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我想讲一些有关我所写《论语新解》的事。这一部书，希望诸位都能仔细读，能不止读一遍。普通一个有高中程度的青年，读我《新解》应亦没有什么困难。诸位倘使要自己受用，细心读任何一条，皆可有所得。但若欲作深一层的研究，则亦可愈求愈深。我今天要讲我自己注此书之用心用力所在。我们读任何一书，皆应懂得著书人之用心用力处。如读《孟子》《史记》，即应懂得孟子、太史公用心用力在何处。各人著书用心用力有大小、高下、深浅之别，此即其书价值分别所在。

二

普通说，注《论语》，应义理、辞章、考据三者兼顾。实则注《论语》最应重义理，此层无须多论。但自清代考据之学大盛以后，乃轻视宋儒，而有汉、宋之争。“五四”以后，照理治学应转重义理，但当时人却重考据，主张以考据方法整理国故，因此重汉学而轻宋学。此一态度实颇不当。乃亦有薄考据而专讲义理者，起而为敌，实际仍不免是一汉、宋之争。

训诂乃讲古今语之意义分别，实为考据之一部份。考据本意，原在发挥义理。清人说：“训诂明而后义理明。”此语亦是。惟训诂字义乃在求此一字之原来意义，而有甚多字却不能据训诂来讲。如《论语》“仁”字，只能直接以义理求之，而阮元用考据方法来写《〈论语〉论仁篇》，到底得不到结论。朱子注“仁”字，说为：“心之德，爱之理。”此乃把义理作解释，此乃哲学，非考据。

再说到辞章之学，亦与训诂之学有不同。训诂、校勘皆是考据，但有若干字可有几个义可讲，此等处须从辞章来作抉择；所谓“文从字顺各识职”，此乃辞章之学。讲训诂者认为积字成句，一字一字识得其义训，便可通得此一句。不知从辞章讲，却须通得此一句，乃始识得此一字之义训。朱子在考据、训诂、校勘方面，所下工夫皆甚深，有些处远超清人。又因宋时古文甚盛，故朱子亦兼通辞章。清代惟桐城派讲求古文，始知从一句来识一字之诀窍。但桐城派古文家，又多不注重考据之学。惟《论语集注》，乃能兼训诂、辞章之长而来讲义理，所以为不可及。

注《论语》讲求义理，特别重要者必先讲求《论语》原文之“本义”，亦即其“原始义”。如讲“仁”字，应看在《论语》书中此字及有关此字之各句应如何讲法。有了本义，才始有“引申义”及“发挥义”；此皆属于后人之新义，而非孔子之本义。如“性”字，孔子并不曾讲“性善”，我们不能把孟子说法来讲孔子，当然更不能把朱子说法来讲孔子。孟子、朱子固是推本孔子而加以引申发挥，但孔子本人并未说及到此。此处应有一限断，这是我写此书最用心之处。我只解本义，不及引申、发挥义。读者或可不赞成我此意见，但孔子本义确然是如此。

《论语》中任何一字一句，自古迄今，均有甚多异义、异说、异解。在此许多异解中，我们不当批评其孰是孰非、孰好孰不好，而只当看其孰者与《论语》原文本义相合。此处却不论义理，只论考据。我在《新解》中，亦有甚多考据，但都把此种考据来考定《论语》原文之本义。这是以考据定义理，与辞章定义理同样，只是考定《论语》原文之本义。此与专一讨论义理而忘却先考究《论语》原文之本义者不同。

如《大学》言“致知”，此“知”字自与《孟子》书中言“良知”不同。即在《孟子》书中单言“知”字，亦与言“良知”字不同。阳明言《大学》“致知”即是“致良知”，此说决非《大学》之本义。至于站在讨论哲学方面，你或赞成朱子抑或赞成阳明，此乃另一问题。立场不同，说法自可不同。此处须细加分别。

三

我今天主要在讲朱子《集注》与我《新解》所不同者何在，主要当然要讲义理方面。朱子有些处，且是很重要处，却非讲的孔子《论语》的原义。我遇朱《注》此等处，未曾旁征博引，加以辨难，只是置之不论，不再提及。此是注书体例应然。因此诸位读我书，应与朱子《集注》对读，才可知我著此书时用心用力之所在。但此事，却须诸位化很深工夫，不是轻易便能见得。

