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余尝谓研讨中国现代思想，东西方语言文字之翻译，乃一大问题。如何把中文翻成西文，此暂不论。而西文中译，则已有许多问题，深值讨论。如时间空间，已成现代中国一普通流行语。但就中国传统观念言，并无空间一词。此语译自英文之space。但英语space应作场所讲，即中国言地区或部位，却不应翻为空间。不知此一翻译源自日本，抑自中国。要之，意义不恰当，有待辨别。

中国人好言天地，天即指时间言，故又曰天时。地指地位，亦言处所，又言地理，皆指区域言。位，人所站，不指空。中国古人又言海阔天空，天乃可言空。佛教言四大皆空，又言空假中。中国古代儒道两家思想皆无此空字义。利马窦来中国，著有天主实义一书，力斥佛家之言空，道家之言无。则知以空间译西语，宜无当西方本意。

子贡有言：“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可见孔子以前古人，本亦言性与天道，只孔子不之言。孟子则好言性，庄老道家则好言天道。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生天地间，向前演进有一道，但无论如何此道总逃不出于天地之间。天地变动不居，亦各有其道，故老子言天法道，乃言天之为天，一切变动，亦有其道。而此道何来，老子言其乃自然如此，从俗语则为自己如此。道只是道，更无所取法。

天地是一大自然，万物与人类同产生在天地间，故亦各是自然，即言其各是自己如此，更无其他力量使之如此。儒家言不同。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此重言性，万物与人皆有性，此性皆受命于天，乃不谓之自然。故儒家言天，实即如道家言自然。道家言地法天，儒家或亦承认，故曰“天尊地卑”，天地地位不同，却不得谓天地皆属空。故空间一语，中国向来无之。

中国人认为人生一切活动皆本于其内在之性，而人性则禀赋于天，故在人生中即涵有天之一部分，而与天为一。故曰“通天人，合内外”，实即融为一体。推此言之，一切生物，草木禽兽，同有生，亦同有性，亦同本于天，亦与人可融成为一体。有生物之外，又有无生物，亦各涵有性，亦皆禀赋于天。而有生无生，万物同在天地间，故曰天地万物。人生则其中之一部分，一形态，固不能自外于天地万物而成其所谓人。故中国人观念，特谓在天地万物中有人之存在。而尤重其内在之心而言，其心又可谓乃天地万物全体一中心之表现。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即人心。人能知己之生命，即天地万物之一中，斯能与其他有生无生万物相和，而天地即位于此，万物亦育于此矣。

中国人此一观念，乃自其农业来。百亩之田，五口之家生命之所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胥视天时而定。五谷百蔬，牛羊鸡犬，岂不与我同此一生命，亦安此而乐之矣。

西方古希腊，生事重在商。内不足，必向外经营。故其天地万物观，自与中国人不同。一舟在海上，上苍苍，下茫茫，不知边际，不知方向，内外隔别，而所重则在外。忽见云霄中高山耸立。自舟中远望此峰，视线成一弦，即可揣知舟达海岸之方向与距离。此实成一三角形。故古希腊人即知有几何学，而中国古人无之。

柏拉图榜其墙，不通几何学勿入吾门。则柏拉图之哲学思想，其多本几何学可知。几何学分点、线、面、体为四，线有长度，面有宽度，体有厚度，而点则无长宽厚可言。然点既无长，何得成线。线无宽，又何以成面。面无厚，又何以成体。此诚难加说明。中国人观念大不同，先认其体，乃有面有线有点之成立。点即自体中分出，故点亦有长有宽有厚，亦自为一体。唯其度数，微不可测。

庄周书言：“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一尺之长宜可取其半。既有其他一半之存在，宜可仍取其半。如是以往，仍必有一半之存在，但非言语与数字之所能表达。一人之生，不过百年，在天地万物中，其微小尚不如一尺之棰万世取半之所余，而仍自有其一存在。西方几何学谓之点，中国则谓之端，俗谓之起点。中国人乃在一体中认其点，西方人乃从一点上认其体。中国人重时间，西方人重空间，此为其大不同所在。

故中国人见解，先有天，乃有地，然后乃有万物之与人。西方人重外，乃不知有天。近代科学中之天文学，实亦无异于地质学。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十大行星绕之。太阳系又在星河中，尚不知星河有几百千万。此则自一物一体一形上来求天，天亦如地如万物，唯形体大小有辨而已。中国人之天乃自抽象言，而西方人之天则自具体言。即西方宗教家之言上帝与天堂，岂不亦具体，唯科学家渺不得其处而已。

