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人类遭遇惨绝人寰的浩劫时，一方面大家鉴于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特别会发挥出本能的自保自利的意志，同时另一方面对于他人的厄难灾殃，也最易流露出感同身受的同情心。自保自利是利己主义的出发点，同情心是利他主义的出发点。这是关于伦理和人生问题上争论不休的两大对立的学派。在大战期间，感受战祸，人人都有流离迁徙，遭受灾难之感的时候，来对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作一番理论的探讨，或许更觉切适。如果我们认“杨子为我”为利己主义的代表，认“墨子兼爱”为利他主义的代表，则我们这一番讨论，便可说是对于孟子所排斥的杨墨，加以新的评价。
首先试就纯理论去考察，利己与利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就一个行为之涉及人与我或己与他的利害关系来说，大约不外下列六种可能：（一）人己两利，（二）利人无损于己，（三）利己无损于人，（四）损己利人，（五）损人利己，（六）人我两损。在这六种不同的行为中，人我两利是最理想最合理的行为，不能认作单纯的利己，或单纯的利他。人我两损是最不合理最恶的行为，同为利己主义者与利他主义者所不取。第二种利人无损于己，亦算不得是利他，此种的行为，只能算作聪明行为，譬如，一个富人将废余的饭菜，给予乞丐，绝不能认作基于利他主义的行为。第五种，损人利己，即是世人所痛恨的“自私”，这种利用智巧或地位以图损人利己，是人我关系上最大的恶行，纯就道德立场来说，比人我两损共同牺牲的行为还更坏。因为后者源于愚昧居多，用意或者不恶，每为别人所原谅。惟有损人利己，牺牲别人，甚至牺牲社会国家多数人的幸福以成就个人的私利，才是人类所共斥共诛，而绝不予以谅恕的行为。这种人智能往往很高，且处于优越的地位，但居心恶、动机坏，是道德所不容、社会所共弃的。损人利己，在道德理论上，绝不能成为人人遵循的普遍的原则，因此无法成为伦理上的主义。反之，伦理学上的利己主义，仍不失为一道德的理想、理性的原则。于不损人范围内，讲求真实的利己，不仅不抱损人利己的主张，且较之伪善之流高明多了。
由于上面的分析，六种之中，排开四种，只有第三种“利己无损于人”才是利己主义者的主张，第四种“损己利人”才是利他主义者的主张。因为必须能保持自己的生命、利益或幸福，虽不去有意地作利他之事，但至少不要危害别人的幸福，才可算得利己。且自保自利虽系自然的本能的要求，但亦须有相当的才智学养，方能维护自己的利益；亦须有相当的修养和克制，方能不致损害别人的正当利益。故利己主义，亦有其道德价值。另一方面，虽不一定要忘怀小我，同情人群摩顶放踵；甚或作可歌可泣的牺牲自我救助他人的义烈行为，方可称为真正的利他，但至少个人必须在某种程度内减损自己的利益，牺牲自我的幸福，以谋他人或社会的福利，才可算得利他主义者。如果他自己的福利丝毫不受牺牲，他虽发挥他的才能，于人群福利有所贡献，人群也感谢他，酬劳他，但严格讲来，在道德上也不能算作利他主义者。譬如，英国现在的首相邱吉尔领导英国人民，抵抗侵略，其造福于人群，贡献于英国及各盟邦，不能说没有一定功绩，然而没人称他为利他主义者，他反被称为“太上的个人主义者”（arch-individualist）。
根据上面这种对于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意义和界限的划分，我们便可见得，于六种可能的行为态度之中，独揭出第三种“利己无损于人”，坚持之以为利己主义的生活方针；独揭出第四种“损己利人”，坚持之以为利他主义的生活方针；而且各执一说，互相对立反对，其武断偏执，谁也可以看得出来。且究极讲来，人与人之间，大都休戚相关、利害与共。天地间的事，不是人我两利，即是人我两损。彼损人以利己者，自以为智，打得如意算盘，但终归非至于人我两损不止。损己利人，如出于愚昧，其结果亦人己两损为多。如出于贤智，符于两害取轻原则，其结果必系人己两利，至于利人无损于己和利己无损于人两种行为态度，不过是较低级或消极的人我两利的办法罢了。所以表面看来，行为的取径，虽可析为六种，但究极言之，只不外人己两利和人己两损的两途。因此就纯理论讲来，利己和利他主义，皆失之武断偏执，其理论基础，皆甚为薄弱。尤其不明人我一体、利害与共的观点，而分别人我，计较利害，不知忘人我、超利害、本天理、依本性而行的境界，为其共同弱点。
