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二十篇，首篇第一章，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先提出一“学”字。但当时孔门，究竟所学是何？又该如何学？历来儒者，自汉迄清，为此“学”字作解，争议纷纶，莫衷一是。本文仍就《论语》，专择其明显提及“学”字诸章，会通阐说，求能为当时孔学粗略描绘一轮廓。并亦于历代诸儒意见，略有取舍评骘。自知末学浅测，未必遽当，亦聊以备一得之愚，以待明哲之论定。固未敢进退先贤，标一己之独是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朱子曰：

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闲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而说之，庶有当于孔门教学之顺序。子夏所谓：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以大者远者。非传以小近，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朱子曰：

学者当循序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亦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即在是。

程 朱所言实与本篇之旨，无大违戾。兹为逐项分说之如下：

一、学于艺，即“游于艺”之学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

此章虽孔子谦辞，然孔子遍习六艺，御、射皆其所学。《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如《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二十始学礼，舞《大夏》，博学不教。”此皆古人之所谓“时习”，其所学则皆是六艺。则孔子始学，亦必是此等六艺之学可知。

大宰问于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

此章所谓“多能”，即犹前章之“博学”。既曰“鄙事”，又曰“艺”，则孔子之学，对于当时社会人生实务诸艺，决不鄙弃不之习，又断可知矣。若就今日言，如音乐、跳舞、游泳、驾驶汽车之类，亦社会人生实务，亦犹古人之所谓“艺”也。推而广之，如一切科学工业技术，亦犹古人之所谓“艺”也。孔子若与吾侪生同时，亦必时习博学于此人生诸实艺，所谓“多能鄙事”，实未必有背于孔子之学也。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

据此章，学以求禄，亦指习艺之学言。直至近代，求学率为职业，在孔门亦复如是。孔子决不深斥此等志谷谋业者谓不得谓之“学”，又可知矣。又按：古人六艺之学，首书、数，庶人幼学皆习。次射、御，少壮成人乃习之。又后曰礼、乐，则艺而入于文。通习礼乐，斯可以为君子。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刘逢禄《论语述何》日：“此因上文孝弟、谨信、爱仁而类记之。文者字之始，诵法《六经》，先正声音文字，谓小学也。”毛奇龄《四书胜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诗》《书》六艺之文。言弟子稍间使学字耳。”阎若璩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以《诗》《书》六艺诂‘文’字，语本无病，毛氏攻之，非也。”今按：刘氏承毛、姚之意，以“文”为文字。则岂有能行孝弟，谨信爱仁，而始教之以识字？凡此皆清儒之曲说。阎之驳毛是矣。然古人所谓“六艺”，亦非汉儒所谓之《六经》。则阎说亦不全是。

黄震《日钞》曰：“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今按：黄说较允。古人所谓“文”，本与“艺”通。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云：“文，道艺也。”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此皆古注，较后儒为允。学习六艺，非可全舍书本。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今按：六艺既有礼乐，斯必及《诗》《书》。以《诗》《书》为礼乐之文则可，固不必牵连汉以后之《六经》为说。此处朱子用“六艺”字，仍与阎氏同失。朱子又曰：“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此说甚是。此宋儒之说，转与汉儒近，而清儒所释，有转违于汉儒之旧诂者。所以为学贵于择善而从，不贵乎门户主奴之见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此章言“读书”，犹上章言“学文”。可见孔门决不斥读书为非学。程 朱论学，有时于习艺不免轻视；而自陆 王迄于颜元，又不免轻视读书。一轩一轾，同是不平。就《论语》本书言，殊未见有此轩轾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此章孔子劝人学《诗》，即劝人读书学文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此章孔子教其子伯鱼学《周南》《召南》，即教其学《诗》，教其读书学文也。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此章记孔子教其子伯鱼学《诗》、学礼，亦即教其读书学文也。王应麟《困学记闻》曰：“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荀子·劝学》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此皆孔门以读书学文为学之显例。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此章“博文”，即包括读书学文。可见当时所谓圣人博学，大义不外两端，一多习艺，一多读书。直至近代，言人博学，亦率指此二者。朱子不免偏重于教人读书，颜元不免偏重于教人习艺，是皆各得其一偏也。又按：刘逢禄《论语述何》曰：“文，六艺之文。礼，贯乎六艺。”此解博文约礼，最为得之。余说纷纶，各有偏主，不复一一具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何义门《读书记》：“小学先行而后文，‘弟子’章是也。大学先文而后行，此章是也。”王应麟《困学纪闻》曰：“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此“文”字皆指书本。则孔门教人为学，必不偏轻读书学文，亦居可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曰：“言此者，劝人学。”今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不自居于生知，孔子之所谓学，正在于好古敏求。好古必从事于读书学文。不读书，不学文，又何以博闻于古而择善以从乎？可知孔门之学决不废读书，抑且必以读书为要务。

