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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下)

上次讲,研究哲学,有问题的、时代的、宗派的三种方法,各有长处,各有短处。问题的研究法固然好,但本讲演用来不方便,所以先在前论最末一章,专讲儒家哲学之重要问题,以为补充。时代的研究法,固然亦有短处,但用之讲演,最为相宜。所以本论各章,全用这个方法。唯如不先提纲挈领,不能得一个大意,现在要讲两千五百年儒学变迁概略,就是想使诸君先得一个大意。

晚唐及五代,经过长时间的内乱,军阀专横,人民不得休息。宋初,承这种丧乱凋敝之后,极力设法补救,右文轻武,引用贤才。所以各种学术,均极发达;儒家道术,尤能独放异彩。后世言学问者,总以汉学宋学并称,不入于彼,则入于此。可以见得宋学的发达,及其重要了。

《宋元学案》把孙复及胡瑗,作为宋学祖师。其实他们二人,在宋朝初叶,不过开始讲学,与宋代学风相去甚远。真正与宋学有密切关系的人,乃是几个道士或文人,如陈抟、种放、穆修、李之才、刘牧等,后来的儒家都受他们的影响。孙、胡二人,比较平正通达,提倡躬行实践,私人讲学之风自他们以后而大盛。陈、种等,纯以道教《黄庭经》及练气炼丹之说,附会《易经》,太极图说即由他们而出。但是陈、种与王、何不同,王弼、何晏以先秦的道家哲学附会儒家,陈抟、种放以晚出的道教修炼法附会儒家。

由此看来,宋初思想界,可以说有两条路,孙复、胡瑗是一派,陈抟、种放又是一派。北宋五子: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就是混合这两派的主张,另创一种新说。宋人所谓儒学正宗,专指五子一派。宋人喜欢争正统,最是讨厌政治上有正统偏安的争执,学问上有正统与异端的争执。儒学如此,佛教亦然。天台宗分为山内山外两派互争正统,禅宗分为临济、云门、曹洞、沩仰、法眼五宗互争正统。

这种正统的争执,是宋人一种习气,暂且搁下不讲。单讲所谓五子,自濂溪到二程,传到后来,为南宋朱学一派。濂溪为二程的先辈,朱派谓二程出于濂溪。横渠为二程表叔,年龄相若,互相师友,朱派谓横渠为二程弟子。平心而论,五家独立,各各不同。泛泛地指为一派,替他们造出个道统来,其实不对。

“五子”这个名词,不过程朱派所标榜而已(后来亦除出邵子加上朱子,谓之五子)。北宋学术,不能以五子尽之。当时为学问复兴时代,儒佛融通以后,社会思想起很大的变迁,有新创作的要求,各自努力,不谋而合,遂发生周邵张程这些派别。此外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那般人,虽然是政治文章之士,但是他们都在儒学思想界占有相当位置,不可忽视。

1.欧阳修。他是宋代文学的开创者,诗文皆开一代风气。但他在思想界有很大的贡献,在勇于疑古,他不信《系辞》,对于《诗》、《书》及其他诸经,亦多所疑难。所疑难对不对,另一问题,但这种读经法,确能给后学以一种解放。他著有《本论》一篇,继承韩愈《原道》那一派辟佛论调,亦宋儒学术渊源所自。

2.王安石。他是一个大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个大学者。所著各经《新义》,颇能破除从前汉唐人的讲经方法,自出心裁。他的文章精神酣畅,元气蓬勃。文集中,关于心性的文章很多,其见地,直影响到二程。(例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子引作程子说,其实此二语出于荆公。)

3.司马光。温公全部精力,都用在史学方面,所著《资治通鉴》,贯串诸史,为编年体中一大创作。文集中,关于讨论哲学问题的文章很多,可见得他在儒学方面,亦是异常的努力。他著有《疑孟》一书,对孟子学说颇多不满。这也难怪,其实温公学术有点近于荀子。

4.苏轼。苏氏父子,都是大文学家,有《战国策》纵横驰骤之风。在学问上,亦能创立门户,后来蜀学与洛学立于对抗的地位。东坡对于佛教不客气地承认,禅宗尤其接近,所作诗文往往有禅宗思想。他对于道教,亦不排斥,晚年生活完全变为道家的气味。

大抵这四家,欧阳最活泼,王最深刻,苏最博杂,司马最切实。南宋浙东一派,即由司马而出,对于哲理讲者不多,门下生徒注重躬行实践,所受他方影响尚不算深。程朱以外的学派,其约略情形如此。

再回头说到北宋五子。

1.周濂溪。周子《通书》,与程朱一派有相当的关系,但极简单,可以有种种解释。《太极图说》,与程朱关系很深,在南宋时曾因此起激烈的辩论。朱子赞成《太极图说》,且认为濂溪所作;陆子反对《太极图说》,且认为非濂溪所作。依我看来,许是周子所作,但是对于内容,我持反对论调,与象山同。象山以为《太极图说》无甚道理,定非周子所作,想把这篇划开,周仍不失其为伟大。晦翁以为《太极图说》极其精微,周之所以令人崇拜,完全在此。

然则《太极图说》是怎样一个来历呢?向来研究宋学的人,不知所本,以为周子所独创。清初学者,才完全考订他由陈抟、种放而出,这原是道教的主张。周子从道教学《太极图说》,究竟对不对,那另是一个问题,但是他的影响很大,为构成宋学的主要成分。要是周子除了《太极图说》,专讲《通书》,倒看不出在学术史上有多大关系了。朱派以为二程出于濂溪,其实不然。二程但称周子,不称先生,先后同时,差十余岁,关系异常浅薄。

2.邵康节。康节从道教的李之才,得图书先天象数之学,探赜索隐,妙悟神契,环堵萧然,不改其乐。其治学,直欲上追汉的五行,战国的阴阳家、邹衍一派。但他所讲阴阳五行,又与汉人不同,专凭空想,构造一种独创的宇宙观。他认为宇宙万有,皆生于心,所以说:“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出入有无死生者,道也。”又说:“先天学,心法也,图皆从中起,万化万事生于心。”我们看邵子这种主张,实际上不是儒家,亦不是道家,自成一派。

邵子言性,亦主性善,以为仁义礼智,性中固有,所以说:“性者,道之形体也。道妙而无形,性则仁义礼智具而体著矣。”但是他的主张,又与孟子不同,凡孔孟所讲治学方法,他都没有遵行。他不是和尚,亦不是道士,事事凭空创作,后来的人没有他聪明的,抄袭他的语言,不能传他的学问,所以影响不大。邵子在学术界,是一个彗星,虽没有顶大的价值,但不失为豪杰之士而已。

3.张横渠。横渠为宋代大师,在学术界开辟力极强大。哲学方面,他与二程同时,互相师友,互相发明,不能说谁出于谁,朱派把他认为二程门下,是不对的。横渠不靠二程,二程不靠横渠,关洛各自发达,可以算得一时豪杰之士。他对于自然界,用力观察,想从此等处建设他的哲学的基础,但立论比二程高。二程为主观的冥想,很带玄学色彩;他是客观的观察,很富于科学精神。他主张气一元论,由虚空即气的作用,解释宇宙的本体及现象,与周子的《太极图说》、邵子的先天论,皆不相同。修养方面,他直追荀卿,专讲礼,并以礼为修养身心的唯一工具。《理窟气质》篇说:“居仁由义,自然心和而体正;更要约时,但拂去旧日所为,使动作皆中礼,则气质自然全好。”宋代学者,于开发后来学派最有力的人,当推横渠及二程,其重要约略相等。横渠死得早,门弟子不多,流传未广。南宋的朱子,受其影响极大。朱自命继承二程,其实兼承横渠,朱子的居敬格物,皆从横渠的方法模仿得来。