现试举数处为例。如：《集注》卷九《阳货篇》：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朱《注》：

此所谓性，兼气质而言者也。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则皆不甚相远也。但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于是始相远耳。

“性，兼气质言。”此乃朱子自己说法，犯了清人所谓“增字诂经”之病。因当孔子时，根本无“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分辨。朱子说：“气质之性，固有美恶之不同矣。”此处何以不用“善恶”字而改用“美恶”字？当知此非朱子随便用。我们读书应懂得字字留心，字字注意。朱子注《论语》，每下一字皆有斤两，决不随便下。当知朱子此注，下一“兼”字，极具深意。下面又舍去“善”字，改用“美”字。我想朱子心中必然别有问题无法解决，故遂迫而出此。读朱《注》更应注意其正注以外，圈下所引。朱《注》中所涵问题，皆在此正注与圈下所引语中见出。

此段朱《注》圈下录程子言曰：

此言气质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则性即是理，理无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程子说“非言性之本”，又说“何相近之有哉”，几乎像是说孔子讲错了。在程子实是大胆讲话。朱子正因程子此语，故《正注》中改“善恶”字为“美恶”字。因程子语实与孔子语大有分歧，而朱子有意在其间作调人。若使没有二程，自然出不出一个朱子来。但若宋代无朱子，二程是否能直承孔子，一贯相通，此处却有一大问题。诸位若要在此处下工夫研讨，只看朱子以前一辈讲二程的，他们都讲到那里去了。但朱子又不能推翻程子，若推翻了程子亦即不成其为朱子。其间细节且不论，即如此处程子云云，孟子亦未如此讲。“气质之性”其说起于张 程，朱子并非不知。但朱子仍必依此来解《论语》。此即朱子不曾严格分别“本义”与“引伸义”之故。后来明儒罗整庵极尊朱子，却亦反对其“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之说。清代颜习斋、戴东原亦从此处反对朱子。可见此一节，从中国思想史讲来，实是大有问题。

我《新解》中注此句只说：

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论语》惟本章言及“性”字，而仅言其“相近”。性善之说始发于孟子。盖孔子就人与人言之，孟子就人与禽兽言之也。孔子没而道家兴，专倡自然，以儒家所言人道为违天而丧真，故孟子发性善之论以抗之。然亦未必尽当于孔子之意，故荀子又发性恶之论以抗孟子。本章孔子责习不责性，乃勉人为学也。

我此章之注实亦超出了《论语》原书之外，但只说孔子如是说，孟、荀如是说：有叙述，无判断，似可开人思路。或亦可说，已夹进了自己意见，但总不是把引伸义来换去了原义。

又下章：

子曰：“唯上知与下愚不移。”

朱《注》：

此承上章而言。人之气质相近之中，又有美恶一定，而非习之所能移者。

程子曰：

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语其性则皆善也，语其才则有下愚之不移。所谓下愚有二焉：自暴自弃也。人苟以善自治，则无不可移。虽昏愚之至，皆可渐摩而进也。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弃者，绝之以不为。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谓下愚也。然其质非必昏且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过人者，商辛是也。圣人以其自绝于善，谓之下愚。然考其归，则诚愚也。

程子此段说法，完全依据《孟子》。《论语》只讲“上知下愚”，并非“自暴自弃”。朱子《注》未失《论语》本义，问题却在所引程子语中。

《新解》曰：

本章承上章言。中人之性，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皆可迁移。惟上知不可使为恶，下愚不可与为善，故为不可移。孟子言“人皆可以为尧 舜”，惟自暴自弃者不然；此与孔子立言若有异。然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则下愚亦因其不学耳。故荀子又曰“人皆可以为禹”，不言尧 舜而转言禹，亦孔子劝学之旨也。

此节采用孟子与程子意，特加上“中人”两字，又在《论语》中找出孔子曰“困而不学，民斯为下”一句来作证。诸位若将朱《注》与我书对读，则可知我作《新解》用心之所在。

四

现再讲一条较难讲者。《学而篇》：

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朱《注》：

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为仁，犹曰“行仁”。与者，疑辞，谦退不敢质言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若上文所谓孝弟，乃是为仁之本。学者务此，则仁道自此而生也。

