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治《论语》者，不仅可以知孔子之学，抑亦可以知孔子之所由学与其所为学。司马迁有言：“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详矣。”孔子亦自言之，曰：“我好古，敏以求之。”此即孔子之所由学与其所为学也。试观《论语》，自尧 舜以来，迄于吴泰伯、伯夷，下及子产、晏婴之伦，可不谓详乎？自孔子以前，学在贵族，古者谓之“王官之学”。孔子始以王官之学传播于社会，于是而有“百家之言”。“家言”与“官学”相对而称。家言者，一家之私言。以近世语述之，当称为平民学。刘歆谓“王官之学散而为百家”，此盖谓古代学术，乃由贵族学转而为平民学。换言之，古代学术，乃由贵族阶级下降而散播于平民社会。而孔子则掌握其转变之枢机。故论百家，必先及于儒，而儒学则创始于孔子。孔子乃“家言”之开山，亦即古代“王官之学”之传播人。

《史记》谓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而作《春秋》”。在孔子以前，已有“鲁春秋”，有“百国春秋”，故孔子之作《春秋》，孟子曰“其文则史”，孔子亦日“述而不作”。则孔子之前，先已有经籍，为孔子之所学。汉人称之曰“六艺”，又曰“六经”。然汉人之《六经》，其遂果为皆孔子以前之旧籍乎？自汉以后，已迭有知其非者。此姑勿深论。但谓孔子以前已有经籍，则断然无可疑。而后人又谓“《六经》皆史”。清儒章学诚备论其义，谓《六经》皆掌于古之史官，史官犹如后世之书吏；史官所掌，乃略类于后世衙门之档案。“《六经》皆史”，在章氏之意，谓《六经》即略有类于当时各衙门官方之档案耳。《六经》既为其时之衙门档案，故遂综之曰王官之学。惟孔子则研求此种档案而深思独见，有以发挥其所涵蕴之义理，宣扬其大道，自成一家之言。后世推尊孔子，乃推尊及其所研习，而崇其名曰“经”。故就实言之，则“经学”即“史学”也。明白言之，“史学”即“官学”也。则章氏之所谓“《六经》皆史”，乃指古代之官学言，其所指并不恰当于后世之所谓史。章氏《文史通义》特有《史释》一篇，阐明此意。彼所谓“《六经》皆史”者，其义专有所指，实不遽类于后世之所谓史籍之史也。

然“《六经》皆史”，其语亦不始于章氏，盖上承明代王阳明之所言。而阳明之所谓“《六经》皆史”，则并不如章氏之严格。其义盖泛谓经学即史学。其所谓史，殆仅指古籍言，治古籍即犹之治史学矣。孔子之学，非宗教，故不上求之于天神。非科学，故不旁究之于万物。孔子之学，盖本原于人文社会之演进，专就人事而推寻其义理。虽非狭义之史学，然亦非狭义之官学。用今语述之，当称之为人文学，庶乎近是。孔子乃就古代典籍，就其历史演变，而推寻研求人文社会之一切义理之学。故曰“好古，敏以求之”。然孔子之注意于古典籍，仍复有其注意之特点。孔子固非仅务见闻之博，记诵之广，而惟古之求。孔子乃于古典籍中，就于历古之仁圣贤人，阐明其所言论，所作为，而求有以会通发见于人文社会之大道。故孔子之所为学，以今语述之，固不妨称之曰“史学”。惟孔子之史学，乃属广义之史学，乃泛指一种全体的人文学而言。故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春秋》固史籍也，惟此为孔子生平惟一之著作。孔子有志于此人文社会之整体，故曰“志在《春秋》”。其私人践履之所由始，则始于为子弟之事其父兄者，故曰“行在《孝经》”。

二

然孔子之道大，孔子欲其弟子知所以扼要统宗而求之，故其告子贡、曾子，皆曰：“吾道一以贯之。”子贡曰：“颜渊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因遂自谓不如。推子贡之意，乃欲就获闻于孔子之所言，而推类引伸，以及于更广大更泛博，而增益其所不知。此显为未得孔子“一贯”之旨者。而曾子则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后人遂谓曾子传孔子之《孝经》，未尝谓曾子传孔子之《春秋》，其语殆非无本。曾子之学传而为孟子。孟子之学，规模较曾子为博大。然孟子亦知就于一贯之旨，以上窥孔子之所学者。故孟子能发明“性善”之旨，而大有功于孔门。

