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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

所谓人生,普通地说,就是人的生活、生存或生命。人的生活有多方面,有社会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有宗教、艺术、道德、学术等等精神生活。就心理方面说,复有情感生活、理智生活、意志信仰生活等方面。人生哲学就是将这各方面错综复杂的生活,加以一番反省和考察,从经验中求得一合理的看法,以作生活的指导。简言之,就是格人生之物,穷人生之理,批评错误的人生态度而建立健全合理的人生观。本文目的在对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略加概括的叙述,以资借鉴。

第一点要讲的,就是西洋近代人生哲学的趋势在于注重人生哲学的研究,注重人生观的建立。苏格拉底曾言,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生活的。这思想在近代的每一个人生哲学家,几乎都有重复的阐明。生活无人生观为指针,如无舵之舟,不但于自己有飘荡沉沦的危险,亦容易与他人相撞击,相冲突。这样,一个人无安身立命之所,盲目地生活着,必不能达到人生的目的。所以一个人必需要建立自己的人生观。而建立自己的人生观固然重要,了解他人的人生观亦同样重要,英哲撤斯脱顿(Chesterton)曾经说:“我们打仗固然要了解对方统帅的战略,尤其要了解对方统帅的人生观。我们租房子固然要注意房租的多少,但尤其要明白房东的哲学”。这话实有至理。我们大概都有经验,租房子的人如果丝毫不知道房东的性行、为人,结果一定是难得相安。当然不止战争和租房子是如此,一切处世交友,对人接物莫不如此。你要交朋友,你总得认识你朋友的人生观;你要做事,你亦得知道你上司、下属或同僚的人生观,然后你才能措置得宜。希腊的传统一向认为思想指导行为,“理论是行为的秘诀”(Theory is the secret of action),这是希腊精神之所在。而尤其近代西洋人则认为对于人生的观点思想,不但只是个人脑中空幻的想象,实在是一种极真切可靠、极有力量的事实。例如一个青年抱悲观的思想,这不只是他个人主观的空想,而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由此事实就会发为行为,而产生一种可以影响社会的力量。譬如这青年悲观之极,这就发为颓唐放浪或自杀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对于社会的风俗秩序都是有影响的。盖凡真切的观念,都一定会自行实现,而发生出力量。因此近代西洋思想界尤注意人生观的研究。

第二,关于如何建立一良好健全的人生观,在近代西洋亦有一种新的趋势,即超出狭义的人生,而讲求更广大的、整全的、和谐的人生哲学。所谓狭义的人生,就是只单单限于“人”的范围,就是所谓“人本”的思想。而关于那更广大整全和谐的对人生的看法,则可以用下面三句话来表示。

一是说:“欲知人不可以不知物。”这物就其广义言,就是自然。自然是人的一面镜子,观察自然,可以反映出自己,了解自然,亦就是帮助了解自己。一切水流花放,日移月运,都莫不可以帮助我们对于人生的了解。席勒曾有一句话说:“人生反而被人生所遮掩住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成年累月地处在人的社会中,忙于人世的应酬扰攘,使得我们的头脑都因此糊涂,而看不清人生的真正面目了。而一旦我们多到野外去登临游览,多欣赏自然的美景,总之,多和自然相接触,我们就会骤然觉得神清气爽,生意盎然,从而对于人生的真意义,似乎多了一种了解。非但如此,了解自然就可以利用自然,进而征服自然。自然本可以为人生的工具。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就是充实我们的工具,因此可使我们的生活更扩展,更丰富,更有意义。而且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只了解人而不了解自然,就是只了解部分而不能了解全体,这当然是片面而不完全的。因此我们要真正了解人生,不但要了解人和人的关系,还要了解自然,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

宇宙可分为神、人、物三界。中国人历来对于物的研究不大注意,已经缺了一面,而中国又向来缺乏真正的宗教,对于神亦不大理会,因此又缺了一面。西洋则基督教盛行,而基督教有一要义,就是说“欲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语借自《中庸》。但柏拉图亦曾说过与此类似的话。认为对于神、圣的对象若没有知识,则对于人事方面亦无法了解。“天”是人的根本,是无限、无对的,而人则属有限、有对,“天”或“神”是永恒的,人则是暂时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平行的横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则是上下的纵的关系。我们要真正了解人,了解人的地位,人的意义,只知道人与人的横的关系是不够的,要了解人对天、人对神,或永恒之理的纵的关系,才能完全。

