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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论语新解》

我开始写《新解》,是在一九五二年之春末。那时学校在桂林街。我开始讲《论语》一课,讲堂上有许多旁听的,此刻我们图书馆馆长沈燕谋老先生也是其中之一。沈先生携有一本美国新出版某氏的《论语》译本作参考。他说:他将逐条笔记下我所讲与此译本不同处,将来汇齐寄与原译人资其改正。但听过几月,沈先生的笔记停了。他说:相异处太多,除非从头另译。我为此,打动了我作《新解》的念头。

普通读《论语》,总是读朱《注》。但朱子《集注》成书,距今已过七百年,有些我们应该用现时代的语言和观念来为《论语》作新解,好使人读了亲切有味,易于体会,此其一。清代汉学盛兴,校勘、训诂、考据各方面,超越前代甚远,朱《注》误处经改正的也不少,我们不应仍墨守朱《注》,此其二。各家改订朱《注》,亦复异说纷歧,我们应折衷调和以归一是,此其三。我立意作《新解》,主要用心,不外此三点。

我刻意想写一通俗本,用最浅近的白话来写,好使初中以上学生人人能读。为求简要,把汉学家繁称博引的旧格套摆脱了,虽亦博综诸家,兼采群说,但只把结论写出,没有枝叶烦琐。我又模仿西方人翻译《新旧约》,把《论语》各章全用白话翻出,好使读者看了一目了然,更无疑义。这是我写《新解》的体例。先列《论语》原文,其次逐字逐句分释,又其次总述一章大义,最后是《论语》本文的白话翻译。

王贯之先生知道我草创《新解》,每两周便来把我写出的几章要去,分期刊载在他主编的《人生杂志》上。但我写了些时便停止了。一则没有整段的闲暇供我撰写,时作时辍,精力浪费,亦甚苦痛。二则我开始感到此书要力求通俗,也有弊病。遇义理精微处,定要用通俗白话来写,势难简洁,而且亦势难恰当。文字冗长,反不能开人思路,引人入胜,又不能把精微处扼要确切地表达。我想不如改用平易浅近的文言,收效会更好些。好在能读《论语》,其人了解文字之水准,必有相当基础,我不应在力求通俗上著意。因此我想待把捉得一段假期清闲,竟体改写。这一搁却搁下几年,我的冗杂有增无减,始终没有一段清闲的假期。

直到一九六〇年,我有机会去美国,在耶鲁讲学半年。我事先计划,这半年,或许能使我继续撰写《论语新解》,但事前没有把握。我想若不能继续此一工作,我正好乘此机会学习说英语和看英文书。

我在一月二十六日抵达新港。隔一日,二十八日,正是阴历除夕,但在国外,全没有过年气氛。我和内人当天上街去逛书铺,选到一本现代历史哲学的论文选集,我匆匆看其序文和目录,深感兴趣,便买了。在二月六日上午开始阅读,八日开始授课。在十分冗忙不安定的生活中,到二月二十日,把那本现代历史哲学读完了。我又续看西方哲学书,从头顺着次序择要阅览。又到书铺买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集,络续翻看。但我感到生活已逐渐上轨道,与其当小学生学读西书,还不如改变计划完成我的《论语新解》,对己对人,或许较有意义,较有贡献。如此心中往返打算,终于把这一问题决定下来。从三月一日起,把阅读西书的计划全放弃了,来继续《论语新解》的撰述。

《论语》全书二十篇,共四百九十八章。我先计算:傥每天能最低限度写出《新解》六章,每周以五天计;因周末和星期日,一则多应酬,二则我要拨出时间出门到处游览;如是每一月作四星期算,每星期作五天算,每天写《新解》六章,一月当可写出《新解》一百二十章。我预计在新港尚有四个月停留,到六月底,岂不把全部工作可告一结束了!但我又怕事先预定,并不能如此般乐观,因把在一九五二年所成旧稿共一百零二章,尽快先校读一过,略事修改,即直从第一百零三章开始。如是一面可以逐渐集中精神,把我的兴趣和注意力引起一头绪,一面又可减轻我工作份量四分之一,那就准不致有失败。