以上言孔门之学，首重通习技艺时务，读书博古。此乃古今为学通谊，即孔门为学，亦无以异也。

二、学于仁，即“依于仁”之学

孔子曰：“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为人，学人道。学于仁，即是学人道，即是学为人也。后儒释《论语》“仁”字，多不免于深求。孟子曰：“仁，人心也。”则仁道者，即人道也。郑玄以“相人偶”释仁，是“依于仁”以为学，即依于人与人相处之道，即依于相人偶之道以为学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此即孔子“依于仁”之学，亦即孔子之学为人，乃即于人而学为人，故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也。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今按：孔子虽学至于五十，尚求无大过，此仍是学为人，学人道，即“依于仁”之学也。学为人，依于仁之学，亦岂易言？盖“依于仁”之学，固当终生以之。俗云：“活到老，学到老”，诚哉不虚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今按：孝弟、谨信、爱仁皆须学，此即学人道，即学“依于仁”也。然则学者，固非仅习艺读书之谓。居家出门，凡一切躬行实践，所以为人之道，皆学之事。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章“虽曰未学”之“学”，即指读书学文言。“吾必谓之学”，则指学为人，谓一切日常人生实践躬行之莫非学也。后儒如陆 王言学，偏重践行，实近子夏此章之义。若循此推衍益远，必陷于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偏，然孔子固已斥为“佞”。则孔门乌曾主不读书之学乎？象山曰：“尧 舜以前曾读何书来？”此一时，彼一时，周 孔以后，固未能有不读书之学者。惟孔子既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则陆氏之说，其于幼学，要为得之。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明 王恕《石渠意见》曰：“古之学者，其要在乎谨言慎行以修身，非徒记诵辞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张曰：‘慎言其余，慎行其余。’又曰：‘言忠信，行笃敬。’《中庸》曰：‘言顾行，行顾言’，是皆以言行为学也。”今按：以言行为学，即是学为人，即是“依于仁”以为学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此章亦主学为人之道而言。

以上言孔门言学，皆主于日常人生之躬行实践，主于学为人。此亦古今为学之通谊也。即在近代，亦无不认此为学。是仍与古无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主文，一主行，两者不偏废。大略言之，宋 明儒论学，多偏主行。汉 清儒论学，多偏主文。若就西方学术言，宗教似偏行，哲学、科学似偏文。孔门两者兼重。皇侃《论语疏》：或问：“既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或先或后，何也？”答曰：“《论语》之体，悉是应机适会。教体多方，随须而与，不可一例责之。”今按：教体多方，即是学术多门也。有志孔子之学者，亦贵随顺自力，不宜偏主一端一途，而轻起是非之辨矣。

且上所谓游艺、依仁之学，通而言之，亦实是一事。学为人，固必通于艺。世无不习一艺之人，习艺亦人道处世一大端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言、以立，亦即学为人之条件。是学文亦即所以学为人，亦即是“依于仁”之学矣。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独非学为人之道与？然则读书学文，固亦通于学为人之道。故游艺、博文，皆所以学为人，皆即是“依于仁”之学。若必鄙斥艺文，高论人道，是人道将不免陷于孤狭，殆非所以相人偶，而转近乎不仁之归矣。故欲“依于仁”，学人道，亦无有不兼涉于游艺学文之事者。此亦古今相同，无大违越也。

又按：孔门诸贤，如子路可使治赋，冉有可使为宰，公西华可使束带立朝与宾客言，而孔子皆谓“不知其仁”。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惟以许颜渊。出处行藏，乃学为人之大节。子路、冉求、公西华抱艺在身，未能深藏不用，故孔子未许以仁。然则为人之学，有其浅，亦有其深。有其层累焉，有其相通焉。游艺、依仁之学，不仅有其相通，亦有其层累。有志孔门之学者，必明乎此相通与层累之二义，乃可以得孔子博文而一贯之深旨。

