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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上)

上次讲,研究哲学,有问题的、时代的、宗派的三种方法,各有长处,各有短处。问题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讲演用来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论最末一章,专讲儒家哲学之重要问题,以为补充。时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处,但用之讲演,最为相宜。所以本论各章,全用这个方法。唯如不先提纲挈领,不能得一个大意,现在要讲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就是想使诸君先得一个大意。这个题目,讲来很长,打算分作两章。上章从孔子起,到唐代止;下章从北宋起,到现在止。

儒家道术从何时起?孔子以前有无儒学?此类问题留到本论再讲。现在要简单说明的,就是凡一学派,都不是偶然发生,虽以孔子之圣,亦不能前无所承。不过儒家道术至孔子集其大成,所以讲儒学从孔子讲起,未尝不可。孔子学说全部如何,亦留到本论再讲。我们所应当知道的,就是儒家道术,孔子集其大成,以后两千多年,都由孔子分出。在一方面,因为孔子的话,辞句简单,而含义丰富,所以后来研究孔子学说的人,可以生出种种解释;同为儒家,下面又分出许多学派。在他一方面,因为孔子的主张,平庸中正,有许多认为不满意的人创为反动学派;既有反动学派发生,孔子弟子及后学受其影响,对于本派学说或加修正,或全变相。所以从孔子起,分两大支,有因辞句简单而解释不同的,有因受旁的影响而改换面目,不可不加注意。

先讲儒家以外的学派,孔子之后,新出的重要学派,可分为二:(1)墨家,(2)道家,皆起于孔子死后数十年乃至百年。墨家出于孔后,自是不成问题。道家向来认为出在孔前,或与孔子同时,依我看来,都不大对。《老子》五千言,历来认为孔子以前的作品,我一向很怀疑,时间愈长,愈认确实。不是本问题所关,暂不细讲,但因要说明重要学派的顺序,不妨略讲几句。

孔子学说,最主要者为“仁”。“仁”之一字,孔子以前,无人道及,《诗》及《尚书》二十八篇,皆不曾提到,以仁为人生观的中心,这是孔子最大发明,孔子所以伟大,亦全在此。《老子》书中,讲仁的地方就很多,“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这全为孔子而发,假使孔子不先讲仁,老子亦用不着破他了。此外压倒“仁”字的地方还很多,如“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上仁为之而无以为”,“大道废有仁义”,“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等语,可知老子之作实在孔子的“仁”字盛行以后。不唯如此,“义”之一字,孔子所不讲,孔子只讲智、仁、勇。仁义对举,是孟子的发明。而《老子》书中,讲仁义的地方亦很多,可知不唯不在孔子之前,还许在孟子以后。孟子辟异端,他书皆引,未引《老子》一句,其故可想而知。这种地方,离开事迹的考据,专从文字下手,虽觉甚空,然仍不失为有力的佐证。此外,尚贤,是墨子所主张的,《墨子》有《尚贤》篇,而老子有“不尚贤使民不争”一语。天道鬼神,是墨子所信仰的,墨子有《天志》篇、《明鬼》篇,而老子有“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一语。旁的不问,专从思想系统入手,《老子》一书似在孔子以后、墨子以后,甚至于孟子以后啊。从前说九流各家,道家最古,儒家次之,其说非是。应当以儒家为最古,道家亦儒家盛行后一种反动,为儒家之对敌的学派。

墨家方面,出在孔后,更不必辩。《淮南子·要略》称:“墨子受孔子之道,学儒家之术。”这是说从前研究孔子的道理,后来深感繁重,才重新创立一个学派。墨子是孔子后辈,生于邹鲁之间,其地儒学最盛,年轻时不能不有所习染,《淮南子》之说甚是。墨家继儒家而发生,有不以为然的地方,然后独树一帜,因在后辈影响甚深。墨门弟子,亦与儒家有密切关系,如禽滑釐,曾学于子夏,一面为墨家大师,一面为孔门再传弟子。

道家方面,既然《老子》一书,不在孔子之前,则庄子与老子的先后,亦成为问题了。向称老庄,若使庄子在前,当改称庄老才是。庄子地位,在道家极为重要,比禽滑釐之在墨家,还要重些。庄子学于田子方,田子方学于子夏,所以庄子一面是道家大师,一面是孔门三传弟子。

由此看来,道、墨两家,亦可以说是儒家的支派,先是承袭,后才独立,先是附庸,后为大国。唯旁的儒家,无论如何变化,仍称孔子之后。道、墨两家既盛,与儒家立于三分的地位,就不承认是孔子之后了。恰如齐桓、晋文,虽握霸权,仍尊周室,楚庄王、吴夫差,一握霸权,便不承认周室的地位,情形正复相同。我们再看,最初的儒家,因为道、墨二家独立后,倡为反对的论调,与儒家以极大的影响,儒学自身亦有许多变迁。

现在再讲孔门直接的学派。《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氏之儒,有子思氏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儒分为八。”韩非生当始皇的时候,离战国最近,其说当甚可靠。此种八家,现在可考者,唯孟、孙二家。自余六家无考,其著作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有《子思》二十三篇,《漆雕子》十三篇,然后代亦皆丧失,殊可惋惜。此外四家,在汉朝时已经看不着了。

