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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朱子的《论语集注》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谈朱子的《论语集注》”。

《论语》在汉代,和《孝经》《尔雅》等书,同属小学,是大家的必读书。到了宋代,理学兴起,朱子集其大成。朱子的《论语集注》,元以后,悬为功令,科举考试必根据朱《注》发挥。因此元、明、清三代,七百多年,朱子的《论语集注》,亦为人人的必读书。我今天要讲的正是朱子的《论语集注》。

先讲朱子写此书的经过。向例一书写成,都有序,或请别人写,或本人自己写。但《论语集注》并没有序。对其著书原委,未有说明。兹据《朱子文集》和《语类》以及《年谱》约略报告其经过。

朱子十二三岁时,从其父读《论语》。其父韦斋先生也是理学家,教朱子读二程《论语说》。二程说《论语》未有专书,只从《二程全书》中可见他们对《论语》的说法。朱子十四岁时,韦斋卒。到朱子二十岁,看谢上蔡(良佐)的《论语说》,开始用红笔圈,又用青笔、黄笔,后用黑笔。前后共用四种色笔圈抹。可见他读《论语》非常用心。那时朱子是从二程后学之说来上参二程,再从二程之说来上参《论语》。

到他三十四岁时,写了两部书:一为《论语要义》,一为《论语训蒙口义》。他自己说,前书之成,“先遍求诸儒之说,合而编之。晚亲有道,尽删余说,独取先生及其门人、朋友数家之说。待《要义》既成,以其训诂略而义理详,因为删录以成《训蒙口义》。”

朱子尝说,读《论语》,只当没有《孟子》;读《学而》第一章,只当没有《为政》第二章。因为他把各家有关此章的说法汇合来看,参伍比较,读完前一章,再用同样方法读后一章;是以用力大而费时久。等他拜李延平(侗)为师,所谓“晚亲有道”,才感觉到讲法应有一个标准。惟二程之说,最为可信。因此,他这一时期成此《论语要义》,乃是采取他父亲以至李延平意见,从二程门人来参二程,从二程来参《论语》之一途径。至于《论语训蒙口义》,乃是“本注疏以通其训诂,参释文以正其音读,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乃是把思想、义理方面加以删节,加进了训诂和音读。但此二书可惜都失传了。

朱子在二十几岁时,师李延平,三十四岁时作《论语要义》和《论语训蒙口义》。到四十三岁时,又把《要义》一书改写为《论语精义》,后又改为《论语要义》。但此是后来的《要义》,并非三十四岁所成的《要义》了。过不多时,他又把此书改名为《论语集义》。我们只照此几番书名之改定来作推想:朱子起初推崇二程,因及其门人与同时朋友的讲法,汇成《要义》。后来愈研究愈觉得其中之深趣,故改书名为《精义》。但过了一段时候,又觉得他们的说法有些并不很“精”。他说:“《精义》中惟程先生说得确当。”所以又改名为《要义》。此时只认为其所收诸家之说,亦甚重要,却不一定都精确。但再过一段时候,他又感到《要义》也有些不很“要”,所以终于复改为《论语集义》。

朱子开始服膺二程所讲,因而遍求之于程门诸弟子,及其同时往来讲学诸友。其后对二程门人说法有不满意,最后对二程说法也有些不满意,所以把他的书名也只叫作《集义》了。至是,朱子已经五十一岁。而他的《论语集注》,却是在四十八岁时写成。

现在再说《论语集注》和上三书不同处。上三书只是罗列各家说法来通《论语》,而《论语集注》则完全以《论语》本文为主,而加以解说。朱子自己说,“约《精义》《口义》之妙得本旨者为《集注》”是也。

朱子写《论语集注》,同时又写《论语或问》。因为许多人的讲法,本收于《论语精义》《要义》等书者,此刻写《集注》,则采取了各家说法的并不多。为何要取此舍彼?其理由则详于《或问》中。朱子自己说,“疏其去取之义为《或问》”是也。我们若能先看《论语精义》,再看《论语集注》,然后看《论语或问》,从朱子写此数书之经过,便可知道朱子为学逐步前进的层次。