孟子之后有荀卿，其学非孟子而主“性恶”。孟子主性善，故偏言“仁”；荀子主性恶，故偏言“礼”。此皆有得于孔子之一偏。而荀子又有“法先王”“法后王”之辨。法先王必远溯之于上古，法后王则仅自限于当世。就人性论，苟能远以求之，就其永恒之流变与趋势之大归而观，则人性之终极向善，易于证见。若专就当前现实，就短时期之演变论之，则常易使人陷入于悲观，每仅见于人性之黑暗与人性之恶。此荀学之所由与孟异。故荀子之学，不免偏重于礼法，而忽略于教化。若就其大体论之，则孟子、荀子皆为“史学”。惟孟子直溯远古，而荀子则偏重近世。然荀子亦言之，曰：“知通统类。”又曰：“明百王之道贯。”岂不以治史学者必溯流而穷源，始有以明其统类，得其条贯？而荀子之教人，则偏重于“知今”，而较轻于“穷古”。孔子曰：“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此即孔子之法后王，此实为荀子之所承。孔子亦何尝不重当世？然孔子之学，则殊不尽于此而止。学孔子者，必知周公以前尚复有尧、舜、禹、汤、文、武，然后乃知孔子之学之所由来。荀子生当诸子竞鸣之际，忧其言无统类，各就所知所见以为言，而求有以建其宗主，而为之限断；故宗主之于孔子，亦限断之以孔子。在荀卿之意，若复由孔子而上溯，既如墨者之言大禹，庄 老之言黄帝，知不通于统类，则将泛滥而无所归宿。荀子乃急切以求，斩割以言。然而不能谓其不有流失于孔子之学统。

然孟、荀皆儒家，要皆知就古以求，而其他诸家，则不复尽然。盖皆自我而作古。墨子较先出，尚亦知称道《诗》《书》，上法大禹。墨者后学则不复治史。兼爱之说，流衍而为名辨。引而上之，则复远本之于天志。其言颇近于西方之所谓“哲学”与“宗教”者，而于“史学”为无当。道家寓言无实，就尧 舜而上推之于黄帝，益荒唐玄远，其去史实益甚。道、墨而外，等诸自《郐》。或主管仲，或主晏婴。孟子曰：“子诚齐人也，则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更引而近之，主商鞅，主申不害。此亦一法后王，亦何尝不切己当身？此等人之于当时，如管、晏、申、商，其言论行事，亦何尝不见有一时之实效？何尝不足以为人所师法？然而“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百家之言，因其背于“史”而亦离于“经”，于是《诗》《书》古典籍，遂不为彼辈之所重。此又当时学术界一大分野。趋于极则终至于有韩非。韩非从学于荀卿，则知荀卿之即以后王为限断，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然其时则复有专就古籍以为直接孔学之真统者。鹪鹩已翔于辽廓，而罗者犹视夫薮泽。于是或治《诗》，或治《书》，或治《春秋》，或治《礼》《乐》。彼不知孔子之所学在是，而孔子之所得则不复在是。求古而自限于古，不复足以通之今；此荀子之所为欲“隆礼乐而杀《诗》《书》”者，亦有慨于此辈而然。此辈姓名不尽传于后世。虽其声名湮没，然其潜力之在当时，则亦研治学术史者所不当不知也。

三

秦之衰，汉之兴，当时之学术界，大略而言，其服务于政府者，知有法律而已。法律何自来？则沿袭之于秦。其号为深远莫测者，则高谈黄帝、老子。黄帝、老子何所语？曰：莫大于“无为”。无为而不可不为则奈何？曰“一仍旧贯”。若是，则仍守后王之法，仍知循秦人之旧而已。于是荀卿、韩非、老子，乃汇而为一流。其游食于诸侯王者，有文学，有纵横，有神仙。彼辈之所见闻，上之曰陆贾，下之曰蒯通；上下之所通，则曰安期生，曰海上仙人。彼辈莫不指天划地，睥睨于朝廷王国间，几幸天下之一旦有事，而置身于青云。否则夸宫室之壮丽，导男女之淫乐，耀药物之珍秘，竞辞赋之奢大，以图当前游食之骄逸。彼辈盖不得志于朝廷，因亦不安于秦旧，而上觊战国晚世之所有，心期诸王为燕昭，筑黄金台，而自居于郭隗死马之列。盖如是焉而止。故汉廷之表章《六经》，罢黜百家，实起意于“复古更化”。“更化”者，化此晚周亡秦之覆辙。“复古”者，复于三代 尧 舜之前轨。故《诗》《书》之在当时，见称曰“古文”。必上窥古文，始知历史渊源。必知历史渊源，始可以矫挽此晚周亡秦近世之颓波。则汉廷之宏奖经籍，实亦宏奖史学也。今试游心而思之，若果汉廷不宏奖《六艺》，一如秦廷之禁锢《诗》《书》，惟留黄、老、申、韩，下及枚乘、司马相如之徒之辞赋；则中国之古史，亦将何所凭借以复传于后世？故汉廷之“经学”，就其实而论之，即当时之“史学”，而董仲舒、司马迁为其选。