果如韩非所言,战国之末,儒分为八,我们诚然相信,但最初儒家的分裂,恐没有如此复杂。现在姑且假定,孔子死后,最初分为两派,有子是一派,曾子是一派。所以《论语·学而第一》章,先说:“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继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又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子是孔子,总观《论语》全书,除孔子外,称子者,唯有若、曾参二人。颜渊称渊而不称子,因颜渊早死,其学不传。子夏、子贡,亦不称子,此中消息,殊耐寻味啊!《孟子·滕文公上》说:“昔者孔子没……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这并不是曾子有意与有子为难,徒争意气,实际是因为两人学派,大不相同,所以就各人走各人的路了。

大概子夏、子游、子张三人,因为孔子死后,门下散落,不能不要一个统率的人,而有若年最高、德最重,故推举他,作孔门领袖。可知子夏、子游、子张,同是一派。这一派大概对于孔子所说的话,所删定的经典,为形式的保守,异常忠实,以有若为其代表。后来荀子说:“其数始于诵经,终于习礼。”可以说是从这一派演出。

曾子另为一派,不注重形式,注重身心修养,对于有若一派,很有些不同的地方。据说曾子的弟子是子思。曾子著作《大戴礼》有十篇,虽未必能包举他学说的全部,也可据以窥见一斑。子思著作,现存者为《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今原书虽佚,或者《礼记》中还有若干篇是他的作品。后来孟子专讲存心养气,可以说是从这一派演出。照这样的分法,孔子死后,门弟子析为二派:一派注重外观的典章文物,以有若、子夏、子游、子张为代表;一派注重内省的身心修养,以曾参、子思、孟子为代表。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学情形,大概可以了然了。

孔子道术方面很多,如前所述,一方面讲内圣,一方面讲外王,可见他不单注重身心修养,并且注重政治社会情形。孔门分四科:一德行,注重修养,后人称为义理之学;二言语,注重发表,后人称为词章之学;三政事,注重政治,后人称为经济之学;四文学,注重文物,后人称为考证之学。这样四科,亦还不能算孔子全部学问,至多不过圣人之一体而已。四科之外,还有许多派别不可考的。如韩非子所说儒分为八,其中孟、孙二派,有书传世,可以明白,前面已经说过;子思一派,由《中庸》及《礼记》可以窥见一斑,也用不着再讲。唯漆雕氏一派,即《论语》上的漆雕开,《汉书·艺文志》有《漆雕子》十三篇,可见得他在孔门中,位置甚高,并有著书,流传极盛,在战国时,俨然一大宗派。至其精神,可于《韩非子·显学》篇所说“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几句话中,窥见大概,纯属游侠的性质。孔门智、仁、勇三德中,专讲勇德的一派,孟子书中所称北官黝养勇、孟施舍养勇,以不动心为最后目的,全是受漆雕开的影响。其余颜氏、子张氏、仲良氏、乐正氏四派,本人的著作既不传世,旁人的著作又没有提到他们,所以无从考见了。这是我们认为很不幸的一件事情。

孔子死后,有七十子,七十子后学者,一传再传,门弟子极多,学派亦很复杂。要研究这些人的学说,只有大小戴的《礼记》,还有一部分材料可考。其中十之二三是七十子所记,十之七八是七十子后学所记。自孔子至秦约三百年,自秦至二戴又百余年,时间如此的长,派别如此的复杂,而材料如此的短少,研究起来,很觉费事。我们根据《汉书·艺文志》,看孔门弟子的著作,有下列几种:《子思》,二十三篇;《曾子》,十八篇;《漆雕子》,十三篇;《宓子》,十六篇;《景子》,三篇;《世子》,二十一篇;《李克》,七篇;《公孙尼子》,二十八篇;《芈子》,十八篇。可见西汉末年,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著作行世者凡有九家,至此九家的内容如何,可惜得不着正确资料,很难一一考证。大概这几百年间,时代没有多大变化,外来影响亦很少,不能有好大异同,可以附在孔子之后,一同研究。自春秋经战国迄秦,儒家变迁,其大略如此。两汉儒学,下次再讲。

凡一种大学派成立后,必有几种现象:

1.注解。因为内容丰富,门下加以解释。这种工作的结果,使活动的性质变为固定,好像人的血管硬化一样,由活的变成死的。这是应有现象之一。

2.分裂。一大学派,内容既然丰富,解释各各不同,有几种解释就可以发生几种派别。往往一大师的门下,分裂为无数几家。这也是应有现象之一。

3.修正。有一种主张,就有一种反抗。既然有反抗学说发生,本派的人想维持发展固有学说,就发生新努力,因受他派的影响,反而对于本派加以补充或修正。这是应有现象之一。

地不论中外,时不论古今,所有各种学派,都由这几种现象,发动出来。儒家哲学,当然不离此例,所以儒家各派亦有注解,有分裂,有修正。

自孔子死后,儒家派别不明,韩非所说儒分为八,亦不过专指战国初年而言,经战国及秦到汉数百年间,派别一定很多。七十子后学者的著作,留传到现在的,以大小《戴记》为主,共八十余篇,其中讲礼仪制度的,约占三分之二。大概自孔子死后,子夏、子游、子张,留传最广。因孔子以礼为教,一般人皆重礼,对于礼的内容,分析及争辩很多,《小戴记》的《檀弓》、《曾子问》,都不过小节的辩论。这种解释制度、争论礼仪,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一第二两种现象。所以子夏、子游、子张以后的儒家,一方面是硬化,一方面是分裂。