《论语集注》可说是朱子一生用功《论语》最后所得的结果。此书完成以后。大家便只读他的《集注》,而忽略了其他两书。所以朱子常劝人看他的《精义》,好多研究各家的见解,比较它们的得失,也使自己多启发。他说:精力强的人,既看《精义》,又读《集注》。如果没有这分精力,则只看《集注》便也可以。这因为《集注》太简要,故必以《集注》和《精义》对看,研究两书不同所在;然后再去求解于《或问》,才会明白《论语集注》的取舍。对于这种读法,他的好友张南轩(栻)认为:每一条注解的是非,人家看了《集注》,再看《精义》,自然会发现出中间的好坏,根本用不到再撰《或问》加以审辨。此书容易引致一种好批评、喜议论的风气。朱子接受了他此意,《或问》不再刊行。我们今天见到的《或问》,只是朱子门人传抄下来的本子。

朱子大约在三十四岁时即开始从事于《论语》有关的著作,到四十八岁《论语集注》写成,前后花了十四年工夫;但此后还时时改写。从他《文集》和《语类》中看,得知他随时修改的情形。

他五十岁知南康军,公务繁忙,曾教他高第弟子黄干读《论语》,对各家说法,再加研究,把研究结果告诉他,让他再加覆审。他说:我在此两月间,只看两篇《论语》。这是他写给吕东莱(祖谦)的信上说的。

五十四岁时,又写信给人说:我对于《论》《孟》二书,虽然用功一辈子,粗有成就,然今读之,一、二大节目处,仍有谬误,不时修削,有时随手又觉病生。

六十岁时,又对友人说:我的《论语集注》,为朋友抄去,印刷成书。但其中尚有不妥当该改的地方。

六十一岁时,又说:此书甚恨发表得太早了。他又曾用官府的力量,谓此书非定稿,禁人续印。

六十七岁时,更说:南康所刻《论语集注》,虽为成书后的改定本,但仍有许多不惬意处,再待改定。

综上所述,可见朱子四十八岁后尚在不断修改他的《论语集注》。《集注》既然不断的修改,《或问》也当跟著修改;但朱子因为精力不足,没有把《或问》追随著《集注》继续改;于此遂形成《集注》《或问》两书间有了许多矛盾。《或问》究竟修改到什么时候才停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由《集注》与《或问》之间的歧义,可以窥见朱子用心的经过。

刚才说过,朱子教人读《集注》之后,还要看《精义》。《精义》难读,为要校量各家短长,不易折衷。《集注》已有定说,比较易读。但朱子又教他弟子们切勿轻易去看《集注》。他说:《精义》有许多话,《集注》就不同了,著语不多,一字是一字,有时一字有十字的用处。朱子又告诫学生:不要看某字重要,某字不重要;重要的固然重要,或许仔细看后,不重要的倒反更重要。所以他说:《集注》添不得一个字,减不得一个字。又说:不多一个字,不少一个字。朱子又说:《集注》每一个字都如在天平上称过的,孔子怎么说,我怎么注,不轻一点,也不重一点;不高些,不低些。他对《集注》的自信又如此强!

说不定我们今天所见的《论语集注》,大部分早已不是朱子四十八岁前的原作。最重要的是,朱子起初推崇二程,可是当撰作《集注》时,见解早已多与二程不同。他说:程先生讲经,理在解语内。他写《论语集注》,理皆在经内。可见二程所解,不免有不得《论语》本文之本意者。朱子曾批评郭象注《庄子》,说的是他自己,未说中庄子。他的《论语集注》所采引,必是妙得《论语》本旨者。

《集注》于正文下,先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之本义。诸家说明白切当者,引用不没其名。在每条注下多加有一圈,圈下又有一些话。圈下的与句下的注不同。句下之注,乃注解《论语》本文;放在圈下的,则有两种情形:

一是通论一章大义的。

一是因其非《论语》之本义、正义,而别为一种引申义、发明义;可以推广本文原义,却与原义不同;此不得为是《论语》之本义,故引置于圈下。

今检《集注》,统计它引用二程语,十分七八都放在圈下。这可证明朱子认为二程之说,非经“天平称过”,非与孔子原语意义一致。圈下又有“按”,这是朱子覆按那些圈下所引的话。诸位当知,朱子一生崇拜二程,后人也认他属于二程一脉的学统,故合称之为程朱;但在《论语集注》中,二程语多半放在圈下。如再把《二程遗书》中所有说《论语》的各条抄出,会发现很多为朱子所遗弃。即在圈下亦不予称引的。此乃与朱子起先由二程之说来探究孔 孟思想的途径大有不同了。西方人说:“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朱子的治学精神,实亦如此!