董、马皆治《春秋》，皆史学也。董子之学，见之于汉廷之制度。马迁之学，则见之于国闻之整理。其均为史学甚显。其他诸儒，亦莫不曰“通经致用”。“通经”则溯诸古，“致用”则施之今。此不得谓其无当于孔学之一端。而流弊所趋，则有两歧。一曰“专经”，一曰“比附”。何以谓“专经”之弊？经学必称六籍。以近代观念绳之，若《易经》属哲学，《尚书》《春秋》属史学，《诗经》属文学，《礼》《乐》属政治制度乃及社会风教，亦史学也。如是则支离破碎，无当于孔学之所求。孔子之所用心，则在人文社会之整体。必求于人文社会整体大道有所见，则必会通此诸端者而始有以见其全。故孔门所治，非哲学，非文学，非史学，非政治社会学。乃求会通此诸学，必上溯之上古，必下通之当代，直上直下，而发见夫人生之大道，以求实措之于当身。此“孔学”之所宗主也。若专经则割裂，知其一不复知其二。离于“史学”而言经，既非孔学之真旨；即复“闻一知二”乃至“闻一知十”，多学而识，终非一以贯之。此所谓专经之弊也。何以谓之“比附”之弊？上治古籍，有以窥见于历古仁圣贤人之用心而实措之于当世，斯为明体而达用。不此之务，而徒援据偏辞，张皇只义，强求会通，此乃平津侯之曲学阿世。其流弊所及，则有如京氏之《易》、齐之《诗》、公羊之《春秋》，莫不上尊孔子，侪之为神，而下伍儒生于巫觋。此之谓比附之弊。于是物极必反，乃有东汉 马、郑之所谓“古文经学”者起而代之。

马、郑之学，其长在能有意于笃守经籍之本真。非通诸经则不足以通一经，故不专治。淡于用世，故不比附。虽怪诞未尽，而虚华已谢。其弊则忽忘于经籍之大用。王充氏已诽之在前矣，曰：“知古而不知今，是谓陆沉。”孔子作《春秋》，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使马、郑复立于孔门，亦极于为游、夏之徒而登峰超极矣。马、郑之“述而不作”，非复孔子之“述而不作”。其貌似，其神非。于是“经学”“史学”乃相离以为学。班固、蔡邕为一流，马融、郑玄为又一流。经、史之分，将如河、汉之不可复合，是则东汉儒者之鄙也。

四

魏 晋以下，南朝则史胜，北朝则经胜。史胜者，似文而实质，以其自沉溺于当世之事变，不能超越现代而游情于古昔。经胜者，似质而实文，以其上穷往古，可举以与当世现实相绳窍，而有以见当世之不尽是；有所想望参比，而求有以一变当身之卑近。于是有苏绰、王通之徒，而下启隋 唐之光昌。

唐制袭于隋，隋袭于北周，此皆宇文泰、苏绰之绪余；而唐代诸贤，顾不尊苏绰而好揄扬及于河汾之王氏。此何故？曰：苏绰本于经而向下引致之于史，王通达于史而向上推致之于经。苏绰之所建树，尽于现实而止。而王通之所思虑言论者，则每每脱出于当代，寄情于玄古。经、史之末流，既一分而不可复合，则苏绰偏近史，王通偏近经。贞观一朝诸贤，讨论政教措施，不甘长自隐于周 隋之胁下，而必上承两汉，远迹三代；则政法规模，虽近袭之苏绰，而风教理据，必仍遵于王通。此亦唐人之卓识，所以成其为一代之宏制者，固非偶尔而然也。

顾自魏 晋以来，佛学东播；当时之学术界，扩而论之，不仅经、史异涂，抑且理、事分席。贞观诸贤，伉直如魏徵，其于诤论所及，就当时之见解论之，亦极于就事论事而止。若必上窥邃理，穷探幽深，非如房玄龄，殆不堪当。故有唐一代，可以有“史学”，而不能有“经学”。可以有政事，而不能有教化。教化之与经学，当求之于浮屠，当求之于梵呗；而孔颖达之《五经正义》，遂终不为唐贤所重。唐人著作，如刘知几之《史通》，杜君卿之《通典》，其卓卓者，皆史学也。而经学大儒，则蔑焉无闻。而遂有昌黎 韩愈氏者出。

