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讲，研究哲学，有问题的、时代的、宗派的三种方法，各有长处，各有短处。问题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讲演用来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论最末一章，专讲儒家哲学之重要问题，以为补充。时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处，但用之讲演，最为相宜。所以本论各章，全用这个方法。唯如不先提纲挈领，不能得一个大意，现在要讲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就是想使诸君先得一个大意。这个题目，讲来很长，打算分作两章。上章从孔子起，到唐代止；下章从北宋起，到现在止。

儒家道术从何时起？孔子以前有无儒学？此类问题留到本论再讲。现在要简单说明的，就是凡一学派，都不是偶然发生，虽以孔子之圣，亦不能前无所承。不过儒家道术至孔子集其大成，所以讲儒学从孔子讲起，未尝不可。孔子学说全部如何，亦留到本论再讲。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就是儒家道术，孔子集其大成，以后两千多年，都由孔子分出。在一方面，因为孔子的话，辞句简单，而含义丰富，所以后来研究孔子学说的人，可以生出种种解释；同为儒家，下面又分出许多学派。在他一方面，因为孔子的主张，平庸中正，有许多认为不满意的人创为反动学派；既有反动学派发生，孔子弟子及后学受其影响，对于本派学说或加修正，或全变相。所以从孔子起，分两大支，有因辞句简单而解释不同的，有因受旁的影响而改换面目，不可不加注意。

先讲儒家以外的学派，孔子之后，新出的重要学派，可分为二：（1）墨家，（2）道家，皆起于孔子死后数十年乃至百年。墨家出于孔后，自是不成问题。道家向来认为出在孔前，或与孔子同时，依我看来，都不大对。《老子》五千言，历来认为孔子以前的作品，我一向很怀疑，时间愈长，愈认确实。不是本问题所关，暂不细讲，但因要说明重要学派的顺序，不妨略讲几句。

孔子学说，最主要者为“仁”。“仁”之一字，孔子以前，无人道及，《诗》及《尚书》二十八篇，皆不曾提到，以仁为人生观的中心，这是孔子最大发明，孔子所以伟大，亦全在此。《老子》书中，讲仁的地方就很多，“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这全为孔子而发，假使孔子不先讲仁，老子亦用不着破他了。此外压倒“仁”字的地方还很多，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等语，可知老子之作实在孔子的“仁”字盛行以后。不唯如此，“义”之一字，孔子所不讲，孔子只讲智、仁、勇。仁义对举，是孟子的发明。而《老子》书中，讲仁义的地方亦很多，可知不唯不在孔子之前，还许在孟子以后。孟子辟异端，他书皆引，未引《老子》一句，其故可想而知。这种地方，离开事迹的考据，专从文字下手，虽觉甚空，然仍不失为有力的佐证。此外，尚贤，是墨子所主张的，《墨子》有《尚贤》篇，而老子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一语。天道鬼神，是墨子所信仰的，墨子有《天志》篇、《明鬼》篇，而老子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一语。旁的不问，专从思想系统入手，《老子》一书似在孔子以后、墨子以后，甚至于孟子以后啊。从前说九流各家，道家最古，儒家次之，其说非是。应当以儒家为最古，道家亦儒家盛行后一种反动，为儒家之对敌的学派。

墨家方面，出在孔后，更不必辩。《淮南子·要略》称：“墨子受孔子之道，学儒家之术。”这是说从前研究孔子的道理，后来深感繁重，才重新创立一个学派。墨子是孔子后辈，生于邹鲁之间，其地儒学最盛，年轻时不能不有所习染，《淮南子》之说甚是。墨家继儒家而发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然后独树一帜，因在后辈影响甚深。墨门弟子，亦与儒家有密切关系，如禽滑釐，曾学于子夏，一面为墨家大师，一面为孔门再传弟子。

道家方面，既然《老子》一书，不在孔子之前，则庄子与老子的先后，亦成为问题了。向称老庄，若使庄子在前，当改称庄老才是。庄子地位，在道家极为重要，比禽滑釐之在墨家，还要重些。庄子学于田子方，田子方学于子夏，所以庄子一面是道家大师，一面是孔门三传弟子。

由此看来，道、墨两家，亦可以说是儒家的支派，先是承袭，后才独立，先是附庸，后为大国。唯旁的儒家，无论如何变化，仍称孔子之后。道、墨两家既盛，与儒家立于三分的地位，就不承认是孔子之后了。恰如齐桓、晋文，虽握霸权，仍尊周室，楚庄王、吴夫差，一握霸权，便不承认周室的地位，情形正复相同。我们再看，最初的儒家，因为道、墨二家独立后，倡为反对的论调，与儒家以极大的影响，儒学自身亦有许多变迁。

现在再讲孔门直接的学派。《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韩非生当始皇的时候，离战国最近，其说当甚可靠。此种八家，现在可考者，唯孟、孙二家。自余六家无考，其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子思》二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然后代亦皆丧失，殊可惋惜。此外四家，在汉朝时已经看不着了。

