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华夏古籍 传承国粹精华

本《论语》论孔学

《论语》二十篇,首篇第一章,即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先提出一“学”字。但当时孔门,究竟所学是何?又该如何学?历来儒者,自汉迄清,为此“学”字作解,争议纷纶,莫衷一是。本文仍就《论语》,专择其明显提及“学”字诸章,会通阐说,求能为当时孔学粗略描绘一轮廓。并亦于历代诸儒意见,略有取舍评骘。自知末学浅测,未必遽当,亦聊以备一得之愚,以待明哲之论定。固未敢进退先贤,标一己之独是也。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

朱子曰:

此章言人之为学当如是也。盖学莫先于立志,志道则心存于正而不他。据德则道得于心而不失。依仁则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艺则小物不遗而动息有养。学者于此,有以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焉,则本末兼该,内外交养,日用之间,无少闲隙,而涵泳从容,忽不自知其入于圣贤之域矣。

窃谓《论语》此章,实已包括孔学之全体而无遗。至于论其为学先后之次,朱子所阐,似未为允,殆当逆转此四项之排列而说之,庶有当于孔门教学之顺序。子夏所谓:

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

程子曰:

君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以大者远者。非传以小近,而后不教以远大也。

朱子曰:

学者当循序渐进,不可厌末而求本。亦非谓末即是本,但学其末而本即在是。

程 朱所言实与本篇之旨,无大违戾。兹为逐项分说之如下:

一、学于艺,即“游于艺”之学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子罕》)

此章虽孔子谦辞,然孔子遍习六艺,御、射皆其所学。《论语》首章“学而时习之”,如《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二十始学礼,舞《大夏》,博学不教。”此皆古人之所谓“时习”,其所学则皆是六艺。则孔子始学,亦必是此等六艺之学可知。

大宰问于子贡:“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子罕》)

此章所谓“多能”,即犹前章之“博学”。既曰“鄙事”,又曰“艺”,则孔子之学,对于当时社会人生实务诸艺,决不鄙弃不之习,又断可知矣。若就今日言,如音乐、跳舞、游泳、驾驶汽车之类,亦社会人生实务,亦犹古人之所谓“艺”也。推而广之,如一切科学工业技术,亦犹古人之所谓“艺”也。孔子若与吾侪生同时,亦必时习博学于此人生诸实艺,所谓“多能鄙事”,实未必有背于孔子之学也。

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泰伯》)

据此章,学以求禄,亦指习艺之学言。直至近代,求学率为职业,在孔门亦复如是。孔子决不深斥此等志谷谋业者谓不得谓之“学”,又可知矣。又按:古人六艺之学,首书、数,庶人幼学皆习。次射、御,少壮成人乃习之。又后曰礼、乐,则艺而入于文。通习礼乐,斯可以为君子。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刘逢禄《论语述何》日:“此因上文孝弟、谨信、爱仁而类记之。文者字之始,诵法《六经》,先正声音文字,谓小学也。”毛奇龄《四书胜言》曰:“姚立方云:文,字也。非《诗》《书》六艺之文。言弟子稍间使学字耳。”阎若璩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又曰:“言六艺者折衷于夫子。以《诗》《书》六艺诂‘文’字,语本无病,毛氏攻之,非也。”今按:刘氏承毛、姚之意,以“文”为文字。则岂有能行孝弟,谨信爱仁,而始教之以识字?凡此皆清儒之曲说。阎之驳毛是矣。然古人所谓“六艺”,亦非汉儒所谓之《六经》。则阎说亦不全是。

黄震《日钞》曰:“此章教人为学以躬行为本,躬行以孝弟为先。文则行有余力而后学之。所谓文者,又礼、乐、射、御、书、数之谓,非言语文字之末。”今按:黄说较允。古人所谓“文”,本与“艺”通。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云:“文,道艺也。”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融曰:“文者,古之遗文。”此皆古注,较后儒为允。学习六艺,非可全舍书本。朱《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今按:六艺既有礼乐,斯必及《诗》《书》。以《诗》《书》为礼乐之文则可,固不必牵连汉以后之《六经》为说。此处朱子用“六艺”字,仍与阎氏同失。朱子又曰:“力行而不学文,则无以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此说甚是。此宋儒之说,转与汉儒近,而清儒所释,有转违于汉儒之旧诂者。所以为学贵于择善而从,不贵乎门户主奴之见也。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先进》)