但两派学说尽管武断偏执，却亦各有方便有用之处及其所以成立的理由。因为两说皆针对损人利己的自私态度而发，而思有以补救之、校正之。因道德上最大之恶莫过于损人利己，尤莫大于假利国福民之名以谋小己私利（所谓假公济私）。“利己”即所以满足人的自然愿望，不取伪善，不唱高调。“不损人以利己”即所以救治损人利己者之私之恶。“不拔一毛以利天下”即极言其既不损己以利人，以示与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相反，亦不损人以利己，以示与损人利己的恶人相反，而取其两极端的中道。至于抱损己利人的利他主义者则痛感损人利己的恶人太多，悲悯为怀，抱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旨，以期感化损人利己者，并思虑多为贫苦无告者及受压迫受剥夺者谋福利，以期抵消或减轻损人利己的恶人所造成的罪恶，这确有为恶人赎罪的宗教精神。不过无论如何，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都是针对损人利己的恶人而发，似无问题。而两派最后的目的皆在达到人己两利的理想，似亦不可否认。似亦寓有不得中行，而取狂（利他主义）狷（利己主义）之意。所以依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来，对于为我的杨朱和兼爱的墨翟，我们似乎都应予以相当的谅解和嘉许，而团结起来，集中力量，以对损人利己的恶人发起总攻击。孟子辟杨墨，朱子辟永嘉的事功和金溪的顿悟，都似乎失之狭隘，反而放过了共同的敌人——损人利己的恶人。自道其“一宗宋儒不废汉学”的曾涤生于复郭筠仙书中曾说过，“性理之学，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耳。”足见曾氏虽尊程朱，而于宋儒太苛太狭，攻击君子排斥异己之说，反而纵容了恶人的地方，亦洞见其弊。
古代的典型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除了各有其立说的方便和苦心外，尚各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利己主义者大都是艺术的维护者。利他主义者大都是宗教的宣扬者。在中国，利己主义的杨朱“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己”，力求保持天然本性之纯朴，不役于物。接近老庄颇具隐遁山林，超然物外，敝屣荣利的艺术家风味。在西洋则以求个人的身体无痛苦，精神无烦恼的伊壁鸠鲁为利己主义的代表。但他的生活理想亦在于享受有艺术意味的高雅的快乐（参看文德尔班《哲学史》英译本第166、170页）。在中国，利他主义的代表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无疑是最富于宗教精神。在西洋倡导爱仇敌爱邻如己的普爱主义的教主，耶稣基督，可以说是第一个有力地将利他主义的理想尊崇为宗教的要素、道德的核心的人。
由此足见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不惟消极的有救治损人利己的恶人的用意，而且积极的有增进艺术价值与宗教精神的优点。我已经说过，这两说皆有其武断偏执之处，但若认利己主义与损人利己的自私自利之人漫无区别，一并排斥，且若认耶稣、墨翟之利他的宗教精神，为其道太觳高远而难于实行，则对于道德生活的提高，是有害而无利的。而且每当到了殃灾祸乱的时候，人人大概会自然而然地，希望各人皆能自己照顾自己，真正为己，可以独立自存，同时更希望有能力的人，发挥其同情心出来，拯灾救护，所以特别到了衰乱灾祸之时，利己主义就与利他主义并行不悖，为人们所共同企求。
利己主义既以艺术为其文化背景，故利己主义者多诗人、艺术家、隐君子。好以诗酒书画、抚琴垂钓、莳花种菜以资赏乐，寻求观山玩水的清欢，邀约几位气味相投契的朋友，相与往还、忘怀尔我，超然物外，不以世俗荣利、天下国家介怀。有时他们亦可为朋友而牺牲一切，但这既非利他，亦非出于道德动机，乃纯由于意气之相契，出于真性情之不容己。他们之所以走上消极的利己主义的途径，大概由于看透了人世的虚伪险诈，从而对人生失望，而思回返纯朴的自然，特别由于对政治失望，深感到政治的污浊，痛恨贪官污吏的损人利己，并揭穿大奸巨憝假为国为民的美名以自遂私图的假面具，而思过自我享乐的山林高雅的生活。且由于他们爱好个人的自由，不愿受家庭社会国家礼教的束缚和拖累，而走上逃避厌世的途径。像这类的我所谓古代的典型的利己主义者，虽有消极厌世的趋向，但亦有保持个人自由的一面，亦是对于当时污浊不合理的政治的一种反抗，而他们积极努力以贡献于世的就是艺术或有艺术意味的纯学术。曾涤生说：“有尧舜而后可以给天下之欲，有巢由而后可以息天下之求。”这话确是说得相当通达。这种古典的高人隐君子式的有巢由余风的利己主义者，的确多少可以救治一些社会上和政治上贪污奔竞无耻的风气，可以多少使得那些损人利己的恶人，感得自惭形秽。