4.二程子。向来的人,都把二程混作一块说,其实两人学风,全不一样。明道是高明的人,秉赋纯美,不用苦功,所得甚深。伊川是沉潜的人,困知勉行,死用苦功,所得亦深。以古代的人比之,大程近孟,小程近荀,所走的路完全不同。大程可以解释孟子,小程可以解释荀子。明道的学问,每以综合为体;伊川的学问,每以分析立说。伊川的宇宙观,是理气二元论;明道的宇宙观,是气一元论。这是他们弟兄不同的地方。

程朱自来认为一派,其实朱子学说,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浅。明道言仁,尝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言致良知,又说:“良知良能,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开后来象山一派。伊川言涵养须用敬,尝说:“人敬之道始于威仪,而进于主一。”言进学在致知,又说:“穷理即是格物,格物即是致知。”开后来晦翁一派。其详情,下面另有专章再讲,此处可以不说。

大概北宋学派,可以分此九家。纯粹的“哲学派”有五家,即周濂溪、邵康节、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此外,尚有四家,即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最重要的为横渠及二程。横渠不寿,弟子无多,所以关系不大。二程一派,由谢上蔡、杨龟山、游廌山、吕蓝田程门四先生,传衍下来,成为朱子一派。朱子学问,出于李延平,李延平学于罗豫章,罗豫章出于杨龟山。陆子学问,虽非直接出于明道,然其蹊径,很像上蔡,上蔡又是明道的得意门生。我们可以说大程传谢,谢传陆;小程传杨,杨传朱。北宋学派及其传授大概情形,约略如此。

上面说北宋最著名的学者有五家,号称北宋“五子”。南宋最著名的学者,亦有四家,号称南宋“四子”。

1.朱熹字晦翁。

2.张栻字南轩。

3.陆九渊字象山。

4.吕祖谦字东莱。

这四家中,朱陆最关重要,宋代的新的儒家哲学,他们二人集其大成。张吕皆非高寿,五十岁前后死,所以他们的门生弟子,不如朱陆之盛。南轩的学风,同朱子最相近,没有多大出入。东莱的学风,想要调和各家的异同。最有名的鹅湖之会,即由东莱发起,约好朱陆同旁的几家,在鹅湖开讲学大会,前后七天。这件事,在中国学术史上,极有光彩,极有意义。吕是主人,朱陆是客,原想彼此交换意见,化异求同,后来朱陆互驳,不肯相让,所以毫无结果。虽说没有调和成功,但两家经此一度的切磋,彼此学风都有一点改变,这次会总算不白开了。由鹅湖之会,可以看出朱陆两家根本反对之点,更可以看出东莱的态度及地位如何。

至于朱陆学说的详细情形,留到本论再讲,此刻不过提出两家要点,稍为解释几句。朱子学派,祖述程子——二程子中之小程,即伊川。伊川有两句很要紧的话:“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他教人做学问的方法如此。用敬,关于人格方面,下功夫收摄精神,收摄身体,一切言语动作都持谨严态度,坚苦卓绝,可以把德性涵养起来。什么叫“用敬”?就是主一无适之谓。以今语释之,即精神集中,凡做一件事,专心致志,没有做完时,不往旁的想。致知,关于知识方面,不单要人格健全,还要知识丰富。什么叫“致知”?朱子释为穷理,《补大学格致传》说:“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致乎其极。”朱子学问具见于文集、语录及《性理大全》,不过简单地说,可以把上面这两句话概括之。

陆子学派,有点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义利之辨和发明本心。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陆子将此二语极力发挥。何谓立大?就是眼光大的人,把小事看不起,譬如两个小孩,争夺半边苹果,大打一架,大哭一场。在我们绝对不会如此,因为我们至少还看见比苹果大的东西,就不为小物而争夺了。明人尝说:“尧舜事业,不过空中半点浮云。”就是因为他能立大。所以汉高祖、唐太宗的事业,从孔子、释迦、基督看来,亦不过半边苹果而已。立大,是陆学根本。至于他用功的方法,第一是义利之辨。何谓义利之辨?就是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个话,从前人目为迂阔,其实不然。做学问就是为学问,为自己人格的扩大崇高,不是为稿费,不是为名誉,更不为旁人的恭维。譬如说捐躯爱国,要是为高爵,为厚禄,为名誉,那全不对,一定要专为国家才行。朱子知南康军事时,修复白鹿书院,请陆子讲演,陆子为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那天天气微暖,听众异常感动,遂不觉汗流浃背。于此可见陆学的门径了。第二是发明本心。何谓发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说“不失其赤子之心”。陆子亦相信人性皆善,只要恢复本心,自然是义不是利,自然能够立大。做学问的方法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颓,本心提起,志气立刻振作。好像一座大火炉,纵然飞下几块雪片,绝不能减其热烈。陆子这个话,从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识得仁体”,就是陆子的“发明本心”。以现在的话来说,又叫着认识自我。人的本心,极其纯洁,只要认识他、恢复他,一切零碎坏事俱不能摇动。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为利害所蒙蔽了。

知识方面,朱子以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陆子以为学问在书本上找,没有多大用处,如果神气清明,观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够清楚。修养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谨严拘束,随时随事检点。陆子教人立大,不须仔细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难摇动。所以朱谓陆为空疏,陆谓朱为支离,二家异同,其要点如此。陆不重书本,本身学问虽博,而门弟子多束书不观,袖手清谈,空疏之弊,在所难免。朱子重书本,并且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几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穷,又安能即凡物而穷之呢?

两家主张不同,彼此辩论,互不相服。后来有许多人,专讲调和,或引朱入陆,或引陆入朱,而两家门下则彼此对抗。引陆入朱的人,以为自经鹅湖之会以后,象山领悟朱子,子寿尤为敬服。引朱入陆的人,如王阳明,作《朱子晚年定论》,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论》,证明朱子晚年与陆子同走一条路。然站在朱子方面的人,则目王、李为荒唐。平心而论,两派各走各路,各有好处,都不失为治学的一种好方法,互相攻击,异常的无聊。最好各随性之所近,择一条路走去,不必合而为一,更不必援引那个,依附这个。

南宋学派,主要的是朱陆两家,历元明清三代,两派互为消长,直至现在,仍然分立。两派之外,还有两个人应当注意。一个是张南轩,可以说他是朱学的附庸,死得很早,没有多大成就,与朱子并为一派无妨。南轩生在湖南,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

一个是吕东莱。吕家世代都是有学问的人,所以吕家所传中原文献之学,一面讲身心修养,一面讲经世致用,就是我们前次所说内圣外王的学问。朱陆偏于内圣,东莱偏于外王。东莱自己,家学渊源,很好很有名,虽然早死,而门弟子甚多,后来变为永嘉学派。永嘉学派,最主要的有这几个:(1)薛季宣号艮斋。(2)陈傅良号止斋。(3)陈亮号同甫。(4)叶適号水心。他们都是温州一带的人。艮斋、止斋,专讲学以致用,对于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满的批评。以为只是内心修养,拘谨呆板,变为迂腐,应当极力提倡学以致用,才不会偏。同甫气魄更大,颇有游侠之风,他的旗号是“王霸杂用,义利双行”。对于朱子的穷理格物固然反对,对于陆子的义利之辨亦很反对。论年代,薛稍早,与朱陆差不多,二陈稍晚。论主张,艮斋和止斋相同,同甫走到极端。东莱本来是浙人,浙江学者大半属东莱门下。东莱死,兄弟子侄门生,全走一条路,就是薛陈所走这条路,以后成为浙派。