此章言“读书”,犹上章言“学文”。可见孔门决不斥读书为非学。程 朱论学,有时于习艺不免轻视;而自陆 王迄于颜元,又不免轻视读书。一轩一轾,同是不平。就《论语》本书言,殊未见有此轩轾也。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此章孔子劝人学《诗》,即劝人读书学文也。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此章孔子教其子伯鱼学《周南》《召南》,即教其学《诗》,教其读书学文也。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此章记孔子教其子伯鱼学《诗》、学礼,亦即教其读书学文也。王应麟《困学记闻》曰:“孔庭之教曰《诗》《礼》。”子思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杂说不与焉。”《荀子·劝学》亦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此皆孔门以读书学文为学之显例。

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

此章“博文”,即包括读书学文。可见当时所谓圣人博学,大义不外两端,一多习艺,一多读书。直至近代,言人博学,亦率指此二者。朱子不免偏重于教人读书,颜元不免偏重于教人习艺,是皆各得其一偏也。又按:刘逢禄《论语述何》曰:“文,六艺之文。礼,贯乎六艺。”此解博文约礼,最为得之。余说纷纶,各有偏主,不复一一具辨。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

何义门《读书记》:“小学先行而后文,‘弟子’章是也。大学先文而后行,此章是也。”王应麟《困学纪闻》曰:“四教以文为先,自博而约。四科以文为后,自本而末。”此“文”字皆指书本。则孔门教人为学,必不偏轻读书学文,亦居可见。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何晏《论语集解》引郑玄曰:“言此者,劝人学。”今按: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孔子不自居于生知,孔子之所谓学,正在于好古敏求。好古必从事于读书学文。不读书,不学文,又何以博闻于古而择善以从乎?可知孔门之学决不废读书,抑且必以读书为要务。

以上言孔门之学,首重通习技艺时务,读书博古。此乃古今为学通谊,即孔门为学,亦无以异也。

二、学于仁,即“依于仁”之学

孔子曰:“我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既为人,学人道。学于仁,即是学人道,即是学为人也。后儒释《论语》“仁”字,多不免于深求。孟子曰:“仁,人心也。”则仁道者,即人道也。郑玄以“相人偶”释仁,是“依于仁”以为学,即依于人与人相处之道,即依于相人偶之道以为学也。

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

此即孔子“依于仁”之学,亦即孔子之学为人,乃即于人而学为人,故曰“三人行,必有吾师”也。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述而》)

今按:孔子虽学至于五十,尚求无大过,此仍是学为人,学人道,即“依于仁”之学也。学为人,依于仁之学,亦岂易言?盖“依于仁”之学,固当终生以之。俗云:“活到老,学到老”,诚哉不虚也。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

今按:孝弟、谨信、爱仁皆须学,此即学人道,即学“依于仁”也。然则学者,固非仅习艺读书之谓。居家出门,凡一切躬行实践,所以为人之道,皆学之事。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此章“虽曰未学”之“学”,即指读书学文言。“吾必谓之学”,则指学为人,谓一切日常人生实践躬行之莫非学也。后儒如陆 王言学,偏重践行,实近子夏此章之义。若循此推衍益远,必陷于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偏,然孔子固已斥为“佞”。则孔门乌曾主不读书之学乎?象山曰:“尧 舜以前曾读何书来?”此一时,彼一时,周 孔以后,固未能有不读书之学者。惟孔子既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则陆氏之说,其于幼学,要为得之。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明 王恕《石渠意见》曰:“古之学者,其要在乎谨言慎行以修身,非徒记诵辞章而已。故夫子告子张曰:‘慎言其余,慎行其余。’又曰:‘言忠信,行笃敬。’《中庸》曰:‘言顾行,行顾言’,是皆以言行为学也。”今按:以言行为学,即是学为人,即是“依于仁”以为学也。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

此章亦主学为人之道而言。

以上言孔门言学,皆主于日常人生之躬行实践,主于学为人。此亦古今为学之通谊也。即在近代,亦无不认此为学。是仍与古无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一主文,一主行,两者不偏废。大略言之,宋 明儒论学,多偏主行。汉 清儒论学,多偏主文。若就西方学术言,宗教似偏行,哲学、科学似偏文。孔门两者兼重。皇侃《论语疏》:或问:“既云:‘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又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行或先或后,何也?”答曰:“《论语》之体,悉是应机适会。教体多方,随须而与,不可一例责之。”今按:教体多方,即是学术多门也。有志孔子之学者,亦贵随顺自力,不宜偏主一端一途,而轻起是非之辨矣。

且上所谓游艺、依仁之学,通而言之,亦实是一事。学为人,固必通于艺。世无不习一艺之人,习艺亦人道处世一大端也。“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以言、以立,亦即学为人之条件。是学文亦即所以学为人,亦即是“依于仁”之学矣。又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独非学为人之道与?然则读书学文,固亦通于学为人之道。故游艺、博文,皆所以学为人,皆即是“依于仁”之学。若必鄙斥艺文,高论人道,是人道将不免陷于孤狭,殆非所以相人偶,而转近乎不仁之归矣。故欲“依于仁”,学人道,亦无有不兼涉于游艺学文之事者。此亦古今相同,无大违越也。