同时道家之说,孔子死后,不久发生。老庄的主张,在《论语》中,可以看出一点痕迹,《论语》说:“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又说:“或曰,以德报怨,何如?”这类话,很与道家相近。道家在孔子后,然为时甚早,孔子死后,不久即发生,与儒家对抗,对于儒家的繁文缛节,予以很大的打击。因为受敌派的攻击,自己发生变化,就是上面所说的第三种现象,补充或修正前说。

儒家自己发生变化,究竟如何变法呢?我们看《易经》的《系辞》与《文言》,其中有好多话,酷似道家口吻。本来《十翼》这几篇东西,从前人都说是孔子所作,我看亦不见得全对。《系辞》与《文言》中,有许多“子曰”,不应为孔子语。孔子所作,当然不会自称“子曰”,就是没有“子曰”的,是否孔子所作,还是疑问。因为有“子曰”的,皆朴质与《论语》同;无“子曰”的,皆带有西洋哲学气味。大概《系辞》与《文言》,非孔子作,乃孔子学派分出去以后的人所作。其中的问题,从前的儒家不讲,后来的儒家不能不讲了。

头一步所受影响,令我们容易看出者为《系辞》与《文言》,其次则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乐记》等著作,大抵皆受道家影响以后,才始发生。所以曾子、子思一派讲这类的话就很多,《中庸》一篇,郑玄谓为子思作,我们虽不必遽信,但至少是子思一派所作。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所受影响更为明显。孟子之生,在孔子后百余年,那个时候,不特道家发生了很久,而且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既然群言淆乱,互相攻击,儒家自身不能不有所补充修正。

孟子这一派的发生,与当时社会状况有极大的关系。因为春秋时代为封建制度一大结束,那时社会很紊乱,一般人的活动往往跑出范围以外,想达一种目的,于是不择手段。孟子的门弟子,就很羡慕那种活动,所以景春有“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的话。可见得当时一般社会都看不起儒家的恬适精神,人群的基础异常摇动,孟子才不惜大声疾呼的,要把当时颓败的风俗人心唤转过来。

孟子与孔子,有许多不同之点。孔子言“仁”,孟子兼言“仁义”。什么叫义?义者,应事接物之宜也。孟子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义利之辨,其目的在给人一个立脚点,对于出入进退、辞受取与,一毫不苟。所以孟子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又说:“一芥不以与人,一芥不以取诸人。”都是教人高尚明哲,无论如何失败,有界限,有范围,出了界限范围以外,就不做去,可以说对于当时的坏习气极力校正。

孔子智仁勇并讲,所以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孟子专讲勇,所以说“我四十不动心”,“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仁弘义,以义辅仁;仁以爱人,义以持我。这种方法,孟子极力提倡,极力讲究。

孔子对于性命,不很多讲,或引而不发,孔子门人常说:“子罕言命,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当孟子的时候,道家对于这部分研究得很深,儒家如果不举出自己的主张,一定站不住脚,所以孟子堂堂正正地讲性与天道,以为是教育的根本。《孟子》七篇中,如《告子上》、《告子下》大部分讲性的问题,自有不必说;其余散见各篇的很多,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人之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这类话,对于当时章句之儒咬文嚼字的那种办法,根本认为不对。

孟子以为人类本来是好的,本着良知良能,往前做去,不必用人家帮忙,不必寻章摘句、繁文缛节地讨麻烦,自己认清,便是对的。这种学说,可谓对于孔子学说的一种补充,扫除章句小儒的陋习,高视阔步地来讲微言大义,我们可以说儒家至孟子起一大变。

孟子以后,至战国末年,一方面社会的变迁更为剧烈,一方面道墨两家更为盛行,尤以墨家为最盛。《韩非子·显学》篇说,“今之显学,儒墨也”。战国末年,儒墨并举,两家中分天下。墨家对于知的方面极为注重,以知识作立脚点,为各家所不及。即如《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诸篇,对于客观事物俱有很精确的见解。所以当时墨学,几遍天下。同时因为社会变迁更大的结果,豪强兼并,诈伪丛生,而儒家严肃的道德观念,被社会上看作迂腐。除了道墨盛行、社会轻视以外,儒家自身亦有江河日下的趋势。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孟门弟子,愈演愈厉,一味唱高调,讲巨子,末流入于放纵夸大。从这一点看去,后来王学一派,有点近似,阳明本身,尚为严肃,门弟子则光怪陆离,无奇不有。因为孟派末流,有许多荒唐的地方,所以那时儒家,很感觉有补充修正的必要,于是乎荀卿应运而出。

《史记·孟荀列传》称:“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太史公这几句话,很难说出荀派发生的动机。当时儒家末流,有许多人,专靠孔子吃饭。《非十二子》篇说:“……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记得某书亦说,人家办丧事,儒者跑去混饭吃,这正是太史公所谓鄙儒小拘。而庄周末流则又滑稽乱俗,很能淆惑视听。庄周是否儒家,尚是问题,庄周出于田子方,田子方是子夏的门生。孟子出于子思,子思是曾子的门生。庄孟二人,很可以衔接得起来。在这儒道末流,俱有流弊的时候,荀卿这派,不得不出头提倡改革了。

前面说墨家长处,在以知识为立脚点。荀子很受他们的影响,对于知识,以有条理有系统为必要,他的《解蔽》、《正名》诸篇,所讨论都是知识的问题。譬如论理的凭借是什么,知识的来源是什么,这类问题,孔孟时所不注重,到了荀子就不能不注重了。这是荀子受墨家的影响,而创为儒家的知识论。此外受墨家影响的地方还多,墨子有《天志》、《明鬼》论,最信鬼神,荀子的《天论》等篇,正是对墨而发,与墨子持反对的论调。

