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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之心学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孔子之心学”。先把题目略作解说,再申述内容。

儒家应分两段落去看。前一段从汉至唐,后一段由宋到清。前一段的儒家,都讲周公、孔子。后一段都讲孔子、孟子。此是一大不同处。汉 唐儒,我们可称之为“经学儒”。宋 明儒,可称之为“理学儒”。经学儒看《五经》更重过《四书》。理学儒看《四书》更重过《五经》。清代有一部分学者,标榜汉学,反对宋 明。其实,他们仍受宋 明影响,仍当归入宋 明系统。大体言之,汉 唐儒重事功干济,宋 明儒重心性义理。而清人则既不讲求事功干济,又不探讨心性义理,乃别有所谓考证之学。在经济、义理两方面,遂均较前儒为差。

宋 明理学中,又分为两大派:一曰程 朱理学,一曰陆 王心学。因陆 王主张“心即理”,而程 朱则主张“居敬穷理”。后人遂疑居敬穷理,则似理在心外;心即理,始是理在心内。于是遂分之以为二。依我个人意见,程 朱同亦主张理在心。而且穷理工夫主要端在心,仍必从心做起;因于格物而所穷得之理,非与吾人心中之理有不同。穷外界事物之理,即是穷吾人内心之理。因此程 朱之学,亦可谓是心学,只与陆 王所讲稍不同。或许是讲得更精些!

亦可谓陆 王从“心即理”出发,程 朱则以“心即理”为归宿。陆 王说心即理,则不须另要功夫。而程 朱说心即理,则非另下一番功夫不可。所以我们只能说程 朱与陆 王的心学有不同,却不能说程朱不注重心。换言之,亦可谓宋 明理学,包括程 朱与陆 王两大派,莫非是“心学”。

宋 明理学家,虽欲跨越汉 唐,毕竟是从先秦来。陆象山最喜称述孟子“必先立乎其大者”之语,大者即指“心”。王阳明提倡“致良知”,“致知”二字由《大学》来,但称“致良知”,“良知”二字则亦据孟子。故陆 王之学皆本于孟子。孟子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篇》上)

此是孟子讲心学之明证。而且七篇中,讲心性者特多。孟子固为陆王所推尊,但亦同样为程 朱所推尊。故我们只可说,程 朱、陆 王乃是同源异流。而孟子亦可称为是心学。不仅孟子,即荀子亦极善言心。我们亦可称荀子为心学。更由孟 荀上推孔子,则知孔子亦可称心学。“心学”乃为儒学之主要骨干所在。在此方面,汉 唐儒似不如宋 明儒,更扼要,更紧切。

今天所讲“孔子之心学”,当从《论语》讲起。《论语》二十篇,极少讲“性”字。子贡曰: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篇》)

讲及“心”字亦极少,不过六七处。然则为何说孔子所讲的一套学问亦是心学呢?我们读《论语》,其中所讲,多为事物,但“因心见事”,“因事见理”。宋 明儒程 朱、陆 王所讲,其实均不出此。一部《论语》,向内没有讲“心”,向外没有讲“理”,只讲一件件的“事”。但我们只要就孟 荀、程 朱、陆 王来读《论语》,便知孟荀、程 朱、陆 王所讲“心学”,其实均奉《论语》为大宗。今天所讲,主要是讲《论语》二十篇中孔子心学之大概。其未是处,请在座诸先生指教。

我们讲宋代理学,有一最有名的故事,亦可谓因此而开出宋 明两代之理学。程明道、伊川兄弟十五六岁时,去见周敦颐 濂溪,濂溪教他们“寻孔 颜乐处”。此语一针见血,实宋 明理学生命大动脉所在。《论语·述而篇》有云: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程子曰:“非乐疏食饮水。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又《雍也篇》有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赞哉回也!

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此两处程子语,便从濂溪之指导而来,今若问孔 颜所乐究系何事?最简单之回答,当云:“所乐在心,不在外界事物。”宋 明理学家最主要之宗旨,即是要认取孔 颜之心,探讨其心所乐何在。此乃程 朱、陆 王共同精神之所在。而孟 荀精神也莫能外此。