朱子自信甚坚,对于旁的学派,辩得很起劲。朱子在学问上的两大敌,一派是金溪(即象山),一派是永嘉(即薛、叶、二陈)。朱子很痛心,本来东莱门下全都和他要好,后来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文集中,与象山和止斋辩论的信很多;语录中,批评陆派和永嘉的话亦很多。朱陆在当时都很盛,朱子门下最得意的是黄勉斋、蔡元定,没有多大气魄,不能够把他的学问开拓出来。其后一变再变,成为考证之学。朱子涵养用敬的工作,以后没有多大发展;进学致知的工作,开后来考证一派。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黄震(东发)、王应麟(伯厚)二人,黄的《黄氏日钞》,王的《困学纪闻》,为朱派最有价值之书。清代考证学者,就走他们这一条路。

象山门下,气象比朱派大。朱子对于象山虽不满,而谓其门下光明俊伟,为自己门下所不及。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讲学最久,但是几个大弟子都是浙东人,所谓甬上(宁波)四先生,即杨简、袁燮、舒磷、沈焕,得象山的正统。江浙二省,在学术上有密切关系。象山是江西人,其学不传于江西而传于浙东。阳明是浙东人,其学不传于浙东而传于江西。杨、袁、舒、沈是浙东,吕、薛、陈、叶亦是浙东,后来陆派同永嘉结合,清代的黄梨洲、万季野、邵念鲁、章实斋,他们就是两派结合的表现。

南宋四子,实际上只有三派,即朱派、陆派及永嘉派,这三派在当时尚未合一。南宋末年,几乎握手,可惜没有成功。元明以后,朱学自为一派,陆永合为一派,其势力直笼照到现在。

南宋时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么样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后,中原残破,衣冠之属相继南迁。所以在宋金对峙时,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但金至世宗一朝——约与孝宗同时,四五十年间,太平安乐,极力模仿汉化,文运大昌。金方所流行者,为三苏一派,因为模仿东坡父子的文章,连带模仿他们的学术。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对峙,学术上洛蜀对峙。北方的人,事事幼稚,文学不振,哲学更差。唯有一人,应当注意,即李纯甫号屏山。宋儒无论哪一家,与佛都有因缘,但是表面排斥。宋儒道学,非纯儒学,亦非纯佛学,乃儒佛混合后,另创的新学派。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带点佛学气味,不过他很爽快,所著的《鸣道集》,直接承认是由佛学出来,对洛派二程异常反对,指为阳儒阴佛,表里不一。他所讲的内容,好像李翱的《复性书》,发挥得更透彻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面学派日昌,弟子遍于天下,一方面抵触当道,颇干朝廷厉禁。其中如宋宁宗的宰相韩侂胄执政时,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党,俱持反对态度。侂胄亦指朱子为伪学,排斥不遗余力。北宋的元祐党人、南宋的庆元党人,俱以正士为朝廷所不容。朱子死后,弟子不敢会葬,可见当时朱学所受压迫的程度了。又经几十年,到理宗中叶及度宗初叶,伪学之禁既开,而当时讲学大师,朱陆两家门下(陆派亦在伪学禁中),俱在社会上很有声誉。朝野两方,对宋学异常尊崇,其势复振。不久,宋室灭亡,蒙古代兴。

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国,文化不高,时间又短,在学术史上占不了重要位置。内中只有戏曲的文学差可撑持,天文数学亦放异彩,至于哲学方面则衰微已极。元朝学者,唯许衡(鲁斋)、刘因(静修)、吴澄(草庐)三人,稍露头角。这几位在元朝为大师,在全部学术史上,比前比后,俱算不了什么。固然朱学在元朝很发达,但朱学在宋末已为社会上所公认,元人不过保守权威,敷衍门面,无功可述,现在只好略去不讲。

明太祖初年,规模全属草创,对于文化,未能十分提倡。到永乐时,始渐注意,《性理大全》即于是时修成,以五子(周、程、张、朱)学术为主。此书编得很坏,纯属官书,专供科举取士之用,使学者考八股时,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明人编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号尊宋学,尤其是程朱一派;实则把宋学精神完全丧失,宋学注重修养,何尝计及功名呢!

中间有几个著名大师,为明学启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学)、吴与弼(康斋)、薛瑄(敬轩)、曹端(月川)、胡居仁(敬斋),俱在科举盛行时代一心研究学问,不图猎取功名。这种精神,极可佩服,而方孝孺风烈尤著,仗义不屈,为成祖诛其十族。他们几个人的学问,都出于程朱。薛胡诸人,比较平正通达。吴康斋的学问,由朱到陆,明代陆学之盛自康斋起。

明代中叶,新学派起,气象异常光大。有两个大师,可以代表,一个是陈献章(白沙),一个是王守仁(阳明)。陈白沙是广东新会的学者,离吾家不过十余里。他是吴康斋的弟子,他的学问,在宋代几位大师中,有点像大程子,又有点像邵康节。那种萧然自得的景象,与其谓之为学者,毋宁谓之为文学家。古代的陶渊明,与之类似,文章相仿佛,学问亦相仿佛。再远一点,道家与之类似——老、庄之道,非陈、种之道,他的学风很像庄子。孔门弟子中,曾点与之类似。“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恬淡精神,两人一样。

白沙叫人用功的方法,就在“静中养出端倪”一句话。“端倪”二字太玄妙,我们知道他的下手功夫在用静就得了。白沙方法,与程朱不同,与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敛身心,象山努力发扬志气,俱要努力;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端倪”二字实在不易解,或者可以说是老庄的明自然,常常脱离尘俗,与大自然一致。其自处永远是一种鸢飞鱼跃、光风霁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极了,感化力伟大极了,可惜不易效法,不易捉摸。所以一时虽很光明,后来终不如阳明学派的发达。

白沙在家时多,出外时少。总计生平,只到过北京两次,旁的地方都未曾去,交游总算简单。他有一个弟子湛若水,号甘泉,亦是广东人,与他齐名。当时称陈湛之学,或称湛王之学。甘泉做的官很大(礼部尚书),去的地方亦很多,所到之处就修白沙书院,陈学的光大算是靠他。甘泉比阳明稍长,甘泉三十余岁,阳明二十余岁,同在北京做小京官,一块研究学问。阳明很受甘泉的影响,亦可以说很受白沙的影响。

王阳明,浙江余姚人,他在近代学术界中,极其伟大;军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勋业。以他的事功而论,若换给别个人,只这一点,已经可以在历史占很重要地位了;阳明这么大的事功,完全为他的学术所掩,变成附属品,其伟大可想而知。阳明的学问,得力于龙场一悟。刘瑾当国,阳明弹劾他,位卑言高,谪贬龙场驿丞。在驿三年,备受艰难困苦,回想到从前所读的书、所做的事,切实体验一番,于是恍然大悟。这种悟法,是否与禅宗参禅有点相类,我们也不必强为辩护,但是他的方法,确能应时代的需要。其时《性理大全》一派,变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气沉沉的,大多数士大夫尽管读宋代五子的著作,然不过以为猎取声名利禄的工具,其实心口是不一致的。阳明起来,大刀阔斧地矫正他们,所以能起衰救敝,风靡全国。

