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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

目下,无论在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个人生活方面,都使人感觉到有一种危机,从而烦闷、不安。其间原因固然很多,但客观地仔细推究起来,较根本的可说是由于文化失调。自中西文化接触以来,始终还没有得到好好的调整。中国的文化未曾复兴,对西洋的文化亦还没有正确的认识;而对西洋文化认识不清楚,对我们自己的文化亦无法得到正确的了解与评价。西洋文化的传入,少则数十年,多则可推至明末西洋教士利玛窦等之来华,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对于西洋文化却始终没有真正清楚的认识,没有以正确的态度加以接受:即在西洋原甚健康无弊且有价值的事物,一传入中国,就往往变了质,以致流弊丛生。即如恋爱、跳舞,甚至民主自由,都是人所熟知的事实。何以如此?细一探究,实缘我们从开始以来,认识西洋文化的方法就错了。我们认识西洋文化,一向只看其外表,从外去了解,而没有把握住西洋文化的核心。最初只看见了西洋的船坚炮利,所谓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这第一步已经错了。其次,戊戌政变以后,慢慢地觉得我们不但没有西洋的坚船利炮,我们的政治法律亦不及人家,于是有大批留学生到欧美与日本,要去学他们的法律、政治等等社会科学。但是,西洋的政制立法,有其深厚的精神和文化的背景,生硬地搬到中国来,不惟行不通,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反而增长纷乱和危机。于是到了五四运动,更进一步觉得要认识西洋的思想和精神,这比前两个时期诚然是进步多了,但当时所注重的西洋思想,还只是实用主义;虽提倡民主与科学,但却认为不需要较高深较根本的纯正的古典的哲学、艺术,特别是道德和宗教。总之,即自五四运动以来,亦还是只从用方面着手,没有了解西洋文化的体,还是从外去了解,而没有进入西洋文化的堂奥。直到最近十年来,才渐渐的有一种觉悟,觉得西洋文明,不仅是物质文明,而在物质文明的背后,有很深的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不但物质文明不及人家,我们的精神文明亦还是不及人家,须得向人家学习。而在这精神文明里面,尤其是那支配人思想、意志、情感、生活的宗教,更值得我们注意。我以前曾写过一篇论《西洋文化的体与用》的文章,其中反对从量方面言全盘西化,而竭力主张在质、在体、在内容方面要彻底西化。就是说,要研究介绍西洋文化,必须有体有用的整个研究,整个介绍过来,单重其用而忽略其体,是必无良好效果的。特别在宗教方面,我曾说:“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又曾说,西洋近代文明中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正如中国旧有文化中的一切特点,在儒家中均应有尽有。该文发表以后,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先生就认为我的认识西洋文化,较一般人深刻,并且还说我的主张亦就是他所主张的全盘西化。但我其实并不赞成从量方面去讲全盘西化,而主张各部门从质方面讲应该彻底西化、深刻西化。

其次,闻一多先生,他后来是众所周知为民主奋斗而牺牲的烈士,在五、六年前,在一篇《中西风格比较》文内,他认为基督教的精神,就是根据信仰而奋斗,不认输,甚至不承认死,勇往直前,奋斗到底的精神。他指出基督教徒所崇奉的上帝,是与自己相似,而又远超出自己的人格的神。他认为崇拜这样的一个神,实在有它的优点,远胜过中国人的崇拜祖先,或中国道家崇尚自然的泛神论。因为祖先与我们自己是一样的人,与自己太相像,我们所有的一切缺点,我们祖先也都有,因此其实很难成为我们崇拜的对象,不如上帝之远超出我们自己,可使我们因高不可企而生崇敬之感。至于道或自然,又与我们太不相像,我们无法以之作为理想的奋斗目标,而基督教的上帝则为一种理想人格,我们可以之为模范而增进奋斗的精神。他又说到,西洋人对于恋爱、求真,以及事业各方面,都是这同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故各有崇高伟大的成就,而中国人则多平庸、重子孙繁衍,又喜欢卖弄小聪明,这些都正好与宗教精神相违悖。

又雷海宗先生,亦在同样讨论《中西风格比较》一文内,大致谓中国人最缺乏自省工夫,所以在宗教方面,就有祈祷与认罪。西洋人的祈祷,虽说是与神交通,实际只是浓厚深切的反省。而中国人的烧香念佛,只是与鬼神讲生意经,并无自省的成分。他又说,西洋人的生活是神灵与物质,或精神与物质二元的,而中国人的生活则是一元的,就是物质生活。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辅助物质生活的,而西洋人的心灵生活是独立的,以精神生活为主,物质生活为宾,非但基督教为然,其他方面亦是如此。西洋的物质文明,是其丰富的精神生活的自然表现,并非悬空独立的魔术。精神若指自省工夫与人格警觉言,则西洋文明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中国的反是毫无精神可言的贫血的文明。中国的精神文明,只可解释为“物质缺乏的文明”云云。