昌黎之学，非经非史。经学非其所长，史学非其所愿。乃曰“所愿则在孟子”。必挽理而归于事，必崇事而会之理。其自道所学，则曰“好古之文，因以好古之道”。“道”则贯通古今，虽非经非史，而亦经亦史。经史之所会归，亦会归于“道”而止。经史之所本原，亦本原于“道”而止。然而此非韩愈氏一人之所能肩之而趋者。于是而下开宋儒。

五

宋儒之学，有偏于经者如王荆公，有偏于史者如司马温公。荆公、温公新旧之争，不仅争在政，亦争在其所学。荆公论政，必上追三代，偏于重理想。温公论政，则依循汉 唐近效，偏于重现实。现实与理想之分，即“史学”与“经学”之分。苏氏 蜀学近温公，程氏 洛学近荆公。蔡京擅权，其时则尊荆公，抑温公。南渡易辙，其时则尊洛学，抑新学。要而论之，有宋一代之学，经胜于史，是其大趋。故唐人科举考诗赋，而宋自荆公以下，易之以经义。此虽温公不能违，可以觇时代之向往焉。

顾就本原论之，则“经学”实“史学”也。偏陷于近代，偏陷于现实，虽曰是史学之恒趋，实非史学之上乘。偏陷于古典，偏陷于旧籍，虽曰是经学之共向，亦非经学之真际。王安石自为《三经新义》，颁诸学宫，悬为功令。其所以必造新义者，夫亦曰：经学贵通今而致用。西汉之伏、董，东京之马、郑，其义已不足以会通之于宋世，则在宋而治经学，必赋以新义无疑。新义何自来？曰：新义虽仍一本于经，而亦缘起于世变。必不昧于世变，而又能会通之于旧统，有以见于古今百世之道贯者，而后经学之新义始立。然则经学之新义，岂不将仍求之于史学乎？荆公抱汇古宏今之大愿，而有志于勒成一家言，以一新经学之面目，固不失为识时务之俊杰；而惜乎当时之趋势附时者，不能通荆公之所通，不能志荆公之所志，则本欲变学究为秀才，转变秀才为学究。此荆公及身之自叹，不徒可以见荆公之心事，亦以见治经而不能见其大，不能求其通，仍必自陷于汉人之专经比附与夫章句训释之旧阱，而莫能自拔也。

顾荆公本身，亦自有其偏蔽。荆公创《三经新义》，实偏重于《周官》。求荆公之用心，极其所至，亦仍犹夫荀卿之“隆礼乐而杀《诗》《书》”。荆公亦仅知会通于古今之政制，而未能重定一世之事理。论荆公之学统，近之则不越欧阳永叔《本论》与《新唐书》诸志之所陈，远之亦仍沿北周 苏绰之遗辙。故荆公晚年，政治趣味既衰，卜居金陵，转依释氏以自娱。是荆公虽远希上古，其造诣亦殊未能卓绝唐贤，如房玄龄、裴度诸人之所养。其本原既非，而高论创制变法，宜不为温公、东坡诸贤所悦服。故循昌黎之所想望，其先必达于卢陵与临川；而继此益进，又必止夫伊川与考亭。此有宋一代学术趋向所必然应有之大势。自今论之，其轨辙盖甚显也。