我在三月一号和二号两天,打开旧稿,一面读,一面改,尽两日夜之力,把此一百零二章约略改过。三月三日起,正式继续写新稿。那天正逢大雪,竟日彻夜没有停。我已整整十二个年头没见过下雪了,只有一九五四年在日本 东京临走前的一下午,寒雨中夹着下过些微薄雪片。今天见此大雪,心情十分愉快。窗外隔一马路,是一大停车场,到薄暮时分,近百辆汽车全没入大雪堆里去。近窗有两枝矮树,到深夜也全给大雪淹没了。自晨至夜,门外冷清清没见人过。我夜间,学校本有两堂课,也借此告了假。那是我开始写此新稿,最值得纪念的第一天。

那天,我上午写成《新解》六章,下午续成四章,夜后又续成一章,一整天共得十一章,已超出我预定计划几乎一倍。此后我在日记里,把每天所写《新解》,上午几章,下午几章,夜几章,必详细记下。每周一结算,本周共写《新解》几章,来督促我自己莫把此工作懈怠了。自然也有一天写不到六章的,也有整整一天或连续几天不写的。但我越往后,精神越集中,时间安排越能活泼有条理。有因当天有事,赶一清晨,在早餐前写出一两章;有因应酬,或出门游览,而归后尚有余力熬一深夜,补写上一两章的。最多的一周,写过六十二章。最少的一周,只写九章。到五月二十八日起程去哈佛,我已只剩《尧曰》一篇,但无论如何是赶不完了。待哈佛归来,在六月十三那天,算把《尧曰篇》也补完了。但我把《上论·乡党》一篇跳过没有解。十四日起,再补解《乡党篇》,到十八日竟体完毕。合计新旧稿共得一千四十三页。以篇幅计,当得二十五万字。在新港所成,当合二十万字。实算字数,全部应该不超出二十万字。新港所成,约合十五万字上下。幸而我的全稿到此完成,此下在离新港前,又是一大段忙乱,实也再无从下笔了。

我在七月一号离新港,漫游美国东西部,又去加拿大,再赴欧洲。于十月上旬,改变了全部游程,迳返香港。我早知道,一返香港,生活又会冗杂。因此只有将《新解》的全部初稿,在美国一气赶成,留待返港后再零碎络续修订。

我在是年十一月,卜居沙田,地僻较闲。到寒假,又把《新解》全稿拿出再整理。我写《新解》,虽说是义理、考据、辞章三方兼顾,主要自以解释义理为重。虽说不墨守朱《注》,主要还是以朱《注》为重。我此次补订,先把《朱子语类》关于《论语》的几卷,通体细读一过。因《语类》在朱子注《论语》以后,有些处和他初注《论语》时见解有不同。有些见解不断有改变。但可惜有许多重要异同,不能放进我的《新解》里面去。这是为著书体例所限。我为《论语》作《新解》,只重在解释《论语》原文之本义;其引伸义,发挥义,相通义,乃及其他问题,并非不重要,但不能揽入我《新解》中。我逢初稿应修改处逐条修改以外,其余意见,曾写了一篇《从〈论语〉朱注论孔孟朱程思想异同》一篇,刊载在美出版的《清华学报》上。

我读完《朱子语类·论语》之部,将我《新解》有关各章,再有所修改外,又将我《新解》全稿,逐篇逐章细读一过。觉得我全稿前后文体尚有不纯。尤其是最先完成的一百零二章,在美国只匆匆修改了两天,显与此下文体有不类。而一百零二章以下之最先几十章,其文体也和前一百零二章较近。较后则文体较为简净。因此又把全稿的前半部在文字上多加了一番删润。