阳明的主要学说,即“致良知”与“知行合一”二事。前者为对于《大学》格物致知的问题。朱子讲格物,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种办法。朱子认为:《大学》所谓“明明德”的张本,从“大学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是经,以下是传。“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有传,唯有“格物致知”无传,文有颠倒断节。朱子替他补上,其学说的要点,即由此出。阳明以为:读古人书,有些地方加添,有些地方补正,这种方法固有价值,但是《大学》这篇,绝对不应如此解释。所以他发表古本,不从朱子改订本。主张格物致知,即是诚意,因为原文说:“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下面又说:“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即是致知,致知的解释,不是客观的知识,乃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致”的意思,是扩充它,诚意功夫如此。拿现在的话解释,就是服从良心的第一命令,很有点像康德的学说,事到临头,良知自能判断。如像杀人,头一念叫你不要做。又像职分上的牺牲,头一念叫你尽管做去。这就是良知;第二念、第三念,便又坏了。或者打算做好事,头一念叫你做去,第二念觉得辛苦,第三念又怕危险,于是歇手不做。这种就是致良知没有透彻。为人做学问,入手第一关键在此。

阳明既然主张致良知,更不能不主张知行合一。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见恶臭是知,恶恶臭是行;见好色是知,好好色是行。知、行两个字,原是一件东西,事到临头,良知自有主宰,善使知善,恶使知恶,丝毫瞒他不得。世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不是真知。如小孩看见火,伸手去摸,成人决不会摸,因为成人知道烫人,小孩不知道烫人。又如桌上放好臭鸭蛋、臭豆腐,不恶恶臭的人吃,恶恶臭的人就不吃。只需你一知道,要吃或不吃,立刻可以决定,这便是知行合一。朱子以为先要致知,然后实行,把做学问的功夫分成两橛。阳明主张,方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方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只是一件,决不可分。阳明教人下手方法,与朱子教人下手方法不同。

阳明寿虽不长,但是一面做事,一面讲学,虽当军事倥偬,弦诵仍不绝声,所以门生弟子遍于天下。明中叶后,全国学术界,让阳明一人支配了。王学的昌大,可分两处。一是浙江,是他生长的地方;一是江西,是他宦游的地方。所以阳明门下,可分为浙江及江西两派。前次讲象山生在江西而其学盛于浙江,阳明生在浙江而其学却盛于江西,赣浙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传阳明的正统,为江西几位大师,如邹守益号东廓,罗洪先号念庵,欧阳德号南野,颇能代表江西王学。阳明死后,就是这几个人,最得阳明真谛。但是王学的扩充光大,仍靠家乡浙派几位大师,有早年的,有晚年的。最初是徐爱号曰仁,钱德洪号绪山,他们二人,得阳明正宗。徐早死,《传习录》有一部分是他作的。钱寿较长,其传颇盛。稍后是王畿号龙溪,他是阳明的老门生,年寿最长,阳明的学派的光大自他起,阳明学派的变态亦自他起。当初阳明教人,有四句话:“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钱绪山以为这四句是阳明教人定本,王龙溪以为这四句是阳明教人权法,归根结底,性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阳明的话,没有多大玄学气味;龙溪的话,玄味很深,无下手处。所以王学末流,与禅宗末流混在一起,读他们的书,可以看出来,并不是阳明真面目。

阳明学派,另有几个重要人物,一个是罗汝芳号近溪,一个是王艮号心斋,都于王学有莫大的功劳。世或以王艮与王畿并称二王,或以近溪与龙溪并称二溪。心斋是一个倜傥不羁之士,本传称阳明做巡抚时,会徒讲学,心斋那时三十八岁,跑去见他,分庭抗礼辩难几点钟后,始大折服,执弟子礼。回去想想,似乎尚有不妥处,跑去收回门生帖子,彼此又辩,又折服了,才做阳明的门人。阳明说:“吾曩擒宸濠,一无所动,乃为斯人所动,是真学圣人者。”心斋言动奇矫,时戴古冠,穿异服,传达先生之道,阳明很骂他几回,但是他始终不改。心斋才气极高,门下尤多奇怪特出之士。何心隐就是一个,本姓梁,改姓何,以一个布衣用种种的方法把严嵩弄倒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有真本事。阳明死后,最接近的是二王或二溪,但是他们所走的路,与阳明很不一样。结果江西学派虽得正统,但是一传再传,渐渐衰微下去了。

最有力推行王学的,还是浙派(龙溪)和泰州派(心斋)。在晚明时候,有这样几个人:周汝登号海门,陶望龄号石篑,李贽号卓吾。周陶变为禅宗,李更狂肆,他们主张的“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阳明学派愈变愈狂妄。到晚明时,本身起很大的变化,又可分为两派:第一派,参酌程朱学说,纠正末流的偏激,东林二大师顾宪成(泾阳)、高攀龙(景逸)就是代表。他们觉得周、李、陶一派太放肆了,须以朱学补充之,他们的学问仍从王出,带点调和色彩。第二派,根据王学的本身,恢复阳明的真相,刘宗周(蕺山)就是代表。他排斥二王二溪甚力,专提慎独,代替良知,以为做慎独的功夫,可以去不善而继于至善。顾高以程朱修正王学,蕺山以王学本身恢复王学,主张虽有出入,都不失为阳明的忠臣。

此外因王学末流的离奇,社会上起一种很大的反动,亦可分为两派:第一派,以程朱攻击阳明,与顾、高等不同,陈建(清澜)就是代表。他著一部《学蔀通辩》,一味谩骂,甚觉无聊,自称程朱,实于程朱没有什么研究。有时捏造事实,攻击人身,看去令人讨厌,然在学术史上不能不讲。因为明目张胆攻击王学,总算他有魄力。清初假程朱一派侈言道学,随声附和,用陈建的口吻攻击王学者颇多。第二派,主张读书,带点考证气味,焦竑、王世贞、杨慎就是代表。他们不唯攻击王学,连宋学根本推翻,周程张朱皆所反对,攻击程朱的话恐怕比阳明还多。几个人学问都很渊博。唯杨升庵较不忠实,造假书,造假话骗人。这一派,因为对于宋元明以来的道学下总攻击,在晚明时,虽看不出有多大力量,但有清初至乾隆中叶,极其盛行,旧学风的推翻,新学风的建设,都由他们导引出来。

清代学术,是宋元明以后,一大转关,性质和前几代俱不相同。汉唐学者,偏于声音训诂的追求,马、郑、服、杜、陆、孔、贾以后没有多大发展的余地;宋儒嫌他们太琐碎了,另往新方面进行。宋明学者,偏于理气心性的讨论,程朱陆王以后,也没有多大发展的余地;清儒嫌他们太空虚了,另往新方面开拓。清代学者,承性理学烂熟的反动,以“汉学”相标榜,至乾嘉中叶,而汉学号称全盛。清代学风,固然偏在考证,对于儒家哲学亦有很大影响,可分建设及破坏两面观察。前者对于整理国故,用力最勤,与儒学只有间接关系;后者对于推翻宋学,成效颇大,与儒学有直接关系。

甲 破坏方面

先从破坏方面观察。清代学者,对于宋元明以来七百年间所成就的学派,认为已到过度成熟、发生流弊的时期,非用革命手段摧陷廓清,不能有新的建设。这种破坏的工作,不自清始,晚明已然。焦竑、王世贞、杨慎,都是反动派的健将,不过革命的气焰至清代而极盛罢了。分开来讲,又分两种:一种是破坏王学,阳明这派,时代最晚,发达最盛,有些人专门与他为难。一种是破坏宋学,不单反对阳明,连周程张朱一律在所排斥。这两种中,破坏的工作及程度,亦有种种的不同,大概可以举出五派人作为代表。

1.用程朱作后盾,破坏陆王,可以陆陇其(稼书)作为代表。他同上次所讲做《学蔀通辩》的陈建,一样的主张,认程朱为正统,陆王为异端,所以破坏王学,完全为拥护朱学。这一派范围最狭窄,理由最浅薄,然在社会上最有力量。不是因为系统学者多,乃是倚仗八股文人多,拿朱注作考试的工具,自然拥护朱学。有学问的人,尽管瞧不起他们,但是一般流俗,非常羡慕他们,不知不觉地,势力便大起来了。