不仅言天有如此，即言人生，中西方亦同样有其极相类似之一大分别。中国人言人生，乃先从人生之大全体言，亦可谓乃人类之大生命。人必有性，性必禀赋自天，古今中外，凡属人莫不如此。信得此理，守得此道，则同谓之人。违此理，蔑此道，严格言之，不得谓之人。故曰“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与夷狄之分，亦在明得此理，守得此道而已。其他则本无甚大区别。西方人言人生，则从人生百年中言之。每一人百年之身，无不有大异。故西方人乃仅知有小生命，不知有大生命。仅知生命之短暂狭小一小形象，不知有生命大全体之大形象。今人则谓此小形象为具体，而指此大形象为抽象。必谓具体乃实有，抽象则属人之想像。此即西方几何学由点起言，而中国则由体起言。实则西方人乃主自无生有，接近中国之道家言，终非中国人所主。

即从科学言，西方医学必分人身为各部分。如头脑、胸腹、四肢，人身乃合此诸部分而成。中国医学视人身为一体，虽可分各部分，而实相互通。故中国医学诊病必方脉，而西方医学则先从尸体解剖始。一视人身为一生命，而一视人身若为一堆物质之配搭，此即其大不同所在。

诗经言：“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中国人不仅视人如此，其视鼠亦然。鼠亦有生命，此必有其体。鼠之体，即鼠之生命之所寄存与表现。故鼠体略相同，即知鼠之生命之略相同。人为万物之灵，人之生命自与鼠之生命有大不同。鼠则各自为生而已，人则有大群体，如家庭，如乡里，如国，如天下，非各自为生，乃会通大群之生以为生。此会通大群之体，则谓之体。如人生有言笑坐行，在大群生命中，则皆应有礼，乃可相安而共其生。

不仅生人相处有礼，即生人与死人之间亦有礼，乃可会成一体以为生。不仅对死人如此，即对天地万物亦必各有礼。此礼即相与为生之一体。中国人体用之体，乃推吾身之体以为言，而变以为礼字。此非详究中国人之人生观，则不易知此义。

中国人言礼，更重在行此礼者之心。西方人认人身重要在脑部，一切知识，一切命令，皆由脑。中国人则重视心，又更甚于脑。心有两义，一在身之胸部，血脉流贯全身，而集散则在心。伤脑，此身尚可活。伤及心，血脉停止，生命即绝。一则心为一抽象字，不限在身之胸部，而可会通及于身外。心与心相通，并可与千里以外，千年以上人之心相通。人心乃人类大生命一主要关键。脑只限于身，心始通于群。中国人言人心，于此尤有深义。

人与人之间，心与心相接相通谓之仁，其表现则为礼。故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此“仁”字极难译为西文。西方人无此观念，甚难有类似之字。而“礼”字亦难翻，其他类此者不少。孔子言人生，极重此仁字。人心何以有此仁？后起儒家则谓仁本之性，故人道即天道。孔子不言性与天道，专就人心之仁言。则孔子言人生，仅就平面言，后起儒家则就立体言。此则异而实同，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

数年前，余曾撰质世界与能世界一文，大意分西方人所认者为质世界，中国人所认为能世界。果以质言，人之一身乃多种细胞组成，新陈代谢，全身细胞无一日不在变换，此身非复前身，然人之生命则延续如常。且人之生命亦绝不限于此身。如衣食温饱，乃延续此身之最要条件。饮食进口入腹，化为营养，此即生命所系。衣穿身外，温暖同亦生命所系。而衣服之质料颜色式样，亦可谓同属生命一表现。又如目视耳听同为生命。视所见，听所闻，宁不属生命？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日光水声视听所及，即同属生命一部分。不得谓其在外，与此生命无关。唯言脑，则同如言耳目，同属身之一器官，其功能同亦限于身。心则非此身之一器官，乃可谓驾于身而存在，即通于身之内外而存在，乃始为生命之表现。近人每言物质人生与精神人生，心即精神人生之表现。

孔子前，郑子产已言，人死，体魄埋于地下而腐化，魂气则无不之。已分人生之体魄与魂气为二。如目之视，耳之听，此属人身器官作用，谓之体魄。人之死，视听皆绝，耳目同腐，然人之生前见闻，功能不限于一身，而兼及于身外。所谓魂气，飞扬无不之，即其生前已然。而其死后，则亦仍然，不随此身躯以俱腐。孔子之生，老而死在鲁。但其魂气，则常周游，普及全中国。死而犹然。迄今两千五百年，可谓孔子魂气尚在。中国人心中尚有孔子其人，此即孔子之魂气。亦可谓今日国人之心，亦能远扬两千五百年前，与孔子当时魂气相接。中国人又常言精魂神气，前人言魂气，后人言精神，此即一种精神人生，亦可谓乃人类之大生命。