六

盖政制仅事理之一端，而人文社会之事理，必通观之于人文社会之整体，乃始有以见其所以然。欲识人文社会之整体，固不能昧于古昔，专据现代；故治史者必上通之于经；而经学精神则仍必向于史而止。必待夫“史学”之穷本探源而乃始有所谓“经学”者，其意至于晦庵 朱子而始定。朱子平生努力，重于“述”，不重于“作”。而其述古之尤大者，则在其《四书集注》。自今论之，朱子之《四书集注》，即犹王荆公之《三经新义》，皆不过求为经学下新注耳。唯汉儒治经，侧重于孔子之所由学、所为学，而未能真窥见于孔子之学之所得。若论孔子之学之所得，则既大备于《论语》。而《论语》之在两汉，仅为治经籍者幼学之阶梯。是汉儒治学，实乃由孔以窥经，非能循经以见孔。汉儒虽尊孔，而未能以孔尊孔，实以尊经者为尊孔也。故汉儒之学，实“经学”，非“儒学”。朱子尽精竭瘁为《论语》作注，殆是探骊得珠妙手。然《论语》精妙非可骤见，故朱子教学者由《论语》而下求之；于是有曾参氏之《大学》、子思氏之《中庸》、孟轲氏之《孟子》，合《论语》而定为《四书》；以为由是而寻之，庶乎可以窥见《论语》之真趣。故朱子之《四书》，自两汉学者目光论之，实“儒学”，非“经学”。然儒学之在汉代，则殆非所重。而自晦翁以来七八百载之遥，学者递有探索，又知《大学》非曾参作，《中庸》非子思作。其所创获，若既超越于晦翁之上。而晦翁之意，则若谓学孔子者，当学之于孔子之后学，不当学之于孔子之前贤；学术所重，当重于孔子所创之儒学，而不当仍重于孔子所从学之经籍；则遥遥千古，仍少解人。故若以两汉所治为“经学”，则宋人所求，实为“儒学”。而其间分别，必至朱子而后定。故欲尊孔子，必通朱学。朱子之学，盖不寻之于《六经》，而直寻之于孔氏。此朱子一特识也。其寻之于孔氏者，不仅寻之于孔子之当身，而遍寻之于孔子之后学与继起。此又朱子一特识也。故朱子于《四书》之后，又特提西汉 董氏、隋之王通氏、唐之韩氏，而下及于宋代濂溪 伊 洛诸贤。此犹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之遗意。由是论之，朱子之学之最要精神，仍亦一种“史学”。朱子盖亦一种由史以通经之学。

论儒学之精神，必知孔子之所谓“好古敏求”，不自我而作古。何以谓之自我作古？如治墨学，必推极于墨子。于墨子以前，虽若犹有所尊，则曰大禹，然大禹之所以为大，则既荒远而难稽；治墨学者又必上推之于天志，天志则更渺茫而无著。如治庄 老道学，必推极于庄 老。庄 老而上，则别无可尊矣。曰黄帝，曰神农，伏羲，其为荒远也益甚。曰自然，则已非人文社会以内事。治纵横则祖苏、张，治法术则祖管、商、申、韩，治名辨则祖惠施、公孙龙。此数子者，皆可谓之自我作古。“我爱我师，我尤爱真理”，真理既在我，则何妨由我而作始哉？独孔子之为学则不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孔子自述所得，乃得之于前人，而非得之于本己。故学古学者必治史，必不自我而作始。亦不当以孔子为限断。故朱子虽推尊《四书》，而《四书》之上，仍不能不有《五经》。而朱子之于《五经》，其见解又独为超越。

朱子曾自注《易》矣，而曰：“《易》为卜筮之书。”朱子曾自注《诗》矣，然于《诗》之《风》则曰“此男女淫奔之诗也。”朱子于《诗》《易》，自许能推翻前人窠臼，直探《诗》《易》之本真。其于《书》，朱子曾疑《古文》，又知《尚书》特史之一种，其间多天文、地理、算数、名物，当询之于史学专家，故委其弟子蔡沈氏为之注，盖未亲自致力。其于《春秋》，盖谓孔子作《春秋》，乃孔子当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代史实。学孔子者，亦当各自注意于其本身当时所见、所闻、所传闻之近代，始有当于孔子作《春秋》之遗意。故欲就温公《通鉴》创为《纲目》，即此以为《春秋》矣。昔司马迁学于董仲舒，得《春秋》微旨而作《史记》。后世通其意者殆为朱子。温公则直接《左传》而成《通鉴》。温公之用心，重史不重经。故朱子必欲就《通鉴》而作《纲目》者，其微旨正在此。其于礼乐，则谓礼乐当随世而变，不得位则无可制礼而作乐；故仅写为《家礼》，曰以传其子孙。故朱子于《五经》，其见解之通达透辟，上较荆公，已超出甚远。元 明以来，遂一尊朱子，即以朱子之《四书》《五经》悬为制举之功令，而尽舍荆公，不复采其所谓《三经新义》者，是亦不得谓后世人无别择也。