据我经验,著作草创固不易,而成稿后要自己修改则更难。因人有成见,总认为自己写的又对又好,要发见自己的不对不好处,岂是容易之事!只有一法,且把自己成稿暂搁下,待时久淡忘,再取来,如看别人著作般平心细读,庶可发现出自己一些毛病。我自将《新解》全稿通体阅读一过之后,又把来搁在一旁。约莫过了半年多,我想再读一过。此次再读,我把王船山的《四书大全说》中《论语》的一部分先读;因船山阐说义理,颇有能超出宋 明儒之外的,而又为此下清儒所未见。但可惜我读船山《四书大全说》也如读《朱子语类》般,所获许多意见无法插进我《新解》中。我只逢可修改处修改一些。我又乘兴读了船山《四书大全说》中《孟子》《大学》《中庸》之部,写了一篇《王船山的孟子性善义》,刊载在香港大学金禧典礼东方文化研究所之论文集。

如是我又把《新解》全稿搁置,适逢杨联升先生自美国 哈佛来。我在新港时,他早知道我在写此稿,我到哈佛也曾和他畅谈过。因此把全稿请他在旅馆中为我看一遍,遇有意见,我嘱他批注在眉端。那是去年四月五月间事。杨先生自香港去日本,我开一书单,托他在日本代买几部日本学者的《论语注》作参考。

杨先生把书寄来了,正值暑假忙过了一阵,我又想再把我的《新解》全稿细细再读一过。其时已值八月下旬。我把家中书房和客厅对调了一下,书房扩大了,我好静下做工夫。那知九月一日大飓风来了,沙田受灾最重。我家大门吹开了,大门旁的新客厅,风雨纵横,受打击最重;新书房的屋顶也掀破了,大雨直注。我冒着险,从走廊冲进书房,把我的《新解》全稿抢救了。幸而我事前把客厅和书房对调布置过,否则若我原先把此稿放在旧书房,可能风吹漫天飞,全散失了;可能雨打成烂纸,钢笔原稿和原子笔的改稿,全模糊不易辨认了。

经此飓风为灾,我家搬下楼去,在别院住。我放一大书桌在楼上原来卧室中,桌上只放我《新解》全稿,及从日本买来的几部新的参考书。我只要不到学校办公,便一人踱上楼,静心做我对此稿最后一次的校阅。这是我三年前离开新港后,又一次意外获得了一个好环境。至今回想,一九六〇年三月三日在新港的大雪,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在沙田的大飓风,和我从事撰著此书先后结不解缘,正好遥相映照,留作我私人的一番回想和纪念。

我从日本买回来的三部书,第一部是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第二部是物茂卿的《论语征》,第三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这三部书,正好代表著日本学者治《论语》学的三阶段。东瀛学风,本和我大陆息息相通。伊藤仁斋的书,笃守程 朱理学家言。物茂卿的书,则相当于我们自王船山下至毛奇龄与戴东原,有意批驳宋儒,力创新义。到安井息轩则受清代乾、嘉以下汉学家影响,实事求是,在训诂考据上用力,而重返到汉 唐注疏古学上去。我按着三书先后次序,逐章分看,正如把朱注《论语》下到近代此数百年来中国学术界汉、宋之争的旧公案,重新在心头温一遍。我如此般读过一章之后,在我心中对此一章自然会浮现出一番见解来。然后我再把自己原稿翻出再读。有的是我此刻心上所浮现出的新见解,和原稿见解还是相同,那就算把我原稿通过了。也有的是新旧见解大体相近,只要在字句上稍加增删便过去。也有时发现我原稿见解,或许因当时参考材料出此三书之外,或许我当时思索较之当前更细密,更周详,而认为原稿意见实是胜过了我此刻的意见的;那真是一番喜悦,而且是喜出意外似的叫我高兴。但也有时,我发觉原稿旧见解和我此刻的新见解正处在相反之两端;那就为难了,不得不为此一章从头再作深思。本来《论语》尽多异解,我以前是主从甲说的,现在又想从乙说;其间取舍抉择,煞是不易。有的经过内心私下再三思辨,终于舍弃了旧见解改从新见解了。亦有的经过再三思辨,终于决定仍从旧见解,而放弃了新见解。但也有已从新解,再经几天思考,又改从旧说的。也有已留旧说,再经几天思考,又改从新见的。也有几章,在自己新旧见解冲突,异说分歧,十分难解之际,而忽然悟出一番新义,自谓能超出以往旧见,更有新得的;那又是一番喜出意外的喜悦。直从九月十日到十一月,那三个月中,我常一人,或半天,或全天,独坐空楼,已凉天气未寒时,下帘寂寂,至今回味,仍感到乐趣无穷。