程子曰：

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或问：“孝弟为仁之本，此是由孝弟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程子说：“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此义恰与孔子原义相反。又说：“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曷尝有孝弟来？”此句含极大问题，即朱子亦认为是一“险语”。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可见仁、义、礼、智，只由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引生而来。人自有“恻隐”之心，岂可谓无“孝弟”之心？又岂可谓“性中那得有恻隐之心来”？而且，孟子也只说人心中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并非谓只有此四者之心。故荀子反对孟子亦自有其理。《论语》并未讲性善，亦未讲性中只有此仁、义、礼、智之四者。

《新解》此章曰：

务，专力也。本，犹根也。亦始义。孔子之学所重在道，所谓道，即人道也。其本则在心。人道必本于人心。如有孝弟之心，始可有孝弟之道。有仁心，始可有仁道。本立而道生，虽若自然可有之事，亦贵于人之能诱发而促进之，又贵于人之能护养而成全之。凡此皆赖于学，非谓有此心即可备此道。仁者，人群相处之大道。孝弟乃仁之本，人能有孝弟之心，自能有仁心仁道，犹木之生于根也。孝弟指心，亦指道。行道而有得于心则谓之德。仁亦然，有指心言，有指道言，有指德言。内修于己为德，外措施之于人群为道。或本无“为”字，或说以“为仁”连读，训为“行仁”，今不从。

释“务”字、“本”字，袭朱子。“亦始义”三字，乃我所加。我此段不讲性而只讲心。“或本无为字，或说以为仁连读，训为行仁，今不从。”此数句中，含有极复杂之大问题。“为”字在此处应属一虚字，犹“乃”也。二程所以必以“为仁”连读，其中寓有学术思想史一连串演变之极复杂背景。但我在《新解》无法详讲。我举此例，乃告诸位读我《新解》，若从深处求，则自有许多言外问题须探究。

五

又《集注》卷六《先进篇》最后一章，“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朱《注》：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而门人记其本末独加详焉，盖亦有以识此矣。

朱《注》此节文章极美，其陈义则根据程子。圈外注引程子曰：

古之学者，优柔厌饫，有先后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许之亦以此，自是实事。后之学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

又曰：

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 舜气象也。诚异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谓狂也。子路等所见者小，子路只为不达“为国以礼”道理，是以哂之。若达却便是这气象也。

又曰：

三子皆欲得国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点狂者也，未必能为圣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言乐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万物莫不遂其性。曾点知之，故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又曰：

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

此节程 朱意见却有大问题，如说曾点是“尧 舜气象”，此外三子“所见者小”。又说“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在孔门弟子中特别挑出此两人来，此乃宋儒新意见。陆 王虽反朱子，但于此意见实亦赞同，不加反对。惟黄东发独持异议。其后顾亭林《日知录》特别看重东发，屡引其书，大值注意。《新解》此条亦即根据黄氏意云：

与，赞同义。言吾赞同点之所言也。盖三人皆以仕进为心，而道消世乱，所志未必能遂。曾晳乃孔门狂士，无意用世。孔子骤闻其言，有契于其平日饮水曲肱之乐，重有感于浮海居夷之思，故不觉慨然兴叹也。然孔子固抱行道救世之志者，岂以忘世自乐，真欲与许 巢伍哉？然则孔子之叹，所感深矣！诚学者所当细玩。

我此一段乃全依黄东发意见作解。

现再讲漆雕开。《集注》卷三《公冶长篇》：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此章朱《注》圈外注引程子曰：

漆雕开已见大意，故夫子说之。

又曰：

古人见道分明，故其言如此。

朱《注》：

斯，指此理而言。信，谓真知其如此，而无毫发之疑也。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

圈外注又引谢氏曰：

开之学无可考，然圣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于心术之微，则一毫不自得，不害其为未信。此圣人所不能知，而开自知之。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于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说之也。

此段文章，诸位若非多读唐以后禅宗之语，即看不出所重特在一“信”字与“自得”二字上。

我《新解》注此章：

斯，此也，紧接上仕字来。出仕将以行道。漆雕开不愿遽出仕，言对此事未能自信，愿于学问修养益求自进，不欲遽从政；是其志大不欲小试也。“说”字借作“悦”。孔子并不以不仕为高，然亦不愿其弟子热中利禄，汲汲求仕进；故闻漆雕开之谦退而喜悦也。