孔子又有言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而著明也。”然则吾侪逆推朱子当时之意，岂不亦曰：我欲了解孔子，与其了解之于孔子以前之古经籍，尤不如了解之于孔子以后治孔子学者之思想递变之史迹之为更有据、更可凭，为更深切而著明乎？则朱子之学，岂不亦可谓其重视“史学”尤甚于重视“经学”乎？曰：是则又不然。朱子之于当时，则既盛推洛学，而轻视温公。其于荆公，犹多推挹之辞，独于苏氏 蜀学更多鄙斥。即在其交游朋友间，亦极推南轩，而深戒东莱，谓其“以史学授后进，乃将教坏了后学之心术”。则朱子之学，若又明明重“经”不重“史”。陈龙川与朱子往复辨难，更可以征“史学”与“经学”之分际所在。盖史偏于事，经偏于理。在朱子之意，吾侪之所欲了解于孔子者，在求能了解孔子所明之理。在孔子则就其当时之事而见理，在吾侪则贵能各就吾侪当身所遇之事以求理。故朱子继伊川而言“格物穷理”。在伊川、朱子当时之所争，盖尤用力于争儒、释之疆界。儒、释所争在理不在事，故必能深造于格物穷理之学，乃能挽回魏 晋以来佛学之嚣张，而重返之于孔子之真。然格物穷理，实非初学急切所能冀。在朱子之意，若谓吾侪今日所求之理，其大体仍将不背于孔子当时所明之理。何者？此人文社会之整体，既未有所大不同于孔子与今日之间，则孔子当时所发明于此人文社会之理，岂不将仍通于今日？我侪之所务，既在就人文社会之整体而研寻其事事之理，则格物穷理固不妨与读书明理兼途而并进。故宋儒之学，至于程 朱，就实正名，当曰“理学”。理学者，因其主于就人文社会而求其事事之理。宋儒乃因于重视寻求人文社会事事之理而尊孔，非即奉孔子以为人文社会一切事理之准则。故于读书明理之外，尤主格物穷理。惟孔子以来，儒家之学，固无不重视于寻求人文社会事事之理者；而此所谓理，虽因社会之变而有其变，亦因社会之同而有其同；故程 朱虽主格物穷理，亦无害于其又主读书明理之相辅而为学。惟专就读书言，则程 朱之意尤重视夫《四书》。程 朱之于《四书》，盖不啻两汉诸儒之于《六经》。故纵谓《四书》乃宋儒程 朱一派所尊奉之新经典，亦无不可。然则孔子尊《六经》，而程 朱尊《四书》，谓其貌离而神合，亦无所不可矣。

七

然即由此而复启宋儒之争点，是为陆 王与程 朱之争，亦即后人所谓“心学”与“理学”之争。宋儒之学，既重在求明夫人文之理，既重在沿孔子之成规而求明夫此人文之理，则试问孔子之所明于此人文之理者，今又当于何而求之？曰：孔子则求之历古之仁圣贤人，求之历古仁圣贤人之言论与行事，就其言论行事而得其用心之所在，而有以深见夫彼历古之仁圣贤人者，其用心乃有其条贯，有其大同。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无亦曰即贯之于我之此“心”之与历古仁圣贤人之“心”之大同，而成其为条贯者。此在孔子则谓之“仁”，曾子则谓之“忠恕”，孟子则谓之人心之“敬”与“爱”，谓之人性之“善”，而人文社会种种之理则胥由此而出。然而今人之心则犹古人之心。愚夫愚妇之心，则犹古之仁圣贤人之心。故陆 王乃主反身求之，即心即理。于是“《六经》皆我注脚”，是不啻谓“经学”即“心学”矣。

孔子之学，本主“好古敏求”，固未尝谓反身而求之于吾心而即得。然孔子言仁，言一贯，其所得者固不出于吾心。曾参、孟轲乃由此而畅发之。则陆 王固不可谓其无当于曾参、孟轲之所传。曾子之言“忠恕”，孟子之言“敬爱”，岂不犹如象山之言“吾心”，阳明之言“良知”乎？然而阳明又言“《六经》皆史”者则何居？岂不为历史不外乎人事，而人事全本于人心？无此心即不复有此事。故治“史学”当以“心学”为主。人心之积而为史心。无所见于人心，而谓有所见于史心，天下无此理。无所见于史心而治史，则史者一堆堆之事变，亦曰陈人之陈迹而止耳。故陆 王之心学，必主于人事与世变。象山重笃实践履，阳明重事上磨炼，此皆偏重于人事与世变，其实则犹之伊川、晦翁之格物而穷理。惟陆 王之意，格物穷理乃其末，反求之人心者乃其本。必先有见于此心，而后可以运此心以格物而穷理。如是则陆 王之所侧重，虽在于人事与世变，而不主远求之于往古；乃主反身切己，即求之于当前本身之所遇。如是则孔子以前之《六经》，乃更非陆 王之所重。故阳明曰“《六经》皆史”，其意亦不啻谓：《六经》之所载，亦皆古人之所得于其当身之人事与世变之学耳。