宋学开先,群推范仲淹。他的名言有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可以说,范文正之忧乐,乃以“天下”作对象。如是,岂不将使人有忧无乐?然苟其人心中无乐,恐亦不足以担当天下之大任。故后来理学家虽亦极尊范仲淹,而论理学开山,则终必推尊周濂溪。因范氏究不能和孔 颜的忧乐相拟。稍后明道又说:“十五六岁,与弟伊川受学于濂溪,即慨然有为圣贤之志。再见周茂叔,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意。”“与点”一章,见于《论语·先进篇》。此章始自明道提出,由宋迄清,学者都加重视。此章载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冉有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对曰:“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此三人,一志于军事,一志于财政,一志于外交,独曾晳则曰:“异乎三子者之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这是《论语》中一篇极好的小品文。明道释之曰:“孔子与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 舜气象也。”明道之释此章,似乎有些过分重视了内面心性之乐,而过分看轻了外面事功建树;与上引范仲淹语,正反各有所偏。孔子常常称赞颜回,而其赞曾点,则只此一见。实则此章孔子之“与点”,只在教导其他三子莫要过分重视了外面事功。一切事功皆须有外面条件,故不该奉以为为学之大目标。即如此章曾晳“舞雩咏归”之乐,亦仍有外面条件,如暮春天气,如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之伴侣,如沂水、雩台之环境。缺了条件,便感不足。但讲到颜回所乐,则可以无条件,甚至可以有反面条件,“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此其乐之所以为可贵。而且曾点之乐,也可说近是享受式的,所谓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虽曰取之无尽,用之不竭,要是有条件,而且仅止于享受。而颜子之乐则非享受,乃是一种进取。其言曰:

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篇》)

此是颜子一种最高之追求,亦是一种无限之进取。绝非当身一种眼前享受。然亦无外面条件限止,所以为真可乐。

惜乎曾、颜所乐之不同,宋 明两代的理学家,没有在此处加以透切发挥,而每混合为说。于是他们太看重了心性,太看重了心性享受,而忽略了事功,更是忽略了学问。至于清儒,虽若重视学问,而于点、于回,两皆失之。当知颜子之乐,乃由“学”而来,亦即于“学”中所得。孔子又极称颜子之“好学”。而孔子亦复以“好学”自称。《公冶长篇》: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濂溪亦曰:

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

范仲淹可谓有伊尹之志,但未深入认识到颜子之学。今问孔 颜所好究为何学?胡瑗(安定)掌教太学,出此题为问。伊川撰论,极为安定所称赏。此值伊川少年时,盖亦由濂溪之教导也。

今请由此进而讨论孔子之所谓“学”。《论语·学而篇》首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章“说”字、“乐”字、“不愠”字,只是一义,即指心境之乐言。孔子毕生所学内容,此刻暂置不论。但孔子学时此一种内心境界,则在此《论语》首章已明白悬举。我们此刻正当从自己所学来体会孔子之境界,亦当从孔子所悬举之此一种境界来考验自己之所学。但也不能单在境界一边张望过甚,便会陷入明儒如王心斋《乐学歌》所咏。当须由此深入,乃可透悟到孔子之心学。在《论语》最后一章,则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命”便是外在条件,“知命”便是知有此条件,但非不顾此等条件之谓。必使外面条件不足以改变自己内心境界,此始谓之“君子”。《论语》首章末章之所谓“君子”,此一层大堪玩味。

《论语·宪问篇》: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明道释之曰:

为己,欲得之于己也。

真能得之于己,内心境界宁有不悦、不乐而转有愠焉之感?程子又释之曰:

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孔子一生,不见知于人,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可知虽外面一切条件不够,亦可终不害于此心之悦乐。此所谓“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能自得,能内心有乐,始可以感染及人。明道又释之曰: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丧己宁复有乐?而且己之已丧,他人于我,又复何得?

当知人心最难把握。必得让自心有一条路向前,始有可乐。一人之心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复如此。人人心中有乐,斯乃天下太平,反之人人心中没有一条路,不知由何处向前,则天下必乱。孔子为学大道,即在开示天下万世人心此一条向前之路。《为政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此章孔子自述毕生为学经过,然所讲正是此内在之一“心”。“十五志学”不必讲。“三十而立”之“立”字,即“己欲立而立人”之立。这不是如今人般在经济上、职业上之所谓立,而乃是一种人格上之立;所谓顶天立地,独立不惧。人格上的立,即是心性上之立。立于己,立于内,而非立于人,立于外。且看下一句“不惑”二字。“不惑”是心上清清楚楚。群言淆乱,世道纷歧;纵是外面一切利诱威迫,而我能不摇不动,不退不转;此始是个性自由,非如今人所谓之个人自由。循此而后中天下而立,至于“知天命”。知道不行,即是知天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是知道不行,而还是要行,亦是知天命。至于此下“耳顺”与“从心所欲”两阶层,更为心学造诣上之更高境界,此处暂不详论。所以孔子一生学不厌,教不倦,乐天知命。学之所在,即乐之所在,同时亦是人生真意义与真价值所在。即此是“道”,更何所谓“道不行”!