另一方面，利他主义者则多数为救人于苦海、拔民于水火的宗教家或先知先觉之士。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奉天命，尽天职，有拯救世人的神圣使命，他们要领导一切，转变一切，唤醒世人，使知悔改，指点世人，促其再生。他们对于他人精神的解救，生活的苦恼，较之他们本人尤为关切。他们真切的而且深切的有民胞物与，己饥己溺的敏感。他们信仰一种超人的力量，信仰一种神圣的使命，他们希望众人也信仰他们，信仰他们之所信仰。他们要吸收信徒，组织会社，由共同信仰、理想、使命，而产生共同救世的行为。他们不惟不辞劳瘁牺牲，而且即使为救世救民之原因而上十字架、断头台亦死而无悔，视死如生。由此足见利他主义的文化背景为宗教，未有真正的宗教家而不以利他为怀，亦未有持利他主义而乏宗教家舍身救世之精神者。这样的利他主义者大都具有宗教家超世俗脱形骸的襟怀，他自觉他是世外的人，不食人间烟火。他之不慕世俗的荣华，不争世间的权利，就好像成年人乐意赐糕饼给儿童，而不与儿童争食糕饼，又好像父母愿意儿女快乐，而不妒嫉儿女快乐一样。
总之，利己主义者，清高风雅，主张到山林去隐逸，注重艺术欣赏；利他主义者，悲悯为怀，主张到民间去拯救，注重宗教精神，这是两者相异处。两者皆反对人本主义，一归于自然，趋向超道德的艺术。一皈依神圣，趋向超道德的宗教。两者皆注重超脱政治，离开家庭，蔑弃人伦，特别蔑弃君臣父子夫妇（因利己主义者每多抱独身主义）之伦，为其共同之点。抱利己主义，在山林中自享清福，而不为政治上君臣的关系所束缚所烦累，“杨朱为我，是无君也”，确是一语中的。抱利他主义，则不知私亲，普爱众人，视四海之内的人，皆亲如兄弟，同时亦视兄弟一如四海之内的众人，爱父母兄弟亦一如爱众人，无有偏私，不觉有等差之别。“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亦确是实话。孟子并没有冤枉他们。即韩退之作《原道》攘斥佛老，其要点亦在指斥佛老之“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无不君其君”。换言之，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同是反对礼教上所予君父的权威，反对家庭私恩，反对参与政治，反对齐家治国、尊崇君父的儒家思想。这是孟子所以要辟杨墨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受儒家思想支配的文化，所以较为缺乏超脱人世、家庭和政治经济组织之伟大艺术和宗教的原因。
以上我们只是约略讨论古典的维护艺术与宗教的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而西洋近代自霍布斯以来的利己主义及圣西门和托尔斯泰等人所代表的利他主义，其精神面目，均与古典的大不相同，容得便另为文讨论。现在我们可以简单总结几句。利己与利他（杨子与墨子），虽说失之偏执，似应设法调解，而不可一味抹煞。现代的中国，旧的儒家思想，特别关于家庭、国家、礼教方面的思想，业已经过新文化运动以来的破坏摧毁。杨子的思想已随西洋个人主义的输入而抬头，墨子的思想，亦随西洋的宗教思想、人道教以及社会主义思想的输入而复兴。故今后新儒家思想的发展，似亦不得不部分的容纳杨墨的精华，而赋予新的意义。且西洋近代注重社会理想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杨子的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子的兼爱为归宿点（梁任公称费希特语），以维护个人权益为出发点，以造福于人类社会为归宿点，便可说是得到相当可取的调解，而值得我们的借鉴了。
（1944年12月刊登于《建国导报》第1卷，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