果如韩非所言，战国之末，儒分为八，我们诚然相信，但最初儒家的分裂，恐没有如此复杂。现在姑且假定，孔子死后，最初分为两派，有子是一派，曾子是一派。所以《论语·学而第一》章，先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继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又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是孔子，总观《论语》全书，除孔子外，称子者，唯有若、曾参二人。颜渊称渊而不称子，因颜渊早死，其学不传。子夏、子贡，亦不称子，此中消息，殊耐寻味啊！《孟子·滕文公上》说：“昔者孔子没……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这并不是曾子有意与有子为难，徒争意气，实际是因为两人学派，大不相同，所以就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大概子夏、子游、子张三人，因为孔子死后，门下散落，不能不要一个统率的人，而有若年最高、德最重，故推举他，作孔门领袖。可知子夏、子游、子张，同是一派。这一派大概对于孔子所说的话，所删定的经典，为形式的保守，异常忠实，以有若为其代表。后来荀子说：“其数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可以说是从这一派演出。

曾子另为一派，不注重形式，注重身心修养，对于有若一派，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据说曾子的弟子是子思。曾子著作《大戴礼》有十篇，虽未必能包举他学说的全部，也可据以窥见一斑。子思著作，现存者为《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今原书虽佚，或者《礼记》中还有若干篇是他的作品。后来孟子专讲存心养气，可以说是从这一派演出。照这样的分法，孔子死后，门弟子析为二派：一派注重外观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张为代表；一派注重内省的身心修养，以曾参、子思、孟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情形，大概可以了然了。

孔子道术方面很多，如前所述，一方面讲内圣，一方面讲外王，可见他不单注重身心修养，并且注重政治社会情形。孔门分四科：一德行，注重修养，后人称为义理之学；二言语，注重发表，后人称为词章之学；三政事，注重政治，后人称为经济之学；四文学，注重文物，后人称为考证之学。这样四科，亦还不能算孔子全部学问，至多不过圣人之一体而已。四科之外，还有许多派别不可考的。如韩非子所说儒分为八，其中孟、孙二派，有书传世，可以明白，前面已经说过；子思一派，由《中庸》及《礼记》可以窥见一斑，也用不着再讲。唯漆雕氏一派，即《论语》上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见得他在孔门中，位置甚高，并有著书，流传极盛，在战国时，俨然一大宗派。至其精神，可于《韩非子·显学》篇所说“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几句话中，窥见大概，纯属游侠的性质。孔门智、仁、勇三德中，专讲勇德的一派，孟子书中所称北官黝养勇、孟施舍养勇，以不动心为最后目的，全是受漆雕开的影响。其余颜氏、子张氏、仲良氏、乐正氏四派，本人的著作既不传世，旁人的著作又没有提到他们，所以无从考见了。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孔子死后，有七十子，七十子后学者，一传再传，门弟子极多，学派亦很复杂。要研究这些人的学说，只有大小戴的《礼记》，还有一部分材料可考。其中十之二三是七十子所记，十之七八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自孔子至秦约三百年，自秦至二戴又百余年，时间如此的长，派别如此的复杂，而材料如此的短少，研究起来，很觉费事。我们根据《汉书·艺文志》，看孔门弟子的著作，有下列几种：《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芈子》，十八篇。可见西汉末年，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著作行世者凡有九家，至此九家的内容如何，可惜得不着正确资料，很难一一考证。大概这几百年间，时代没有多大变化，外来影响亦很少，不能有好大异同，可以附在孔子之后，一同研究。自春秋经战国迄秦，儒家变迁，其大略如此。两汉儒学，下次再讲。

凡一种大学派成立后，必有几种现象：

1．注解。因为内容丰富，门下加以解释。这种工作的结果，使活动的性质变为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样，由活的变成死的。这是应有现象之一。

2．分裂。一大学派，内容既然丰富，解释各各不同，有几种解释就可以发生几种派别。往往一大师的门下，分裂为无数几家。这也是应有现象之一。

3．修正。有一种主张，就有一种反抗。既然有反抗学说发生，本派的人想维持发展固有学说，就发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响，反而对于本派加以补充或修正。这是应有现象之一。

地不论中外，时不论古今，所有各种学派，都由这几种现象，发动出来。儒家哲学，当然不离此例，所以儒家各派亦有注解，有分裂，有修正。

自孔子死后，儒家派别不明，韩非所说儒分为八，亦不过专指战国初年而言，经战国及秦到汉数百年间，派别一定很多。七十子后学者的著作，留传到现在的，以大小《戴记》为主，共八十余篇，其中讲礼仪制度的，约占三分之二。大概自孔子死后，子夏、子游、子张，留传最广。因孔子以礼为教，一般人皆重礼，对于礼的内容，分析及争辩很多，《小戴记》的《檀弓》、《曾子问》，都不过小节的辩论。这种解释制度、争论礼仪，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第二两种现象。所以子夏、子游、子张以后的儒家，一方面是硬化，一方面是分裂。