人生自父母，其身即由父母之身分来。其魂气，其精神，亦同有由父母分来者。父母子女相聚一家，身躯各别，而魂气精神则相通，故一家有一家之风。此风字即犹言气字。如风之起，不限在一草一木，一地区，乃会合一广大地区之万千草木之摇动呼啸而合成为一风。孔子开门授徒，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乃会通师弟子七十余人魂气精神之相通而合成一风，此即孔门之儒风。又乌得谓此风乃不属于人生。此风乃学风，亦可谓之为德风。孔子大德，乃起此大风，遍流行于全中国，达两千五百年之久，迄今而不辍。

若言孔子之身，亦远有所自。其父其祖，乃鲁国人。推而上之，为周代之宋国人。更上，则为殷人。自其远祖契以来，传至孔子，已数十代千年以上，在中国史籍记载中，皆有名字可稽。自孔子以下，迄今亦历七十余代。中国人视此大血统，为同一生命之相传。其他人亦然。故中国乃一氏族社会，祖宗子孙，指其男性言。尚有女性，为母为妻为媳，为外家。故中国人视中国人，乃如一大生命，分化出无可计数之小生命。试读百家姓，就此百家而浏览其家谱，各记数千年来之一脉相传，而推以及于历世之外家，则五千年来，中国人之同属一家，岂不确凿有据。

然此只就身言。若就心言，则道一风同。而在此一同之中，则仍不害其有众异。唯众异则必会归于一同。中国人言异，则莫先于天地。易系辞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中国人重象，形则小异，象其大同。上言西方人言天亦如言地，每以其形言。其言人生，亦好以形言，不好以象言。故好言身言脑，不言心。脑主知识，心则必及性情。如言喜怒哀乐，岂不人人同有，岂不更为生命所寄，而实无具体可言。西方文学述及喜怒哀乐，必详陈具体事实。不知限于具体事实中，则非喜怒哀乐之真矣。中国人则多表之以声，闻其声，斯知其情。禽兽亦有情，岂不闻其声而知。不仅有生者有情，即无生亦同有情。楚辞言：“悲哉秋之为气也。”欧阳修有秋声赋。人自天地中生，人之性情即自天地大自然之性情来。丘迟与陈伯之书：“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此非一片春情乎？草与花与莺，皆有生命，然不得谓春亦生命。春夏秋冬四季，皆无生命，然不得谓生命中无此春夏秋冬四季之变化。生命中有魂气，春夏秋冬四季，斯即天地大自然之魂气。

晋人言：“风景不殊，而举目有河山之异。”河山属地，仅有形。风乃气流，景则光辉，此属天。无风景，则河山亦何堪欣赏。陶渊明结庐在人境，非有河山之胜，亦同有风景之美。宋人诗：“云淡风轻近午天，随花旁柳访前川。”一川流水必辅之以两岸之花柳，又必在近午淡云下，轻风中，此一川遂足资流连。故知人生不只限于身，仰天俯地，顶天立地，乃有此生。而岂衣食温饱之谓生乎。

或疑尊卑贵贱，失平等义。不知平等乃从小生命观相互起争而来。苟从大生命观着眼，则天自尊，地自卑，而万物与人则尤卑。张横渠西铭：“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则无生尊于有生，自然尊于人类，亦可见矣。然天地乃因人而尊，苟使无人，则浑沌一块，复何尊卑之别。杜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蒿目无人，则山河草木，有生无生，春意虽浓，亦唯增诗人之悲伤而已。唯中国人能抱大生命观，故治中国文学，读中国书，诵中国诗词，看中国戏剧，乃见人生之真处深处。此当超乎形上，得其气象，乃见人生之性情。如西方文学，仅在具体人事中，而人事又必在具体器物中，则诚浅之乎其视人生矣。

故人生必在大同中，不在小异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类聚群分，皆以见小异，非以见大同，而吉凶乃于是而见。若论中国，大河长江，南至珠江，北至黑龙江，西达澜沧江，一片大地，尽为一中国。共于此土，则尽为中国人。类聚如此之众，群分又如此之大，自生多吉。欧洲地广虽逊亚洲，而分为四五十国，日以相争，以吉以凶，人生真理即此见矣。