当时一般人,对于严肃修养的功夫,都认为迂腐,不肯十分注重。孟子一派,虽提出自己的主张,不特不能救鄙儒小拘的学风,甚或为作伪者大言欺人的工具。到了荀子,极力注重修养,对于礼字,重新另下定义。孔子言仁,孟子言义;荀子言礼,以礼为修养的主要工具。孟子主张内发;荀子主张外范。孟子说性是善的,随着良知良能做去;荀子说性是恶的,应以严肃规范为修束身心的准绳。所以荀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末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

今天所讲孟荀学说,讲得很简单,以下另有专篇,专门讲他二人。自孔子死后,儒家的变迁,其大概情形如此。还有一种现象,西汉以前,儒家学派可以地域区分,所谓齐学、鲁学,风气各自不同。鲁是孔子所居的地方,从地理方面看,在泰山以内,壤地褊小,风俗谨严;从历史方面看,自周公以来,素称守礼之国,又有孔子诞生,门弟子极多。鲁派家法,严正呆板狭小,有他的长处,同时亦有他的短处。齐与鲁接壤,蔚为大国,临海富庶,气象发皇,海国人民思想异常活泼。直接隶属孔门的时候,齐鲁学风,尚无大别,以后愈离愈远,两派迥不相同了,若以欧洲学风比之,鲁像罗马,齐像希腊。

齐派学风的特色,可以三邹子作为代表。《史记·孟荀列传》称:“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其次邹衍……邹爽。”三邹是否儒家,尚待研究,虽非直接由儒家出,但亦受儒家的影响。邹衍主九州之外,尚有九州,可见其理想力之强,但彼好推言“终始五德之运”这种学说,衍为方士的思想(不是道家),司马谈《六家要指》名之为阴阳家,后代相仍未改。这种人,以儒者自居,社会上亦把他们当作儒者看待。秦始皇坑儒生,人皆以为大罪,其实所坑的儒生七十余人,都是方士阴阳家一派。如卢生、韩生最初替始皇求不死之药,历年不得,又造为种种谎语,始皇才把他们坑杀了。这一派在战国末年颇盛,如果说是由儒家变出,可以说是由齐派演化出来。

自秦以前,同为儒家,有齐鲁两派,其不同之点,既如上述。到汉,两派旗帜,更为显明,甚至于互相攻击。汉人对于儒家的贡献,只是他的整理工作,旁的很少值得注意的地方。凡是一个社会,经过变化之后,秩序渐趋安定,就做整理的功夫,所以汉人发明者少。一部分的精神,用在整理方面;一部分精神,用在实行方面。汉代四百年间,其事业大致如此。

至于思想学术,汉代亦较简单,汉时墨家业已消灭,只剩道、儒两家。道家整理工作的表现,在于《淮南子》。《淮南子》一书,可谓战国以来,总括许多学说,为一极有系统之著述。儒家整理工作的表现,在于治经。汉儒治经分今文古文两派,西汉为今文独盛时代,东汉为今古文互争时代。东汉前半,今文很盛,到了末年,大学者都属古文派,今文纯至消灭。西汉全期,今文家都很盛,古文家不过聊备一格而已。

西汉经学,共立十四博士。计《易》有施、孟、梁丘三家,均出田何,为齐派。《书》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均出伏生,为齐派。《诗》有鲁、齐、韩三家,齐诗出于齐派。《礼》有大小戴及庆氏三家,与齐无关,为鲁派。《春秋》有严、颜两家,均出公羊,为齐派。总观十四博士之中,九家出齐。此外《论语》有《齐论语》及《鲁论语》。以此言之,西汉儒学,大部属齐,鲁学很衰。《春秋》之《穀梁》学属鲁派,然西汉时无博士,其学不昌。唯鲁诗极发达,齐诗、韩诗,俱不能及。

齐派学风的特色,在与阴阳家——邹衍一派结合,上文业已提到过了。即如《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今无传,当时所讲,占验象数为多;伏生《尚书》,讲中候五行,《大传》亦多与阴阳结合;齐诗讲五际六情;《公羊春秋》,多讲灾异。西汉学风,齐派最盛,其中颇多方士及阴阳家语。

西汉末年,古文始出。古文家自以为孔派真传,斥今文为狂妄;今文家自以为儒学正宗,斥古文为伪作。汉时所谓今文古文之辩,各部经都有,而《周礼》、《左传》辩论最烈,其后马融、贾逵、服虔、许慎、刘歆皆从古文,是以古文大盛。今文家专讲微言大义,对于古书的一字褒贬,皆求说明;古文家专讲训诂名物,对于古书的章句制度,皆求了解。古文家法谨严,与鲁派相近;今文家法博大,与齐派相近。所以两汉经学,一方面为今古文之争,一方面即齐鲁派之争,自郑玄杂用今古文,今古学乃复混。

上面说,西汉经学,立十四博士,有今文古文的争执,有齐派鲁派的不同。又说两汉工作,最主要的是解经方法,鲁派即古文家,注重考释,专讲名物训诂;齐派即今文家,颇带哲学气味,讲究阴阳五行。这些都是经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不讲。经生以外,还有许多大儒,他们的思想学术,自成一家,应当格外注意。以下一个一个地分开来讲。