朱《注》“斯”字：“指此理言”，下一“理”字极兀突。《新解》讲法完全与朱子不同。此中取舍从违，却有绝大义理可作深刻之探讨。但《新解》只依《论语》本文作注，并未引伸讨论到此。诸位若不与朱《注》对读，并于此等取舍从违处仔细下过工夫，即难看出我作《新解》之用心。

六

又《集注》卷六《先进篇》“从我于陈、蔡”章，朱《注》：

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其材，于此可见。

此注无大问题。但圈外注引程子曰：

四科，乃从夫子于陈、蔡者尔。门人之贤者，固不止此。曾子传道而不与焉。故知十哲，世俗论也。

此节却有问题，十人中子游、子夏实未从孔子于陈、蔡，考证详见于《先秦诸子系年》。故知程子此论实未当。

《新解》注此章：

本章四科之分，见孔门之因材设教，始于文，达之于政事，蕴之为德行，先后有其阶序，而以通才达德为成学之目标。四科首德行，非谓不长言语，不通政事，不博文学，而别有德行一目也。孔门所重，正在“用之则行，合之则藏”，不务求禄利有表现，而遂特尊之曰德行。自德行言之，余三科皆其分支，皆当隶于德行之下。孟子称冉伯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此三人皆在德行之科，可见德行之兼包下三科矣。文学亦当包前三科，因前三科必由文学入门也。孔门之教，始博文，终约礼。博文，即博求之于文学也。约礼，则实施之于政事，而上企德行之科矣。后也既各骛于专门，又多重文以为学，遂若德行之与文学，均为空虚不实，而与言语、政事分道扬镳；由此遂失孔门教育人才之精意。即孔子及身，已有“我从先进”之叹，而《论语》编者亦附记此四科之分于孔子言先进、后进两章之后。是知孔门弟子，虽因风会之变，才性之异，不能一一上追先进弟子之所为；然于孔子教育精神大义所在，则固未忘失。后进弟子中如有子、曾子，亦庶乎德行之科，故尤为并辈及再传弟子以下所推尊。

此句下“庶乎”二字，有分寸。此段《新解》须参看同书同章“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之下之注云：

此下非孔子语，乃记者因孔子言而附记及之，以见孔门学风之先后有异也。若记孔子语，则诸弟子当称名，不称字。四科中前三科，皆属先进弟子。惟第四科文学子游、子夏属后进，亦不从在陈、蔡。或疑游、夏亦在相从陈、蔡之列。以年龄计之，决知其非。或以此下另为一章，则“从我于陈、蔡”两句，全无意义可说，今不从。

此乃特别指出程子之误。

《集注》卷三《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章。此处有一问题，即：颜回所乐为何？有人曾以此问程子，谓其是否乐孔子之道？程子答曰：若乐孔子之道，则算不得颜回矣。后又有人问朱子，朱子却认为可以是乐孔子之道。然程子语亦有其意义。此处若必解之为乐孔子之道，似未免有失于粗浅。今且看朱《注》：

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

圈外注录程子语：

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

又曰：

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

又曰：

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今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

朱子按：

程子之言，引而不发，盖欲学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为之说，学者但当从事于博文约礼之诲，以至于欲罢不能而竭其才，则庶乎有以得之矣。

此段讲法，我极喜爱，但《新解》未录。仅云：

本章孔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美其虽箪食、瓢饮、居陋室而能不改其乐也。孔子亦自言：“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宋儒有“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之教，其意深长矣。学者其善体之。

当知此段朱《注》引程子语下特加一“愚按”，而又云：“不敢妄为之说”，此中甚富言外之言。诸位倘欲明白此段在无字处之精蕴，则应细读《朱子语类》。我作《新解》不愿引伸牵连太多，故并朱《注》此段为我所最喜爱者亦不钞入了。

七

诸位当知读书如何从深处求。我今日所举，看似平浅，却亦表出我作《新解》用心之最大处。

我写《论语新解》，除今天所讲，尚有甚多用心处而并不见于文字者。诸位每读一书，能进而了解到著此书者之用心处，如此便是做学问一最重要之门路。由此门路进，始是真于学问能有所窥见。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在新亚研究所第六十三次学术演讲会讲，复刊载于《新亚生活》七卷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