三、学于德，即“据于德”之学

上述两项，游艺、依仁，乃古今言学之通谊。下两项，据德、志道，乃孔门论学之渊旨。然下两项亦本于上两项而学，特循此而益进耳；非谓舍于上两项而别有下两项之学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此章“学而时习之”，即前述上两项之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至中年，学成名闻，有朋友同道，远来讲习，故可乐也。及乎其所学益进，所造益深，至乎人无知者，而其内心有所自得自信，虽欲罢而不能焉，此又何愠之有？则此诚学人之盛德，非学之深而养之粹，未易臻此。此即由游艺、依仁而深入于“据德”之境矣。且悦乐亦已在内心，此已是内心之自得。故学而时习，有朋远来，虽曰习艺学文，主于学为人，而固已见其即为“据德”之学矣。故游艺、依仁之与据德，虽若层累之三级，实亦会通于一贯。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此章为据德之学之最要义。《荀子·劝学篇》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后汉书·桓荣传》论曰：“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故知人之为学，无论其为学于艺，学于文，抑学为人之道，虽其所学同，而其所以学之用心，则有为己、为人之别，此诚不可以不辨。学知为己，即知所以为据德之学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此章“学不厌，诲不倦”，此即门弟子之就此而谓夫子固已圣者也。今试问：何以能诲不倦？则必在己能学不厌，斯对人能诲不倦矣。试又问：何以能学不厌？则必其先知默而识之，斯能学而不厌矣。故本章三语，虽若并列，实则层累而进，亦为学之阶程有此三级也。“默而识之”者，朱子曰：“谓不言而存诸心也。”此即荀子所谓“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是即为己之学之真精神，真法门也。若“入乎耳”，即欲“出乎口”，则为学惟求显扬，最多亦只以为人。斯之为学，或得志，或失意，无不易厌，以其不知学之必“据于德”也。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李中孚《四书反身录》：“学，所以约情而复性也。孔子承哀公之问，舍博学笃志之子夏，舍多闻多识之子贡，而推静默如愚之颜氏。乃以不迁不贰为好学之实。可见学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则学非其学。性情上苟不得力，纵夙夜孜孜，博极群籍，多材多艺，兼有众长，终不可谓之好学矣。”今按：学在性情上用功，即所谓“据德”之学也。宋儒有“颜子所好何学论”，即本此章发题。《论语》如此等章，最见孔门据德之学之真趣。此始纯粹是一种为己之学，即在自己德性上有期望，有到达，故谓之据德之学也。然若提倡过偏，认为惟此是学，而鄙视上述游艺、学文、学为人之诸端，而皆谓其不足有当于学，则其流弊亦有不可胜言者。盖据德之学，亦即游艺、依仁之学之进而益微，而始有此境界。非谓舍却游艺、依仁，而可以直下追寻，惟此为学也。宋儒论学，似于此不能无过偏之弊。此则论学之士之所当深辨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此即下学习射，可上达于“不迁怒”之境界也。