同时道家之说，孔子死后，不久发生。老庄的主张，在《论语》中，可以看出一点痕迹，《论语》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又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这类话，很与道家相近。道家在孔子后，然为时甚早，孔子死后，不久即发生，与儒家对抗，对于儒家的繁文缛节，予以很大的打击。因为受敌派的攻击，自己发生变化，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三种现象，补充或修正前说。

儒家自己发生变化，究竟如何变法呢？我们看《易经》的《系辞》与《文言》，其中有好多话，酷似道家口吻。本来《十翼》这几篇东西，从前人都说是孔子所作，我看亦不见得全对。《系辞》与《文言》中，有许多“子曰”，不应为孔子语。孔子所作，当然不会自称“子曰”，就是没有“子曰”的，是否孔子所作，还是疑问。因为有“子曰”的，皆朴质与《论语》同；无“子曰”的，皆带有西洋哲学气味。大概《系辞》与《文言》，非孔子作，乃孔子学派分出去以后的人所作。其中的问题，从前的儒家不讲，后来的儒家不能不讲了。

头一步所受影响，令我们容易看出者为《系辞》与《文言》，其次则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乐记》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响以后，才始发生。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讲这类的话就很多，《中庸》一篇，郑玄谓为子思作，我们虽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所受影响更为明显。孟子之生，在孔子后百余年，那个时候，不特道家发生了很久，而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既然群言淆乱，互相攻击，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补充修正。

孟子这一派的发生，与当时社会状况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春秋时代为封建制度一大结束，那时社会很紊乱，一般人的活动往往跑出范围以外，想达一种目的，于是不择手段。孟子的门弟子，就很羡慕那种活动，所以景春有“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的话。可见得当时一般社会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适精神，人群的基础异常摇动，孟子才不惜大声疾呼的，要把当时颓败的风俗人心唤转过来。

孟子与孔子，有许多不同之点。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什么叫义？义者，应事接物之宜也。孟子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义利之辨，其目的在给人一个立脚点，对于出入进退、辞受取与，一毫不苟。所以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又说：“一芥不以与人，一芥不以取诸人。”都是教人高尚明哲，无论如何失败，有界限，有范围，出了界限范围以外，就不做去，可以说对于当时的坏习气极力校正。

孔子智仁勇并讲，所以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孟子专讲勇，所以说“我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仁弘义，以义辅仁；仁以爱人，义以持我。这种方法，孟子极力提倡，极力讲究。

孔子对于性命，不很多讲，或引而不发，孔子门人常说：“子罕言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孟子的时候，道家对于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举出自己的主张，一定站不住脚，所以孟子堂堂正正地讲性与天道，以为是教育的根本。《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讲性的问题，自有不必说；其余散见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类话，对于当时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种办法，根本认为不对。

孟子以为人类本来是好的，本着良知良能，往前做去，不必用人家帮忙，不必寻章摘句、繁文缛节地讨麻烦，自己认清，便是对的。这种学说，可谓对于孔子学说的一种补充，扫除章句小儒的陋习，高视阔步地来讲微言大义，我们可以说儒家至孟子起一大变。

孟子以后，至战国末年，一方面社会的变迁更为剧烈，一方面道墨两家更为盛行，尤以墨家为最盛。《韩非子·显学》篇说，“今之显学，儒墨也”。战国末年，儒墨并举，两家中分天下。墨家对于知的方面极为注重，以知识作立脚点，为各家所不及。即如《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对于客观事物俱有很精确的见解。所以当时墨学，几遍天下。同时因为社会变迁更大的结果，豪强兼并，诈伪丛生，而儒家严肃的道德观念，被社会上看作迂腐。除了道墨盛行、社会轻视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趋势。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孟门弟子，愈演愈厉，一味唱高调，讲巨子，末流入于放纵夸大。从这一点看去，后来王学一派，有点近似，阳明本身，尚为严肃，门弟子则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因为孟派末流，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时儒家，很感觉有补充修正的必要，于是乎荀卿应运而出。

《史记·孟荀列传》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太史公这几句话，很难说出荀派发生的动机。当时儒家末流，有许多人，专靠孔子吃饭。《非十二子》篇说：“……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记得某书亦说，人家办丧事，儒者跑去混饭吃，这正是太史公所谓鄙儒小拘。而庄周末流则又滑稽乱俗，很能淆惑视听。庄周是否儒家，尚是问题，庄周出于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门生。孟子出于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门生。庄孟二人，很可以衔接得起来。在这儒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时候，荀卿这派，不得不出头提倡改革了。

前面说墨家长处，在以知识为立脚点。荀子很受他们的影响，对于知识，以有条理有系统为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诸篇，所讨论都是知识的问题。譬如论理的凭借是什么，知识的来源是什么，这类问题，孔孟时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响，而创为儒家的知识论。此外受墨家影响的地方还多，墨子有《天志》、《明鬼》论，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论》等篇，正是对墨而发，与墨子持反对的论调。

