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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语新解》

今天我想讲一些有关我所写《论语新解》的事。这一部书,希望诸位都能仔细读,能不止读一遍。普通一个有高中程度的青年,读我《新解》应亦没有什么困难。诸位倘使要自己受用,细心读任何一条,皆可有所得。但若欲作深一层的研究,则亦可愈求愈深。我今天要讲我自己注此书之用心用力所在。我们读任何一书,皆应懂得著书人之用心用力处。如读《孟子》《史记》,即应懂得孟子、太史公用心用力在何处。各人著书用心用力有大小、高下、深浅之别,此即其书价值分别所在。

普通说,注《论语》,应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兼顾。实则注《论语》最应重义理,此层无须多论。但自清代考据之学大盛以后,乃轻视宋儒,而有汉、宋之争。“五四”以后,照理治学应转重义理,但当时人却重考据,主张以考据方法整理国故,因此重汉学而轻宋学。此一态度实颇不当。乃亦有薄考据而专讲义理者,起而为敌,实际仍不免是一汉、宋之争。

训诂乃讲古今语之意义分别,实为考据之一部份。考据本意,原在发挥义理。清人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此语亦是。惟训诂字义乃在求此一字之原来意义,而有甚多字却不能据训诂来讲。如《论语》“仁”字,只能直接以义理求之,而阮元用考据方法来写《〈论语〉论仁篇》,到底得不到结论。朱子注“仁”字,说为:“心之德,爱之理。”此乃把义理作解释,此乃哲学,非考据。

再说到辞章之学,亦与训诂之学有不同。训诂、校勘皆是考据,但有若干字可有几个义可讲,此等处须从辞章来作抉择;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此乃辞章之学。讲训诂者认为积字成句,一字一字识得其义训,便可通得此一句。不知从辞章讲,却须通得此一句,乃始识得此一字之义训。朱子在考据、训诂、校勘方面,所下工夫皆甚深,有些处远超清人。又因宋时古文甚盛,故朱子亦兼通辞章。清代惟桐城派讲求古文,始知从一句来识一字之诀窍。但桐城派古文家,又多不注重考据之学。惟《论语集注》,乃能兼训诂、辞章之长而来讲义理,所以为不可及。

注《论语》讲求义理,特别重要者必先讲求《论语》原文之“本义”,亦即其“原始义”。如讲“仁”字,应看在《论语》书中此字及有关此字之各句应如何讲法。有了本义,才始有“引申义”及“发挥义”;此皆属于后人之新义,而非孔子之本义。如“性”字,孔子并不曾讲“性善”,我们不能把孟子说法来讲孔子,当然更不能把朱子说法来讲孔子。孟子、朱子固是推本孔子而加以引申发挥,但孔子本人并未说及到此。此处应有一限断,这是我写此书最用心之处。我只解本义,不及引申、发挥义。读者或可不赞成我此意见,但孔子本义确然是如此。

《论语》中任何一字一句,自古迄今,均有甚多异义、异说、异解。在此许多异解中,我们不当批评其孰是孰非、孰好孰不好,而只当看其孰者与《论语》原文本义相合。此处却不论义理,只论考据。我在《新解》中,亦有甚多考据,但都把此种考据来考定《论语》原文之本义。这是以考据定义理,与辞章定义理同样,只是考定《论语》原文之本义。此与专一讨论义理而忘却先考究《论语》原文之本义者不同。

如《大学》言“致知”,此“知”字自与《孟子》书中言“良知”不同。即在《孟子》书中单言“知”字,亦与言“良知”字不同。阳明言《大学》“致知”即是“致良知”,此说决非《大学》之本义。至于站在讨论哲学方面,你或赞成朱子抑或赞成阳明,此乃另一问题。立场不同,说法自可不同。此处须细加分别。

我今天主要在讲朱子《集注》与我《新解》所不同者何在,主要当然要讲义理方面。朱子有些处,且是很重要处,却非讲的孔子《论语》的原义。我遇朱《注》此等处,未曾旁征博引,加以辨难,只是置之不论,不再提及。此是注书体例应然。因此诸位读我书,应与朱子《集注》对读,才可知我著此书时用心用力之所在。但此事,却须诸位化很深工夫,不是轻易便能见得。

现试举数处为例。如:《集注》卷九《阳货篇》: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朱《注》: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

“性,兼气质言。”此乃朱子自己说法,犯了清人所谓“增字诂经”之病。因当孔子时,根本无“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分辨。朱子说:“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此处何以不用“善恶”字而改用“美恶”字?当知此非朱子随便用。我们读书应懂得字字留心,字字注意。朱子注《论语》,每下一字皆有斤两,决不随便下。当知朱子此注,下一“兼”字,极具深意。下面又舍去“善”字,改用“美”字。我想朱子心中必然别有问题无法解决,故遂迫而出此。读朱《注》更应注意其正注以外,圈下所引。朱《注》中所涵问题,皆在此正注与圈下所引语中见出。