要知“人”,是除了“人”本身之外,还要知“物”,知“天”;而要知“生”,单单知道狭义的“生活”“生存”亦不够,还要扩展到“生”的另一面:“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话固然不错;但富于宗教和玄思的人亦何尝不可问“未知死,焉知生?”所以对于更广大整全和谐的人生的看法,第三句话可以说是“欲知生不可以不知死”,亦可以说是整全的“人生观”即须包含有“人死观”在内。当然一个人若对死的问题想得太多,甚至专想到死而不想到生,就不免沉溺于天堂、地狱、来生种种妄诞的幻想,而忽视现世。这样就会如西洋的中古时代,易陷于一种不健全的出世思想。但若专注意到生而对死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则亦属偏而不全。西洋从前亦有许多哲学家是专注重生而不注重死的。例如伊壁鸠鲁,就认为生和死是永远不会碰头的,我们既然还活着,我们就没有死,何必去想死?所以他认为死的问题是不必想的。又如斯宾诺莎曾说哲学是对于生的思考(Meditation of life),不是对于死的思考。这些都可以说是专注意生而不注意死的哲学家的代表。而近代的哲学家则多认为生和死是互相交织着,决不能截然分开的。或认为死是生的另一阶段或另一面,而对于生的看法,处处都与对于死的看法有密切的关系,不能分开。一个人对于死的看法,往往就整个支配着影响着他生的态度。例如两个军人,因为对于死的看法不同,一个怕死,一个不怕死,他们在战争中所表现的,就必然一个勇敢,一个怯懦。又如有人认为死后能与神为侣,他的表现就显然不同。例如苏格拉底,就自以为他死后他的灵魂一定能到一个极乐的神灵的世界,认为有些人那样糊涂地生活着实在是苦恼,是值得怜悯的,因此他就能从容赴死。再如一个人确信死后有知,或者无知,都对他的行为和生活态度有莫大的影响。所以要建立一个健全的人生观,对于死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实在是非常重要。

第三,是要说说在人生哲学范围内几个问题发展的趋势。

首先要提出的是悲观和乐观的问题。西洋近代对此问题的趋势是从悲观趋向乐观。如在宗教方面,十七世纪后半叶至十八世纪前半叶,欧美人的宗教观念,是趋向悲观的。即如当时的美国,一般人都认为人没有什么办法,人生是罪恶重重的,个人是渺小无意义的,一切只有求助于上帝。有人认为初期美国人的思想,就专是虔诚信天,“敬仰上帝”(Glorification of God)。但到后来,思想慢慢改变,到最后乃是“凡事必胜”的观念。他们勤勉敬畏的努力,他们的革命建国,他们的开垦拓荒,都得到成功。渐次感觉到现世即为乐土,一切事业皆可借人的努力以达到成功。因此美国人大都视人生为一大冒险事业,而以“胜利”或“成功”作为人生奋斗的基本信念。因此从对人生的悲观而转变为乐观。而其乐观却亦充满了天真的、朝气蓬勃的、积极的、爱人类、服务人类的热忱。这乐观主义是基于“爱”。记得有一美国的乐观派诗人,在他的一首有名的诗中,他描写用感官去观察人生,就看见离乱、荒淫、私欲一面,而用“仁爱”去同情了解人生,便可见到人类高尚光明的一面,从而养成欣赏人生、扶助人类的乐观态度。“仁爱”就好像是光明,光明所至之地,黑暗阴湿均将绝迹。这实在可说是代表美国人的乐观主义最美好的看法。而在哲学家方面,康德的思想就比较偏于悲观。他对人很冷淡,对人生的看法亦可以说很冷酷。他读斯威福特(Swift)的讽刺小说,常使他看到人生很坏的和可厌恶的一方面。他曾经为文论人性之彻底的恶,认为人简直是怙恶不悛,毫无希望,惟有上帝的力量或者还可拯救人类。如叔本华,更是有名的悲观论者。认为整个宇宙人生均受盲目意志的支配。这支配一切的力量,本身就是盲目的!人生就是一个苦海,快乐都可以说非真实的。痛苦多,快乐少;痛苦是持久的,快乐则只是暂时的;痛苦是深沉的,快乐都很浮浅。人生简直永远是痛苦!连自杀亦无法解脱盲目意志的束缚。叔本华和尼采又都对女人存着偏见。尼采曾说,要去见女人,切莫忘了带鞭子!又说女人或者是暴君,或者就是奴隶。女人永远不能保持理性。人类中一半是女人,至少在他们看来,这一半已经没有一个好人了。这使得他们独身不婚,两性失掉调剂,更易使心情乖癖悲观。这种悲观思想,固然是个人的性情环境时代有以使然,但亦可以说是前一时期的一种过分的乐观主义之反动。前此之乐观思想,可以莱布尼兹为代表。他认为宇宙间一切都是好的,这世界是一切可能世界中之最好者。连坏的亦是好的,因为坏的事物亦有“玉汝于成”的功用。因对此种乐观主义的反动而产生悲观思想,但慢慢地又超过这种悲观——而产生高一层的乐观主义,这可以黑格尔为代表。他有一种悲喜剧的看法,认为苦中之乐、苦后之乐才是真乐,征服恶魔后的道德才是真道德。歌德在浮士德著名剧本中曾说,“天天居心作恶,但却在无意中创造了善”,这就是恶魔的命运,亦就是恶魔的定义。又如威廉·詹姆士亦说,我们须得承认世间有恶魔,但我们总是把它踏在脚下。不否认世界上有恶,但恶可以转化为善,可帮助创造善,这就是近代普遍的乐观的看法。

