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人生，普通地说，就是人的生活、生存或生命。人的生活有多方面，有社会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有宗教、艺术、道德、学术等等精神生活。就心理方面说，复有情感生活、理智生活、意志信仰生活等方面。人生哲学就是将这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生活，加以一番反省和考察，从经验中求得一合理的看法，以作生活的指导。简言之，就是格人生之物，穷人生之理，批评错误的人生态度而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观。本文目的在对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略加概括的叙述，以资借鉴。
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在于注重人生哲学的研究，注重人生观的建立。苏格拉底曾言，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这思想在近代的每一个人生哲学家，几乎都有重复的阐明。生活无人生观为指针，如无舵之舟，不但于自己有飘荡沉沦的危险，亦容易与他人相撞击，相冲突。这样，一个人无安身立命之所，盲目地生活着，必不能达到人生的目的。所以一个人必需要建立自己的人生观。而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固然重要，了解他人的人生观亦同样重要，英哲撤斯脱顿（Chesterton）曾经说：“我们打仗固然要了解对方统帅的战略，尤其要了解对方统帅的人生观。我们租房子固然要注意房租的多少，但尤其要明白房东的哲学”。这话实有至理。我们大概都有经验，租房子的人如果丝毫不知道房东的性行、为人，结果一定是难得相安。当然不止战争和租房子是如此，一切处世交友，对人接物莫不如此。你要交朋友，你总得认识你朋友的人生观；你要做事，你亦得知道你上司、下属或同僚的人生观，然后你才能措置得宜。希腊的传统一向认为思想指导行为，“理论是行为的秘诀”（Theory is the secret of action），这是希腊精神之所在。而尤其近代西洋人则认为对于人生的观点思想，不但只是个人脑中空幻的想象，实在是一种极真切可靠、极有力量的事实。例如一个青年抱悲观的思想，这不只是他个人主观的空想，而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由此事实就会发为行为，而产生一种可以影响社会的力量。譬如这青年悲观之极，这就发为颓唐放浪或自杀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对于社会的风俗秩序都是有影响的。盖凡真切的观念，都一定会自行实现，而发生出力量。因此近代西洋思想界尤注意人生观的研究。
第二，关于如何建立一良好健全的人生观，在近代西洋亦有一种新的趋势，即超出狭义的人生，而讲求更广大的、整全的、和谐的人生哲学。所谓狭义的人生，就是只单单限于“人”的范围，就是所谓“人本”的思想。而关于那更广大整全和谐的对人生的看法，则可以用下面三句话来表示。
一是说：“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这物就其广义言，就是自然。自然是人的一面镜子，观察自然，可以反映出自己，了解自然，亦就是帮助了解自己。一切水流花放，日移月运，都莫不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人生的了解。席勒曾有一句话说：“人生反而被人生所遮掩住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成年累月地处在人的社会中，忙于人世的应酬扰攘，使得我们的头脑都因此糊涂，而看不清人生的真正面目了。而一旦我们多到野外去登临游览，多欣赏自然的美景，总之，多和自然相接触，我们就会骤然觉得神清气爽，生意盎然，从而对于人生的真意义，似乎多了一种了解。非但如此，了解自然就可以利用自然，进而征服自然。自然本可以为人生的工具。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就是充实我们的工具，因此可使我们的生活更扩展，更丰富，更有意义。而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只了解人而不了解自然，就是只了解部分而不能了解全体，这当然是片面而不完全的。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人生，不但要了解人和人的关系，还要了解自然，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
