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时代，乃一礼文繁缛之时代，又为一政治、社会、种种人事方面将次崩溃转变之时代。故其时人心激动，而有种种之新思想与新观点。此数者交织互染，乃有下一时代新学术之产生。其时则有无数术士，环绕于贵族阶级之四围，而为之执行其种种繁缛之礼文。此所谓“术士”者，易以今语译之，当称“艺士”或“艺人”，盖指其擅种种之专艺。此种专艺，约言之，可分礼、乐、射、御、书、数六类。习书数不必能射御，执射御亦不必通礼乐。其能通习六艺者则尤为上选。彼辈皆凭此“六艺”以献身于贵族卿大夫而参加其集团，此在当时则称为“儒”。许氏《说文》：“儒，术士之称。”是证也。孔子亦当日一术士，即通习六艺之儒者。孔子亦因此而进身于贵族，而为之服务。其先尝为鲁之委积吏，主管仓谷出入。后又为乘田吏，主畜字牛羊。其后乃益明习于当时贵族阶级之种种礼文。然孔子不仅习其礼，抑又进而究其礼之意，乃觉当时所谓礼者实多非礼。《论语》：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子闻之，曰：“是礼也？”

此事盖在孔子青年，乃十足表现出孔子对当时贵族阶级许多非礼之礼之一种反抗精神。大抵当时鲁太庙中种种礼乐均属非礼，故孔子伪为不知而问以示讽刺；或者乃笑孔子，误以为其真不知礼，故孔子曰：“这些就算礼了吗？”以此为反诘。今试设一简譬。如一游人入外蒙古，对其政府礼堂悬列宁像片，因问此何人之像？当知问者并非不知此系列宁之像，乃不知此处缘何悬挂此像，故疑以设问耳。此种态度，春秋名卿大夫间亦早有先例。如《左传》文四年：

卫 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对曰：“臣以为肄业及之也。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觉报宴。今陪臣来继旧好，君辱贶之，其敢干大礼以自取戾。”

孔子尝称宁武子“其知可及，其愚不可及”，此处正是宁武子大知若愚一绝妙好例。孔子初入鲁太庙神情，即模拟宁武子意态而变化用之也。特在宁武子当时，不过是贵族阶级内部自身对于外交礼文上之一种讲究与机警；一到孔子身上，却变成一个艺士正式起来批评和反对当时贵族阶级之种种现行礼法。这是时代变动下绝然不可相提并论的两件事。

孔子正式的批评和反对当时贵族阶级种种现行礼法者，在《论语》里屡屡见到，如：

孔子谓季氏，八修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又：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这些都是正面公开的批评。当时的贵族礼，实际便即是当时的政治；因此孔子对于礼的批评，实际即是孔子当时对于政治的批评。他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这里孔子以一艺士身分而反对政出大夫之非礼。但艺士议政，本身亦是一非礼。故孔子说：“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之议礼，同时即是其议政。故：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里孔子把政治问题归重到礼上，但同时又把礼的问题归重到日常人生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礼的问题，同时亦是政的问题，但同时又即是人生日常问题，所谓伦常问题是也。于是孔子遂由他的政治论转入到人生论。

二

孔子反对批评当时贵族阶级一切现行礼之根据则在历史。由孔子明习礼文，对于当时一切现行礼之历史本源与其掌故沿革皆探索明了。故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又曰：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又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又曰：

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

在古代之所谓“礼”，本即是全部规定了的贵族生活，亦即包括了古代全部的政治。在孔子心中，则礼的范围更大了，不仅包括了政治与贵族生活，亦复包括了全部人生。孔子在历史演变中研穷了自古到今的种种礼，即是研穷了自古到今的政治与人生。其够标准合理想者，此在孔门则谓之“道”，道之具体表现则曰“文”。孔子认为那种政治和人生之沿积，到他时代而穷了，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说只有他知道得这些。而他理想中最仰慕的人物则是周公，因周代礼乐起于文王，定于周公。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他要想来一新周道，把当时的政治和人生全部整顿刷新。当时人说孔子知礼，只以为他熟习得许多现行礼；但孔子的真学问，则在根据历史，知道自古到今之沿革变迁，遂能跳出现代圈子，把自古到今的沿革变迁来批评现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这些都是孔子之历史学与掌故学。