1.董仲舒。他是西汉第一个学者,受阴阳家的影响,对于儒学,发生一种变化。荀子反对禨祥,对于迷信,在所排斥。董子迷信的话就很多,书中有求雨止雨之事。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董子调和两家,主张兼含善恶。公孙弘治《公羊春秋》,董子亦治《公羊春秋》,而弘不逮仲舒远甚。董子学说,具见于《春秋繁露》。全书分三部,一部分解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应用到社会上去;一部分调和孟荀的性说,主张成善抑恶;一部分承阴阳家的余绪,有天人合一的学说。

2.司马迁。他是一个史家,同时又是一个儒家。《史记》这部著作,初非匡无意义,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自述怀抱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的伟大!同时在自序中又说:“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简直以继承孔子自命了。《史记》这部书,全部目录,许多地方,很有深意,在史部中极有价值。其编制论断,关于儒家道术的地方很多。

3.扬雄。他是一个完全模仿、不能创作的大文学家,仿《离骚》作《解嘲》,仿《上林》作《长杨》,仿《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不过是一个专会模仿的人,在学术界没有多大价值。但是以时代论,他亦有他的地位。当西汉末年,鲁派经生专讲章句训诂,解“粤若稽古帝尧”几个字,长到十余万言,琐碎得讨厌。同时齐派末流,专讲五行生克,亦荒诞得不近情理。扬雄能离开经生习气,不讲训诂五行,直追《周易》、《论语》,虽然所说的话,大致不过尔尔,犯不着费力研究,但是别开生面,往新路径上走,这又是他过人的地方。

4.桓谭。他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学者,曾作一部《新论》,可惜丧失了,现存的不过一小部分,看不出全部学说的真相。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很受扬雄的影响。儒家自董仲舒以后,带哲学的气味很浓,桓谭生当东汉初年,自然免不了时下风气。《新论》存留,十停只有一二,讲养生无益及形神分合问题,上承西汉时《淮南子》的遗绪,下开魏晋间何晏、王弼的先声。

5.张衡。他是一个科学家,对于自然界,有很精密的观察,曾造地震计,造得很灵巧,在天文学上发明颇多。他又是一个大文学家,很佩服扬雄的为人。现在所存的作品中《两京赋》、《思玄赋》等,前者纯为文艺性质,后者可以发表思想。扬雄的功劳在开拓,桓谭的功劳在继续,桓张二人,为汉学魏学的枢纽。

6.王充。他是一个批评哲学家,不用主观的见解,纯采客观的判断,关于积极方面没有什么主张,而对过去及当时各种学派,下至风俗习惯,无不加以批评。他是儒家,对儒家不好的批评亦很多,虽然所批评的问题或太琐碎,但往往很中肯,扫尽齐派末流的荒诞思想,在儒家算是一种清凉剂。当时儒家,或者寻章摘句,或者滑稽乱俗,他老实不客气地攻击他们的短处,可以说是东汉儒家最重要的一个人。

汉代儒学,除经生外,最重要的有此六家,即董仲舒、司马迁、扬雄、桓谭、张衡、王充。其余刘向、刘歆、仲长统、王符、徐幹等,或者关系较小,或者缺乏特异的主张,所以我们不及一一细述了。

汉以后,是魏晋。魏晋之间,儒家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动。这个时候,在学术方面,汉儒的整理事业太细密、太呆板,起了硬化作用。在社会方面,经过战国大乱以后,有长时间的太平——战国如像三峡,汉代好比太湖——安定久了,自然腐败。一方面,儒家的呆板工作,有点令人讨厌;一方面,社会既然紊乱,思想亦因而复杂。所以魏晋之间,学术界急转直下,另换一个新方面。

这个时候,道家极为发达,士大夫竞尚清谈。研究儒学的人,亦以道家眼光看儒家书籍,摆脱从前章句训诂的习惯,重新另下解释。这种新解释,虽然根据道家,但亦非完全不是儒家。儒家自身,本来有类似道家的话,两汉时代未能发挥,到了魏晋,因为发生变动,才把从前的话另外估定一番。最主要的经学家,有下列几位。

1.王弼。他是一个青年著作家,曾注《周易》及《老子》,两部俱传于世,学者成就之早,中外古今,恐怕没有赶得上他的。他死的时候,不过二十四岁,能够有这样大的成绩,真不可及。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字不消灭一天,王弼的名字保存一天。今《十三经注疏》所用《周易》,即魏王弼、晋韩康伯二人所注。《易》本卜筮之书,末流入于谶纬,王弼乘其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像王弼的解释,是否《周易》本意,我们不得而知,但不失为独创的哲理,在学术史上有相当的地位。

2.何晏。他同王弼一样,也是一个引道入儒的哲学家,曾注《论语》,在当时很通行。后来朱注出现,何注渐衰,然在经学界仍有很大的权威。何晏以前的《论语》注,尽皆散失,唯何注独受尊崇,其思想支配到程朱一派。朱虽亦注《论语》,但不出何晏范围。王、何二人,都是对汉儒起革命,所作论文极多,可惜皆不传了。何著《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著《驳论》,全篇今失,只剩百余字,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许多问题,古人所不讲的,喜怒哀乐也就是其中之一,魏晋间人很喜欢提出这类问题。

3.钟会。他是一个军事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者。曾作《四本论》,讲才性的关系,持论极为精核,原文丧失。《世说新语·文学》篇说:“钟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注:“《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在当时很流行的,可惜我们看不见了。此类问题,孟子、荀卿以后,久未提及,他们才作翻案,四家各执一说,在学术界上很有光彩。自王、何起,直至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承继这种学风,喜欢研究才性、形神一类的问题。