宇宙可分为神、人、物三界。中国人历来对于物的研究不大注意，已经缺了一面，而中国又向来缺乏真正的宗教，对于神亦不大理会，因此又缺了一面。西洋则基督教盛行，而基督教有一要义，就是说“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语借自《中庸》。但柏拉图亦曾说过与此类似的话。认为对于神、圣的对象若没有知识，则对于人事方面亦无法了解。“天”是人的根本，是无限、无对的，而人则属有限、有对，“天”或“神”是永恒的，人则是暂时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平行的横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则是上下的纵的关系。我们要真正了解人，了解人的地位，人的意义，只知道人与人的横的关系是不够的，要了解人对天、人对神，或永恒之理的纵的关系，才能完全。
要知“人”，是除了“人”本身之外，还要知“物”，知“天”；而要知“生”，单单知道狭义的“生活”“生存”亦不够，还要扩展到“生”的另一面：“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话固然不错；但富于宗教和玄思的人亦何尝不可问“未知死，焉知生？”所以对于更广大整全和谐的人生的看法，第三句话可以说是“欲知生不可以不知死”，亦可以说是整全的“人生观”即须包含有“人死观”在内。当然一个人若对死的问题想得太多，甚至专想到死而不想到生，就不免沉溺于天堂、地狱、来生种种妄诞的幻想，而忽视现世。这样就会如西洋的中古时代，易陷于一种不健全的出世思想。但若专注意到生而对死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则亦属偏而不全。西洋从前亦有许多哲学家是专注重生而不注重死的。例如伊壁鸠鲁，就认为生和死是永远不会碰头的，我们既然还活着，我们就没有死，何必去想死？所以他认为死的问题是不必想的。又如斯宾诺莎曾说哲学是对于生的思考（Meditation of life）,不是对于死的思考。这些都可以说是专注意生而不注意死的哲学家的代表。而近代的哲学家则多认为生和死是互相交织着，决不能截然分开的。或认为死是生的另一阶段或另一面，而对于生的看法，处处都与对于死的看法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分开。一个人对于死的看法，往往就整个支配着影响着他生的态度。例如两个军人，因为对于死的看法不同，一个怕死，一个不怕死，他们在战争中所表现的，就必然一个勇敢，一个怯懦。又如有人认为死后能与神为侣，他的表现就显然不同。例如苏格拉底，就自以为他死后他的灵魂一定能到一个极乐的神灵的世界，认为有些人那样糊涂地生活着实在是苦恼，是值得怜悯的，因此他就能从容赴死。再如一个人确信死后有知，或者无知，都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态度有莫大的影响。所以要建立一个健全的人生观，对于死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实在是非常重要。
第三，是要说说在人生哲学范围内几个问题发展的趋势。
首先要提出的是悲观和乐观的问题。西洋近代对此问题的趋势是从悲观趋向乐观。如在宗教方面，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前半叶，欧美人的宗教观念，是趋向悲观的。即如当时的美国，一般人都认为人没有什么办法，人生是罪恶重重的，个人是渺小无意义的，一切只有求助于上帝。有人认为初期美国人的思想，就专是虔诚信天，“敬仰上帝”（Glorification of God）。但到后来，思想慢慢改变，到最后乃是“凡事必胜”的观念。他们勤勉敬畏的努力，他们的革命建国，他们的开垦拓荒，都得到成功。渐次感觉到现世即为乐土，一切事业皆可借人的努力以达到成功。因此美国人大都视人生为一大冒险事业，而以“胜利”或“成功”作为人生奋斗的基本信念。因此从对人生的悲观而转变为乐观。而其乐观却亦充满了天真的、朝气蓬勃的、积极的、爱人类、服务人类的热忱。这乐观主义是基于“爱”。记得有一美国的乐观派诗人，在他的一首有名的诗中，他描写用感官去观察人生，就看见离乱、荒淫、私欲一面，而用“仁爱”去同情了解人生，便可见到人类高尚光明的一面，从而养成欣赏人生、扶助人类的乐观态度。“仁爱”就好像是光明，光明所至之地，黑暗阴湿均将绝迹。这实在可说是代表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最美好的看法。而在哲学家方面，康德的思想就比较偏于悲观。他对人很冷淡，对人生的看法亦可以说很冷酷。他读斯威福特（Swift）的讽刺小说，常使他看到人生很坏的和可厌恶的一方面。他曾经为文论人性之彻底的恶，认为人简直是怙恶不悛，毫无希望，惟有上帝的力量或者还可拯救人类。如叔本华，更是有名的悲观论者。认为整个宇宙人生均受盲目意志的支配。这支配一切的力量，本身就是盲目的！人生就是一个苦海，快乐都可以说非真实的。痛苦多，快乐少；痛苦是持久的，快乐则只是暂时的；痛苦是深沉的，快乐都很浮浅。人生简直永远是痛苦！连自杀亦无法解脱盲目意志的束缚。叔本华和尼采又都对女人存着偏见。尼采曾说，要去见女人，切莫忘了带鞭子！又说女人或者是暴君，或者就是奴隶。女人永远不能保持理性。人类中一半是女人，至少在他们看来，这一半已经没有一个好人了。