到十二月,破楼修理完竣,我们把家再迁回楼居。但那时我的《新解》全稿,早已校读完毕了。照理,我该可把全稿付排了。但我想,此稿付排,我仍有最后一次的校字工作可做,或许到那时又可能发现几许错误应改正处。若此刻即去付排,我正满怀欢喜,怕不易发现自己错处。因此决定将此稿再压几个月,待我对此稿的心情冷一些。在一九六三年暑假前开始发排。果然,仍发觉有许多文字义理未妥须修改。中间我去台北一个半月,此稿的排样亦邮寄台北去。这一个半月,台北天气极热,我在旅居生活中,又极忙乱;但校此稿,又有两章,彻头彻尾改动了。直至此刻,全稿已校过十分之八,尚余十分之二未校。但因前面改动,牵涉到后面,至少后面有一章未校的;临校时,我将添进两句,而此两句则是颇关重要的。默计全稿,我在此次最后校字时,又已改动了十章左右。可见过些时,说不定,又会发现需改动处。但对此稿,我总算已尽我心力。一待正式出版,我想再要由我自己来发现错误,其事当更不易。则只有希望读我书的人多了,自会有好意见络续来告诉我,我且留待此稿再版三版时,再有所订正吧!

以上叙述《论语新解》完成之经过,以下略告读者所应注意之一点。去年我写《论语读法》,已将读《论语》应注意处约略提及,此下则专就一点言。

王贯之先生知道我《新解》已付排,他来要一份清样,他说将择要分期刊载于《人生杂志》,为吾书作介绍。我想书已付排,出版在即,何必再浪费《人生》宝贵之篇幅!但贯之意极诚,来索再三,不得不应。待《人生》各期把《新解》择录刊出,我也按期翻阅。一面心佩贯之作事不苟,所摘录的确也化了一番心。但另一方面,我却别有感想,便是此下所欲申述者。

一般人总爱说“儒家思想”或“孔子哲学”,当然《论语》是关于此方面一部最重要的书。但我常感到中国思想,其从入之途及其表达方法,总与西方的有不同。西方一位大哲学家的思想,总见其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他们提出一问题,关于其所用之名辞与观念,必先有一番明确的界说。他们讨论此问题,千回百折,必有一项明确的结论。读中国书便不然。即如《论语》,颇不见孔子有提出问题,反复思辨,而获得结论的痕迹。若我们依着研究西方哲学的心习来向《论语》中寻求,往往会失望。

读《论语》的,都认为孔子思想主要在讲“仁”与“礼”。但孔子对此两名辞根本不见有何明确的界说。直要待朱子作《注》,才为此两名辞定下界说来。朱子说:

仁者,心之德,爱之理。

又说:

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

朱子是经千锤百炼而始定下此两个界说的。朱子所定下的界说,虽非无当于《论语》原文之本义,然而朱《注》所下界说,实比《论语》本文使读者有更难体会之苦痛。若我们真要把此“爱之理,心之德”,“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十六字,细细咀嚼,便会发觉其中比《论语》本文所论远为深广。由此十六字,可以引生出更多问题。而此等问题,在我们读《论语》时,实暂可不必理会。而且若非细读朱子书,对此十六字之内涵意义,亦实难确切了解。我们为一书作注,其用意本为使读者对我所注书之本文增加其简易明白之感,而朱《注》则有时却似为《论语》增添出许多晦涩艰深反而难理解处。要之,在宋代理学盛行时,不能无朱《注》。在我们此时,时代变了,则不能不在朱《注》外来另作一新注。

我们若要问:《论语》中对“仁”字、“礼”字,究竟提出了何项问题?获得了何项结论?那就更模糊了。似乎孔子平日讲仁、讲礼,根本上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因而也不见有什么结论之获得。我们读《论语》,每章每句,都像是一种结论。试问在西方一个思想家,那有如此轻易获得结论的?如此般的思想,又那得成为一套哲学的思想?