当时一般人，对于严肃修养的功夫，都认为迂腐，不肯十分注重。孟子一派，虽提出自己的主张，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学风，甚或为作伪者大言欺人的工具。到了荀子，极力注重修养，对于礼字，重新另下定义。孔子言仁，孟子言义；荀子言礼，以礼为修养的主要工具。孟子主张内发；荀子主张外范。孟子说性是善的，随着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说性是恶的，应以严肃规范为修束身心的准绳。所以荀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末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

今天所讲孟荀学说，讲得很简单，以下另有专篇，专门讲他二人。自孔子死后，儒家的变迁，其大概情形如此。还有一种现象，西汉以前，儒家学派可以地域区分，所谓齐学、鲁学，风气各自不同。鲁是孔子所居的地方，从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内，壤地褊小，风俗谨严；从历史方面看，自周公以来，素称守礼之国，又有孔子诞生，门弟子极多。鲁派家法，严正呆板狭小，有他的长处，同时亦有他的短处。齐与鲁接壤，蔚为大国，临海富庶，气象发皇，海国人民思想异常活泼。直接隶属孔门的时候，齐鲁学风，尚无大别，以后愈离愈远，两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欧洲学风比之，鲁像罗马，齐像希腊。

齐派学风的特色，可以三邹子作为代表。《史记·孟荀列传》称：“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其次邹衍……邹爽。”三邹是否儒家，尚待研究，虽非直接由儒家出，但亦受儒家的影响。邹衍主九州之外，尚有九州，可见其理想力之强，但彼好推言“终始五德之运”这种学说，衍为方士的思想（不是道家），司马谈《六家要指》名之为阴阳家，后代相仍未改。这种人，以儒者自居，社会上亦把他们当作儒者看待。秦始皇坑儒生，人皆以为大罪，其实所坑的儒生七十余人，都是方士阴阳家一派。如卢生、韩生最初替始皇求不死之药，历年不得，又造为种种谎语，始皇才把他们坑杀了。这一派在战国末年颇盛，如果说是由儒家变出，可以说是由齐派演化出来。

自秦以前，同为儒家，有齐鲁两派，其不同之点，既如上述。到汉，两派旗帜，更为显明，甚至于互相攻击。汉人对于儒家的贡献，只是他的整理工作，旁的很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凡是一个社会，经过变化之后，秩序渐趋安定，就做整理的功夫，所以汉人发明者少。一部分的精神，用在整理方面；一部分精神，用在实行方面。汉代四百年间，其事业大致如此。

至于思想学术，汉代亦较简单，汉时墨家业已消灭，只剩道、儒两家。道家整理工作的表现，在于《淮南子》。《淮南子》一书，可谓战国以来，总括许多学说，为一极有系统之著述。儒家整理工作的表现，在于治经。汉儒治经分今文古文两派，西汉为今文独盛时代，东汉为今古文互争时代。东汉前半，今文很盛，到了末年，大学者都属古文派，今文纯至消灭。西汉全期，今文家都很盛，古文家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西汉经学，共立十四博士。计《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田何，为齐派。《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为齐派。《诗》有鲁、齐、韩三家，齐诗出于齐派。《礼》有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与齐无关，为鲁派。《春秋》有严、颜两家，均出公羊，为齐派。总观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齐。此外《论语》有《齐论语》及《鲁论语》。以此言之，西汉儒学，大部属齐，鲁学很衰。《春秋》之《穀梁》学属鲁派，然西汉时无博士，其学不昌。唯鲁诗极发达，齐诗、韩诗，俱不能及。

齐派学风的特色，在与阴阳家——邹衍一派结合，上文业已提到过了。即如《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今无传，当时所讲，占验象数为多；伏生《尚书》，讲中候五行，《大传》亦多与阴阳结合；齐诗讲五际六情；《公羊春秋》，多讲灾异。西汉学风，齐派最盛，其中颇多方士及阴阳家语。

西汉末年，古文始出。古文家自以为孔派真传，斥今文为狂妄；今文家自以为儒学正宗，斥古文为伪作。汉时所谓今文古文之辩，各部经都有，而《周礼》、《左传》辩论最烈，其后马融、贾逵、服虔、许慎、刘歆皆从古文，是以古文大盛。今文家专讲微言大义，对于古书的一字褒贬，皆求说明；古文家专讲训诂名物，对于古书的章句制度，皆求了解。古文家法谨严，与鲁派相近；今文家法博大，与齐派相近。所以两汉经学，一方面为今古文之争，一方面即齐鲁派之争，自郑玄杂用今古文，今古学乃复混。

上面说，西汉经学，立十四博士，有今文古文的争执，有齐派鲁派的不同。又说两汉工作，最主要的是解经方法，鲁派即古文家，注重考释，专讲名物训诂；齐派即今文家，颇带哲学气味，讲究阴阳五行。这些都是经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不讲。经生以外，还有许多大儒，他们的思想学术，自成一家，应当格外注意。以下一个一个地分开来讲。

1．董仲舒。他是西汉第一个学者，受阴阳家的影响，对于儒学，发生一种变化。荀子反对禨祥，对于迷信，在所排斥。董子迷信的话就很多，书中有求雨止雨之事。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董子调和两家，主张兼含善恶。公孙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远甚。董子学说，具见于《春秋繁露》。全书分三部，一部分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应用到社会上去；一部分调和孟荀的性说，主张成善抑恶；一部分承阴阳家的余绪，有天人合一的学说。