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之矣。”此即下学习器游艺，可上达于“不贰过”之境界也。

孔门据德之学，固仍是依仁、游艺之为学，而非别有所学，可知矣。自舍游艺、依仁之学，而谓可以专崇夫“据德”以为学，而儒学始有歧；此则宋儒之过也。然若论宋儒于儒学传统之大贡献，则亦惟其所发挥于据德之学之一端，为最渊微而深切矣。惟其于此有大贡献，故亦于此不能无偏主。此则贵乎好学者之善为慎择也。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朱子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今按：此六言者，固可说是美德，然《论语》称“六言”，不称“六德”，则“言”与“德”仍宜有辨。盖此“六言”，特人世间所公认之六德目；若不能切身而反求之己，当时而求通之于人情世务，徒好此六德目之名，规效摹袭而行之，迹似神非，斯则不免于“六蔽”之陷矣。当知若称“六德”，则不宜复有蔽。而所谓“六蔽”，亦皆本于各人之心性，即皆蔽于其人德之所未纯。愚、荡、贼、绞、乱、狂之六者，亦不可不谓其原于人性；而特未加修学以使成为美德，偏陷所至，而遂有此；是所谓恶德也。孟子有“行仁义”与“由仁义行”之辨。若徒好此六德，而不复济之以学，则是“行仁义”，非能“由仁义行”。“行仁义”，仅是慕外而行之。必能“由仁义行”，乃始为据德之学，成德之行也。然则又如何而学乎？此则舍博文、约礼无由矣。孟子所谓“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朱子所谓“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此皆“博文”之学之所有事。能由是而反之吾身，而诚见其不可易，乃有以深得夫“易地而皆然”之心同理同，反身而诚，知万物之皆备于我，则由“博文”以达于“约礼”，即此以为据德之学也。此实内外交修，人己同尽，决非仅凭己心，不重外学之所能到。本此一章，又可见博文、依仁、据德之学之层累而相通，有其阶程层次，而实无彼此之扞格界划也。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此章亦以“修德”与“讲学”分言之。徙义、改过，此乃修德事，亦即讲学事。虽可分而仍互通。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云：“圣贤论行，固以忠信为重。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黄式三《论语后案》云：“忠者心之尽，信者言之实。不能好学，而心与言之失，可胜数乎？是以四教必曰文行忠信，此章正为自恃忠信者戒其坚自执耳。”今按：此乃有美质而未学者。美质，乡人所同有。好学，圣人所独至。圣人之为学，固非离弃乎己之忠信之质以为学。及其学之所至，亦以益美其忠信之质而已。固非期其有外乎己之忠信之质，或转异乎己之忠信之质，以别成其所谓学也。然必本乎此人所同有之忠信本质而为学，以成其德而跻乎圣，此乃孔门“据德”之学之所以为独特而超卓，而他之言学者或未之能逮也。

颜渊 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此章记孔子、颜渊、子路三人之志，此即三人之所愿学也。此三人所悬举以为学的者，全属自己一种内心境界，故谓之为“为己”之学也。于此境界而有所期望，而能到达，斯即学人之心德也，故又谓之为“据德”之学焉。朱子谓：“三人之志，皆与物共，特有小大之差。”此即指其所期望到达之心境小大，亦即成德之小大也。然其所愿皆在己，不在人，此所以称之为“为己”之学。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为己之学，所愿只在己。其所求完成者，即其一己之心德。而其一己心德所能到达之最后境界，乃为一种“物我一体”之天地气象。如孔子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种境界，岂不“为己”而终至于“成物”乎？然则此种学问，所谓“为己”“据德”之学，岂非即是学为人，由“依于仁”之学之更进一级而始见其有是乎？朱子谓“仁者心之德”，故依仁之与据德，亦是有其相通，有其层累也。

又按：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亦可以浅言，可以深言。若以德行为“据德”之学，则言语、政事乃“依仁”，文学则“游艺”也。若以德行之科为“依仁”，则其余三科，皆“游艺”也。要之，孔门之学有其相通，有其层累。心知其意，则一以贯之，固不必一一为之分划割绝也。

朱子曰：“学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学也。今专以德行为学，误矣。”陈礼《东塾读书记》申之曰：“此论四科之不可偏废。且专以德行为学，朱子犹以为误，则专以言语、政事、文学为学，尤误可知矣。专学一科，不误也。专以己所学之一科乃谓之学，而以己所未学之三科不得谓之学，则误也。”今按：朱、陈之说允矣，而未尽。论孔门之学者，必明其层累而递进，与夫一贯之相通，而后可以窥孔门之学之渊微而广大。否则，如颜回者，岂真专学夫“德行”一科乎？是知学之必博，而博之必能反于约，而为己、据德之学之亦不可舍乎游艺、博文以为学矣。

四、学于道，即“志于道”之学

学必有标的，有对象。如“游于艺”之学，乃以事与物为学之对象。“依于仁”之学，乃以人与事为学之对象。“据于德”之学，则以一己之心性内德为学之对象。而孔门论学之最高阶段，则为“志于道”。“志于道”之学，乃以兼通并包以上之三学，以物与事与人与己之心性之德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为学之对象。物与事与人与己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此即所谓“道”也。故志道之学，实以会通合一为对象。会通合一之至，达于以“天”为对象之至高一境，此乃孔学之所以为高极而不可骤企也。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