三

孔子研穷史学，却为种种因革变迁的礼文找出一个本原，这就成为是孔子的历史哲学。孔子认为一切礼的本原，不在外部，而在创礼与守礼者之内心。这是孔子之心学。孔子的心学，是孔子的历史哲学之最后的结论。故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又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仁”与“礼”是孔子常常提到的两件事。“礼”是外面的节文，“仁”是礼之本原，即指的人之心。此后孟子说：“仁，人心也。”此语便把“仁”字解释完尽。当知仁只是人之心，但此心必在人与人相交接时始十分透露，故汉儒又把仁字另作解释云：“仁，相人偶也。”相人偶，便是指的人与人相交接。我们应把汉儒解释来补充孟子的语义，则仁是一种社会心，乃人与人相偶处时之心。其实人生根本属之社会。一言一思，尽若是他一己私事，但依然脱离不了社会关系。试问若无社会，若无历史，则此人便根本不能有言，不能有思；换言之，即不能有其心。故孟子曰：“仁，人心也。”其实语义已圆足。因“人”字已包含社会性，已包含了“相人偶”。严格言之，世界上并无可以不相人偶之人，亦即不能有不相人偶之心。礼是一种相人偶的事，其本原由相人偶之心来。换言之，即“礼”从“仁”来也。

《论语》里说到“仁”字处最多，但大体不离上述之根本义，仁只是人心。孔子只怕人对此心态不易把捉，遂又提出一“孝”字来。孝是子女与父母相人偶时之一种心态，此种心态，人人有之。人能识得孝心，自能推广识得仁心。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便是此意。孝弟只是人在家庭对父母兄长相人偶时之一种心态。待其跨出家庭，进入社会，与其他一切人相人偶，则那时的心态并不是孝弟，而其为一种仁心则一。在孔门又特拈“忠恕”二字说之，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孝弟全是仁，全是人与人相偶时之一种心态。若人心没有孝弟，便不能有家庭。若人心没有忠恕，便不能有社会。若人心没有仁，便不能相人偶，不能有礼；换言之，即不能有种种人与人相处之道也。

四

由上述说，孔子思想便由史学转入了心学。《论语》里“学”字有涉史学者已举例如上，今再举其涉心学者。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迁怒”如怒于甲者移之于乙，“贰过”如过于前者复于后。此皆非相人偶之道。此等学问自指心学，因其须在自己心上用工夫。又：

颜渊 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此条虽未明点出“学”字，但为孔门师弟子志愿所在，是即孔门师弟子之为学目标。程子说此条云：“夫子安仁，颜渊不违仁，子路求仁。”又曰：“子路、颜渊、孔子之志，皆与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尔。”此条程子皆以“仁”字说之。缘三人所志，即其理想所欲到达者，均属一种内心境界，均不从外面事物功利之占有或成就着眼；此种内心境界，又非专从小己之愉快安乐及欲望满足等而言，乃均指人与人相处即“相人偶”时之一种彼我融和无隔阂无分别之心态；此即孔门之所谓“仁”也。当知人类正因有此心境，故能产生“礼”，故能产生“道”。此种心境，则为一切“礼”与“道”之本原。故孔门师弟子皆有志于此，惟三人所怀想之境界则自有高下深浅之别耳。

故孔子一切学问，皆从此种心地建立基础，而此种心地则为人人所同有。故子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可见孔门言学，必从“忠信”生根。忠信犹言孝弟，惟孝弟专指家庭子弟言，忠信则指社会每个独立之个人言。孟子要指点此种心地不烦教学而皆有，故举孝弟言之，谓是人之“良知良能”。孔子此处，则重在指点人心之本质大体相似，故举“忠信”言之。故人人之忠信本质，可以与圣人相近，而圣人之学问习得则乃始与人人相远，故曰：“性相近，习相远。”此处则已透露出孟子之性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