此段朱《注》圈下录程子言曰:

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程子说“非言性之本”,又说“何相近之有哉”,几乎像是说孔子讲错了。在程子实是大胆讲话。朱子正因程子此语,故《正注》中改“善恶”字为“美恶”字。因程子语实与孔子语大有分歧,而朱子有意在其间作调人。若使没有二程,自然出不出一个朱子来。但若宋代无朱子,二程是否能直承孔子,一贯相通,此处却有一大问题。诸位若要在此处下工夫研讨,只看朱子以前一辈讲二程的,他们都讲到那里去了。但朱子又不能推翻程子,若推翻了程子亦即不成其为朱子。其间细节且不论,即如此处程子云云,孟子亦未如此讲。“气质之性”其说起于张 程,朱子并非不知。但朱子仍必依此来解《论语》。此即朱子不曾严格分别“本义”与“引伸义”之故。后来明儒罗整庵极尊朱子,却亦反对其“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说。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亦从此处反对朱子。可见此一节,从中国思想史讲来,实是大有问题。

我《新解》中注此句只说: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惟本章言及“性”字,而仅言其“相近”。性善之说始发于孟子。盖孔子就人与人言之,孟子就人与禽兽言之也。孔子没而道家兴,专倡自然,以儒家所言人道为违天而丧真,故孟子发性善之论以抗之。然亦未必尽当于孔子之意,故荀子又发性恶之论以抗孟子。本章孔子责习不责性,乃勉人为学也。

我此章之注实亦超出了《论语》原书之外,但只说孔子如是说,孟、荀如是说:有叙述,无判断,似可开人思路。或亦可说,已夹进了自己意见,但总不是把引伸义来换去了原义。

又下章: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朱《注》: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

程子曰:

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摩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

程子此段说法,完全依据《孟子》。《论语》只讲“上知下愚”,并非“自暴自弃”。朱子《注》未失《论语》本义,问题却在所引程子语中。

《新解》曰:

本章承上章言。中人之性,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皆可迁移。惟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与为善,故为不可移。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 舜”,惟自暴自弃者不然;此与孔子立言若有异。然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则下愚亦因其不学耳。故荀子又曰“人皆可以为禹”,不言尧 舜而转言禹,亦孔子劝学之旨也。

此节采用孟子与程子意,特加上“中人”两字,又在《论语》中找出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一句来作证。诸位若将朱《注》与我书对读,则可知我作《新解》用心之所在。

现再讲一条较难讲者。《学而篇》: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朱《注》:

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

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程子说:“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此义恰与孔子原义相反。又说:“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此句含极大问题,即朱子亦认为是一“险语”。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可见仁、义、礼、智,只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引生而来。人自有“恻隐”之心,岂可谓无“孝弟”之心?又岂可谓“性中那得有恻隐之心来”?而且,孟子也只说人心中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非谓只有此四者之心。故荀子反对孟子亦自有其理。《论语》并未讲性善,亦未讲性中只有此仁、义、礼、智之四者。

《新解》此章曰:

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亦始义。孔子之学所重在道,所谓道,即人道也。其本则在心。人道必本于人心。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本立而道生,虽若自然可有之事,亦贵于人之能诱发而促进之,又贵于人之能护养而成全之。凡此皆赖于学,非谓有此心即可备此道。仁者,人群相处之大道。孝弟乃仁之本,人能有孝弟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犹木之生于根也。孝弟指心,亦指道。行道而有得于心则谓之德。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指道言,有指德言。内修于己为德,外措施之于人群为道。或本无“为”字,或说以“为仁”连读,训为“行仁”,今不从。

释“务”字、“本”字,袭朱子。“亦始义”三字,乃我所加。我此段不讲性而只讲心。“或本无为字,或说以为仁连读,训为行仁,今不从。”此数句中,含有极复杂之大问题。“为”字在此处应属一虚字,犹“乃”也。二程所以必以“为仁”连读,其中寓有学术思想史一连串演变之极复杂背景。但我在《新解》无法详讲。我举此例,乃告诸位读我《新解》,若从深处求,则自有许多言外问题须探究。

又《集注》卷六《先进篇》最后一章,“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朱《注》: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

朱《注》此节文章极美,其陈义则根据程子。圈外注引程子曰:

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又曰:

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 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

又曰:

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又曰:

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

此节程 朱意见却有大问题,如说曾点是“尧 舜气象”,此外三子“所见者小”。又说“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在孔门弟子中特别挑出此两人来,此乃宋儒新意见。陆 王虽反朱子,但于此意见实亦赞同,不加反对。惟黄东发独持异议。其后顾亭林《日知录》特别看重东发,屡引其书,大值注意。《新解》此条亦即根据黄氏意云:

与,赞同义。言吾赞同点之所言也。盖三人皆以仕进为心,而道消世乱,所志未必能遂。曾晳乃孔门狂士,无意用世。孔子骤闻其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兴叹也。然孔子固抱行道救世之志者,岂以忘世自乐,真欲与许 巢伍哉?然则孔子之叹,所感深矣!诚学者所当细玩。