观此章，则其人知向学，未必即已知“适道”；向学、适道，其间尚有阶序。然则其人虽不知志道，固不可即谓其不知好学，特非好学之至耳。必如此言学，乃始可与人共学。若必求能志道者而始与共学，则“可与共学”之途狭矣。“可与共学”之途狭，亦非“依于仁”之学也。宋 明儒论学，必以有志适道者始谓之学，故若于游艺、博文之学，皆摈之于学术之墙外。甚至自汉 唐诸大儒，如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几皆摈不得预夫学术之大统，一若不可与共学焉。此决非孔门论学宗旨。且如学于仁，如孝弟之类，世亦多有随俗为人，其人非不孝弟，然亦未可即谓其“志于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若只平实就事言之，亦可谓孝弟只是做人根本，再从此根本上生出道。则志道之学，应该自有其境界，自有其工夫矣。故孔门言学，亦于游艺、依仁、据德三者之外，别有“志道”一目也。

孔门言道，亦有时深言之，有时浅言之。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此于道浅言之也。此所谓“道”，殆指“相人偶”之道，即学“依于仁”之道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此于道乃深言之。“守死善道”是能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能权。然所以为“志道”之学者，则犹不尽于此。

卫 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朱子《论语或问》：“何以言文 武之道为周之礼乐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乐闻。然其文意不过如此。以‘未坠在人’之云者考之，则可见矣。若曰道无适而非，惟所取而得，则又何时‘坠地’？且何必‘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后得师耶？此所谓人，正谓老聃、苌弘、郯子、师襄之俦耳。若入太庙而每事问焉，则庙之祝史，亦其一师也。大率近世学者，习于老 佛之言，皆有厌薄事实，贪骛高远之意，故其说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谓‘无适而非道’者，亦岂离于文章礼乐之间哉？但子贡本意，则正指其事实而言，不如是之空虚恍惚而无据也。”今按：朱子此条，阐述孔子“志道”之学极深切明白。本此言之，孔子志道之学，实即其游于艺、学于文，实即是“博文”“约礼”之学也，而岂复有他哉？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书传》言：夫子问礼于老聃，访乐苌弘，问官郯子，学琴师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为吾师。此所以为集大成也与？”今按：刘氏说亦是也。本此，又见孔子“志道”之学，亦即其游于艺、依于仁之学也。惟是所谓孔子之“集大成”，则其层累相通之间，实大有事在。盖学必至于集大成，乃始见道，否则皆所谓小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然大道亦由会通小道而成，固非离绝于一切小道而别有所谓大道也。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此所谓“思”，即思通。道必思其会通而始见。学无小与大，皆必由思得通，通而后见道。若仅知逐事效学，则终于见事不见道。故志道之学首贵于能“思”也。今若举“时习”为游艺之学之首务，则“孝弟”乃依仁之学之首务，“为己”乃据德之学之首务，“思通”则志道之学之首务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今按：孔门论学，虽“学”“思”并重，然二者亦有本末先后。苟非先有逐事具体之学，则何从有博综会通之思？故本章又特著学思先后之大序焉。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即依仁之学，亦必先“博学”而继之以能思，又必知先“近思”。此孔门论学重思之要旨。亦即孔门论学必本于学以致思之要旨也。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此章所谓“多学而识之”，乃孔子之学所与门弟子以共见者，故子贡遽对曰“然”也。“一贯”之学，则博学而思其会通。此不能与人以共见，门弟子宜有所未晓，故孔子特呼子贡而面告之也。孔门之“一贯”，后儒辨之者众矣。顾炎武《日知录》曰：“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窃谓顾氏此条，实最为得孔门“一贯”之学之真解。此皆具有明证实据，非苟为推测之辞、驰骛之论也。朱子《语类》云：“孔子告子贡，盖恐子贡只以己为多学，而不知一以贯之之理。后人不会其意，遂谓孔子只是一贯，不用多学。则又无物可贯。孔子实是多学，无一事不理会过，只是于多学中有一以贯之耳。”方宾王问朱子，谓：“一贯乃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朱子善其说。则朱子说孔子博学一贯之义，盖已甚是。顾氏所辨，亦未能越出朱子所论列也。