其次要说理智和情感的问题,近代的趋势是由偏重理智或偏重情感而发展到理智与情感的交融。偏重理智为理智主义,偏重情感为浪漫主义。而近代西洋人每每则一面偏重理智对人生极尽科学研究,理智分析计算之能事,而同时复一面偏重情感,放任性情,趋于浪漫。如一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是在作纯粹理智的活动,而一离开实验室,他尤须求情感的安慰、欲望的满足,以充实其情意的生活。这可以笛卡尔为例,他本是极重理智的科学家哲学家,他发明解析几何,自是纯理智的产物,他的哲学亦全是理智的分析。但他在实际生活方面,却异常感情用事。他应瑞典女王之邀,去瑞典讲学。瑞典地处北欧,气候寒冷,笛卡尔是法国人,受不了瑞典那样寒冷的天气,他本来可以延至次年夏天去的,但可以说是为感情热忱所鼓舞,竟在冬天就到瑞典去了。结果是气候不适,他因此得了重伤风,瑞典女王派一个德国医生去为他诊病。这德国医生说,须替他放血,方可医活,他却大怒道:“你德国人休想抽我法国人的血!”终于不让他放血,他竟因此而死在瑞典。十七、十八世纪在哲学上是理智主义的时代,如斯宾诺莎、洛克、休谟、康德等均极重理智,但同时在文学艺术方面,则重情感的浪漫主义亦正极盛。康德本来是最重理智的,他相信人性恶,对一般人态度冷淡。他说别人虽坏,我也须尽自己道德义务,只是原则上如此。他特重理智,对于缺乏知识的人,他以为是不可救药的。但晚年读卢梭的作品,觉得愚夫愚妇的天真纯朴,亦有其可爱处,乃亦看到人性善的一面,稍稍注重情感。至十九世纪,理智与情感似乎便得到交融,而有所谓“心情的逻辑”(Logic of Heart)之说。巴斯卡尔(Pascal)甚至谓“心情的逻辑重于理智的逻辑”。且认“感情本身有其理性,而为抽象的理性所不自知”。又如辩证法之一正一反一合,实可谓代表情感发展的逻辑节奏。情感不是盲目的,其中实包含有理性。爱情中即包含有知识,因爱情的力量尤可使知识发达;知识中亦包含更深的爱情,因智识亦可引起爱情。真情就是真理,真理亦就是真情。无情就是无理,无理亦必无情。黑格尔谓哲学若无情感,不是真哲学,信仰若无理智亦不是真信仰。若不知哲学中有情感,是不了解哲学,不知信仰中有理智,亦不能了解宗教。情感理智是合一的,唯以理智为其主导。从心理学上的事实看,亦是“凡人所爱,必其所知”,“知之深故爱之切”。故渐次发现情理调合是心理的事实,也是近代人生哲学所达到的理想。