又按:孔门诸贤,如子路可使治赋,冉有可使为宰,公西华可使束带立朝与宾客言,而孔子皆谓“不知其仁”。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孔子惟以许颜渊。出处行藏,乃学为人之大节。子路、冉求、公西华抱艺在身,未能深藏不用,故孔子未许以仁。然则为人之学,有其浅,亦有其深。有其层累焉,有其相通焉。游艺、依仁之学,不仅有其相通,亦有其层累。有志孔门之学者,必明乎此相通与层累之二义,乃可以得孔子博文而一贯之深旨。

三、学于德,即“据于德”之学

上述两项,游艺、依仁,乃古今言学之通谊。下两项,据德、志道,乃孔门论学之渊旨。然下两项亦本于上两项而学,特循此而益进耳;非谓舍于上两项而别有下两项之学也。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此章“学而时习之”,即前述上两项之学。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至中年,学成名闻,有朋友同道,远来讲习,故可乐也。及乎其所学益进,所造益深,至乎人无知者,而其内心有所自得自信,虽欲罢而不能焉,此又何愠之有?则此诚学人之盛德,非学之深而养之粹,未易臻此。此即由游艺、依仁而深入于“据德”之境矣。且悦乐亦已在内心,此已是内心之自得。故学而时习,有朋远来,虽曰习艺学文,主于学为人,而固已见其即为“据德”之学矣。故游艺、依仁之与据德,虽若层累之三级,实亦会通于一贯。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宪问》)

此章为据德之学之最要义。《荀子·劝学篇》云:“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一可以为法则。小人之学,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后汉书·桓荣传》论曰:“为人者,凭誉以显扬;为己者,因心以会道。”故知人之为学,无论其为学于艺,学于文,抑学为人之道,虽其所学同,而其所以学之用心,则有为己、为人之别,此诚不可以不辨。学知为己,即知所以为据德之学矣。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

此章“学不厌,诲不倦”,此即门弟子之就此而谓夫子固已圣者也。今试问:何以能诲不倦?则必在己能学不厌,斯对人能诲不倦矣。试又问:何以能学不厌?则必其先知默而识之,斯能学而不厌矣。故本章三语,虽若并列,实则层累而进,亦为学之阶程有此三级也。“默而识之”者,朱子曰:“谓不言而存诸心也。”此即荀子所谓“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是即为己之学之真精神,真法门也。若“入乎耳”,即欲“出乎口”,则为学惟求显扬,最多亦只以为人。斯之为学,或得志,或失意,无不易厌,以其不知学之必“据于德”也。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

李中孚《四书反身录》:“学,所以约情而复性也。孔子承哀公之问,舍博学笃志之子夏,舍多闻多识之子贡,而推静默如愚之颜氏。乃以不迁不贰为好学之实。可见学苟不在性情上用功,则学非其学。性情上苟不得力,纵夙夜孜孜,博极群籍,多材多艺,兼有众长,终不可谓之好学矣。”今按:学在性情上用功,即所谓“据德”之学也。宋儒有“颜子所好何学论”,即本此章发题。《论语》如此等章,最见孔门据德之学之真趣。此始纯粹是一种为己之学,即在自己德性上有期望,有到达,故谓之据德之学也。然若提倡过偏,认为惟此是学,而鄙视上述游艺、学文、学为人之诸端,而皆谓其不足有当于学,则其流弊亦有不可胜言者。盖据德之学,亦即游艺、依仁之学之进而益微,而始有此境界。非谓舍却游艺、依仁,而可以直下追寻,惟此为学也。宋儒论学,似于此不能无过偏之弊。此则论学之士之所当深辨也。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此即下学习射,可上达于“不迁怒”之境界也。

又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吾不复之矣。”此即下学习器游艺,可上达于“不贰过”之境界也。

孔门据德之学,固仍是依仁、游艺之为学,而非别有所学,可知矣。自舍游艺、依仁之学,而谓可以专崇夫“据德”以为学,而儒学始有歧;此则宋儒之过也。然若论宋儒于儒学传统之大贡献,则亦惟其所发挥于据德之学之一端,为最渊微而深切矣。惟其于此有大贡献,故亦于此不能无偏主。此则贵乎好学者之善为慎择也。