系辞又言：“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大人生乃一易知易从之人生，小人生则一不易知不易从之人生。故言中国人生乃一易知易从之人生，而西方人生则乃是一不易知不易从之人生。于是而有哲学，有科学。哲学不易知，科学不易从，而人之为人斯亦难矣。

中国人重德，德即性也。有德乃有业。且不言农业，姑言工业。如陶瓷成器以供用，而其形态，其光色，非为供用，乃以悦人之目，乐人之心，使为可亲。故中国工业乃艺术化，亦与人同在一大生命中，而相与共融为一体。即中国之烹饪，亦臻艺术化。中庸言：“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此味即艺术化。今人称人情味，则此情亦艺术化。情化为德，中国人言道德，是亦人生一大艺术。苟非明乎大人生之意义，则亦不足以语此。

在上引系辞一节中，有一字大堪注意者，厥为一“位”字。大人生中有小人生，此小人生在大人生中则有其所居之位。人之始生为婴孩，在家中，唯待父母长上之养育辅教，斯其位最下。及其长大成人，成德成业，以立以达，而其位乃大不同。如鲁哀公为君，季孙氏为三卿之长。而孔子则为一平民。然孔子之德业，则居天下古今之高位。以其志在人类，志在天地，不在其一小我，而在一大生命以及天地一大自然，所谓居天下之广居。其位高，斯其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亦遂与其他人不同。中国人则称此等人为大人，或称圣人，稍下则有贤人君子。而最居小位者，则称小人。其所居不平等，犹如家屋有大小，居屋不同，同一家人，地位亦有不同。德业不同，斯其人生之不同则尤大。

汉儒言：“黄金满篑，不如遗子一经。”拥有黄金，乃可建造一大屋。通一经，斯可成德立业。既不得谓居屋非其人生之一部分，则德业岂得谓非人生。屋可亲，岂得如德业之可重。抑且黄金与居屋，必求之于外。德则成于己，成于内。由立德而成业，其业亦在己在内，故为易知易从。今试问，从何处去觅此黄金？纵善经商，亦不易知。但成德立业，则即在己心。如居家为孝，幼稚皆知皆能。大舜之孝，亦易知易从。不如陶朱公之经商致富，其事必有待于外，非可本于己而必得。

鼠居厕则食粪，居仓则食粟。焉得谓其所居所食，乃在鼠之生命之外，与鼠之生无关。人生亦如此。故李斯观于厕鼠之与仓鼠，乃弃其为吏，而从学于荀子。此后乃贵为秦相。中国人言，人品有万般，唯有读书高。此言为一文化人，即始得人生之高位。李斯为人，兴于鼠，亦仅得比于鼠。仓鼠之与厕鼠，其为鼠则一。李斯亦终为一小人而止。观其临死前之告其子者，而可知矣。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振衣濯足，乃人生常事。然在千仞冈上，临万里流，境不同，斯其振衣濯足亦不同。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既不在千仞冈上，亦不在万里流边，而其意境又不同。若如颜渊居陋巷，则犹不如陶潜之东篱，而其意境又不同。颜子在孔门德行之科，则人生高位，在德不在境。今人好处富贵，不知富贵亦一境，在所遇，而不可求。故孔子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中庸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富贵亦非不可居。子贡货殖亿则屡中，其贤仅逊于颜渊。而尧舜贵为天子，天子亦一位，非不可居，但非尽人可求。孔子则位虽高，而尽人可求。故其弟子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司马迁赞孔子，亦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能知希圣，斯亦可谓之贤人矣。

系辞又言：“圣人设卦观象。”周易上下经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可以象千古万变之人生。而其大要，则不出两端。一曰时，一曰位。小我人生必占一地，又必占一时。位属地，时属天。位尚易知，时则难知。诗人言：“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世上之时短，已历千年。山中之时长，则仅七日而已。其实此事亦易知。忙忙碌碌，日不暇给，转瞬之间，岁月已过。而方其岑寂孤居，则日长如年，有不胜厌倦之苦矣。或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或者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为奴为役，岁月易消。若由其作主，则己本无主，岁月难消，自不待言。

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亦可谓孔子大圣，乃最能处其时。孔子自言：“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自孔子以来，已两千五百年，人之寿跻七十者，虽曰古来稀，亦已不可胜计，谁复得从心所欲不逾矩之一境。是孔子之处其时，不啻如坐山中，乃竟如登天上矣。