这使得他们独身不婚，两性失掉调剂，更易使心情乖癖悲观。这种悲观思想，固然是个人的性情环境时代有以使然，但亦可以说是前一时期的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之反动。前此之乐观思想，可以莱布尼兹为代表。他认为宇宙间一切都是好的，这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之最好者。连坏的亦是好的，因为坏的事物亦有“玉汝于成”的功用。因对此种乐观主义的反动而产生悲观思想，但慢慢地又超过这种悲观——而产生高一层的乐观主义，这可以黑格尔为代表。他有一种悲喜剧的看法，认为苦中之乐、苦后之乐才是真乐，征服恶魔后的道德才是真道德。歌德在浮士德著名剧本中曾说，“天天居心作恶，但却在无意中创造了善”，这就是恶魔的命运，亦就是恶魔的定义。又如威廉·詹姆士亦说，我们须得承认世间有恶魔，但我们总是把它踏在脚下。不否认世界上有恶，但恶可以转化为善，可帮助创造善，这就是近代普遍的乐观的看法。
其次要说理智和情感的问题，近代的趋势是由偏重理智或偏重情感而发展到理智与情感的交融。偏重理智为理智主义，偏重情感为浪漫主义。而近代西洋人每每则一面偏重理智对人生极尽科学研究，理智分析计算之能事，而同时复一面偏重情感，放任性情，趋于浪漫。如一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是在作纯粹理智的活动，而一离开实验室，他尤须求情感的安慰、欲望的满足，以充实其情意的生活。这可以笛卡尔为例，他本是极重理智的科学家哲学家，他发明解析几何，自是纯理智的产物，他的哲学亦全是理智的分析。但他在实际生活方面，却异常感情用事。他应瑞典女王之邀，去瑞典讲学。瑞典地处北欧，气候寒冷，笛卡尔是法国人，受不了瑞典那样寒冷的天气，他本来可以延至次年夏天去的，但可以说是为感情热忱所鼓舞，竟在冬天就到瑞典去了。结果是气候不适，他因此得了重伤风，瑞典女王派一个德国医生去为他诊病。这德国医生说，须替他放血，方可医活，他却大怒道：“你德国人休想抽我法国人的血！”终于不让他放血，他竟因此而死在瑞典。十七、十八世纪在哲学上是理智主义的时代，如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等均极重理智，但同时在文学艺术方面，则重情感的浪漫主义亦正极盛。康德本来是最重理智的，他相信人性恶，对一般人态度冷淡。他说别人虽坏，我也须尽自己道德义务，只是原则上如此。他特重理智，对于缺乏知识的人，他以为是不可救药的。但晚年读卢梭的作品，觉得愚夫愚妇的天真纯朴，亦有其可爱处，乃亦看到人性善的一面，稍稍注重情感。至十九世纪，理智与情感似乎便得到交融，而有所谓“心情的逻辑”（Logic of Heart）之说。巴斯卡尔（Pascal）甚至谓“心情的逻辑重于理智的逻辑”。且认“感情本身有其理性，而为抽象的理性所不自知”。又如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实可谓代表情感发展的逻辑节奏。情感不是盲目的，其中实包含有理性。爱情中即包含有知识，因爱情的力量尤可使知识发达；知识中亦包含更深的爱情，因智识亦可引起爱情。真情就是真理，真理亦就是真情。无情就是无理，无理亦必无情。黑格尔谓哲学若无情感，不是真哲学，信仰若无理智亦不是真信仰。若不知哲学中有情感，是不了解哲学，不知信仰中有理智，亦不能了解宗教。情感理智是合一的，唯以理智为其主导。从心理学上的事实看，亦是“凡人所爱，必其所知”，“知之深故爱之切”。故渐次发现情理调合是心理的事实，也是近代人生哲学所达到的理想。
再次，西洋近代在人生哲学的问题方面，还有一种趋势，就是由十七、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趋向到十九世纪的广义的社会主义。借用中国哲学史上的话，可说是以“杨朱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翟兼爱”为归宿点。初时很重个人尊严，反家庭、反教会、反专制君主、反传统意见和信仰。而个人自觉其为一新世界中的新人，所追求者为快乐、为权力、为知识。一切都可以放弃，而个人的自由、权利、信仰、意见则不能牺牲。这趋势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霍布斯就认为一切人都是自私的，但人实有自私的权利，我们应该调整每个人自私的权利，不应予以剥夺。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一个大君主，叫做利维坦的君主。他有绝大的平衡调整每个公民的自私自利的权利，根据契约人人都得服从他的调配。罗素说，青年人自私，老年人亦自私，不过青年人自私得坦白些，我们对于这种坦白的自私，亦没有责备的理由。但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广义的社会主义却大大发达起来。如边沁、穆勒所提倡的功利主义，又名普遍快乐主义，其口号就是要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而以增加社会上他人的快乐，为增加自己快乐的手段。