2.有一种博杂而无系统的学问,利用好奇心,打倒前人,猎取名誉,可以毛奇龄(西河)作为代表。这派的话,尖酸刻薄,挑剔附会,舞文弄墨的地方很多,其所攻击,不单是王学,乃在宋学全部。(西河比较的尚拥护王学,但也不是王学真相。)西河学问渊博,方面多,寿命长,后来许多人跟他学,在学术界很占势力,大致都带一点轻薄口吻,学问博杂,颇为后来考证学派辟出一种新路径。考证家不直接出自西河,但是他们所受西河的影响,很是不小。

上面两种破坏法,都不算十分正当:前者范围过于狭隘,门户之见太重;后者手段不对,专门骂人,自己亦无所得。不过他们这两派,在社会上势力确是不小,一般俗儒随声附和,非常崇拜他们。

3.没有成见,并不是以程朱作后盾,比较对于朱学稍为接近,对于王学末流加以攻击,可以顾炎武(亭林)、朱之瑜(舜水)二人作为代表。朱舜水当明亡以后,不愿受清朝的辖治,亡走日本,在中国影响不大,而在日本影响极大。明治维新以前,德川氏二百年,真以儒学致太平,这完全受舜水之赐,所以他在本国无地位,而在全局中地位极高,可与顾亭林并列。顾氏为清代学术的开创者,其学问的大部分俱在建设方面,下节再讲。至于破坏方面,见地极其高明,他不唯不满意王学末流,且不满意阳明本身,赞成阳明人格,反对他的学风。陆稼书二派,所讲朱学,其实是“八股家言”,算不得什么学问。顾、朱不是墨守朱学,另外自有心得,比较起来,对王破坏,对朱敬礼。不能说是以朱攻王,然于破坏王学,很有力量。

4.对于宋学全部,不管程朱陆王,根本认为不对,施行猛烈的总攻击,可以费密(燕峰)、颜元(习斋)二人作代表。这两人,在从前,大家都不十分注意,一向讲清代学术的人,都没有提到他们。颜氏近二三十年来,渐渐复活,费氏著作从前没有刻出,人不知道,近几年作品出版,了解的人比较多了。费燕峰,四川人,晚年侨寓扬州,从前人只知他会作诗,《池北偶谈》称他极为王渔洋所推服。他的哲学思想,具载他的遗著中,新近才刻出来,但是在建设方面没有什么贡献。颜习斋,直隶杨村人,以前没有铁路,很少人知道这个地方,他终身亦未同士大夫接触过。但是他比费燕峰强,费氏几个儿子,虽亦能作诗,活动力很小,颜氏的门生李塨(刚主)活动力异常之大,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学说,所以早几十年复活了。

费颜二人,对于宋元明七百年来的学说根本上不承认,下总攻击,斥为与孔孟门庭不同。攻击之点有三:头一件,是不赞成宋儒主静。他们以为做学问要动,主静不是做学问的方法,根本与儒家道术相反。第二件,不赞成宋儒以道统自居。程朱本人还没有说什么,他们的门下,常说得不传之学。《原道》所谓尧传舜,舜传禹,禹传汤,汤传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孔子,孔子传孟轲,轲之死,未得其传。何以隔一千多年,传到河南程夫子,这岂不是造谣?第三件,偏于内圣,不讲外王,把政治社会都抛弃了。程、朱、阳明,虽非抛去外王不问,但是偏重内圣一些,末流愈走极端,知其一不知其二,颇足授人口实。这种话搔得着痒处,对于宋学末流攻击得很对。不过在社会上没有多大势力,远不如前述三派的受人注意,直到近二三十年,才渐渐发扬光大起来。

前三派,带这一派,都在道术本身上着眼,或专破王学,或兼破宋明,辩争之点不离道术,可谓主流,为造成破坏势力的中坚。

5.还有一派,不在道术本身下手,而在著作及解经方面挑剔,可以惠栋(定宇)作为代表。惠氏年代较迟,而力量很大。他攻击不到陆王,陆王对于各经都不曾作注,他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程朱。前回讲,朱学启蒙时代,专门做注疏的功夫,到全盛时代,所有各经都重新另注一回。他们注经的方法,与汉唐学者迥异,汉唐注重训诂,他们注重义理。自南宋末年起至明洪武的《性理大全》出版止,几百年间,解经俱以朱注为主,汉唐注疏完全束之高阁了。惠栋一派出,朱注渐衰,而汉唐注疏复活。

清初学者,一面反对宋儒道术本身,一面反对宋儒解经方法。结果,宋人的总不对,汉人的总对,愈古愈好,愈近愈不行。乾嘉的考证学,以这派为先导,毛西河如此主张,陈启源亦如此主张,但是认真打旗号,拥戴汉学,推翻宋学,还是要算惠定宇。上面所述五种学派,联合起来,努力破坏,所以清代学术,对于宋元明学术,起很大的变化。最近三百年,在学术史上划一新纪元,秦汉学术复兴,宋明学术几乎全部消沉下去了。

乙 建设方面

次从建设方面观察。清代学者的建设事业,大部分在考证方面,以现在的话来解释,就叫作整理国故。这种工作,于儒家道术只有间接关系,直接关系很少,可以略去不讲,我们且要知道这种工作很勤劳、威信也很伟大就是了。考证以外,对于儒家道术,有直接关系的建设事业,可以分好几派,一方面根据王学朱学,加以修正或发明,他方面更能一空依傍,自树一帜。他们所处的时间,先先后后不同,他们所在的地方,南北东西各异。现在我们举出六个人,简单地说明一下。

1.继承王学,加以修正,当推孙奇逢(夏峰)。王学末流,变得很多,处处受社会上的非难。要想维持王学,不能不加以修正,孙夏峰、李二曲都是如此主张,而夏峰推衍流派较盛。夏峰生于晚明,人格高尚,豪侠好义,最能济朋友之难,寿命又很长,直活到九十三岁才死。清师入关,他的家乡让满人圈去了,跑到河南苏门躬耕讲学,门弟子从之游者极多,所以他这一派,在清初算是很盛。他是王派,但并不墨守王学,对程朱都不攻击,有人把他编入调和派。清初学者,以朱攻王者有之,以王攻朱者觉少,顶多为阳明作辩护而已,夏峰即是如此。他在河南,躬行力践,用工坚苦,其学问虽得力于阳明,然对于王学末流禅宗顿悟的学风,深所不取。后来汤斌(潜庵)的学问,就得力于夏峰。他们二人的工作,专在恢复王学本来面目,对于二溪以后的王学予以相当的排斥,以恢复阳明真相,使得有保存的价值,可谓王学的修正派。

2.发明王学,使之愈益光大,当推黄宗羲(梨洲)。明末王学后殿,就是刘蕺山。他生于浙东,浙东王学很盛,但是变相,非本来面目,他因为末流太猖狂了,设法校正他们。清初浙中王学,分为两派:二溪一派,以姚江书院为中心。蕺山一派,以证人书院为中心。《明儒学案》称明代大师二人,前有阳明,后有蕺山。梨洲是蕺山的门生,学问上继续的修正王学,修养上亦全本蕺山遗绪。但他另向一方面发展,即史学及经世之学。阳明本有六经皆史之说,而且本身事功极盛,梨洲循着这一点发挥光大,颇能改正王学末流空疏置悟之弊。梨洲一方面承蕺山遗绪,发明王学,于清代学风上,其开辟的功劳与顾亭林等;一方面建设新学派,努力史学,后来万季野、邵念鲁、全谢山、章实斋这一般人,都完全受他的影响。关于史学方面,这是后话,且不用讲。专讲他在儒家道术方面,真不愧王学大师,二百多年来,感化力的宏大,规模的深远,还没有超过他的啊!