但上面这许多话,其实对《论语》是无伤的。我们把研究西方人哲学思想的头脑来研究《论语》,则每易于《论语》中提出许多不成问题的问题来。主要在于中西双方思想从入之途不同,因而其表达方法也不同。读《论语》,应该依照孔子的思路来读,才能于孔子有了解。今试问孔子思想究从何路入?这一问题,其实在《论语》里是表现得明白可见的。思想从入之路不同,因此其表达方法也不同。孔子思想之表达方法,也即在《论语》里明白可见。因此我们只该从《论语》本书来了解孔子思想,不该先自束缚在西方哲学之格套中来寻求。

让我们从最浅显处看。《论语》中孔子论仁,有许多话只是就人就事论。孔子只就人与事来论仁,并不见有超越了人事而另提出一套近似于哲学玄思的“仁”的问题来。如云:“殷有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又说:伯夷 叔齐“求仁而得仁”。又说: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即是管仲之“仁”。又有人问管仲,孔子说:“人也,夺伯氏 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本章“人”字,亦有人说即是“仁”字。又如说令尹子文是“忠”不是“仁”,陈文子是“清”不是“仁”,子路、冉求、公西赤皆不得为“仁”,宰我欲短丧是“不仁”,凡此之类,皆专指某一人而分辨其仁与不仁。今若问何以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管仲都是仁?何以令尹子文、陈文子、子路、冉求、公西赤、宰我都不得谓是仁?我们要在此等处研究,便知对此诸人,至少该略有所知,不能说此等处只是孔子在批评人物,与其哲学思想无关,可以搁置不理。

又如孔子答弟子问仁。告颜渊则曰:“克己复礼”为仁,告仲弓则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为仁,告司马牛则曰:“仁者其言也讱”,告樊迟则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又曰:“仁者爱人”,又曰:仁者“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告子张则曰: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为仁,告子贡则曰:“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为仁。这些处都是说,如此行事乃为仁,不如此行事,则非仁,或不是仁。就事而论,也如就人而论,义实相通,无大分别。在行事之背后必然有一人,孔子批评人,也只就其行事而批评。在此处,可见我们要了解孔子“仁”字真义,应该从那许多行事上去体会。如我亦能“爱人”,亦能“居处恭,执事敬”,那我也可依稀彷佛想像到孔子教人以此“仁”字的一番体段与境界。

又如孔子平日论仁,说:“能好人能恶人”为仁,又“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寿”,“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者不忧”。又说:“刚毅木讷近仁。”“克伐怨欲不行”,不得即以为是仁。又说:“仁能守之。”又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此等亦都是就事而论,只不是具体专指某一事而已。由上可知,我们总不能舍却人生实际行事来求了解孔子这许多话,乃及其所提“仁”字之涵义。

以上专举“仁”字言,若“礼”字则不用更多举。如何行事始是礼,如何行事即非礼?何人算能知礼守礼,何人便是不知礼不守礼?凡属《论语》中讲“礼”处,全从具体的实人实事来讲,更是显而易知。

我们再从此推说,便知全部《论语》,多是在讲具体的实人和实事。若忽略了《论语》中所讨论到的具体的实人实事,则全部《论语》所剩无几。我们尽可说,全部《论语》都为讨论这些具体的实人实事所包括了。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儒家思想主要是在具体的人和事,而孔子《论语》则为此下儒家思想之大本源所在。即如宋 明儒言义理,其实也只紧扣于具体的人和事上而来讨论其义理之所在。若抽离了具体的人和事,超越了具体的人和事,凭空来讨论思索,那便近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格套。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主要是从具体的实人实事上思人的。及其表达出来,亦仍大体不脱离于具体的实人实事。先秦如是,汉 唐诸儒亦如是。后来宋 明理学家言,大体还是如是。而大本大原则在孔子之《论语》。

我们若明白此意来读《论语》,自应更多注意到《论语》中所提到的许多具体的实人实事,却不应凭空思索去求了解。因此讲求孔子思想,不宜脱离人事。我们自己思想,若要遵从孔子道路,也该从具体人事作出发点。近人都已说中国思想是一种人文思想,也便是此意了。