然朱子之言，复有滋后人之非议者。孔广森《经学卮言》有云：“子之问子贡，非以多学为非，以其‘多学而识’为非。子贡正专事于‘识’者，故始而然之，但见夫子发问之意似为不然，故有‘非与’之请。此亦质疑常理。必以为积久功深，言下顿悟，便涉禅解。‘予一以贯之’，言予之多学，乃执一以贯通所闻。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证故。必如是，然后学可多也。若一一识之，则其识既难，其忘亦易，非所以为多学之道矣。盖一贯者，为从事于多学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后能‘一旦贯通’，得无与此义相左乎？”今按：孔氏此辨极深挚，乃所以药漫无统纪专以好多骛博为学之失也。然而亦未全允。“多学而识”，此乃古今学问通法，未可遽以为讥。惟若漫无统纪，专骛多学，则诚有如孔氏之所戒者。而循孔氏之言，则其学亦每易陷于偏至，仍非孔门“一贯”之真旨。必当学思并进，交互为功；既非仅俟积久，一旦自有豁然之境；亦非先守一贯，奉以为多学之方也。若必先守此一贯，则孔子已明戒夫学者，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矣。故非经“多学”，则何来有此“一贯”？亭林以“观其会通”释“一贯”，其语最无病。观其会通，即用思之功也。每一学问，必当用思以观其会通焉。有小会通，有大会通，有始会通，有终会通。上引《日知录》所举，孔子论《易》、论《诗》、论礼、论百世可知、论百王之治，其实此等会通，就孔子之学言，则仍还是小会通，孔子之一以贯之，尚有其更大会通、终极会通之一境。此即孔子“志道”“知天”之学之所至也。若如孔氏之说，先执一理以贯通所闻，则断难达此境界矣。朱子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亦可训“通”。先求通于此，通于彼，久而后能全体会通。则朱子“格物穷理”之教，善体之，仍未可非。且朱子亦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与孔氏之辨，正复相似。故学者细味孔说，正足益明朱意。兼取善会，庶乎得之。至陆 王学者以“良知”为一贯，清儒又释一以贯之为“一以行之”，恐终非孔门论学规矩。