承继孙夏峰学说的,是汤潜庵;承继黄梨洲学说的,是李穆堂。两位都是乾隆时人,为陆王学派的结束者。汤作巡抚,李作侍郎,皆光明俊伟,规模宏大。汤纯为实行家,纸面上的学问不多;李为著作家,有全集行于世。他们都是结束陆王学派的人,做的事业算是结束。同时不能不算是一种建设,令陆王学派经时代变迁,仍能立脚得住,有价值,有光彩,这是他们的功劳。

在王学方面,有这几个人,支持残垒,遗绪尚可不坠。在朱学方面,人才就很难得。大抵有清一代,学者态度,阳奉阴违,表面是宋学,骨子里是汉学,对于朱子直接攻击者少,敷衍面子者多。其间拥护程朱的,多半是阔老,一面骂陆王派为狂禅,一面骂汉学家为破碎,反抗程朱便是大逆不道。“宁说周孔错,不说程朱非”。这类人,多从八股出身,在学者社会中没有多大势力;在普通社会,很能耸动视听。可以略去不讲。勉强要在程朱派找出一个人来,只好还数陆稼书,清代最初从祀孔庙的是他。他于程朱学术的全体无多大发明,只能说他持身甚严,卫道甚力而已。清代程朱派人数虽多,人才很少,与其求之于陆稼书一派,不如求之于汉学家。汉学家训诂之学,实际上是从厚斋东发一派衍生出来。章实斋说过戴东原尽管骂朱子,实际上走的是朱子那条路。这个话,两方都不承认,但是事实,给我们一种很好的证明。

3.尊敬程朱,而能建设新学说,当推顾炎武(亭林)。顾氏,大家公认为清学开山祖师,然绝不像宋学派之以道统自任。他对程朱表示相当敬意,在山西时,曾修朱子祠堂,可谓之准朱学派。然而亭林对于朱学的修正,比梨洲对于王学的修正还多。黄氏根本上以王学为主;顾氏对朱学,不过敬礼而已。亭林方面很多,经世之学,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考证之学,有《日知录》。好几个清代的学派,都由他开发出来。他治学自立门庭,反对讲空话,不轻言义理性命,专从实际的方面下手。他对于儒家道术,不单讲内圣,兼讲外王。宋明学者,都只一偏,并非儒家真相,他想恢复儒家本来面目,专提《论语》所谓“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两句话,用来涵盖一切。修养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行己有耻,即自律甚严之谓,对于晚明放侈颓废的学风根本上施以校正。一个人要方正,要廉隅,不要像球那样滚,日夜自己检束,归根结底是“知耻”二字。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之不被其泽;不耻地位不如人,而耻品格不清。他专在廉隅、名节、出处、进退、辞受、取予方面注意,以为要如此才可以完成人格。这种有耻之教,比蕺山慎独之教还要鞭辟近里些。治学的方法很多,最扼要是博学于文。“文”有几种解释,书本知识是文,自然现象是文,社会现象亦是文,要随时观察研究。所以说他的学问,不单是内圣方面,而且兼外王方面。至于要明白他对于耻及文的详细解释,可以在他的《日知录》及文集里边找去。他本人人格崇高,才气伟大,为明代忠贞不二的遗老,很得力于他母亲(非亲生母)的教训。他的父亲早死,母亲未婚守节,十七岁到顾家,过继他作养子,慢慢地抚育成人。满洲入关,义不事二姓,绝食二十七日而死。这样的节妇,真是难能可贵了!顾母死时,嘱咐亭林,不得在清朝作官。他平时所受教育很深,临终又有这样大的刺激,所以他一身行为,完全受顾母的支配。亭林初非明室官吏,然念念不忘恢复,到处观察形势,预为地步。到事功绝望时,乃另创一种学风,直影响到现在,其成就不在恢复明室之下。他人格高尚,无论哪派,不能不佩服。他学问渊博,开出来的门庭很多,说到清学的建设,自然不能不数他了。

4.非朱非王,独立自成一派,当推王夫之(船山)。船山是湖南人,他这一派,叫做湖湘学派。在北宋时为周濂溪,在南宋时为张南轩,中间很消沉,至船山而复盛。他独居讲学,并无师承,居在乡间,很少出来,生平只到过武昌一次,北京一次,可以说是个乡下人。清师入关,他抵死不肯剃头,所以怕人看见,藏在山洞里,穷到没有纸笔,然仍好学不厌。他的学风,与程朱比较接近,不过谓之程朱,毋宁谓之横渠。横渠作《正蒙》,船山的中心著作为《正蒙注》。横渠于书本外,注重观察自然界现象,船山也受他的影响,其精神比较近于科学的。张学自南宋断后几百年,至清初又算继续起来了。船山坚苦卓绝,人格感化极强,学问尤为渊博。他的《读通鉴论》、《宋论》,不愧为一史评家,对于历史上事实另用新的眼光观察。所以他除自己身体力行外,学问方面,在史学界贡献甚大。这两部史论,专作翻案,为后来读史的人思想开放许多。船山对于佛学很有研究,而且学的是法相宗,作有《相宗络索》。近二十年法相宗复活,研究的人很多,并不算稀奇;但是在那时,佛教方面,完全为禅宗及净土宗所占领,没有人作学理的研究,他独在二百年前,祖述玄奘以后中断了的坠绪,可谓有独到的见解了。并且当时儒学末流,养成狂禅,分明是学佛教,抵死不肯承认与佛教有关;他独明目张胆,研究儒学,同时又研究佛教,一点不掩饰,这是何等的爽快!船山在清初湮没不彰,咸同以后,因为刊行遗书,其学渐广。近世的曾文正、胡文忠都受他的熏陶,最近的谭嗣同、黄兴亦都受他的影响。清末民初之际,智识阶级没有不知道王船山的人,并且有许多青年作很热烈的研究,亦可谓潜德幽光,久而愈昌了。

5.尊崇程朱,传其学于海外,当推朱之瑜(舜水)。舜水在本国没有什么影响,史家多不能举其名,他后半生都在日本过活,日本最近二百年的学风完全由他开出。明亡后,他屡屡欲作光复的事业,初到日本,后到安南、暹罗,在海外密谋起义,赤手空拳地经过多少艰难困苦,到底毫无成就。后来郑成功、张苍水大举北伐,攻下镇江,几乎克复南京,他在苍水军中规划一切,曾经走到芜湖,结果,还是失败了。自是之后,光复事业完全绝望,他便打定主意,在满清统治之下,绝对不回中国。那时日本人还抱闭关主义,外国人只能在长崎租界停顿些时,旁的地方一律不让住。所以他很困难,住些时走了,走了又来,往返许多次。长崎的日本人,知道他学问渊博,人格高尚,异常敬礼。后来让大将军德川氏听见了,请到东京去,待以宾师之礼。他亦以师道自居,德川光国的儿子,亦作他的门生,他于是住在东京,又几十年才死。因为德川氏的敬礼,全国靡然从风,对于他的起居言动,都很恭敬。他在日本学术界,算是很有势力。日本从前受中国文化最深是唐代,派遣学生、学僧,来唐留学,唐时佛教甚盛,儒学衰微,学去的都是佛教。宋明儒学复兴,但其时中日关系浅薄,所以日本对于儒学,根本上不明了。舜水是程朱派的健将,自他去后,朱学大昌。朱子之学,在国内靠陆稼书一般人的提倡,不过成绩很有限;在国外靠朱舜水一个人的传播,真是效力大极了。自然舜水是程朱一派的人,但是本事很大,书本上的知识很好,实际上的事情一点亦不放松。他在日本,学风上很有贡献,诗(各家的诗)同画(小李将军的山水)亦很有影响,他带去的东西,至今还归日本帝国博物院保存。他又懂建筑,日本之有孔庙,即由他起,孔庙中的房屋栋宇、衣服器具,完全摹仿中国,都由他打图样,起稿子。连他自己的棺材,亦属亲手造成,要能耐久不坏,清朝之后,好运回中国。辛亥革命时,还在日本保存,我们可以设法交涉,运回国来。固然他们尊重朱夫子,不愿运走,但本人的志愿,死后非运回来不可,应以尊重本人志愿为是。日本博物院,还有朱舜水手造模型,确是当年遗物。由此可以知道,他不单讲身心性命,还讲各种技术。他又教日本人读《资治通鉴》,以为最有益人神智。他在日本,前后十几年,人格感化力大,方面又多,可以说自遣唐留学以后,与中国文化真正接触就是这一回。德川氏二百多年,以文治国,就是继承他的遗绪;维新以前,一般元老,都很受影响。他是朱学,中国王学亦输入,到维新时,两派都有了。维新时一切改革,王派力量很多,朱派力量亦不少,把朱学由中国传到日本,就是靠他。