正因为如此,所以读《论语》,若在解说义理或思想上有争辨,势必牵涉到考据。考据工夫,正为要确切明白得《论语》中那些实际的人事。此乃孔子思想及其所指示的义理之具体背境与主要对象。清儒刻意要来反对朱子的《论语注》,最先也是在义理上争辨,但精而求之,便不得不转入于考据。此亦是一种大势所趋,自然会走上这条路。其实朱注《论语》也何尝不经一种考据。如今硬要把考据、义理分作两项,认为考据便无当于义理,那就又是一条差路,不可不辨。

现在再进一步说。既然孔子的思想和义理,都扣紧在人事上,因此读《论语》,也并不能专注意“仁”字、“礼”字等许多字眼。换言之,《论语》中凡牵涉到具体人和事的,都有义理寓乎其间,都是孔子思想之著精神处。要懂得如此平铺用心,逐章逐句去读《论语》之全部,才见孔子思想也有线索,有条理,有系统,有组织,只是其线索、条理、系统、组织与西方哲学有不同。

因此我的《论语新解》,逐章、逐句、逐字都要解,任何一字一句一章都不敢轻易放过。我作《新解》的用意,只在求能帮助读者获得些方便去了解《论语》本文,并不是要自创一说,或自成一家言。离开了《论语》原文,我的《新解》便更无少许剩余的独立价值可言,那便是我的成功,那便是我作《新解》时所要到达的一个理想境界。当然我知道我还未能到达此境界。尤其在每一章后综述大意,总难免有浮辞删削未尽之感。但我总算是向此理想而努力的。

其实我此一种解《论语》的方法,乃完全遵依朱子成法。从来注《论语》,善言义理,亦莫过于朱子。但朱《注》中的剩余独立价值仍嫌太丰富。此亦不得怪朱子。因朱子时代,乃是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朱子之学,近承二程,乃由二程而追溯到孔 孟。遇二程立说有与孔 孟分歧处,好像朱子总不肯完全抛开二程来直解孔 孟。其注《论语》,如“获罪于天”,如“性相近”,如“孝弟为仁之本”诸条,本是极平易,而解成极艰深。又如“吾与点也”一语,本可不烦多解,而朱《注》化去了近四百字,发挥出一番大理论。后儒从此等处来批驳朱《注》是应该的。但朱《注》终是善言义理。朱子之善言义理,并不在乎此等凭空独标新义处;也不在我上举如其解“仁”字、“礼”字十六字之千锤百炼处;朱《注》之所以为善言义理者,则在其凡遇《论语》所及实人实事,其中所涵义理,朱子最能阐发得细腻而熨贴。但朱子终是带有宋代理学一番极浓厚的气息。我不是说宋代理学无当于孔 孟原意;我之作《新解》,乃是要冲淡宋代理学气息来直白作解,好让不研究宋代理学的人也能直白了解《论语》;由此再研究到宋代理学,便可以迎刃而解,更易契悟。

朱《注》对《论语》所牵涉到的实人实事,也有些处考据不及清儒之细密,因此其所阐发的内涵义理也便不免有差失。但清儒说《论语》,究竟太求在考据上见长,而忽略了《论语》本文中所涵之义理。因此读清儒说《论语》,乃只见有考据,不见有义理。既近买椟还珠之诮,亦陷于歧途亡羊之失。

《论语》中最难读者,有些处,虽亦是实人实事,而考据工夫则用不上,因此其内涵义理亦更难把捉。臆测无准,异解歧说,多由此而起。我上半篇自述作《新解》,有改了再改,终难决夺的,亦以此等处为多。

今试举数例略说之。如“射不主皮”章,此显属一实事。古注及清儒,都注意在考据上,惟朱子独侧重在义理上,再从义理来另作考据,遂使朱《注》对此一章独为卓越。又如“鲁人为长府”章,此又属一实事。孔子盛赞闵子骞“言必有中”,可见此章中,必涵有一番义理。但朱子未曾将“鲁人为长府”一事细考,则注文所阐发,近是望文生义,有类臆测。而清儒所以胜过朱《注》,有不可不加意采纳者,则多在此等处。