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

朱子曰:“六言皆美德。然徒好之而不学以明其理,则各有所蔽。”今按:此六言者,固可说是美德,然《论语》称“六言”,不称“六德”,则“言”与“德”仍宜有辨。盖此“六言”,特人世间所公认之六德目;若不能切身而反求之己,当时而求通之于人情世务,徒好此六德目之名,规效摹袭而行之,迹似神非,斯则不免于“六蔽”之陷矣。当知若称“六德”,则不宜复有蔽。而所谓“六蔽”,亦皆本于各人之心性,即皆蔽于其人德之所未纯。愚、荡、贼、绞、乱、狂之六者,亦不可不谓其原于人性;而特未加修学以使成为美德,偏陷所至,而遂有此;是所谓恶德也。孟子有“行仁义”与“由仁义行”之辨。若徒好此六德,而不复济之以学,则是“行仁义”,非能“由仁义行”。“行仁义”,仅是慕外而行之。必能“由仁义行”,乃始为据德之学,成德之行也。然则又如何而学乎?此则舍博文、约礼无由矣。孟子所谓“明于庶物,察于人伦”,朱子所谓“考圣贤之成法,识事理之当然”,此皆“博文”之学之所有事。能由是而反之吾身,而诚见其不可易,乃有以深得夫“易地而皆然”之心同理同,反身而诚,知万物之皆备于我,则由“博文”以达于“约礼”,即此以为据德之学也。此实内外交修,人己同尽,决非仅凭己心,不重外学之所能到。本此一章,又可见博文、依仁、据德之学之层累而相通,有其阶程层次,而实无彼此之扞格界划也。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

此章亦以“修德”与“讲学”分言之。徙义、改过,此乃修德事,亦即讲学事。虽可分而仍互通。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云:“圣贤论行,固以忠信为重。苟学不足,则失在知而行因之谬。虽其心无弗忠弗信,而害道多矣。”黄式三《论语后案》云:“忠者心之尽,信者言之实。不能好学,而心与言之失,可胜数乎?是以四教必曰文行忠信,此章正为自恃忠信者戒其坚自执耳。”今按:此乃有美质而未学者。美质,乡人所同有。好学,圣人所独至。圣人之为学,固非离弃乎己之忠信之质以为学。及其学之所至,亦以益美其忠信之质而已。固非期其有外乎己之忠信之质,或转异乎己之忠信之质,以别成其所谓学也。然必本乎此人所同有之忠信本质而为学,以成其德而跻乎圣,此乃孔门“据德”之学之所以为独特而超卓,而他之言学者或未之能逮也。

颜渊 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

此章记孔子、颜渊、子路三人之志,此即三人之所愿学也。此三人所悬举以为学的者,全属自己一种内心境界,故谓之为“为己”之学也。于此境界而有所期望,而能到达,斯即学人之心德也,故又谓之为“据德”之学焉。朱子谓:“三人之志,皆与物共,特有小大之差。”此即指其所期望到达之心境小大,亦即成德之小大也。然其所愿皆在己,不在人,此所以称之为“为己”之学。程子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为己之学,所愿只在己。其所求完成者,即其一己之心德。而其一己心德所能到达之最后境界,乃为一种“物我一体”之天地气象。如孔子所谓“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此种境界,岂不“为己”而终至于“成物”乎?然则此种学问,所谓“为己”“据德”之学,岂非即是学为人,由“依于仁”之学之更进一级而始见其有是乎?朱子谓“仁者心之德”,故依仁之与据德,亦是有其相通,有其层累也。

又按: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亦可以浅言,可以深言。若以德行为“据德”之学,则言语、政事乃“依仁”,文学则“游艺”也。若以德行之科为“依仁”,则其余三科,皆“游艺”也。要之,孔门之学有其相通,有其层累。心知其意,则一以贯之,固不必一一为之分划割绝也。

朱子曰:“学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皆学也。今专以德行为学,误矣。”陈礼《东塾读书记》申之曰:“此论四科之不可偏废。且专以德行为学,朱子犹以为误,则专以言语、政事、文学为学,尤误可知矣。专学一科,不误也。专以己所学之一科乃谓之学,而以己所未学之三科不得谓之学,则误也。”今按:朱、陈之说允矣,而未尽。论孔门之学者,必明其层累而递进,与夫一贯之相通,而后可以窥孔门之学之渊微而广大。否则,如颜回者,岂真专学夫“德行”一科乎?是知学之必博,而博之必能反于约,而为己、据德之学之亦不可舍乎游艺、博文以为学矣。

四、学于道,即“志于道”之学

学必有标的,有对象。如“游于艺”之学,乃以事与物为学之对象。“依于仁”之学,乃以人与事为学之对象。“据于德”之学,则以一己之心性内德为学之对象。而孔门论学之最高阶段,则为“志于道”。“志于道”之学,乃以兼通并包以上之三学,以物与事与人与己之心性之德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为学之对象。物与事与人与己之会通合一,融凝成体,此即所谓“道”也。故志道之学,实以会通合一为对象。会通合一之至,达于以“天”为对象之至高一境,此乃孔学之所以为高极而不可骤企也。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