2．司马迁。他是一个史家，同时又是一个儒家。《史记》这部著作，初非匡无意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怀抱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的伟大！同时在自序中又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简直以继承孔子自命了。《史记》这部书，全部目录，许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极有价值。其编制论断，关于儒家道术的地方很多。

3．扬雄。他是一个完全模仿、不能创作的大文学家，仿《离骚》作《解嘲》，仿《上林》作《长杨》，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不过是一个专会模仿的人，在学术界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以时代论，他亦有他的地位。当西汉末年，鲁派经生专讲章句训诂，解“粤若稽古帝尧”几个字，长到十余万言，琐碎得讨厌。同时齐派末流，专讲五行生克，亦荒诞得不近情理。扬雄能离开经生习气，不讲训诂五行，直追《周易》、《论语》，虽然所说的话，大致不过尔尔，犯不着费力研究，但是别开生面，往新路径上走，这又是他过人的地方。

4．桓谭。他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学者，曾作一部《新论》，可惜丧失了，现存的不过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学说的真相。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扬雄的影响。儒家自董仲舒以后，带哲学的气味很浓，桓谭生当东汉初年，自然免不了时下风气。《新论》存留，十停只有一二，讲养生无益及形神分合问题，上承西汉时《淮南子》的遗绪，下开魏晋间何晏、王弼的先声。

5．张衡。他是一个科学家，对于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观察，曾造地震计，造得很灵巧，在天文学上发明颇多。他又是一个大文学家，很佩服扬雄的为人。现在所存的作品中《两京赋》、《思玄赋》等，前者纯为文艺性质，后者可以发表思想。扬雄的功劳在开拓，桓谭的功劳在继续，桓张二人，为汉学魏学的枢纽。

6．王充。他是一个批评哲学家，不用主观的见解，纯采客观的判断，关于积极方面没有什么主张，而对过去及当时各种学派，下至风俗习惯，无不加以批评。他是儒家，对儒家不好的批评亦很多，虽然所批评的问题或太琐碎，但往往很中肯，扫尽齐派末流的荒诞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种清凉剂。当时儒家，或者寻章摘句，或者滑稽乱俗，他老实不客气地攻击他们的短处，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人。

汉代儒学，除经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马迁、扬雄、桓谭、张衡、王充。其余刘向、刘歆、仲长统、王符、徐幹等，或者关系较小，或者缺乏特异的主张，所以我们不及一一细述了。

汉以后，是魏晋。魏晋之间，儒家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在学术方面，汉儒的整理事业太细密、太呆板，起了硬化作用。在社会方面，经过战国大乱以后，有长时间的太平——战国如像三峡，汉代好比太湖——安定久了，自然腐败。一方面，儒家的呆板工作，有点令人讨厌；一方面，社会既然紊乱，思想亦因而复杂。所以魏晋之间，学术界急转直下，另换一个新方面。

这个时候，道家极为发达，士大夫竞尚清谈。研究儒学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书籍，摆脱从前章句训诂的习惯，重新另下解释。这种新解释，虽然根据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儒家自身，本来有类似道家的话，两汉时代未能发挥，到了魏晋，因为发生变动，才把从前的话另外估定一番。最主要的经学家，有下列几位。

1．王弼。他是一个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两部俱传于世，学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没有赶得上他的。他死的时候，不过二十四岁，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真不可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字不消灭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今《十三经注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晋韩康伯二人所注。《易》本卜筮之书，末流入于谶纬，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像王弼的解释，是否《周易》本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失为独创的哲理，在学术史上有相当的地位。

2．何晏。他同王弼一样，也是一个引道入儒的哲学家，曾注《论语》，在当时很通行。后来朱注出现，何注渐衰，然在经学界仍有很大的权威。何晏以前的《论语》注，尽皆散失，唯何注独受尊崇，其思想支配到程朱一派。朱虽亦注《论语》，但不出何晏范围。王、何二人，都是对汉儒起革命，所作论文极多，可惜皆不传了。何著《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著《驳论》，全篇今失，只剩百余字，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许多问题，古人所不讲的，喜怒哀乐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晋间人很喜欢提出这类问题。

3．钟会。他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者。曾作《四本论》，讲才性的关系，持论极为精核，原文丧失。《世说新语·文学》篇说：“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注：“《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在当时很流行的，可惜我们看不见了。此类问题，孟子、荀卿以后，久未提及，他们才作翻案，四家各执一说，在学术界上很有光彩。自王、何起，直至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承继这种学风，喜欢研究才性、形神一类的问题。

4．嵇康、阮籍。他们同王弼、何晏一样，都是讲虚无、喜清谈，至其著作，见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很不少。嵇康好老庄之学，研究养性服食一类的事情，尝著《养生论》、《声无哀乐论》，以道家的话，调和儒家。阮籍诗作得很多，从诗里面，可以看出他的见解的一部分；散文有《达庄论》，阐明无为之贵。嵇、阮同当时的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都是调和儒老、蔑弃礼法一流的人物，彼此互相标榜，衍为一时风气。