6.反朱反王,而能独立自成一派,要算颜元(习斋)。习斋的学说,很有点像实验派的杜威。他完全是一个乡下佬,境遇非常可怜。他的父亲在崇祯十二年,满洲人大掠直隶、山东,掳去为奴去了,后来死在那里。习斋伶仃孤苦,父亡母嫁,成为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由旁人把他抚育长大。所以意志坚苦卓绝,虽然无师无友,而能独立自成一家。他反对宋学,主张根本推翻,以为孔孟都是动的,宋学独是静的,与孔孟相反。他尤其厌恶的是谈玄,儒家本不谈玄,宋以来玄味日趋浓厚,大非古意。他想复古,复到孔门所学,只谈礼、乐、射、御、书、数,不谈身、心、性、命。知识由何而来?由于做。譬如我们想到南京,不知怎样走法,问路径,买地图,可以知道大概;但要知道实在情形,还得亲身走去。他说宋以后的学问,只是问路径买地图,不曾亲身走路;真的儒家道术,不应如此。习斋对于周程以下,原想根本推翻,另外建设新的学派。那时虽未成功,其思想行事,很带科学精神,若使生于今日,必定是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他立志做书本以外的学问,礼、乐、射、御、书、数,样样都去实行,自己打靶,自己赶车,乐要学古乐,礼要依《仪礼》。但是所做这些事还是离不开书本,很难说是成功,不过精神可取就是了。他的话,很有许多合于科学,前两年科玄战争,就有许多人引用其中一部分,到现在看来,还是对的。这些地方,很可以令人佩服。他因为太古板,没有开辟什么。他的门生李恕谷,活动力很大,文章好,学问又渊博,常到北京。那时北京士大夫喜欢讲学,有一次,请万季野主讲,大家去听,季野见恕谷,异常佩服,就介绍恕谷讲。以季野的声名学问,很能震动一时,达官贵人拜倒门下者不少,但是对于这个无声无臭而且又年轻的李恕谷,居然客气谦逊起来,不能不说是异样的举动。由此北京人才知道有李塨,又才知道有颜元。恕谷极其活动,曾到陕西,又到江南,到处宣传他老师的学说,所以这派学问,在当时很有力量。戴东原的见解,与颜李相同之点颇多,虽不敢说直接发生关系,然间接总受影响。恕谷死后,汉学派盛行,对于他的学问,大不谓然;而假程朱一派,尤为恨入骨髓。在两种势力压迫之下,颜李这派自然日就消沉了。道光末,戴望子高,很提倡颜氏学说。近二三十年来,颇有复活的趋势,大家都承认颜氏为一个大师,很佩服他的不说空话,专讲实行的精神。但是他的学问究竟能复活与否,我尚怀疑,因为太刻苦了,很难做到。他最反对以孔门的话作为口头禅,我们但学他的话,不能实行他的主张,算不得真颜李派。往后青年,果能用极坚苦的精神去实行,自然可以复活。

清代初叶,在建设方面,可以这六派作为代表。虽然他们的学说各有短长,然俱能自树一帜,而且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有的于当时影响很大,有的于后代影响很大。而且这几个大师,方面都很多,不像宋儒,单讲身心性命,所以开辟力格外来得强大。后来各种学说,都由他们启个端绪,由后人集其大成。清代学术所以能大放异彩,大部分靠他们。

丙 清中叶以后四大潮流

上面所说破坏方面的五派,建设方面的六派,都是清代初叶同中叶的事情。中叶以后,到乾嘉之间,这许多学说,暂时各归沉寂,另有四大潮流出现,而考证学不在内。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考证学与儒家道术无大关系,可以不讲,有关系的就是这四大潮流。

1.皖南学派,以戴震(东原)为代表。东原本来受他乡先辈江永(慎修)的影响。(有人说他是慎修学生,这个话靠不住,恐怕是私淑弟子。)慎修的学问,有点像顾亭林,对于经学及音韵学很有研究,对于程朱的学问亦能实行。他的《近思录续考》,可谓朱门正传。朱派自王厚斋、黄东发以后,就是顾亭林;亭林以后,就是江慎修。东原自幼便受慎修的影响。清代考证学,东原集其大成,本人著作很多,段玉裁、王念孙皆出其门下。在当时惠戴齐名,但是定宇成就小,东原开辟多,在清代中,他算第一流的学者。与他同时的人,推重他的训诂考证。其实东原所得,尚不止此,他之所以伟大,还是在儒家道术方面,《孟子字义疏证》及《原善》、《原性》,俱有独到的见解。他死后,门生洪榜为作行状,以他所作《与彭进士书》嵌入,亲友哗然。结果,戴家所发行状,把那一段删去,而洪榜文集中则将原文留下。旁的为他作传作行状的人,都没有提到他的儒学,这是很不对的。《孟子字义疏证》将原书一字一字地解释,把儒家道术大部分放在里边,可算得孟氏功臣。他一方面发挥性善之说,一方面反对宋儒分性为天理、气质二种,认定宋儒矫正性欲,全属过分,与颜习斋、费燕峰相呼应。他对于费书,绝对没有看见,对于颜的学说,或者间接受李恕谷、程绵庄的影响。他这一派,对于宋儒谈玄一部分,如无极、太极之说,根本上攻击。对于宋儒谈性一部分,如存天理、去人欲之说,亦很反对。空空洞洞,专凭主观的理,不能有好结果,必定要根据客观的事实。东原自命为孟子功臣,我们看来,与其说他是孟子的功臣,毋宁说他是荀子的功臣。他的学说,与孟不同,与荀相近。他虽反对程朱,实际上得力于程朱者很多,与程朱走的是一条路(看《文史通义·朱陆》篇)。帮助孟子,然而不像孟子;反对朱子,然而近似朱子。清代程朱学派,陆稼书不算正统,戴东原才是正统;最少他对于朱学修正补充,使有光彩,有价值,功劳还在稼书之上。因为他生的北方,在皖之南,可以称为皖南学派。《四库全书》,大部分由他编定。他在清代中叶,算是一个中坚人物。门生多传他的考订、训诂、校勘之学,但他关于儒学道术的话,亦有很大的影响。凌廷堪(次仲)、焦循(理堂)、阮元(芸台),都是一方面研究考订,一方面研究儒术。焦循作《孟子正义》,对于儒学,有相当的发明。阮元为焦循内弟,同在一块研究学问,著述中关系儒学的话尤多。到阮元时,清代汉学已达全盛,自然有流弊发生,所以他自己就提倡汉宋并重,以图挽救。阮做官很大,到的地方亦很多,学问不如东原,而推广力过之。即如广东,他经手创学海堂,只取四十个学生,大多积学之士,在学问上贡献极大;广东近百年的学风,由他一手开出。广东近代几位大师,都主张调和汉宋,可以陈兰甫、朱九江作为代表。兰甫比九江声名更大,考证学亦很好,他作《东塾读书记》、《孟子》一卷、《诸子》一卷、《程朱》一卷,联合贯通发明处颇多。又作《汉儒通义》,以为宋儒并不是不讲考据,汉儒并不是不讲义理。这种学风,也可以说是清末“粤学”的特色。即以我自己而论,对于各家都很尊重,朱程的儒学固然喜欢,考据学亦有兴趣,就是受陈朱两先生的教训。更由陈朱推到阮,由阮推到戴,可见戴派影响之大。