这两位先生最足代表认识西洋文化的新努力,都能明白指出宗教在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我特别介绍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指出了西洋实在有基础深厚的精神文明,即基督教,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盖西洋文化的传统,一向有两大来源,一面是希腊的哲学、科学、艺术等;一面就是希伯来的宗教。这两方面实相反相成,缺一不可。我现在就提高关于其宗教方面的几点意见,试加讨论。

有人认为,中国根本没有宗教,而中国人有了儒家思想,亦根本无宗教的需要。现在就试来看看,中国究竟有没有宗教?中国人究竟有没有对宗教的需要呢?要讨论这问题,姑且让我们对宗教先下一个定义。我们说,如果认为有一神圣的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我们去追求,这就是宗教。或者从内心说,人有一种崇拜的情绪,或追求价值的愿望,就是宗教。那么,在这定义之下,中国是否亦有宗教,中国人是否亦有宗教的需要呢?就普通事实来说,无论在乡村,或在城市里,凡是最伟大、庄严、持久的建筑物,多半是庙宇,或其他有宗教性的建筑。即以北平来说,天坛、孔庙、雍和宫之类,都是伟大的建筑,而都是宗教性的。古代的政治方面的建筑,如帝王的宫殿,或古代教育方面的建筑,如许多有名的书院,现在都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可是南北朝时代建的庙宇佛塔,还很多依旧留存到现在。固然新兴的都市如上海,高大巍峨的洋楼多半是银行,大公司或政府机关之类,但那是变态,而南京最伟大的建筑如中山陵,就又带有宗教意味了。曾有一外国教授抵平,亟赏天坛之美,问何不恢复祭天?我答以我们现在的政府官员已不祭天而代之以谒中山陵了。但仔细想来,中山陵究以政治意味为重,与天坛又自不同。总之,从各地最伟大持久的建筑物均为宗教性的这一事实看来,亦可证明中国一般人对宗教亦极重视。再看社会上的人,凡在政治上军事上要有所作为者,亦大半必信宗教。旧式军阀官僚,常信神道如关圣帝君之类,或信佛教。现在政治上的人物也多有信基督教者。而一些军人,常信算命看相之类,这虽然是不健全的迷信,但亦可看出其内心实有一种宗教要求。因为一般中国人文化水准甚低,所以他们的宗教生活亦甚低。总之,只要稍一细心观察,就可明白中国亦有宗教,中国人亦有宗教的需要,与西洋人没有两样。而只有其宗教是否能适应时代,有高下之分而已。

其次,就让我对以前所说“西洋近代文明的一切特点,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一点,试略加申述。

首先,让我们看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一般都认为基督教是反科学的,要提倡科学就得反宗教。可是我们试客观地加以观察分析,基督教对科学毋宁是有保护促进之功。先从历史事实看,中古欧洲因蛮族入侵,古代文化科学均遭破坏,而独赖修道院中的教士保存了希腊哲学科学各部门的典籍,使以后科学的发展,得有所凭借。其次,基督教常利用科学,采取科学上的理论,以为其本身辩护。故教士本身亦常有相当的科学知识。诚然亦有一时期基督教反对科学甚力,在近代科学初兴的时期,并常有压迫并杀戮科学家的事实。但正因其反科学,科学反更变成神圣。科学家因受教会的压迫,而愈觉得真理之可宝贵,其本身使命之伟大,从而更锲而不舍,作科学的高深探求。科学因与宗教对立竞争而愈昌明,科学家因受教会压迫而反成为最有牺牲的宗教精神者。如此亦何不可谓宗教反科学而反促进科学呢?反观我们中国,则一向认为作那种科学研究的人是玩物丧志,对科学虽不如西洋基督教会的压迫,但却是采不加理会的漠然态度,而由于这种不加理会,科学才真的被忽略而少有成就了。又凡实验室中作高深研究的科学家,其生活正与修道士一样的纯洁高尚,其追求真理、不计利害、勇往直前的精神,正如基督徒之追求上帝,因此才可发现真正崇高的真理,这里面正是一种基督教精神的表现。且科学家一面固然追求纯理智的真理,一面在情感上亦仍旧须求得宗教的安慰,两者可并行不悖,并无不相容之处。尤其有许多西洋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常自认他们之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实用的或功利的,而乃以知天或认识上帝为其目的。其超功利的宗教襟怀,大值得敬佩。故基督教实有助于科学的发展,而不是反科学。