观此章,则其人知向学,未必即已知“适道”;向学、适道,其间尚有阶序。然则其人虽不知志道,固不可即谓其不知好学,特非好学之至耳。必如此言学,乃始可与人共学。若必求能志道者而始与共学,则“可与共学”之途狭矣。“可与共学”之途狭,亦非“依于仁”之学也。宋 明儒论学,必以有志适道者始谓之学,故若于游艺、博文之学,皆摈之于学术之墙外。甚至自汉 唐诸大儒,如董仲舒、郑玄、王通、韩愈,几皆摈不得预夫学术之大统,一若不可与共学焉。此决非孔门论学宗旨。且如学于仁,如孝弟之类,世亦多有随俗为人,其人非不孝弟,然亦未可即谓其“志于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本立而道生。”若只平实就事言之,亦可谓孝弟只是做人根本,再从此根本上生出道。则志道之学,应该自有其境界,自有其工夫矣。故孔门言学,亦于游艺、依仁、据德三者之外,别有“志道”一目也。

孔门言道,亦有时深言之,有时浅言之。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阳货》)

此于道浅言之也。此所谓“道”,殆指“相人偶”之道,即学“依于仁”之道也。

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

此于道乃深言之。“守死善道”是能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能权。然所以为“志道”之学者,则犹不尽于此。

卫 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子张》)

朱子《论语或问》:“何以言文 武之道为周之礼乐也?”曰:“此固好高者之所不乐闻。然其文意不过如此。以‘未坠在人’之云者考之,则可见矣。若曰道无适而非,惟所取而得,则又何时‘坠地’?且何必‘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而后得师耶?此所谓人,正谓老聃、苌弘、郯子、师襄之俦耳。若入太庙而每事问焉,则庙之祝史,亦其一师也。大率近世学者,习于老 佛之言,皆有厌薄事实,贪骛高远之意,故其说常如此,不可以不戒也。然彼所谓‘无适而非道’者,亦岂离于文章礼乐之间哉?但子贡本意,则正指其事实而言,不如是之空虚恍惚而无据也。”今按:朱子此条,阐述孔子“志道”之学极深切明白。本此言之,孔子志道之学,实即其游于艺、学于文,实即是“博文”“约礼”之学也,而岂复有他哉?刘宝楠《论语正义》云:“《书传》言:夫子问礼于老聃,访乐苌弘,问官郯子,学琴师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为吾师。此所以为集大成也与?”今按:刘氏说亦是也。本此,又见孔子“志道”之学,亦即其游于艺、依于仁之学也。惟是所谓孔子之“集大成”,则其层累相通之间,实大有事在。盖学必至于集大成,乃始见道,否则皆所谓小道。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然大道亦由会通小道而成,固非离绝于一切小道而别有所谓大道也。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此所谓“思”,即思通。道必思其会通而始见。学无小与大,皆必由思得通,通而后见道。若仅知逐事效学,则终于见事不见道。故志道之学首贵于能“思”也。今若举“时习”为游艺之学之首务,则“孝弟”乃依仁之学之首务,“为己”乃据德之学之首务,“思通”则志道之学之首务也。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今按:孔门论学,虽“学”“思”并重,然二者亦有本末先后。苟非先有逐事具体之学,则何从有博综会通之思?故本章又特著学思先后之大序焉。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即依仁之学,亦必先“博学”而继之以能思,又必知先“近思”。此孔门论学重思之要旨。亦即孔门论学必本于学以致思之要旨也。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卫灵公》)

此章所谓“多学而识之”,乃孔子之学所与门弟子以共见者,故子贡遽对曰“然”也。“一贯”之学,则博学而思其会通。此不能与人以共见,门弟子宜有所未晓,故孔子特呼子贡而面告之也。孔门之“一贯”,后儒辨之者众矣。顾炎武《日知录》曰:“好古敏求,多见而识,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至赜也,而曰‘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至多也,而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而使之以三隅反。故颜子闻一以知十,而子贡‘切磋’之言,子夏‘礼后’之问,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涂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均失圣人之指矣。”窃谓顾氏此条,实最为得孔门“一贯”之学之真解。此皆具有明证实据,非苟为推测之辞、驰骛之论也。朱子《语类》云:“孔子告子贡,盖恐子贡只以己为多学,而不知一以贯之之理。后人不会其意,遂谓孔子只是一贯,不用多学。则又无物可贯。孔子实是多学,无一事不理会过,只是于多学中有一以贯之耳。”方宾王问朱子,谓:“一贯乃积累既久,豁然贯通。向之多学而得之者,始有以知其一本而无二”,朱子善其说。则朱子说孔子博学一贯之义,盖已甚是。顾氏所辨,亦未能越出朱子所论列也。