又如“阙党童子将命”章,究竟是孔子使此童子将命,抑是阙党之他人使此童子将命?此属一琐事,无从考据。但孔子使此童子将命,与阙党之他人使此童子将命,事终有别。事不同,而事中所蕴义理亦不同。故要阐述本章义理,势必先肯定本章之事实。朱《注》说此章,乃肯定其为孔子使此童子将命。本此而阐说,其所说义理自佳。后儒遵朱《注》再加发挥的亦有。然亦有异说,认为乃阙党他人使此童子将命。所以持此异说,亦有其一番理由。于是为求解说此章之真义,乃不得不由作注者胸中自有一番义理来作抉择。此章虽属小节,然他章有不是小节而与此章类似的,那就更费斟酌了。

又如“子路问成人”章,孔子意究谓是须兼有臧武仲、孟公绰、卞庄子、冉求此四人之长,而再加以“礼乐”之文,而始可以谓之“成人”否?朱《注》是如此说。然或说则从下文“亦可以为成人”之“亦可以”三字,谓可见只具一人之长已足,不是要兼四人之长。但朱《注》亦未尝不注意到此“亦可以”三字,故曰:“亦之为言,非其至者。若论其至,则非圣人不足以语此。”此章实极关大义,非“童子将命”章可比。然欲定此章之真义,考据训诂之为用皆有限,非作注者自有一番义理作抉择不可。朱《注》之所以独出古今者正在此。由此可知我们固是要读《论语》来通义理,但亦要通了义理再来读《论语》。读了《论语》再来读群书,此是初学者的门路如此。但又要读了群书再来读《论语》,此则是成学者之所当务。此层尤不可不知。

故知读《论语》,每章各有一番义理可寻。不得谓遇孔子论“仁”、论“礼”诸章始有义理,其他各章可以搁置不问。而每章尽多异说,多见一异说,即多触发自己一番义理见解,切不当暖暖姝姝于一先生之言。但异说终当定于一是。此所谓“一是”,即指《论语》原文之本义言。求《论语》本义,则主要须用考据训诂功夫,否则尽说得义理高明,却可与《论语》本义有背。然亦有时,考据训诂无可用,非用读者自己识见不可,否则终无以通《论语》之本义。故读《论语》,有易读处,有难读处,学者贵能由易及难。但今为《论语》作解,则难处、易处全解了,此则贵学者之善自研寻。我作此《新解》,每多存异说,而于异说中必求抉择一是。我之识见果足以胜此任否?惟有更待读吾书者之再作辨认。我所谓读《论语》必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顾,而义理则更其要者,其意亦在此。决非谓不顾考据、辞章而可以凭空求得其义理之所在。更不谓求义理者,只挑读《论语》某几章已足。此意极关紧要,不得不在此郑重提出。

今贯之先生为我选载于《人生杂志》之诸章,似乎都选载些近似于凭空发论者,又多载我在此一章之后综述其大义者。择要诵读,固亦是读书之一法。专心先求大义,且置考据、辞章之琐末,此亦未可谓非。但若专一从此路进,则又近于只要讨究孔子所抱之一番哲学思想,而非研寻孔子所提示之人生义理。如是则仍似把孔子看成一西方哲学家般。此处差之毫厘,是会谬以千里的,读《论语》者不可不戒。程子说:

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

又说:

读《论语》,有读了后全然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知好之者,有读了后直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

程子此两番话,只有从人生义理上去读《论语》,始可了解得。若真了解得须从人生义理上去读《论语》,则自然会遵从朱子所说,平铺读,循序一章一句读。且莫认为《论语》说到“仁”字处在讲仁,不说到“仁”字处即与仁无关。更莫认为训诂考据工夫,便就与义理无关。至于我之《新解》,则只求为读《论语》者开一方便,一切全只是筌蹄,实不足重。我怕读者把我的《新解》太重视了,那就罪过之极。因此特郑重在此提及。

(一九六三年九月在香港 新亚书院为庆祝孔诞校庆及教师节而作。原载《新亚生活》六卷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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