其次,可谈一谈基督教与民主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基督教中实充满了民主的精神。中古时期,一面是君主专制,一面是教皇干政,政府与教会固然都是反民主的,但自宗教改革、教皇专政推翻以来,基督教固有的民主精神就更得发展。宗教是没有国界的,亦不受旧家庭或家族观念的束缚,而主张一切的人都是兄弟。更打破了贵族的观念,在上帝面前,大家一律平等。无论何人,都可入教受洗,得上帝的恩惠拯救。这种打破家庭观念、贵族观念的精神,于扫除我们中国人的封建思想亦大有帮助。还有,基督教富于平民精神,主张到民间去,办学校、开医院,为平民服务,与平民接触,这可以说是真正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基督教对民主政治的实施上,还可有一点帮助,即其爱仇敌的观念,要有这种宽容对方的伟大胸襟,才能有公平竞争的民主政治家的风度。故要彻底了解西洋的民主政治,实在亦必须了解基督教的精神。如果只把宗教信仰自由理解为政治上的权宜策略,是算不得认真彻底解决宗教信仰问题的。

再次,要谈谈基督教与工业化的关系。表面看来,基督教是精神方面的,工业化是物质方面的,基督教重精神而不重物质,故对工业化必有妨碍。但按之实际,亦属不然。姑且先讲点个人的经验。我以前在美国,一次在一小城内登一座小山,发现两个特别触目的东西,一个是工厂的烟囱,一个就是教堂的塔尖,两者都高耸入云,挺立不移。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觉得这两者之间,总必然有一种关系。而一个城市中如只有烟囱而没有教堂,总觉得是像缺了一面,是变态。烟囱是工业化的象征,教堂的塔尖是精神文明的象征,两者都高耸入云,代表着同一种向上的希天的精神的两方面。事实上,在一个工业发达的繁盛都市里面,因生活的繁嚣紧张,又或常遭受失业疾病等等的威胁,在这种环境里面生活着的人,如果没有宗教的情感上的安慰,则简直很容易流于疯狂,故愈工业发达的区域,实愈需要宗教。在历史上,基督教似乎一向反对工业化,反对发财,例如圣经上说有钱的人要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孔还难。但十七世纪以来的清教徒,指出只有工作的人才能有面包;又凡由勤劳得来的钱,是上帝所嘉许的这种看法,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对于工业化,就又有很大的帮助。德哲韦巴曾谓宗教改革后基督教中的道德观念,实最适宜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如勤劳、忠实、信用等等,都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亦可谓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实与工商业社会的生活有联系。又如基督教会,往往喜欢办职业学校,这亦可为基督教有助于工业化的事实证明。因此,基督教不是反工业化,而是最适宜于工商业社会,并有助于工业化的。至少比较佛教、道教为更适宜于工业化的社会。

由以上所述,实可看出西洋文化,实有其精神文明的一面,为其物质文明之体。从另一面,亦可以说西洋文化的一切特点,在基督教中均应有尽有。故欲了解西洋文化,如果只从外去了解其用,而不进入其堂奥去了解其体,或只片断地灌输西洋的科学、民主,或工业化,而忽略了基督教,恐怕是不可能的。西洋人之欲了解中国,一开头就研究我们的儒家道家等,从根本方面着手,而我们之了解西洋,却忽略了基督教,实在是一种无识。而且就宗教本身言,我们中国本来亦有宗教,亦需要宗教,这在以上亦已经谈到,可是我们原来的宗教,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有点陷于消极空寂。以后要中国能赶上西洋,亦要提倡科学、民主、工业化,则当亦必同时采取西洋基督教的精神,以作科学、民主、工业化的精神基础,而补救我们原来宗教的消极空寂之弊。我以前在美国,曾访问过一位教梵文、巴利文的穆尔教授(P.E.More),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本是对东方思想很有研究的学者,他曾说西洋人“天意”(providence of God)的观念,对东方人可有帮助。基督教可以其宗教思想帮助儒家,儒家亦可以其道德思想帮助基督教。又说基督教原为东方的产物,东方人或可成为比西方人更好的基督徒云云。他的话,我认为颇值得我们深思。

我个人过去在学生时代,因受五四风气的影响,对基督教亦甚反对,并曾见诸行动而有过相当的效果。其后在美国,与若干有道德有宗教思想的人士多多接触,思想才有了改变。不过我本人并不是基督教徒,故我绝不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传道,而纯粹是站在哲学和文化的立场,觉得要了解西洋文化不可不知基督教,而基督教的精神确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注意和采取。

(1947年2月刊登于《读书通讯》第1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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