦一种神权政治。欧洲人之宗教信仰,乃由亚洲传人,神权政治非其本有。凯撒是一种皇权,古希腊城邦政府则可称是民权。神权则后起。欧洲人之政治体制,实可谓乃由小团体民权,演进到大团体之皇权与神权。罗马皇帝不能统治其广大之领土,乃借耶稣为护法。故罗马帝国后期,已可谓是一种神权政治。罗马帝国崩溃乃又转而为现代国家之皇权与民权。首尾颠倒,反复循环,但终无一稳定之立脚点。则因误认政治仅一权力,而非代表人类之德性与道义,乃有此病。此诚西方政治一致命伤,无可医疗。此下西方政治,恐将无法摆离此一民权与神权之斗争。拟其与中国人即国家即天下之观念,东西相望,若河汉之无极矣。

西方人又说,国家乃由土地、人民、权力三项结合而成。则试问此三项中之权力一项,究何由而生。若谓权力出于人民,则只土地人民两项已得,何必增入此权力之一项。由上所述,西方国家乃由城邦型转入为帝国型。两者皆建基于权力,又可分财力与武力。仅尚财力,则希腊城邦尽为马其顿所覆亡。唯武力亦必藉财力,故帝国主义必向外侵略,向外榨取。西方现代国家乃由文艺复兴之城市转来,但又必转为帝国型。要之,资本主义仍必藉帝国主义为后盾。唯力是尚,此又西方文化一致可忧虑之前途。

中国政治,只重职务,不言权力。人生亦唯言德性,不言欲望。西方思想传入中国,中国人乃亦轻内而重外,不言德而只言权。始谓中国自秦始皇以后两千年传统政治,乃一帝皇专制。则试问广土众民,比全欧洲而有余,此一帝皇用何权力来专制,以达两千年之久。此非一神迹而何?秦并六国,在朝首相,为楚人李斯。防边大将,为齐人蒙恬。政府组织,即以代表天下,非以代表秦。自居为始皇帝,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乃计天下之长治久安,非于私家权力有自信。帝王专制四字,古代中国无之,秦后中国亦不言及。无此事实,亦无此观念,无此语言。黄帝起,政府即以代表国家。五帝三代,体制日益鲜明。唯封建时代,代表全国者,为王室,为天子。代表全国之各部分者,为诸侯。秦以下,代表全中国者为中央政府,代表国内各部分者,为郡县政府。古今一体,依然一中国,并无二致。

西周自幽厉以下,以至平王东迁,中央政府已不足代表全中国,于是有霸者继起。孔子谓,管仲相齐桓公,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不以兵力,而使中国人免于左衽。此非西方之神权、皇权、民权,乃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之一种政教方式,政教力量。创业垂统,乃由主此政教者之德性。中国国家基本,则亦在此德性与力量上。唯建立与运用此力量者,亦有高下。孔子曰:“齐桓公正而不谲,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晋文以下,霸业又衰。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孔子继管仲,当另有一套想法,惜其不见用未实施。孟子则曰:“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又曰:“以齐王犹反手。”是孟子继孔子,亦另有其一套想法。

其他如墨、如道、如阴阳,诸子百家,亦莫不各有其一套治国平天下之想法。皆为大群体设计,不为当时某一部分人着想。遗书尚在,读而可知。要之,莫非有一全中国全天下存其心中。此下中国一统,乃中国人自为一统,而非齐、楚、秦、赵,某一国之力足以统一之。此为读战国史者首当注意一事项,否则即无以明中国人所谓之道义。

诸子中有杨朱,拔一毛利天下不为。孟子曰:“杨朱为我,是无君也。”无君即无群,无群即无国。杨朱为我,无国家观,亦不成一家言。近人或疑杨朱即庄周,然庄子内篇七篇殿应帝王,非无君。尊君,乃尊其国尊其群,而岂一人之为君。此亦中国文化一大传统所在。庄周杨朱之辨即在此。

秦灭六国,自称始皇帝,以前为旧中国,此下始为新中国。则在始皇帝心中,旧中国已不存在。故秦之统一,二世而亡,亦固其宜。汉高祖为皇帝,非如西方罗马,以丰沛征服全国。初即位,即下诏求贤,欲与共天下。武帝时,吴楚七国封建已崩溃,此下中国仍要一新中央,而公孙弘以东海一牧豕奴为全国之首相。中国此下乃有一新型式之士人政府,与旧传统之政府实无大相异。而汉廷继起诸臣,乃谓天下无百世不亡之王朝,群主汉帝禅让,无待征诛之踵起。王莽登天子位,群情拥戴,非不爱国不尊君,亦非反对君位世袭。唯为大群体着想,近代西方民选,事态纷烦,中国广土众民,其势不可能。政府百官分职,君亦一职,尊君非即一罪恶。易君位,亦可为政府一寻常事。每一国之传统文化,当从每一国之历史情态妥善作解。中国史当从中国人立场求解释。否则一部二十五史,又无从说起。