然而孔子固未尝谓人事世变之理，一一可以即求之吾心而遽得。惟孔子既言“一以贯之”，而贯之者实惟人心之“仁”与“忠恕”与“敬爱”。颜渊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孟子亦言之：学者必由博而返约，约则必归于吾心。陆 王单刀直入，即以“心学”为宗主，此不得不谓陆 王之有所见于孔学之精微；然而终亦不得不谓陆、王之有所失于孔学之博大。然陆、王之言“吾心”与“良知”，要之皆近于孔子所谓“以约失之者鲜矣”之教。而终亦不可谓之为孔学之本真。于是复有晚明诸儒起而矫其偏，救其弊。而晚明诸儒之所得，则若于“史学”为尤近。

八

言晚明诸儒，则必以顾亭林氏为之巨擘焉。亭林之言曰：“经学即理学也。”然隶亭林于“经学”，终不如谓是“史学”之尤允。梨洲、船山皆史学湛深。史学固必博稽之于远古而穷其源，然史学亦终必切证之于当世而见其实。而其时则适满清入主，文网之严，使学者不敢昌言近代当身事以贾祸。故晚明史学终不昌，其末流则曲折以汇于乾 嘉之考证。考证则仅史学之一端。训诂、校勘，皆考证所有事。以训诂、校勘、考证为经学，极其所止，则郑玄氏而止，许慎氏而止，终不出于东汉诸儒之樊篱。然而其所以为考订之方法则甚精甚密。乾 嘉之学，盖以治史之术治经。故所谓乾 嘉经学者，就实言之，诚亦“史学”也。惟仅为一种狭义之史学，而且为狭义史学中之微端与末节，而无当于史学之大义。其在当时之所自诩，则曰“实事而求是”。不知古书乃前人之糟粕，既不得谓之为“实事”；求古书之真是，亦非即求人生社会事理之真是。训诂、校勘、考据，可以治古书；而非所以治人生，明事理。清儒之“求是”，乃自限于求古经籍之是，非能直上直下，求人文社会大道之是；非能求当身事为之理之是；亦未可谓之求人心之是。而舍乎人心，舍乎当身之事为，舍乎人文社会之大道，更何所谓“实事”？然乾 嘉学术之偏陷，亦诚出于不得已。道 咸以降，清室文网既弛，学者遂复从东汉 许、郑返寻而上，溯及西汉，而有意于董子与公羊。此即求为一种通经致用之学，其意已非训诂、考订而止矣。然董子、公羊之于西汉，虽不失为通经致用；而用之于西汉者，未必即能用之于晚清。在西汉人之所谓“通”，亦非即是晚清人之所欲通。通于西汉，大可不通于后世。所谓“通经致用”者，贵在于本诸当身近世而求其通；而晚清学人，则仍不免本之西汉之所通以为通。于是龚、魏以下，迄于康有为之徒，乃自成其为一种非经非史、非汉非宋之学，无当于事理，无当于人心，而徒自揭橥之曰：“此经学也，此孔子之真传也”。是乃晚清末流之学病。然若不察于此，即以晚清之学病病经学，即以晚清之学病病孔子，则又别自成为又一种不通之见矣。

九

当乾 嘉之时，经学方盛，亦有重倡“《六经》皆史”之说者，是曰章学诚。章氏之意，本在针砭当时嫥经媚经之学病，而真有冀夫实事而求是。章氏自述学统，由梨洲上溯阳明，盖有得于期由“史学”而通“心学”者。章氏论学，力求不持门户偏见，其论学派，自承为浙东之薪传，而亦不菲薄浙西之所长。故亦盛推顾亭林之博古通经，而谓乾 嘉经学，则仅得亭林之绪余，而已昧失亭林之本原。章氏自谓不失为持平之见。故谓：“朱 陆之异同，乃千古不可无之异同。”就其所分析，朱子盖由“经学”而上进于“理学”，陆 王则由“心学”而下逮于“史学”也。

清末广东有朱次琦，颇有意会通汉、宋。浙人朱一新，亦明夫经学、史学之分合流变。南海 康氏既师事次琦，又获交于一新，其初讲学番禺 万木草堂，为梁启超、陈千秋开示治学新轨，独标“心学”“史学”为学术两大涂辙。若循此以为学，庶亦可以上承阳明，下通实斋，尚无背于“经学即史学”之宗旨。而南海信道不笃，持守不坚，误信蜀人廖平氏之荒言，剿袭其说而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此两书者，非研经，乃辨史。显已由经学而转为史学矣。此亦途穷思变，为大势之所趋。而惜乎康氏不自知，犹守经学之门户，犹旁汉人家法之藩篱。于是以主观之成见，而貌袭考订之矩矱。其所主张，无一而是。而于是其所谓“孔学”者非孔学，所谓“经学”者非经学，所谓“史学”者亦非史学，而“理学”“心学”皆置不问。狂流所趋，至于挽近世之学绝道丧。罪魁祸首，康氏实不得辞其咎。