又按：李中孚《反身录》，谓：“博以养心，犹饮食以养身。多饮多食，物而不化，养身者反有以害身。多闻多识，物而不化，养心者反有以害心。饮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识能化，愈博愈妙。盖并包无遗，方有以贯。苟所论弗博，虽欲贯而无由贯。刘文靖谓邱文庄博而寡要，尝言“邱仲深虽有散钱，惜无钱绳贯钱。文庄闻而笑曰：‘刘子贤虽有钱绳，却无散钱可贯。’斯言固戏，切中学人徒博而不约，及空疏而不博之通弊。”今按：钱绳贯钱，向来用以喻孔门之一贯。然散钱无绳，一钱尚有一钱之用；仅无绳贯串，则多钱不易藏，易致散失耳。若并无一钱，而空有贯钱之绳，此绳将绝无用处。抑且譬喻之辞，终有未尽切者。当知若手中无钱，将遍天下觅不到此贯钱之绳。阳明提倡“良知”，即以为“一贯”之学，其曰：“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父即是得一钱，知孝便是把此钱上贯。见兄又是得一钱，知弟便是又把此钱上贯。故阳明良知之学，首贵“即知即行”，又贵“事上磨练”，贵于得一钱即贯一钱，得两钱即贯两钱。此乃阳明良知学之吃紧教人处。若不求得钱上贯，而空求此贯钱之绳，空手把玩，亦必为阳明所斥。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朱子曰：“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程子曰：“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胡氏曰：“高坚前后，语道体也。仰钻瞻忽，未领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尊所闻，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是以欲罢而不能，尽心尽力，不少休废。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盖不怠所从，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李中孚《反身录》曰：“谓颜子从夫子学道则可，谓为学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并不知颜子矣。夫道为人人当由之道，若谓学夫子之道，是舍己而学人，及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即一学而成，亦与自己心性有何干涉？”今按：博文、约礼，乃孔门教学之通则大法。然为学而仅止于此，则终不能超乎游艺、依仁二者之上，而不免于二曲所诮如“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矣。故必继此益进，而知有据德之学焉，有志道之学焉。知据德之学，则使学者一一就其所学而反之于己之心性，而得见其本原，得有所归宿；此即所谓“为己”之学也。知志道之学，则又必使学者一一能用思以见所学之会通，会通之极，而有见于其大全之一体焉；此即孔子“知天”之学，“知命”之学，而颜子之所叹以为“欲从末由”者也。李氏曰：“谓颜子从孔子学道则可，谓颜子学孔子之道则不可”，此辨尤深挚。学者由此求之，更可知据德之学之贵于反己，而志道之学之贵于能思也。而此据德、志道之学之会通合一，终极一贯，亦可即此而思过其半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何晏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皇侃曰：“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不怨天也。”今按：《论语比考谶》：“君子上达，与天合符。”苏辙《古史》谓：“孔子自谓下学而上达者，洒扫应对，《诗》《书》礼乐，皆所从学也，而君子由是以达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何坦《西畴常言》（见《百川学海》本《四书拾遗》引）谓：“学成行尊，优入圣贤之域者，上达也。农工商贾，各随其业以成其志者，下达也。”朱柏庐《毋欺录》谓：“上达即在下学中，所以圣贤立教，只就下学说。才以上达立教，便误后学。”窃谓此章盖孔子发之于颜子卒后也。颜渊之从事于博文、约礼，皆“下学”也；其喟然之叹，盖叹孔子“上达”一境之所跻之欲从而末由也。颜渊死，子曰“天丧予”。盖孔子一生志学之所上达而通之境界，自颜子之死，而其门人弟子，遂莫有能窥钻之者矣。又按：游艺、依仁之学，皆“下学”也。知据德、志道，则“上达”矣。“上达即在下学中”，学者当从此细细参入，乃可悟孔门之所谓一贯。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此章言“文章”，皆属下学事，即游艺、依仁之学所从事也。孔子时言之，故门弟子亦时闻之。“性与天道”，则属上达，即据德、志道之学。此由学者之善反诸己，又能深思而自得之。其境界各不同，高下深浅，未可一概言，故孔子不以为教，门弟子乃不得而闻也。博文、约礼，皆“文章”也。凡所能举以教人者，亦尽于此二途。至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乃颜渊之善学。由此上达，皆属“性与天道”之事，故颜子见其卓尔，欲从末由也；而子贡乃曰“不可得闻”。故孔子又发之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盖舍于博文、约礼，舍于游艺、依仁，圣人亦无以为教。此贵乎学者之善体而自得之。孔子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固不尽于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然舍四时行，百物生，又何以见乎天？天亦更何道以示于人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今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此即本章“三十而立”之立。又曰：“不学礼，无以立。”然则孔子三十以前，博文、约礼，既志道，又能立矣。

苏辙曰：“遇变而惑，虽立不固。四十不惑，可与权矣。”

毛奇龄《四书剩言》曰：“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穷理尽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诚明，知天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盖不惑则于人事不贸乱，知天命则全契天德也。”今按：“天命”即道之大原，亦道之全体也。是孔子五十而志道之学已达于大原全体之境矣。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说文》：‘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韩诗外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天令之谓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贵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二文皆主德命意。故君子知命之原于天，必亦则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于同天。”今按：知此，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亦一以贯之矣。故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即此一语，而孔子之“立”，之“不惑”，之“知天命”，皆循序而可见。孔子之下学上达，正宜如是参之。必博文、约礼，乃始知有立。有立焉而上达于不惑，又上达于知天命，而据德、志道之学亦胥在是矣。今若先悬“天命”一道教学者从事而学焉，而谓其余事乃始可旁及于游艺博文之途；此则先教学者以孔子五十之所诣，为颜渊之所喟然叹其欲从而末由者；而使学者转于孔子十五之始学，且置为后图也。其可乎？其不可乎？治孔学者不可不深辨。

何晏《集解》引郑玄曰：“耳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朱子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焦循《论语补疏》曰：“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今按：“不惑”，“知天命”，与“耳顺”，此又一贯之学之循序上达而可见者。圣人由知有立而始能不惑，由不惑而始上达于知天命。既知天命，则不仅知己德之原于天，又知凡人之性之莫弗原于天焉。故苟知天，斯知人。既知人，斯听言闻声，皆知其所以然，则怡然理顺，何逆之有？故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孔子由知天之学，而转落于知人，而有此极高至深之一境，而何其言之又若是其浅近而平实。呜呼！此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