我此一段乃全依黄东发意见作解。

现再讲漆雕开。《集注》卷三《公冶长篇》: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此章朱《注》圈外注引程子曰:

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夫子说之。

又曰:

古人见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朱《注》:

斯,指此理而言。信,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

圈外注又引谢氏曰:

开之学无可考,然圣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于心术之微,则一毫不自得,不害其为未信。此圣人所不能知,而开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于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说之也。

此段文章,诸位若非多读唐以后禅宗之语,即看不出所重特在一“信”字与“自得”二字上。

我《新解》注此章:

斯,此也,紧接上仕字来。出仕将以行道。漆雕开不愿遽出仕,言对此事未能自信,愿于学问修养益求自进,不欲遽从政;是其志大不欲小试也。“说”字借作“悦”。孔子并不以不仕为高,然亦不愿其弟子热中利禄,汲汲求仕进;故闻漆雕开之谦退而喜悦也。

朱《注》“斯”字:“指此理言”,下一“理”字极兀突。《新解》讲法完全与朱子不同。此中取舍从违,却有绝大义理可作深刻之探讨。但《新解》只依《论语》本文作注,并未引伸讨论到此。诸位若不与朱《注》对读,并于此等取舍从违处仔细下过工夫,即难看出我作《新解》之用心。

又《集注》卷六《先进篇》“从我于陈、蔡”章,朱《注》:

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

此注无大问题。但圈外注引程子曰:

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

此节却有问题,十人中子游、子夏实未从孔子于陈、蔡,考证详见于《先秦诸子系年》。故知程子此论实未当。

《新解》注此章:

本章四科之分,见孔门之因材设教,始于文,达之于政事,蕴之为德行,先后有其阶序,而以通才达德为成学之目标。四科首德行,非谓不长言语,不通政事,不博文学,而别有德行一目也。孔门所重,正在“用之则行,合之则藏”,不务求禄利有表现,而遂特尊之曰德行。自德行言之,余三科皆其分支,皆当隶于德行之下。孟子称冉伯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此三人皆在德行之科,可见德行之兼包下三科矣。文学亦当包前三科,因前三科必由文学入门也。孔门之教,始博文,终约礼。博文,即博求之于文学也。约礼,则实施之于政事,而上企德行之科矣。后也既各骛于专门,又多重文以为学,遂若德行之与文学,均为空虚不实,而与言语、政事分道扬镳;由此遂失孔门教育人才之精意。即孔子及身,已有“我从先进”之叹,而《论语》编者亦附记此四科之分于孔子言先进、后进两章之后。是知孔门弟子,虽因风会之变,才性之异,不能一一上追先进弟子之所为;然于孔子教育精神大义所在,则固未忘失。后进弟子中如有子、曾子,亦庶乎德行之科,故尤为并辈及再传弟子以下所推尊。

此句下“庶乎”二字,有分寸。此段《新解》须参看同书同章“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之下之注云:

此下非孔子语,乃记者因孔子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先后有异也。若记孔子语,则诸弟子当称名,不称字。四科中前三科,皆属先进弟子。惟第四科文学子游、子夏属后进,亦不从在陈、蔡。或疑游、夏亦在相从陈、蔡之列。以年龄计之,决知其非。或以此下另为一章,则“从我于陈、蔡”两句,全无意义可说,今不从。

此乃特别指出程子之误。

《集注》卷三《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章。此处有一问题,即:颜回所乐为何?有人曾以此问程子,谓其是否乐孔子之道?程子答曰:若乐孔子之道,则算不得颜回矣。后又有人问朱子,朱子却认为可以是乐孔子之道。然程子语亦有其意义。此处若必解之为乐孔子之道,似未免有失于粗浅。今且看朱《注》:

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

圈外注录程子语:

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

又曰:

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今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

朱子按:

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

此段讲法,我极喜爱,但《新解》未录。仅云:

本章孔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美其虽箪食、瓢饮、居陋室而能不改其乐也。孔子亦自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意深长矣。学者其善体之。

当知此段朱《注》引程子语下特加一“愚按”,而又云:“不敢妄为之说”,此中甚富言外之言。诸位倘欲明白此段在无字处之精蕴,则应细读《朱子语类》。我作《新解》不愿引伸牵连太多,故并朱《注》此段为我所最喜爱者亦不钞入了。

诸位当知读书如何从深处求。我今日所举,看似平浅,却亦表出我作《新解》用心之最大处。

我写《论语新解》,除今天所讲,尚有甚多用心处而并不见于文字者。诸位每读一书,能进而了解到著此书者之用心处,如此便是做学问一最重要之门路。由此门路进,始是真于学问能有所窥见。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在新亚研究所第六十三次学术演讲会讲,复刊载于《新亚生活》七卷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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