当知人生之真意义与真价值,决不在提高欲望,使欲望获得满足之谓。欲望多在外面物质上,即不能无外面条件。此且不论。当知自己一身也即是物质。要使外面物质进步,先应使此身进步。所谓此身进步,则当指日常生活言。知得要求日常生活进步,便当知先注重于主宰吾此身之“心”之进步。故一切之学,必以心学为主要,为究竟。

《论语·里仁篇》: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二字,就是指此心。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心之在内者为忠,在外者为恕。譬若对朋友:直以己心施之朋友,即为忠。莫以己心之所不欲而施之,即为恕。程子说:“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即自然之道。依照吾心自然之道做去,即是人道。忠是体,恕是用。一就是忠,贯就是恕。对外面万事万物,只有我此一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只凭我此心忠恕,就可达到。

今天我们确是完成了许多“物”,那是连孔子也不曾梦想到。但又却各自丧失了自己一颗“心”。失去了自己一颗心,即是失去了自己这一个人。因而外面物质纵是不断进步,而各自内心总是感到不满足,不快乐。今天的世界,已然只见为是一个物世界,不见为是一个人世界。一切只为功利,不忠不恕;只见有物,不见有人;甚至不见有我,主要还是不见了我之此心。试看小孩子们多么快乐!小孩子们的快乐,那亦是天道。成年人则失去了小孩时那一颗天赋我们的“赤子之心”,所以总觉得不快乐。人类已能登上月球,若只论物的世界,我们也已发展到高峰;而人的世界则日趋沈沦。只须每天清晨读报纸上所报导,便可得知。孔子说“富贵如浮云”,今天的人类,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只如在浮云中,一片模糊,变幻莫测。

以上略举《论语》少许章节,便足证明孔子所讲的也是心学。宋 明诸子只是就此发挥。平心而论,汉 唐诸儒比较少讲到这一边,所以为宋 明儒所不满,但《论语》只是孔子门人与门人之门人所记下。此刻要说到《春秋》一书,则是孔子所自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只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然后人言《春秋》,《三传》以下,到今无虑千万人,千百万言;其中只孟子一句话,便最说中了《春秋》之作意。孟子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惧”字正指在人之内“心”言。在此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平均计之,不到七年,即一君被弑。不到五年,即一国被灭。那真是乱世已极。而孔子《春秋》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中,“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那些天子诸侯大夫,为孔子所贬、所讨、所退的,那是孔子之所遭际。王事则是孔子之所志所学。汉人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行于一身,道明于天下;《孝经》即是“忠”,《春秋》即是“恕”。孔子作《春秋》到今两千五百年,中国由大体上说,常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广土众民,日扩无疆;不像欧洲人到今天还没有一统过。这是何故?这便是孟子所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如果乱臣贼子无所“惧”,大家争为乱臣贼子,一如春秋般,怎会有此两千五百年国家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局面?这也并非说中国此下便无乱臣贼子,只是乱臣贼子心中知惧,比较上亦就少见。至于后世乱臣贼子何以会知惧?此处便是有一番心学妙理,正是孔 孟以下,中国儒家所主要讲究的。

孟子引《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项大智先见,深入人心,使两千五百年的人心,大家有一戒惧。孔子诚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大圣人。换言之,乃是中华民族之大孝子,大忠臣。孔子以“心”教“心”。把他一个“心”来贯穿两千五百年人的心,通达古今。使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成为世界最大之民族。非有此心贯彻在内,何以得此!吾们此刻,正应把握此心,完成此心,不使涣散,不使沦亡才是。

诸位当知,非有此心,民族将会破碎,历史将会斩断。非有此心,物质纵进步,人道将萎缩,世界末日亦终于会降临。此心在人,人之善保此心,则贵能有学。我们应该反求诸己,也即是反求诸己心。《论语·公冶长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当知所学,亦即以此“忠信”为学。故孔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现在我们应效法孔子,从自己内心出发,去从事学问;在心的基础上建立人世界,再由人世界来建立物世界。后先缓急,本末内外,不应失伦失序。心为本,物为末;心在内,物在外。故心为先急,物为后缓。我们今天当研究孔子之心学,再由孔子下及孟 荀乃至宋 明 程 朱、陆 王,将此一套心学发挥,即是发挥了儒家之最要义。而主要则在自己。从自己开始,到自己归宿。且求自己此心常感悦乐,便是我学得失最亲切之证验。只因中国人讲此一套讲得太多,盼望诸位莫以为只是些老生常谈而忽之,则甚幸甚幸。

(一九七〇年九月《孔孟学报》第二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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