他们增进社会福利的具体的方法大概有二：一是改善一般人衣食住行等实际生活，增进他们物质方面、肉体方面的享受；一是求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平民的知识水准。举凡各种救济事业、社会服务、平民运动，均莫不竭力提倡，而甚有功效。又如孔德、圣西门等所创立的人道教，托尔斯泰所提倡的人道主义，都是以利他而非利己为目的。在哲学上，黑格尔尤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一致。他曾经说，社会是个人的根本，离群索居的个人无法完成人的目的，个人是和社会不可分的，没有了社会，个人亦就无所寄托。个人一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其道德、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道。社会、国家、民族的地位提高了，便使人忘怀了小己的个人。
最后，要讲到西洋科学对人生哲学的影响，我们所特别注意的是生物学中进化论的思想，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对思想界影响极大。大家认为不但生物的发生演变是进化的，人类一切道德、社会等等亦都是进化的，我们的生活日新不已，亦就是天天在进化。不过进化不是沿直线而是沿曲线进行，前面遇到阻碍，轻则克服，重则趋避，迂回曲折，仍复前进不已。这样的观念，在西洋已甚普遍，而在中国则尚甚缺乏。在中国，一般人总认为最好的黄金时代是在上古，以后则一代不如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是退化的；“魏碑不如汉碑，唐碑又不如魏碑；”文学艺术是退化的，三代不如唐虞，两汉不如三代，唐宋又不如两汉；政治亦是退化的。推而至于其他一切，莫不受此退化观之支配。白居易诗（亦见黄山谷诗集）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更明白地说出对自己个人的一种退化观。而我们若试去问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凡年老的人大抵都抱此退化观。而他实在是非退出人生舞台不可。因为凡持这样的退化观的人，其态度必悲观消极，非退出他所认为在退化的那一项活动不可。其实说起来，退化观是中古时代的观念，进化观是近代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抱持着这种退化观，实在是表示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现代化。或问，你抱进化观固然是好，但其奈事实确属退化何？试看中国历朝的君主，哪一朝不是由贤明的开国的君主，逐渐退化，直至亡国为止。我说，事实总是那样的事实，而我们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标准去看它，着眼于不同之点，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的。我们试任意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大家都认为宋徽宗是亡国之君，宋太祖是开国之主，所以宋徽宗不及宋太祖。诚然，在某些方面，宋徽宗确是不及宋太祖，但我们若从另外的方面看，我们知道宋徽宗的字就比宋太祖写得好，宋徽宗的画亦比宋太祖的好，宋徽宗时所刻的书，较宋太祖时的板本好。而且宋徽宗时的经济情形亦比宋太祖时富裕。这样从艺术或经济的观点看，我们不是仍可有进化的痕迹可寻吗？而尤其重要的，是事实往往受观念的支配而不自觉，正因为我们一向抱退化的观念，于是无意间总是以为后辈不如前人，无进步希望，亦就自暴自弃，不求进步，而因此就确实有了退化的事实。安知我们把观念改变之后，不会因此觉得一切都是进化的，所以就努力求进步，而事实亦就日新不已，欣欣然有进步的气象呢？即如我们这一次的抗战，这种观念的影响亦就很大。抗战初起时，我们受失败主义退化观点的影响，大都以上海失守为第一期，南京失守为第二期，广州武汉失守为第三期，……照这样的观念演变下去，那么一定是西安失守为第四期，昆明重庆失守为第五期，整个亡国为第六期了，人们心中就许会暗暗地期待着让事实这样发展下去，以为这是必然的，亦不想办法去挽救。但自武汉失守以后，统帅部忽然颁发一道命令说从这时起是我们抗战第一期结束，第二期开始。我们的抗战就只有两期，第一期是诱敌深入，使他泥脚愈陷愈深。从此以后是我们反攻的时期了。因为这个观念的作用，使全国同胞始终没有失去胜利的信心，终于能支持八年之久而得到胜利，这其中的消息，未尝不值得人三思体味。因胡适之先生等的提倡，在文学史上大体已采取了进化的观点，而其余的历史和人生各方面，我们希望亦都能把旧日退化的观念改过来，采取一种新的进化的看法。因为进化观是现代的观点，我们要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还须从使每个人的人生观之现代化做起。
（写于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