5．陶渊明。他是一个大诗人，思想极其恬静，人格极其高尚，同时他又是一个儒家，崇法孔子的话很多。他的论文有《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可以看出他厌恶当时的污浊社会，游心于世外的理想生活。他的诗很多，做得都很好。关于讨论哲学问题的，有《形神问答诗》，可见其个人思想所在，又可以见社会风尚所在。

6．潘尼、顾荣。他们两人，是宋学很远的源泉。潘尼作《安身论》，根据老子的哲理，大讲无欲，并以无欲解释儒家经典。顾荣作《太极论》，亦根据道家哲理，大讲阴阳消长，并以太极解释宇宙万物。后来周濂溪一派，即从潘、顾二人而出，无极太极之辩亦成为宋代一大问题，可见得宋学渊源之远了。

魏晋儒学，最主要的大致有此八家，即王弼、何晏、钟会、阮籍、嵇康、陶渊明、潘尼、顾荣。此外如葛洪的《神仙论》，鲍敬言的《无君说》，纪瞻的《太极说》，亦皆各有各的见解，蔚为魏晋哲学的大观。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得从略。

大概说起来，魏晋南北朝学风，都以老、《易》并举，或以黄、老并举，将儒、道两家，混合为一。所以魏晋学者，在在带点调和色彩，而道家哲理成为儒家哲理的一部分。同时自东汉末叶以来，佛教已渐输入，三国因为书少，未能全盛，东晋则大发达。梁武帝时，势力尤巨。一般学者，往往认儒、佛为同源，不加排斥。如沈约作《均圣论》，即谓孔、佛一样。孔绰作《喻道篇》，谓“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张融作《门论》，周颙作《难张长史门论》，都主张三教一致。顾欢作《夷夏论》，亦称道、佛二教，同体异用。当时大部分儒者，不以老庄释儒，即以佛教释儒，三教同源，成为一时的通论了。

对于这种三教调和论，作有力反抗的，据我们所知，有两个人。一个是裴，东晋时人，作《崇有论》，反对虚无主义。王衍他们，极力攻诘他，但是没有把他攻倒。一个是范缜，梁武帝时人，作《神灭论》，反对明鬼主义。梁武帝敕曹思文等六十三人攻诘他，亦没有把他攻倒。像这种有无的争辩，神灭神不灭的争辩，在六朝学术界很有光彩，与前几年科学与玄学之战差不多。我们看王衍、梁武帝，虽然反驳，然不压迫言论自由，这种态度是很对的。又看裴、范缜，在清谈玄妙的六朝居然敢作这种反时代的主张，亦可谓豪杰之士了。

南北朝的儒家，对于经学亦很重视，而南北色彩不同。南朝另辟门径，王弼、何晏这派很有势力。北朝则仍受汉儒家法，马融、郑康成这派很有势力。《北史·儒林传》总论里面，有这两句话：“南学简洁，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个话，虽然偏袒南学，然可见南北学风，迥不相同了。

南朝的学风，专从几部经中求其哲理，对于汉儒家法极端反对。如《南史·儒林传》所称何承天、周弘正、刘、沈麟士、明山宾、皇侃、伏曼容一流，十分之九皆信仰老庄，或崇拜佛法。《南史》常用“缁素并听若干人”等字，可见得每次讲演，和尚道士前往听讲的很多。所以南朝经学家，大多数以道佛的哲理，解释儒家的学说。北朝的学风，带点保守性，专从名物训诂上着手，一依马郑以来旧法。如《北史·儒林传》所称卢玄、刁柔、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一流，大体皆墨守汉儒家法，释经极其谨严。后来，唐代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孔颖达作《五经正义》，贾公彦作《周礼仪礼疏》，以及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皆有底本，出自本人者极少。徐遵明、熊安生、刘焯他们的底本，由孔颖达、贾公彦等整理一番，成为现在的《十三经注疏》。

总之，南朝富流动性，受佛道的影响；北朝富保守性，守汉儒的支配。这是南北学派的大概情形。唯北朝末年，稍起变动。徐遵明为北朝第一学者，后人注疏，多本其说。他最初从许多人为师，皆不以为然。有人告诉他说，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成功，后来他才改换方针，专以本心为师，上承孟子，下开象山。北朝前期，虽极保守，到了末年，徐遵明以后，已经有很大的变迁了。

隋朝统一天下，南北混同，车马往还，络绎不绝。因政治上交通上的统一，全部文化亦带调和色彩，即文艺美术亦在在有调和之倾向。最足以代表时代学风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颜之推，一个是王通。

1．颜之推。他是南方人，后来迁往北方，受南方的影响不少，受北方的影响亦很大。他作《颜氏家训》，对于北方严正的章句训诂非常注意，对于北方保守的风俗习惯亦很赞成。他的《归心篇》主张内外一体，儒佛一体，是想把两教调和起来的。