又《集注》圈下往往引用两三人的说法。因为各家所说不同,相似而少异,正可相资。又有的其说全别,未定孰是,则并存之,以待读者自己审择。惟两说并存,在朱子意中总是前说较胜于后说。如此之类,照理应在《集注》有一个“例言”,把他编撰之意加以说明,可惜朱子没有作。后人读《集注》,看似易,实不易。这也难怪,在朱子化了毕生几十年工夫的结晶,直到死前一年几月之内,还不断在修改;如此般的伟著,其用意深微处,自然遽难通晓。

现代学者,承接清儒,有所谓汉学、宋学,义理、考据之划分。依我愚见,讲明义理,亦有待于考证。如《论语集义》,集二程、横渠、上蔡以下许多家的说法,就其中酌取一家之言,奉为定论,这也就有考据工夫。博考前说,取其义理深长的为注,这即是说:从事考据,正所以为义理;而讲明义理,亦不得脱离考据。

我们只知朱子在易箦前三天改定了《大学》“诚意”章之注,可是没有人知道他怎样改,未改以前旧注如何。我所知道的,只有清儒江永曾考出《大学》“诚意”章根本没有改,只是改了“诚意”章前“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注下三个字。此一段考据极为明确,载在《近思录集注·附录》考订朱子世家一篇的里面。但在看重宋儒义理的学者,传刻江注《近思录》,却将此篇《附录》删去。至于专心喜好考据之学的,连《近思录》也懒得看。于是变得治考据者绝不谈义理,谈义理者绝不治考据。此两途合则兼美,分则各缺,诚是可惜。我曾根据江氏所考来思索朱子在易箦前所以改三字之用意,却又久思不获。后来再细读《语类》,载有朱子关于《大学》“诚意”章所注答问的好几条。有些学生说朱子《大学》“诚意”章注错了。朱子起初斥责他们粗心,看得不透彻。到晚上仔细一想,却认自己注语确实比较《大学》原文讲深了一层。他承认学生质疑有理。再把现在《大学章句》与《语类》相较,始知朱子《大学》“诚意”章确曾改过,只是其事尚在前;那时忘却把前面“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下注语一并改,直到易箦前三天把来再改。而所以要改的意义,也就懂得了。所以不读《集义》,不读《精义》,不读《或问》,就不容易懂得《集注》,而更紧要则在读《语类》。读了《语类》,始知《集注》之几经改定,及其所以要改之意义。

读古人书,读本文,不易明白,因此有注,有疏。注是注的本文,疏是疏的注。因此我想《论语集注》最好也有一疏。更好是用朱子的话来自疏其《集注》。《语类》所集,始于朱子四十四岁以后,绝大部分是在其《论语集注》成书以后;他的学生根据二程及其他人说《论语》与朱子不同处发问,见于《语类》中甚多。我们援据《语类》,再来查考《集注》,就知道朱子《集注》屡有改定。《语类》各条,多数有年代可考,便可知朱子修改《集注》某一条在某一年,了如指掌。而且朱子所以要改的意义与理由,也在《语类》中明白说出了。

朱子修改《集注》,有时某一条改了一遍,又改一遍,甚至有改过三遍、四遍的。《孟子集注》中也有此例。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而且细处、大处,一样不苟且,一样不惮烦。当时陆象山因而看不起朱子,说治学应先“务其大者”,不应该那么“支离”。其实,这正是朱子的伟大处。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一旦豁然贯通,在许多说孔 孟大义的学者中,我们不能不承认只有他说中了最多。

《语孟集注》中,其实承用二程说并不多,并多与二程持异处,已在上面说过。但朱子为何毕生推崇二程,这里也该说一说。

二程年轻时,曾见周子 敦颐,周子教他兄弟去“寻孔 颜乐处”,这是理学兴起一条主要命脉。从前人读《论语》,并未在此等处注重,因亦不向此等处去推阐。朱子初见李延平,他的学问已有相当基础。延平告诉他两点:

第一,教他应在日常生活注意。

第二,教他多读圣贤经书,把经书中所说道理来与自己日常生活配合。

这两点也就是周子告诉二程“寻孔 颜乐处”之意。朱子接受了这两点,受用终身。《论语》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两章之涵义,显然是超乎训诂之上的。专用训诂,说不出此两章之精义。朱子讲《论语》,实是开了一条新路。我们要学孔子、颜渊,此两章不可不注意。孔、颜乐处,人人能学,但也最为难学;因须从日常生活中去学。此两章也不是格言之类,而是真实人生的一面,人人应当探求遵守。然又何须乎训诂?

《论语》有“四子言志”章,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有出人的抱负,只有曾晳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而孔子独赞成曾晳,“喟然而叹:吾与点也。”我敢断言,从汉至宋,没有人注意到此章,他们的眼光只集中在仁义道德、治国平天下上面去。直到程明道才说“曾点便是尧 舜气象”。从此“与点”一义,屡屡挂在宋 明学者的口头,屡屡存在宋 明学者的心头。直到清人金圣叹,他取名“圣叹”,即因想慕孔子“喟然而叹”之意而来。这处应问孔子何以独与曾点?何以喟然而叹?这中间的道理,却又用不上考据工夫。专来考据,考不出中间深义。像“浴乎沂”,曲阜三月天气能否“浴”于田野之水中?此处考据无关大旨。只有明道要用心体会出此章之深义。朱子认为二程讲“回也不改其乐”,讲“吾与点也”,还没有讲到恰好处,所以花费著很大工夫来作注。关于“与点”一章,注了又注,改了又改,在《语类》中还可考见。想朱子自己认为:在小节处自己有不同意二程说法的,但在大端处,还是跟著二程前进,所以终生推尊二程不改口。试问这是何等的胸襟?

二程和朱子讲学,不可否认的,他们也曾受到禅宗影响,但不能说程 朱就是禅学。他们尽发挥“孔 颜乐处”以及“吾与点也”之意,他们究竟不曾把孔门的政治抱负看轻了。只是从人生日常生活以及其情趣方面多有阐发。这些处纵说是多少受了禅宗影响,但那能把程 朱理学和佛家禅宗并为一谈?

最后我希望学会同人研究孔 孟学说,应先用心细读《论语》《孟子》,读《论》《孟》必由朱《注》入手。更希望读朱子的《论语集注》,对于朱子所下的解说,切勿粗略看过。更望进一步有人能用《语类》和《集注》比读,试将《语类》中有关材料分条系属于《集注》之下,撰作《论语集注疏》一书,那更有益于后来读者之研寻。

朱子后学在此方面的著作也是有,如《通志堂经解》所收赵顺孙《四书纂疏》即是一例。但朱子的后学者们,似乎不能追步朱子,摆开了考据来讲义理。因此在义理方面,终亦讲不到精处。如赵氏《纂疏》,因朱子自言《论孟或问》乃未定之书,因此不敢用《或问》,只取其与《集注》同者疏于各条之下。但《或问》与《集注》异处,正可见朱子思想改变,其所认义理更进一层。其异同处更值得留心。再如赵《疏》引用《语类》,也只用其与《集注》同者,而于《语类》中先后辩难,朱子自己思想之转变痕迹,其讲究义理之由浅入深处,亦不见于《疏》中。更可异者,如朱子在易箦前改定了《大学》“诚意”注三字,赵《疏》却依然用了其未改以前之三字,似乎并未知朱子易箦前有此改定。岂不可异?即此正可证江氏之所考得。又如朱子“诚意”章注,朱子与他学生们几番辩论,赵《疏》皆不收。则朱子所以先后改了“诚意”章,后来又要改上面这三字之意,全不易见了。因此可见,我们后来若真有人要为朱子《论语集注》作一新疏,其事亦绝不易。非于义理真能精究到深处,则此等考据工夫实亦无从下手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在台北 孔孟学会讲。复刊载于一九六八年元月《孔孟月刊》六卷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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