孔子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二千年来之古，已尽在孔子之心中。又曰：“殷因于夏礼，其损益可知。周因于殷礼，其损益可知。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是若孔子身后三千年之人生，亦已在孔子之心中。孔子虽生七十年，而所见所知，则达五千年。此所谓山中七日，世上千年也。唐人之诗又有之曰：“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孔子志学地位之高，故有其所见所知之远。小人唯求一身温饱，否则求富贵长陷尘网中，何以知于此。

故人生当论其时，论其位。而其时其位，则唯在其心。乌得以百年之身为人生之位与时？继此当论动静。一若时则动，位则静。不知位亦有动，时亦有静。天地合一，斯动静亦合一。可分而不可分。一动一静，分为阴阳。阴阳亦可合可分。阳则可见可知，阴则不可见不可知。人能见知及于不可见不可知，亦唯吾此生则止矣。我之祖宗子孙不可见不可知者多矣，然实同此一生。吾之国，吾之天下，不可见不可知者又多矣，然实亦吾之一生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是必知其所不知，始为知。中庸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今夫地，斯一撮土之多。”昭昭之外，岂不尚有天。然知此昭昭，不知其外，斯亦知天矣。故必兼不知以成其知。犹如必兼无生，乃以成其生。外于天地万物，则无以成吾生。故兼天地万物以为我之生，犹兼不知以成吾之知。唯知有大小，亦如生有大小。要之，其为生为知则一。

中国人能安于所不知，此即乐天知命。西方人必求知其所不知，必求无所不知以为知。故天文学家不知天。地质学家不知地。生物学家不知生。不学医，不习解剖，又何以知己之身。然至今西方医学，仍为不知身。专务于知，宜其终陷于不仁而不自知。斯亦无奈之何。

孔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凡此孝弟爱亲之行即其生，此即己之立矣。学文则推己以及人，旁及于他人之生，以至于万物，而达于天地之广大与悠久。各种花样，皆谓之文。登高自卑，行远自迩。己生不立，则又何自以及此。“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不知孝弟爱亲以为生，此亦可谓之盲生。科学发明，尽成瞎马。今日之举世巅危，又岂夜半深池之可相比拟。

孔子又言：“仁者乐山，知者乐水。仁者静，知者动。仁者寿，知者乐。”此非仁知分言。天地大自然有动有静，有山有水，斯人性亦有仁有知。然系辞言：“乾知大始，坤作成物。”则天之所赋犹其始，但仅有其可能而已。作成之则在地。如人之生，由母受父精为之始，由母怀胎十月作成之。唯有始，始有成。故人虽自母腹生，而终必尊其父。人之生，可以仁，可以知。系辞又言：“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则人之成其仁成其知者，其事乃在人。犹我之有生，始自父母，作成为人，则犹在己。故天一位，人一位，亦复各有其时。非有天可以无人，亦非有人乃可无天。即此章孔子言仁知，若分言之，亦可谓乃兼言之。仁则知矣，知则仁矣。孝弟爱亲属仁，然非不兼知。不知父母，斯何孝。不知长上，斯何弟。不知有众，斯何爱。不知有仁，斯何亲。若如西方人，唯抱个人主义，向外求知，斯亦唯知动，唯知乐。男女恋爱，是一乐。经商牟利，是一乐。奥林匹克运动会争一冠亚军，是一乐。核子武器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灭人之国，绝人之族，亦一乐。然岂真乐之所在？故兼知始是仁，兼动始是静，兼乐始是寿。反而言之亦然。人生如循环，知有时，斯知有古往今来。知有位，斯知有彼我相别。知有天地万物，斯知我生。知我生，斯亦知天地万物之并在吾生矣。此所谓通天人，合内外。何以知之，入则孝，出则弟，泛爱众，而亲仁，斯乃可以为知矣，而岂不爱无仁之谓知？亦岂不知之谓仁，不行之谓知？可不求其全体，而唯钻牛角尖蛮触相争之谓即人生乎？而亦岂外于天地万物而独可有我之生之存在乎？即此求之，亦可当下而是矣。中国人言圣，实亦言其聪明。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远胜于人，斯谓之聪明大圣。然耳聪则犹必在目明之上。目视有色可见，耳听之声无可见，犹有听于无声之声者。如天命，此即无声之声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此则听于无声，而不啻耳提而面命之矣。中国学术思想好言其大局与全体。如言人生，乃举古今中外人类生命之大全体言。人生以外，则言天地，亦举其尊卑阴阳动静刚柔，亦言大全体。至于枝节部分，则贵因时因地因人因事，分别善处。要之，以不违大局全体为主。此亦中国传统一主要精义所在，学者所当先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