然朱子之言,复有滋后人之非议者。孔广森《经学卮言》有云:“子之问子贡,非以多学为非,以其‘多学而识’为非。子贡正专事于‘识’者,故始而然之,但见夫子发问之意似为不然,故有‘非与’之请。此亦质疑常理。必以为积久功深,言下顿悟,便涉禅解。‘予一以贯之’,言予之多学,乃执一以贯通所闻。推此而求彼,得新而证故。必如是,然后学可多也。若一一识之,则其识既难,其忘亦易,非所以为多学之道矣。盖一贯者,为从事于多学之方。宋人言‘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而后能‘一旦贯通’,得无与此义相左乎?”今按:孔氏此辨极深挚,乃所以药漫无统纪专以好多骛博为学之失也。然而亦未全允。“多学而识”,此乃古今学问通法,未可遽以为讥。惟若漫无统纪,专骛多学,则诚有如孔氏之所戒者。而循孔氏之言,则其学亦每易陷于偏至,仍非孔门“一贯”之真旨。必当学思并进,交互为功;既非仅俟积久,一旦自有豁然之境;亦非先守一贯,奉以为多学之方也。若必先守此一贯,则孔子已明戒夫学者,谓“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矣。故非经“多学”,则何来有此“一贯”?亭林以“观其会通”释“一贯”,其语最无病。观其会通,即用思之功也。每一学问,必当用思以观其会通焉。有小会通,有大会通,有始会通,有终会通。上引《日知录》所举,孔子论《易》、论《诗》、论礼、论百世可知、论百王之治,其实此等会通,就孔子之学言,则仍还是小会通,孔子之一以贯之,尚有其更大会通、终极会通之一境。此即孔子“志道”“知天”之学之所至也。若如孔氏之说,先执一理以贯通所闻,则断难达此境界矣。朱子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亦可训“通”。先求通于此,通于彼,久而后能全体会通。则朱子“格物穷理”之教,善体之,仍未可非。且朱子亦云:“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此与孔氏之辨,正复相似。故学者细味孔说,正足益明朱意。兼取善会,庶乎得之。至陆 王学者以“良知”为一贯,清儒又释一以贯之为“一以行之”,恐终非孔门论学规矩。

又按:李中孚《反身录》,谓:“博以养心,犹饮食以养身。多饮多食,物而不化,养身者反有以害身。多闻多识,物而不化,养心者反有以害心。饮食能化,愈多愈好。博识能化,愈博愈妙。盖并包无遗,方有以贯。苟所论弗博,虽欲贯而无由贯。刘文靖谓邱文庄博而寡要,尝言“邱仲深虽有散钱,惜无钱绳贯钱。文庄闻而笑曰:‘刘子贤虽有钱绳,却无散钱可贯。’斯言固戏,切中学人徒博而不约,及空疏而不博之通弊。”今按:钱绳贯钱,向来用以喻孔门之一贯。然散钱无绳,一钱尚有一钱之用;仅无绳贯串,则多钱不易藏,易致散失耳。若并无一钱,而空有贯钱之绳,此绳将绝无用处。抑且譬喻之辞,终有未尽切者。当知若手中无钱,将遍天下觅不到此贯钱之绳。阳明提倡“良知”,即以为“一贯”之学,其曰:“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父即是得一钱,知孝便是把此钱上贯。见兄又是得一钱,知弟便是又把此钱上贯。故阳明良知之学,首贵“即知即行”,又贵“事上磨练”,贵于得一钱即贯一钱,得两钱即贯两钱。此乃阳明良知学之吃紧教人处。若不求得钱上贯,而空求此贯钱之绳,空手把玩,亦必为阳明所斥。

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

朱子曰:“仰弥高,不可及。钻弥坚,不可入。在前、在后,恍惚不可为象。此颜渊深知夫子之道无穷尽,无方体,而叹之也。”程子曰:“此颜子所以为深知孔子而善学之者也。”胡氏曰:“高坚前后,语道体也。仰钻瞻忽,未领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诱,先博我以文,使知古今,达事变;然后约我以礼,使尊所闻,行所知。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饱,是以欲罢而不能,尽心尽力,不少休废。然后见夫子所立之卓然。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是盖不怠所从,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李中孚《反身录》曰:“谓颜子从夫子学道则可,谓为学夫子之道,非惟不知道,并不知颜子矣。夫道为人人当由之道,若谓学夫子之道,是舍己而学人,及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即一学而成,亦与自己心性有何干涉?”今按:博文、约礼,乃孔门教学之通则大法。然为学而仅止于此,则终不能超乎游艺、依仁二者之上,而不免于二曲所诮如“后世徇迹摹仿者之所为”矣。故必继此益进,而知有据德之学焉,有志道之学焉。知据德之学,则使学者一一就其所学而反之于己之心性,而得见其本原,得有所归宿;此即所谓“为己”之学也。知志道之学,则又必使学者一一能用思以见所学之会通,会通之极,而有见于其大全之一体焉;此即孔子“知天”之学,“知命”之学,而颜子之所叹以为“欲从末由”者也。李氏曰:“谓颜子从孔子学道则可,谓颜子学孔子之道则不可”,此辨尤深挚。学者由此求之,更可知据德之学之贵于反己,而志道之学之贵于能思也。而此据德、志道之学之会通合一,终极一贯,亦可即此而思过其半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