康氏顾独大声疾呼曰“我尊孔”，曰“我欲复兴孔教”，而复傲然以当代之“新孔子”自居。盖康氏之学，其用心固亦欲上溯之于孔子与《六经》，而近通之于近代与当世。惜乎其志大而才疏，其深中痼疾之症结，乃在于急功近利，一切惟以变法维新、救亡图存为迫不及待之仓皇，而不复深求之于古人之真相，抑亦不复求之于古人之真得；遂欲凭借《六经》以为一己号召之注脚。迹近于陆 王而实不能为真陆 王，貌似于乾 嘉而又心不屑为真乾 嘉；极其所能至，仍不出荀卿之“隆礼乐而杀《诗》《书》”之意见。然固远不足以仰望荀氏之项背。而康氏以来，乃竟未有能纠正康氏之失者。

民初“新文化运动”以还，学术界遂有疑古之新趋。其渊源所自，实出康氏。而“打倒孔家店”之呼号，亦不得谓非由于康氏尊孔创教之妄说有以相激相荡而使然。物极则必反，矫枉者过正。有所争，而所争者非学术。有所持，而所持者非实事。有所见，而其所见实昧吾心以为见。学术之变而为意气，为流俗；学术之积敝，其害极于人心之丧亡而失真。此已非言辞之所能为力，所堪以挽此狂澜于既倒矣。

一〇

然而反观既往，孔子既为中国人传统所尊，《六经》亦为中国人传统所重。若天不丧中国，中国人犹有遗胤，再复得生长食息于此霄壤间，引而远之以极于无限，我固无所知；若就近以观，百年、二百年乃至于五百年之内，谓孔子遂可以亡失于中国之人心，《六经》亦可以弃绝于中国之学界，斯吾所未能信。苟稍有能平心以思之者，殆亦将莫之信。

然仅就学弊而言，则西汉人之尊经，乃上侪孔子于天神；此决非孔子之真相。东汉人之尊经，乃斤斤于章句之与训解；此亦非孔门之教法。清代乾 嘉时人之尊经，经籍仅为其时所独擅之校勘、训诂、考订之学之材料，人人埋首于故纸堆中，惟字形、字音、字义之是求；此亦决非孔学之宗主。晚清 康、廖诸人之尊经，其意惟在于疑经，在发经之伪，在臆想于时代之所需要而强经以从我。盖经学至于是，已堕地且尽。康、廖之弊颇似于西汉，其意皆欲本世用，奴经术。惟西汉蒙其害，亦获其利，故犹能维持于数百年之久。东汉 马、郑之徒目击其敝，而无真知大力以为挽回；故仅不失为一经生，而犹获稍存经籍之真相，以期待于后世。乾 嘉诸儒则不得已而为之，其于古书有贡献，于经术无发明。论其得失，如是而止。

今若有志于孔子之学，则洵非“经学”所能尽。然孔子固曰“好古敏求”，孔子既不自我而作古，学孔子者亦决不以蔑经为尊孔。有所谓“理学”焉，有所谓“心学”焉，虽与经学相通，亦非经学之所能范围。今人则积非成是，谈古色变。一若古之不绝，则今之必亡。古今成为水火，则不仅《六经》为古书，孔子为古人，乃至吾父、吾祖而上，已莫不为古人。昔孔子《论语》，“序列古之仁圣贤人”而“好古敏求”，以自成其所学。而若今人之意，则人之既古，斯必不仁不圣不贤，可以一概而弃绝。纵或为仁为圣为贤，亦当淡然而旁置。惟古乃为不祥之尤。而惜乎言之不可若是其几也。今人之自诩为新学者，就询其所学，则固无一而非古人之所遗。古今之间，又何从立此一限断？其实今人之所主为“古今”之辨者，夫亦曰“中外”之辨而已。学于外者，虽古而皆珍，又何尝惟古之是弃乎？故我知孔子之学，终亦必仍存于中国之人心也。

惟孔子之道大，未可一端而窥。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爰敢就其所知，略陈孔门弟子以下，孟轲、荀卿之徒，下及近世，其有志于孔子之学而从事焉者，为之辨其流变，论其得失。是亦一种“史学”也。是亦孔子“论列古之仁圣贤人”之遗意也。敬以为孔子二千五百又二年之诞辰作纪念。知我罪我，是在读者。

（原题《经学与史学》，一九五二年九月纪念孔诞作，载香港《民主评论》三卷二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