但王莽新朝,终亦不符人望,于是乃有光武中兴。所谓人心思汉,王道不外乎人情,此亦为道为义,有一番真理存其间。岂得以帝皇专制四字说之。光武、明、章,可谓极王室教育之能事。下逮桓灵,终于没落,乃有魏蜀吴三国鼎峙。曹操一世枭雄,但仅求以周文王自居,待其子起为武王。司马懿亦然。于是魏晋之际,禅让征诛篡弑,混淆不清,在朝代更迭上,形成一大污点,并留下恶影响。若政治专尚权力,曹操司马懿,可以肆意欲为,何待如此忸怩。

五胡乱华实中国一番内乱。刘渊石勒亦受中国教育,乃求以一新王朝兴起。王猛仕石勒,则仅求其安定北方,故戒其勿生心南犯。中国人对朝代更迭,又有正统伪统之辨。曹操司马懿,皆内心自知不得为正统。王猛则知石勒不得为正统,故有此告诫。此非深切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人之传统观念,则此等人物皆无可辨认,加以评论。此岂西方观念所能道尽其底里。

唐代灭亡,能不如西洋史上罗马帝国之崩溃,实为此下中国一大幸运。八姓十三君,多半属于夷狄,最为中国历史上一黑暗时期。文化传递,乃在十国。宋兴,一时学者竞唱华夷之辨,竞唱尊王,竞唱孔子春秋大义。则孔子岂不乃为提倡尊王尊中央尊一统之中国自古一圣人。而近代国人,又必以拥护专制鄙夷孔子,于是中国史乃无一页可读,中国人乃无一人可尊。而宋代王室之尊贤下士,亦创自古所未有。宋后之犹有中国,则胥此是赖。宋神宗以下,新旧党争,宋室一蹶不复振。君子群而不党,在中国亦自古有明训。士人政府,职权之上下分配,亦贵有体制。岂得人人可自谓代表一政府,代表一国家。周、张、二程以下,理学兴起,中国士传统用意之所重,乃又转而在野不在朝,此又中国历史一大变。非通此下历史,亦无以言之。

蒙古入主,中国政亡于上,而学存于下,蒙古政权不百年而遽灭。晚明东林党又引起祸乱。满洲入主,政又亡于上,学仍存于下。顾亭林乃有亡国亡天下之辨。谓:“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实亭林所谓亡国,乃指政府王朝言。所谓亡天下,乃指社会大群文化传统言。中国五千年建立,其本源即在此。中国人自信则谓其可以建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故每以中国与天下并言。有天下斯必有中国,有中国自必成天下。中国人非不知中国之外尚有外国,而求一世于大同太平,则必以中国为中心。此可谓乃炎黄以来五千年中国人一传统观念。其信与否,则待此下中国人之努力。

辛亥革命,中国人自易国号曰中华民国。其实仍是此中国。唯此下则一变故常,由君主转而为民主,一姓一家朝代更迭已不再见。国家元首凭西化选举,故此下之“中华民国”,乃与以往之古中国大不同。“国歌”中有“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其意乃指打倒了秦始皇帝以下两千年之帝皇专制,而走进了西化之大同。以上两千年之古中国,则可不复存在。岂然岂其然乎?唐代杜佑以下,有三通、九通、十通,记载历代政治制度,如租税,如兵役,如考试监察等,何一不有明确制度之规定,何曾由帝皇一人来专制?专举一句西方话来讲中国史,则可谓辛亥以后之中国,乃全无所承,赤手成家。此下之中国,慕效西洋,先则英法,今则美苏。但核武器僵持,今日不知明日,则高卧缓起,以徐待其定,亦不失为明智之一举。

近人又尊孙中山先生为国父,乃效美国人称华盛顿来。但美国由华盛顿创始。中山先生亦仅得为中华民国之国父,不得谓乃中国之国父。中山先生辛亥革命先征诛,后禅让,在中国历史人物中,尤为难得。

今再论,美国本由大英帝国来,苏维埃乃从俄罗斯帝国来。美国立国仅两百年,苏维埃未到一百年,立国基础皆未稳。中国立国五千年,并世无匹。唯今国人喜新厌旧,辛亥以来,乃常陷于摇荡不安中。不治旧国史,何来新观念。国人好学,其试再加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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