2．王通。他是北方人，亦受南方的影响。这个人，事事模仿，很像扬雄一样。生平以孔子自命，曾作《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五十篇、《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为《王氏六经》，后来门弟子尊称他叫文中子。他的著作，有人说是博洽，有人说是荒唐，现在暂且搁下不讲。但他不同徐、刘一派专做名物训诂的工夫，而能另辟蹊径，直接孔子，这是他独到的地方。他对于佛教，一点不排斥，并且主张调和，亦持儒佛一体的论调。

隋代儒家，不论南北，都主调和儒佛。即如徐遵明、刘焯诸大经师，对佛教不大理会，要是理会，必定站在调和的地位，颜之推、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自两汉至六朝，儒学变迁，其大概情形如此。

唐朝一代，头等人物都站在佛教及文学方面，纯粹讲儒家哲学的人，不过是二三等脚色。专就儒学而论，唐代最无光彩。初唐时有名经师，如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等，仍遵汉学家法。《十三经注疏》中重要之疏，皆为所作，在经学界很有名，但是实际上都不能算是他们作的，不过根据前人成绩加以整理而已。唐人所讲各经正义及义疏，大半采自熊安生、刘炫、刘焯等著作。这一派北朝学者，对于各经的疏，考据得很有成绩，唐人把他聚集起来加以整理，不能说是独创。其中稍值得注意的，就是因政治的南北统一，而学术上（经学）的南北混合亦随而成立。北派所宗之马融、郑玄、贾逵、服虔，与南派所宗之王弼、王肃、杜预，从前取对立的形势，至此便趋到调和的形势。

中唐以后，所谓经学家，如啖助、赵匡一流，尚能开点新局面，对于汉魏六朝以来那种烦碎支离的解经方法认为不满，要脱去陈旧束缚，专凭自己聪明，另求新意。韩愈送卢仝的诗说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这两句话，很可以代表当时的一般精神。

他们虽有另求新意的倾向，可惜没有把门路创出来，不如近人研究经学这样的切实、精密。清朝像王念孙，是很革命的，在小学上、文法上，另外找根据。近人如王国维，亦是很革命的，在钟鼎上、龟甲上，另外找根据。这种精神，很合科学。啖助、赵匡等，没有好的工具，但凭主观见解，意思不合，随意删改。这样方法，容易武断，在经学上占不到很高的位置。

汉人解经，注重训诂名物。宋人解经，专讲义理。这两派学风截然不同，啖、赵等在中间正好作一枢纽。一方面把从前那种沿袭的解经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后来那种独断的解经方法开发出来。啖、赵等传授上与宋人无大关系，但见解上很有关系，承先启后，他们的功劳亦自不可埋没啊！

唐代头等人才，都站在佛教方面。佛教在唐代亦起很大的变迁，其变迁直接间接影响于儒学者不少，所以我们欲明白儒学嬗蜕的来历，不能不把当时的佛教略加说明。佛教的发达，在南朝从东晋末年到梁武帝时代，在北朝从苻秦、姚秦到魏、齐，都占思想界极重要地位。到隋及初唐，遂达全盛。此前的佛教，概自印度传入，用印度方法解释佛经，很忠实，很细密，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逐字逐句的疏释，落了熊、刘、孔、贾一派的窠臼，很拘牵，很繁琐，这又是他们的短处。

唐以前，全为印度佛教，不失本来面目。唐中叶——约在武后时代，佛教起很大的变化，渐渐离开印度佛教，创立中国佛教，主要的有三派：慧能的禅宗是一派，六朝时已具端倪，至唐始盛；澄观的华严宗是一派，华严大师并在唐代；智的天台宗是一派，自隋以来，业已大大发达。

1．禅宗。从前学佛，要诵经典。现在的《大藏经》有七千卷，在唐时约六千卷。经典既浩繁，解释又琐碎，后来许多人，厌恶读经典。禅宗六祖慧能出，主张顿悟，不落言诠，很投合一般人的心理。据说慧能不识字，在五祖弘忍门下，充当打杂。五祖门下有许多弟子，天天讲经守律，五祖没有看重他们，独于把他的衣钵传给这个打杂的。

到底慧能识字与否，此层尚属问题，但是他主张摆脱一切语言文字，亦可成佛，这是禅宗的特色。自六朝隋唐以来，佛家经典浩如烟海，本来难读，慧能的“即心是佛”，这种主张算是一种大革命。从前学佛，守律读经，毫无生气。禅宗学佛，不必识字，乃至不必严守戒律，佛教的门庭大大地打开了。不过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从前还要读书，还讲说经，须得有真学问，下苦功夫；现在不必读，不必说，当头棒喝，立地觉悟，自然可容假托的余地。

因为佛教这样，儒家亦受影响，儒佛之界破了许多。在佛教方面从事研究的人，不必读经，不必守戒，所以佛教因为禅宗之起，势力大增。在儒家方面，亦沾染禅宗气息，治经方法、研究内容完全改变。儒家在北朝时专讲注疏，中唐以后要把春秋三传束之高阁，这是方法的改变。儒家在北朝时，专讲训诂名物，中唐以后主张明心见性，这是内容的改变。所谓去传穷经，明心见性，与佛教禅宗大致相同。