何晏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皇侃曰:“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不怨天也。”今按:《论语比考谶》:“君子上达,与天合符。”苏辙《古史》谓:“孔子自谓下学而上达者,洒扫应对,《诗》《书》礼乐,皆所从学也,而君子由是以达其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何坦《西畴常言》(见《百川学海》本《四书拾遗》引)谓:“学成行尊,优入圣贤之域者,上达也。农工商贾,各随其业以成其志者,下达也。”朱柏庐《毋欺录》谓:“上达即在下学中,所以圣贤立教,只就下学说。才以上达立教,便误后学。”窃谓此章盖孔子发之于颜子卒后也。颜渊之从事于博文、约礼,皆“下学”也;其喟然之叹,盖叹孔子“上达”一境之所跻之欲从而末由也。颜渊死,子曰“天丧予”。盖孔子一生志学之所上达而通之境界,自颜子之死,而其门人弟子,遂莫有能窥钻之者矣。又按:游艺、依仁之学,皆“下学”也。知据德、志道,则“上达”矣。“上达即在下学中”,学者当从此细细参入,乃可悟孔门之所谓一贯。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此章言“文章”,皆属下学事,即游艺、依仁之学所从事也。孔子时言之,故门弟子亦时闻之。“性与天道”,则属上达,即据德、志道之学。此由学者之善反诸己,又能深思而自得之。其境界各不同,高下深浅,未可一概言,故孔子不以为教,门弟子乃不得而闻也。博文、约礼,皆“文章”也。凡所能举以教人者,亦尽于此二途。至于“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此乃颜渊之善学。由此上达,皆属“性与天道”之事,故颜子见其卓尔,欲从末由也;而子贡乃曰“不可得闻”。故孔子又发之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盖舍于博文、约礼,舍于游艺、依仁,圣人亦无以为教。此贵乎学者之善体而自得之。孔子又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固不尽于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然舍四时行,百物生,又何以见乎天?天亦更何道以示于人乎?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今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此即本章“三十而立”之立。又曰:“不学礼,无以立。”然则孔子三十以前,博文、约礼,既志道,又能立矣。

苏辙曰:“遇变而惑,虽立不固。四十不惑,可与权矣。”

毛奇龄《四书剩言》曰:“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穷理尽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诚明,知天命是聪明圣知达天德。盖不惑则于人事不贸乱,知天命则全契天德也。”今按:“天命”即道之大原,亦道之全体也。是孔子五十而志道之学已达于大原全体之境矣。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说文》:‘命,使也。’言天使己如此也。《韩诗外传》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汉书·董仲舒传》对策曰:‘天令之谓命。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贵于物也。故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二文皆主德命意。故君子知命之原于天,必亦则天而行。故盛德之至,期于同天。”今按:知此,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亦一以贯之矣。故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即此一语,而孔子之“立”,之“不惑”,之“知天命”,皆循序而可见。孔子之下学上达,正宜如是参之。必博文、约礼,乃始知有立。有立焉而上达于不惑,又上达于知天命,而据德、志道之学亦胥在是矣。今若先悬“天命”一道教学者从事而学焉,而谓其余事乃始可旁及于游艺博文之途;此则先教学者以孔子五十之所诣,为颜渊之所喟然叹其欲从而末由者;而使学者转于孔子十五之始学,且置为后图也。其可乎?其不可乎?治孔学者不可不深辨。

何晏《集解》引郑玄曰:“耳顺,闻其言而知其微旨也。”朱子曰:“声入心通,无所违逆。”焦循《论语补疏》曰:“耳顺即舜之‘察迩言’,所谓‘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学者自是其学,闻他人之言,多违于耳。圣人之道,一以贯之,故耳顺也。”今按:“不惑”,“知天命”,与“耳顺”,此又一贯之学之循序上达而可见者。圣人由知有立而始能不惑,由不惑而始上达于知天命。既知天命,则不仅知己德之原于天,又知凡人之性之莫弗原于天焉。故苟知天,斯知人。既知人,斯听言闻声,皆知其所以然,则怡然理顺,何逆之有?故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此孔子由知天之学,而转落于知人,而有此极高至深之一境,而何其言之又若是其浅近而平实。呜呼!此其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