4.嵇康、阮籍。他们同王弼、何晏一样,都是讲虚无、喜清谈,至其著作,见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的很不少。嵇康好老庄之学,研究养性服食一类的事情,尝著《养生论》、《声无哀乐论》,以道家的话,调和儒家。阮籍诗作得很多,从诗里面,可以看出他的见解的一部分;散文有《达庄论》,阐明无为之贵。嵇、阮同当时的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号称“竹林七贤”,都是调和儒老、蔑弃礼法一流的人物,彼此互相标榜,衍为一时风气。

5.陶渊明。他是一个大诗人,思想极其恬静,人格极其高尚,同时他又是一个儒家,崇法孔子的话很多。他的论文有《归去来辞》、《桃花源记》等,可以看出他厌恶当时的污浊社会,游心于世外的理想生活。他的诗很多,做得都很好。关于讨论哲学问题的,有《形神问答诗》,可见其个人思想所在,又可以见社会风尚所在。

6.潘尼、顾荣。他们两人,是宋学很远的源泉。潘尼作《安身论》,根据老子的哲理,大讲无欲,并以无欲解释儒家经典。顾荣作《太极论》,亦根据道家哲理,大讲阴阳消长,并以太极解释宇宙万物。后来周濂溪一派,即从潘、顾二人而出,无极太极之辩亦成为宋代一大问题,可见得宋学渊源之远了。

魏晋儒学,最主要的大致有此八家,即王弼、何晏、钟会、阮籍、嵇康、陶渊明、潘尼、顾荣。此外如葛洪的《神仙论》,鲍敬言的《无君说》,纪瞻的《太极说》,亦皆各有各的见解,蔚为魏晋哲学的大观。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只得从略。

大概说起来,魏晋南北朝学风,都以老、《易》并举,或以黄、老并举,将儒、道两家,混合为一。所以魏晋学者,在在带点调和色彩,而道家哲理成为儒家哲理的一部分。同时自东汉末叶以来,佛教已渐输入,三国因为书少,未能全盛,东晋则大发达。梁武帝时,势力尤巨。一般学者,往往认儒、佛为同源,不加排斥。如沈约作《均圣论》,即谓孔、佛一样。孔绰作《喻道篇》,谓“周孔即佛,佛即周孔”。张融作《门论》,周颙作《难张长史门论》,都主张三教一致。顾欢作《夷夏论》,亦称道、佛二教,同体异用。当时大部分儒者,不以老庄释儒,即以佛教释儒,三教同源,成为一时的通论了。

对于这种三教调和论,作有力反抗的,据我们所知,有两个人。一个是裴,东晋时人,作《崇有论》,反对虚无主义。王衍他们,极力攻诘他,但是没有把他攻倒。一个是范缜,梁武帝时人,作《神灭论》,反对明鬼主义。梁武帝敕曹思文等六十三人攻诘他,亦没有把他攻倒。像这种有无的争辩,神灭神不灭的争辩,在六朝学术界很有光彩,与前几年科学与玄学之战差不多。我们看王衍、梁武帝,虽然反驳,然不压迫言论自由,这种态度是很对的。又看裴、范缜,在清谈玄妙的六朝居然敢作这种反时代的主张,亦可谓豪杰之士了。

南北朝的儒家,对于经学亦很重视,而南北色彩不同。南朝另辟门径,王弼、何晏这派很有势力。北朝则仍受汉儒家法,马融、郑康成这派很有势力。《北史·儒林传》总论里面,有这两句话:“南学简洁,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个话,虽然偏袒南学,然可见南北学风,迥不相同了。

南朝的学风,专从几部经中求其哲理,对于汉儒家法极端反对。如《南史·儒林传》所称何承天、周弘正、刘、沈麟士、明山宾、皇侃、伏曼容一流,十分之九皆信仰老庄,或崇拜佛法。《南史》常用“缁素并听若干人”等字,可见得每次讲演,和尚道士前往听讲的很多。所以南朝经学家,大多数以道佛的哲理,解释儒家的学说。北朝的学风,带点保守性,专从名物训诂上着手,一依马郑以来旧法。如《北史·儒林传》所称卢玄、刁柔、刘兰、张吾贵、李同轨、徐遵明、熊安生、刘焯、刘炫一流,大体皆墨守汉儒家法,释经极其谨严。后来,唐代陆德明作《经典释文》,孔颖达作《五经正义》,贾公彦作《周礼仪礼疏》,以及徐彦的《春秋公羊传疏》、杨士勋的《春秋穀梁传疏》,皆有底本,出自本人者极少。徐遵明、熊安生、刘焯他们的底本,由孔颖达、贾公彦等整理一番,成为现在的《十三经注疏》。

总之,南朝富流动性,受佛道的影响;北朝富保守性,守汉儒的支配。这是南北学派的大概情形。唯北朝末年,稍起变动。徐遵明为北朝第一学者,后人注疏,多本其说。他最初从许多人为师,皆不以为然。有人告诉他说,这样下去,绝对不会成功,后来他才改换方针,专以本心为师,上承孟子,下开象山。北朝前期,虽极保守,到了末年,徐遵明以后,已经有很大的变迁了。

隋朝统一天下,南北混同,车马往还,络绎不绝。因政治上交通上的统一,全部文化亦带调和色彩,即文艺美术亦在在有调和之倾向。最足以代表时代学风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颜之推,一个是王通。