2．华严宗。华严这派同禅宗那派，普通都说是自印度来，其实不对。禅宗，绝对不出自印度。华严，亦许来自于阗，不是中国所创。华严最主要的教义，就是“事理无碍”。这句话，有三面：“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理理无碍。”佛教讲出世法，离开这个社会，另寻一种乐土。华严讲世法与出世法不相冲突，现象界与真如界一致。华严要想缓和儒佛之争，儒家讲世法，过现实的生活；佛教讲出世，求极乐的世界，二种主张相反，要想调和，只好讲事理无碍了。

这一派的创始者，为澄观，即清凉国师。其自著及释佛，俱引儒家的话，所谓儒佛融通。后来宗密即圭峰就是承继这派学说，而融通儒佛的色彩更为显著。宗密著《原人论》，综合古来论性诸家，而自下心性本原的定义，可以谓之宋学根本。宋儒讲心性，皆由原人论及理事无碍观推演而来。

3．天台宗。这一派，在隋末，智即智者大师初创时，尚与儒家无大关系。唐中叶以后这派的湛然即荆溪，与华严宗的澄观，所持态度相同。大抵以儒释佛，两教才始沟通。但是天台与华严又不一样，天台讲修养身心的方法，华严讲世法与出世无碍，一个偏于方法，一个偏于理论，这是不同的地方。

中唐有一个梁肃，他是唐代的大文学家，没有作和尚，但实际上却是天台宗的健将。数天台宗的人物，当然离不了他。可是他确未落发，表面是一个儒者，骨子里是一个佛徒。湛然以儒释佛，梁肃以佛释儒。有唐一代，这类人很多，儒佛两家天天接近，其痕迹如此。所以我们讲儒家哲学，不能不把佛教这三宗，简单地说一下。

话说回头，再讲儒家方面。前所谓啖助、赵匡一派，算是经学家，然唐代（除初唐外）纯粹经学家实甚少，以文学家带点学者色彩，这类人多。最主要的有三位，一个是韩愈，一个是柳宗元，一个是李翱。

1．韩愈。他是一个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儒家。所著《原道》、《原性》诸文，都是站在儒家方面，攻击佛教，竟因谏迎佛骨，谪贬潮州。但他是纯文学家，对于佛教知识固然很少，对于儒家道术造诣亦不甚深。汉魏六朝的注解功夫，宋以后的修养功夫，他都没有做多少，所以对于儒家，在建设方面，说不上什么贡献。但是他离开旧时的训诂方法，想于诸经之中另得义理，所谓“独抱遗经究终始”，这是他见解高超处。

2．柳宗元。他亦是一个文学家，但是他在学问方面的地位，比韩愈高。除研究儒家道术以外，对于周秦诸子（自汉以后，无人注意）都看都读，有批评，有鉴别力。他所著关于讨论诸子的文章，篇篇都有价值。他对于传统的旧观念，很能努力破除，譬如封建制度，儒家向极推崇，他作《封建论》，斥以为非先王之意。

韩柳二人，对于宋学都有很大的影响。韩愈主张“因文见道”，要把先王的法言法行，放在文字里面。后来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一派，都从韩愈出，同往一条路上走。柳宗元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有胆有识，对于以前的传统观念求解放，治经方法求解放。韩是一个反对佛教论者，柳是一个调和儒佛教论者。子厚于佛教，较有心得，不特不毁，且极推崇，颇主张三教同源。直到现在，这类文字还很多。

3．李翱。唐末，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为宋学开山祖师，就是李翱，字习之。他在文章方面是韩愈的门生，在学问方面确比韩愈高明多了。他的言论很彻底，很少模糊笼统的话。他于佛教，很有心得，引用佛教思想创设自己哲学，这种事业至宋代才成功，但是最初发动，往创作的路子上走，还是靠他。他最主要的文章，是《复性书》，分上中下三篇，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欲知宋学渊源，可以看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论》，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复性书》，儒家李翱所作。前者有单行本，金陵刻经处可买；后者很普通，见于《唐文粹》，及其他唐人文钞。在唐时，为宋学之先驱者，这两篇最重要，宋学思想大半由此出。这两篇的思想，相同之处颇多，最主要的为性二元论。性善性恶，历来讨论很盛，至宋朱熹，调和孟荀学说，分为理气二元。但是这种思想，《原人论》及《复性书》早已有之，于后来影响极大。

自唐末起，历宋、金、元、明，在全国思想界最占势力，为这一派调和儒佛论。佛教方面的澄观、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萃。儒家方面的梁肃、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诚然，以宋代学术同他们比较，觉得幼稚肤浅，但是宋学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们的论调，就不知宋学的来源。

五代自梁太祖开平元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不过五十二年的时间，天下大乱，文化消沉，无甚可述，我们可以不讲。以下讲宋代，儒家道术，很有光彩，可谓之三教融通时代，亦可谓儒学成熟时代，我们可以另作一章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