朱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今按:孔子之学,至于七十而达此一境,至是则据德之学与志道之学达于极则,亦即“一以贯之”之学之达于极则;盖至是而即心即道,即心即天,为他人所莫能企及矣。所以有“知我者其天”之叹也。后之儒者,乃即悬举此圣学极高之一境以为教,使学者即此而学焉。试问悬举此以为教者,果能自达于此境否乎?此既非孔门“默而识之”之训,宜乎不能达于学不厌而诲不倦之地。则曷为不“循循然善诱人”,先博文,后约礼,且姑使教者、学者之同能达于颜子“喟然”之叹之犹为较切近而可冀乎?

李威岭《云轩琐记》云:“《论语》吾十有五章,《集注》程朱二说,皆极可异。程云:‘孔子自言其进德之序如此者,圣人未必然,但为学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后进,成章而后达耳。’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此岂人人之定法?又必人人十年而一进,恐世间无印板事也。是惟夫子亲身自验,故能言之。其发端一‘吾’字,断非诳语。乃以为‘未必然’,不知其何所见?朱云:‘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非心实自圣,而姑为是退托也。’夫自‘志学’以至‘从心所欲不逾矩’,分析得明明白白,何得谓之‘近似’?且已实在承当,又何尝‘不自谓已至此’?似此影响之谈,皆由视生知之圣为不待学,而不知圣之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也。”今按:程 朱所以必于此章为如是曲说者,亦有故。一则程 朱论学,以志道、据德为本而当先,以依仁、游艺为末而在后,于孔门博文、约礼“下学”一段不免忽过,一开始便要学者在“仰钻瞻忽”处用力,舍下学而求上达;先觅钱绳,再求散钱;故其为说有如此。此一也。又其一,程子言:“洒扫应对,直上承天德,若下学上达,其间更无阶程层次。”于孔子十五始学,以至七十最终所诣,已一语道尽。若仅求之于言语文字,程子之说,亦无不是。而以教、以学,则大有阶程层次。宋儒所言,不免窥其高而忽略其基址,与夫其建构之层累曲折矣。故朱子必谓“圣人固无积累之渐”。此又一也。并此二者,所以终不免于此章有曲说也。自儒学大统言,宋 明儒终自与先秦儒有不同。不仅陆 王为然,即程 朱亦无不然。孔子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当知所谓忠信如丘者,固非指孩提之童之有其良知良能言,实乃指凡十室之邑之成人言。此等忠信如丘之成人,即阳明所谓“黄金一两之圣人”,亦即明儒所乐于称道之“满街皆是圣人”也。然孔子

自言所以异于人者,乃不在其“忠信”,而在其“好学”。“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非教人学为忠信,乃本于人之忠信以为教。而所教者,则文与行之二者,所谓博文、约礼是已。孟子曰:“大匠能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君子欲其自得之。”惟其巧不能以与人,而欲其自得之,故大匠之所能与人者,仅止于规矩。故学必重于多见多闻。而宋儒必分“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为二,又轻视见闻之知,教人直从事于德性之知以为学,故必首重据德与志道;而不知当先从事夫“下学”,先从事于游艺、依仁之学以渐求其“上达”,而渐企及于据德与志道之学焉。于是遂使学者不见规矩,而高论大匠之奇巧。夫大匠诚非无此奇巧之一境,惟非所以为学,亦非所以为教。此则学术本末先后之辨,所以终不能谓宋儒之无走失于孔学之原样也。惟李氏又谓“圣人自有其学,非犹夫人之学”,则语犹有疵,仍易滋人之误解。盖圣人之下学,本亦犹夫人之学,非别有其学。惟其无以异于人之学,故曰“下学”焉。惟“小人下达,君子上达”,下达者,即达于其所学之一境而止。其学谓之“下学”,故其达亦谓之“下达”。而宋儒必以“人欲”释下达,于是“天理”在君子,“人欲”属小人,“志学”则必志于据德、志道,而俨若与游艺、依仁之学显然有上下截之判,更不见其互通层累之一贯。此实宋学之失。至其由下学而互通层累以渐跻于上达之一境,此则为孔门教学之所以异于夫人之学者。然亦由乎夫人之学而以通以累,而始更有其上达之一境耳。固非无此“下学”,而径可跻此“上达”之一境也。

(一九五六年八月香港《新亚学报》二卷一期)

上一章 > 目录 < 下一章
版权所有©趣古籍   网站地图 滇ICP备2023006468号-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