1.颜之推。他是南方人,后来迁往北方,受南方的影响不少,受北方的影响亦很大。他作《颜氏家训》,对于北方严正的章句训诂非常注意,对于北方保守的风俗习惯亦很赞成。他的《归心篇》主张内外一体,儒佛一体,是想把两教调和起来的。

2.王通。他是北方人,亦受南方的影响。这个人,事事模仿,很像扬雄一样。生平以孔子自命,曾作《礼论》二十五篇、《乐论》二十篇、《续书》百五十篇、《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五十篇、《赞易》七十篇,谓为《王氏六经》,后来门弟子尊称他叫文中子。他的著作,有人说是博洽,有人说是荒唐,现在暂且搁下不讲。但他不同徐、刘一派专做名物训诂的工夫,而能另辟蹊径,直接孔子,这是他独到的地方。他对于佛教,一点不排斥,并且主张调和,亦持儒佛一体的论调。

隋代儒家,不论南北,都主调和儒佛。即如徐遵明、刘焯诸大经师,对佛教不大理会,要是理会,必定站在调和的地位,颜之推、王通就是很好的代表。自两汉至六朝,儒学变迁,其大概情形如此。

唐朝一代,头等人物都站在佛教及文学方面,纯粹讲儒家哲学的人,不过是二三等脚色。专就儒学而论,唐代最无光彩。初唐时有名经师,如陆德明、孔颖达、贾公彦等,仍遵汉学家法。《十三经注疏》中重要之疏,皆为所作,在经学界很有名,但是实际上都不能算是他们作的,不过根据前人成绩加以整理而已。唐人所讲各经正义及义疏,大半采自熊安生、刘炫、刘焯等著作。这一派北朝学者,对于各经的疏,考据得很有成绩,唐人把他聚集起来加以整理,不能说是独创。其中稍值得注意的,就是因政治的南北统一,而学术上(经学)的南北混合亦随而成立。北派所宗之马融、郑玄、贾逵、服虔,与南派所宗之王弼、王肃、杜预,从前取对立的形势,至此便趋到调和的形势。

中唐以后,所谓经学家,如啖助、赵匡一流,尚能开点新局面,对于汉魏六朝以来那种烦碎支离的解经方法认为不满,要脱去陈旧束缚,专凭自己聪明,另求新意。韩愈送卢仝的诗说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这两句话,很可以代表当时的一般精神。

他们虽有另求新意的倾向,可惜没有把门路创出来,不如近人研究经学这样的切实、精密。清朝像王念孙,是很革命的,在小学上、文法上,另外找根据。近人如王国维,亦是很革命的,在钟鼎上、龟甲上,另外找根据。这种精神,很合科学。啖助、赵匡等,没有好的工具,但凭主观见解,意思不合,随意删改。这样方法,容易武断,在经学上占不到很高的位置。

汉人解经,注重训诂名物。宋人解经,专讲义理。这两派学风截然不同,啖、赵等在中间正好作一枢纽。一方面把从前那种沿袭的解经方法推翻了去,一方面把后来那种独断的解经方法开发出来。啖、赵等传授上与宋人无大关系,但见解上很有关系,承先启后,他们的功劳亦自不可埋没啊!

唐代头等人才,都站在佛教方面。佛教在唐代亦起很大的变迁,其变迁直接间接影响于儒学者不少,所以我们欲明白儒学嬗蜕的来历,不能不把当时的佛教略加说明。佛教的发达,在南朝从东晋末年到梁武帝时代,在北朝从苻秦、姚秦到魏、齐,都占思想界极重要地位。到隋及初唐,遂达全盛。此前的佛教,概自印度传入,用印度方法解释佛经,很忠实,很细密,这是他们的长处。但是逐字逐句的疏释,落了熊、刘、孔、贾一派的窠臼,很拘牵,很繁琐,这又是他们的短处。

唐以前,全为印度佛教,不失本来面目。唐中叶——约在武后时代,佛教起很大的变化,渐渐离开印度佛教,创立中国佛教,主要的有三派:慧能的禅宗是一派,六朝时已具端倪,至唐始盛;澄观的华严宗是一派,华严大师并在唐代;智的天台宗是一派,自隋以来,业已大大发达。

1.禅宗。从前学佛,要诵经典。现在的《大藏经》有七千卷,在唐时约六千卷。经典既浩繁,解释又琐碎,后来许多人,厌恶读经典。禅宗六祖慧能出,主张顿悟,不落言诠,很投合一般人的心理。据说慧能不识字,在五祖弘忍门下,充当打杂。五祖门下有许多弟子,天天讲经守律,五祖没有看重他们,独于把他的衣钵传给这个打杂的。

到底慧能识字与否,此层尚属问题,但是他主张摆脱一切语言文字,亦可成佛,这是禅宗的特色。自六朝隋唐以来,佛家经典浩如烟海,本来难读,慧能的“即心是佛”,这种主张算是一种大革命。从前学佛,守律读经,毫无生气。禅宗学佛,不必识字,乃至不必严守戒律,佛教的门庭大大地打开了。不过真的固然多,假的亦不少。从前还要读书,还讲说经,须得有真学问,下苦功夫;现在不必读,不必说,当头棒喝,立地觉悟,自然可容假托的余地。