2.浙东学派,以章学诚(实斋)为代表。自宋以来,浙东学术很发达,吕东莱而后是陈同甫、叶水心,再后是甬上四先生杨、袁、舒、沈,又后是王阳明、刘蕺山,都是浙东人。浙东在学术界,占很高的地位。陈、叶的文献经世之学,与阳明的身心性命之学混合起来,头一个承受的人,便是黄梨洲。前面讲他对于阳明学派的建设,只算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最重大的部分,是文献之学,即史学。梨洲是清初大师,他的门生,为万充宗及万季野。季野较渊博伟大,《明史稿》由其一手作成。二万是直接的门生,还有一个私淑弟子,即邵廷采(念鲁)。念鲁的祖父,为阳明门生,属姚江书院派,与证人书院派相对抗,到念鲁又受业梨洲之门,对于史学异常注重。浙东最有名的学者,都是史学大师,万、邵为史学界开山鼻祖。稍晚一点,为全祖望(谢山),学问方面很多,但是主要工作仍在文献方面。由黄梨洲而万季野、邵念鲁,由万、邵而全谢山,渐渐成为一种特有的学风。致用方面,远绍宋代吕东莱一派文献之学;修养方面,仍主阳明。到乾隆末,出一位大师,曰章实斋,集浙东学派之大成。实斋全部工作,皆在史学;然单以史学,看不出整个的章实斋,好像单以经学,看不出整个的戴东原一样。二人于本行之外,在儒家道术上,亦有相当地位。二人交情不好,彼此相轻,学风则有一点相同,俱不主张空谈性命,对于带玄学的心性论异常反对,要往实际方面下死功夫。实斋讲道外无器,器外无道,此二语出自《易经》。《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东原主张相同,亦有近似这类的话。实斋讲六经皆史,要求儒家道术顶好在历史上求去,道起三人居室,在古代为书本学问,在近代为社会事物,所以他自己用力的工作全在史学上。实斋这一派虽为第二大潮流,然在当时不很显著;他看不起东原,东原门下又看不起他,而东原声气广远,他的势力抵抗不过,自然在当时难于风行。他的价值,最近二三十年,才被人认出来。

3.桐城学派,以方东树(植之)为代表。我讲桐城人物,不举方苞,不举姚鼐,因为他们仅能作点文章,没有真实学问,所谓桐城文学,不过纸上谈兵而已。自明末以来,桐城很出人才,最初是方以智,明清之间的第二流学者。其次是方苞(望溪)、戴名世(南山),康雍之间,颇负盛名。南山以文章出名,所谓因文见道,自他起,后遭文字狱死,大家引以为戒。望溪属于程朱派,其地位远在稼书之下,稼书尚不过尔尔,他的学问更不必说。桐城学派,以前实无可讲。嘉庆末年,出了一个伟大人物,即方植之。他生当惠戴学派最盛行的时候,而能自出主张,不随流俗所尚,可谓特出之士了。汉学全盛之后,渐渐支离破碎,轻薄地攻击程朱,自己毫无卓见。方承这种流弊,起一极大反动,作《汉学商兑》、《书林扬觯》,对汉学为猛烈的攻击,主张恢复程朱。他对于程朱究竟有多少心得,我不敢说,但在汉学全盛时代,作反抗运动,流弊深了,与他们一副清凉散吃,在思想界应有重要的地位。他很穷,跟随阮元,充当幕府。阮开学海堂,其中学长,初用外省人,本堂有成就后,才用本省人,他便做了第一任的学长。广东学风,采调和态度,不攻宋学,是受他的影响;此犹其小焉者。还有更大的影响,就是曾文正一派。曾文正很尊敬他,为他刻文集,曾一面提倡桐城文学,一面研究朱学,有《圣哲画像赞》,自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起,一直传到姚姬传止,姚为方的先生,因为尊敬方,才尊敬姚。曾派及其朋友门下,靠儒学作根底,居然能做出如许的功业,人格亦极其伟大,在学术界很增光彩。而他们与桐城派关系极深,渊源有自,所以我们不能不认桐城为很大的学派。

4.常州派,可以庄存与(方耕)、刘逢禄(申受)为代表。常州在有清一代,无论哪一门学问,都有与人不同的地方。古文有阳湖派,词有阳湖派,诗亦有阳湖派,尤其在学问上,另外成为一潮流,有极大的光彩。这一派在经学方面,主张今文学。今古文的争执,东汉以后,已渐消灭。直到清代中叶,又将旧案重提,提案的人就是庄、刘。他们反对东汉以后的古文,恢复西汉以前的今文,研究《公羊传》,专求微言大义。以为东汉以后解经的人,都在训诂名物上作功夫,忘却了主要的部分。这派的主张,牵连到孔子的政治论,都说孔子作《春秋》的来意,就是内圣外王。自他们专提今文以后,今文在学术界很有极大的势力。继他们而起的,有两种人,籍贯虽然不是常州,然不能不说是常州一派。一个是魏源(默深),著有《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颇努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一个是龚自珍(定庵),著有《定庵文集》,关于政治上的论调极多。反抗专制政体的话,创自黄梨洲、王夫之,至龚、魏更为明显。他们一面讲今文,一面讲经世,对于新学家刺激力极大。我们年轻时,读他二人的著作,往往发烧。南海康先生的学风,纯是从这一派衍出。我们一方面赞成今文家的政治论,一方面反对旧有的传统思想,就是受常州派的影响。我年轻时,认为他们的主张,便是孔子的真相。近来才觉得那种话,不过一种手段,乃是令思想变化的桥梁。

上述四派,为乾、嘉、道、咸之间学术上四个大潮流,主张都很精彩,能集前人所已成,能开前人所未发,所有重要的学者和主张都让他们包括尽净了。还有一派,附带要讲的,就是佛学。自宋学兴起以后,儒者对于佛学,骨子里受用,口内不敢说。前清中叶以后,有一派人,不客气地讲佛,由阳明转一转手,最主要的是罗有高(台山)、彭绍升(尺木)、汪缙(大绅)。他们对于净土宗很实行,对于禅宗很排斥。虽然留着辫子,实际上是几个未受戒的和尚,文章很好,儒学亦好;他们的地位,很像唐代的李翱和梁肃。自从他们把真面目揭开以后,大家才觉得讲佛不是一件对不起人的事情,用不着藏藏躲躲。魏默深、龚定庵都很讲佛,不过没有实行;罗、彭、汪等,有纯洁的信仰,言行又能一致,所以在社会上很能站得住脚。龚、魏等虽是佛徒,但没有他们的纯粹,不能编入此派。清末常佛两派,结合得很坚固。我的朋友中,如戊戌死难的谭嗣同,即由常州派及佛派的结合,再加上一点王船山的思想,以自成其学问。清代主要的学派及潮流,大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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