朱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今按：孔子之学，至于七十而达此一境，至是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达于极则，亦即“一以贯之”之学之达于极则；盖至是而即心即道，即心即天，为他人所莫能企及矣。所以有“知我者其天”之叹也。后之儒者，乃即悬举此圣学极高之一境以为教，使学者即此而学焉。试问悬举此以为教者，果能自达于此境否乎？此既非孔门“默而识之”之训，宜乎不能达于学不厌而诲不倦之地。则曷为不“循循然善诱人”，先博文，后约礼，且姑使教者、学者之同能达于颜子“喟然”之叹之犹为较切近而可冀乎？

李威岭《云轩琐记》云：“《论语》吾十有五章，《集注》程朱二说，皆极可异。程云：‘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岂人人之定法？又必人人十年而一进，恐世间无印板事也。是惟夫子亲身自验，故能言之。其发端一‘吾’字，断非诳语。乃以为‘未必然’，不知其何所见？朱云：‘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分析得明明白白，何得谓之‘近似’？且已实在承当，又何尝‘不自谓已至此’？似此影响之谈，皆由视生知之圣为不待学，而不知圣之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也。”今按：程 朱所以必于此章为如是曲说者，亦有故。一则程 朱论学，以志道、据德为本而当先，以依仁、游艺为末而在后，于孔门博文、约礼“下学”一段不免忽过，一开始便要学者在“仰钻瞻忽”处用力，舍下学而求上达；先觅钱绳，再求散钱；故其为说有如此。此一也。又其一，程子言：“洒扫应对，直上承天德，若下学上达，其间更无阶程层次。”于孔子十五始学，以至七十最终所诣，已一语道尽。若仅求之于言语文字，程子之说，亦无不是。而以教、以学，则大有阶程层次。宋儒所言，不免窥其高而忽略其基址，与夫其建构之层累曲折矣。故朱子必谓“圣人固无积累之渐”。此又一也。并此二者，所以终不免于此章有曲说也。自儒学大统言，宋 明儒终自与先秦儒有不同。不仅陆 王为然，即程 朱亦无不然。孔子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当知所谓忠信如丘者，固非指孩提之童之有其良知良能言，实乃指凡十室之邑之成人言。此等忠信如丘之成人，即阳明所谓“黄金一两之圣人”，亦即明儒所乐于称道之“满街皆是圣人”也。然孔子

自言所以异于人者，乃不在其“忠信”，而在其“好学”。“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教人学为忠信，乃本于人之忠信以为教。而所教者，则文与行之二者，所谓博文、约礼是已。孟子曰：“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君子欲其自得之。”惟其巧不能以与人，而欲其自得之，故大匠之所能与人者，仅止于规矩。故学必重于多见多闻。而宋儒必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为二，又轻视见闻之知，教人直从事于德性之知以为学，故必首重据德与志道；而不知当先从事夫“下学”，先从事于游艺、依仁之学以渐求其“上达”，而渐企及于据德与志道之学焉。于是遂使学者不见规矩，而高论大匠之奇巧。夫大匠诚非无此奇巧之一境，惟非所以为学，亦非所以为教。此则学术本末先后之辨，所以终不能谓宋儒之无走失于孔学之原样也。惟李氏又谓“圣人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则语犹有疵，仍易滋人之误解。盖圣人之下学，本亦犹夫人之学，非别有其学。惟其无以异于人之学，故曰“下学”焉。惟“小人下达，君子上达”，下达者，即达于其所学之一境而止。其学谓之“下学”，故其达亦谓之“下达”。而宋儒必以“人欲”释下达，于是“天理”在君子，“人欲”属小人，“志学”则必志于据德、志道，而俨若与游艺、依仁之学显然有上下截之判，更不见其互通层累之一贯。此实宋学之失。至其由下学而互通层累以渐跻于上达之一境，此则为孔门教学之所以异于夫人之学者。然亦由乎夫人之学而以通以累，而始更有其上达之一境耳。固非无此“下学”，而径可跻此“上达”之一境也。

（一九五六年八月香港《新亚学报》二卷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