因为佛教这样,儒家亦受影响,儒佛之界破了许多。在佛教方面从事研究的人,不必读经,不必守戒,所以佛教因为禅宗之起,势力大增。在儒家方面,亦沾染禅宗气息,治经方法、研究内容完全改变。儒家在北朝时专讲注疏,中唐以后要把春秋三传束之高阁,这是方法的改变。儒家在北朝时,专讲训诂名物,中唐以后主张明心见性,这是内容的改变。所谓去传穷经,明心见性,与佛教禅宗大致相同。

2.华严宗。华严这派同禅宗那派,普通都说是自印度来,其实不对。禅宗,绝对不出自印度。华严,亦许来自于阗,不是中国所创。华严最主要的教义,就是“事理无碍”。这句话,有三面:“事理无碍,事事无碍,理理无碍。”佛教讲出世法,离开这个社会,另寻一种乐土。华严讲世法与出世法不相冲突,现象界与真如界一致。华严要想缓和儒佛之争,儒家讲世法,过现实的生活;佛教讲出世,求极乐的世界,二种主张相反,要想调和,只好讲事理无碍了。

这一派的创始者,为澄观,即清凉国师。其自著及释佛,俱引儒家的话,所谓儒佛融通。后来宗密即圭峰就是承继这派学说,而融通儒佛的色彩更为显著。宗密著《原人论》,综合古来论性诸家,而自下心性本原的定义,可以谓之宋学根本。宋儒讲心性,皆由原人论及理事无碍观推演而来。

3.天台宗。这一派,在隋末,智即智者大师初创时,尚与儒家无大关系。唐中叶以后这派的湛然即荆溪,与华严宗的澄观,所持态度相同。大抵以儒释佛,两教才始沟通。但是天台与华严又不一样,天台讲修养身心的方法,华严讲世法与出世无碍,一个偏于方法,一个偏于理论,这是不同的地方。

中唐有一个梁肃,他是唐代的大文学家,没有作和尚,但实际上却是天台宗的健将。数天台宗的人物,当然离不了他。可是他确未落发,表面是一个儒者,骨子里是一个佛徒。湛然以儒释佛,梁肃以佛释儒。有唐一代,这类人很多,儒佛两家天天接近,其痕迹如此。所以我们讲儒家哲学,不能不把佛教这三宗,简单地说一下。

话说回头,再讲儒家方面。前所谓啖助、赵匡一派,算是经学家,然唐代(除初唐外)纯粹经学家实甚少,以文学家带点学者色彩,这类人多。最主要的有三位,一个是韩愈,一个是柳宗元,一个是李翱。

1.韩愈。他是一个文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儒家。所著《原道》、《原性》诸文,都是站在儒家方面,攻击佛教,竟因谏迎佛骨,谪贬潮州。但他是纯文学家,对于佛教知识固然很少,对于儒家道术造诣亦不甚深。汉魏六朝的注解功夫,宋以后的修养功夫,他都没有做多少,所以对于儒家,在建设方面,说不上什么贡献。但是他离开旧时的训诂方法,想于诸经之中另得义理,所谓“独抱遗经究终始”,这是他见解高超处。

2.柳宗元。他亦是一个文学家,但是他在学问方面的地位,比韩愈高。除研究儒家道术以外,对于周秦诸子(自汉以后,无人注意)都看都读,有批评,有鉴别力。他所著关于讨论诸子的文章,篇篇都有价值。他对于传统的旧观念,很能努力破除,譬如封建制度,儒家向极推崇,他作《封建论》,斥以为非先王之意。

韩柳二人,对于宋学都有很大的影响。韩愈主张“因文见道”,要把先王的法言法行,放在文字里面。后来宋朝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一派,都从韩愈出,同往一条路上走。柳宗元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有胆有识,对于以前的传统观念求解放,治经方法求解放。韩是一个反对佛教论者,柳是一个调和儒佛教论者。子厚于佛教,较有心得,不特不毁,且极推崇,颇主张三教同源。直到现在,这类文字还很多。

3.李翱。唐末,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为宋学开山祖师,就是李翱,字习之。他在文章方面是韩愈的门生,在学问方面确比韩愈高明多了。他的言论很彻底,很少模糊笼统的话。他于佛教,很有心得,引用佛教思想创设自己哲学,这种事业至宋代才成功,但是最初发动,往创作的路子上走,还是靠他。他最主要的文章,是《复性书》,分上中下三篇,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欲知宋学渊源,可以看这两篇文章,一篇是《原人论》,佛徒宗密所作;一篇是《复性书》,儒家李翱所作。前者有单行本,金陵刻经处可买;后者很普通,见于《唐文粹》,及其他唐人文钞。在唐时,为宋学之先驱者,这两篇最重要,宋学思想大半由此出。这两篇的思想,相同之处颇多,最主要的为性二元论。性善性恶,历来讨论很盛,至宋朱熹,调和孟荀学说,分为理气二元。但是这种思想,《原人论》及《复性书》早已有之,于后来影响极大。

自唐末起,历宋、金、元、明,在全国思想界最占势力,为这一派调和儒佛论。佛教方面的澄观、湛然,莫不皆然,而宗密最得菁萃。儒家方面的梁肃、柳宗元,莫不皆然,而李翱最集大成。诚然,以宋代学术同他们比较,觉得幼稚肤浅,但是宋学根源,完全在此。不懂他们的论调,就不知宋学的来源。

五代自梁太祖开平元年至周世宗显德六年,不过五十二年的时间,天下大乱,文化消沉,无甚可述,我们可以不讲。以下讲宋代,儒家道术,很有光彩,可谓之三教融通时代,亦可谓儒学成熟时代,我们可以另作一章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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