再次,西洋近代在人生哲学的问题方面,还有一种趋势,就是由十七、十八世纪的个人主义趋向到十九世纪的广义的社会主义。借用中国哲学史上的话,可说是以“杨朱为我”为出发点,而以“墨翟兼爱”为归宿点。初时很重个人尊严,反家庭、反教会、反专制君主、反传统意见和信仰。而个人自觉其为一新世界中的新人,所追求者为快乐、为权力、为知识。一切都可以放弃,而个人的自由、权利、信仰、意见则不能牺牲。这趋势可说是代表近代的利己主义或个人主义。霍布斯就认为一切人都是自私的,但人实有自私的权利,我们应该调整每个人自私的权利,不应予以剥夺。政治的目的就是要一个大君主,叫做利维坦的君主。他有绝大的平衡调整每个公民的自私自利的权利,根据契约人人都得服从他的调配。罗素说,青年人自私,老年人亦自私,不过青年人自私得坦白些,我们对于这种坦白的自私,亦没有责备的理由。但到了十九世纪以后,广义的社会主义却大大发达起来。如边沁、穆勒所提倡的功利主义,又名普遍快乐主义,其口号就是要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而以增加社会上他人的快乐,为增加自己快乐的手段。他们增进社会福利的具体的方法大概有二:一是改善一般人衣食住行等实际生活,增进他们物质方面、肉体方面的享受;一是求教育文化的普及,提高平民的知识水准。举凡各种救济事业、社会服务、平民运动,均莫不竭力提倡,而甚有功效。又如孔德、圣西门等所创立的人道教,托尔斯泰所提倡的人道主义,都是以利他而非利己为目的。在哲学上,黑格尔尤力求个人与社会的融合一致。他曾经说,社会是个人的根本,离群索居的个人无法完成人的目的,个人是和社会不可分的,没有了社会,个人亦就无所寄托。个人一定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实现其道德、人性,即人之所以为人之道。社会、国家、民族的地位提高了,便使人忘怀了小己的个人。

最后,要讲到西洋科学对人生哲学的影响,我们所特别注意的是生物学中进化论的思想,自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后,对思想界影响极大。大家认为不但生物的发生演变是进化的,人类一切道德、社会等等亦都是进化的,我们的生活日新不已,亦就是天天在进化。不过进化不是沿直线而是沿曲线进行,前面遇到阻碍,轻则克服,重则趋避,迂回曲折,仍复前进不已。这样的观念,在西洋已甚普遍,而在中国则尚甚缺乏。在中国,一般人总认为最好的黄金时代是在上古,以后则一代不如一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是退化的;“魏碑不如汉碑,唐碑又不如魏碑;”文学艺术是退化的,三代不如唐虞,两汉不如三代,唐宋又不如两汉;政治亦是退化的。推而至于其他一切,莫不受此退化观之支配。白居易诗(亦见黄山谷诗集)云:“老色日上面,欢悰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更明白地说出对自己个人的一种退化观。而我们若试去问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凡年老的人大抵都抱此退化观。而他实在是非退出人生舞台不可。因为凡持这样的退化观的人,其态度必悲观消极,非退出他所认为在退化的那一项活动不可。其实说起来,退化观是中古时代的观念,进化观是近代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还抱持着这种退化观,实在是表示我们的思想观念还没有现代化。或问,你抱进化观固然是好,但其奈事实确属退化何?试看中国历朝的君主,哪一朝不是由贤明的开国的君主,逐渐退化,直至亡国为止。我说,事实总是那样的事实,而我们以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标准去看它,着眼于不同之点,我们得出的结论就会不同的。我们试任意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大家都认为宋徽宗是亡国之君,宋太祖是开国之主,所以宋徽宗不及宋太祖。诚然,在某些方面,宋徽宗确是不及宋太祖,但我们若从另外的方面看,我们知道宋徽宗的字就比宋太祖写得好,宋徽宗的画亦比宋太祖的好,宋徽宗时所刻的书,较宋太祖时的板本好。而且宋徽宗时的经济情形亦比宋太祖时富裕。这样从艺术或经济的观点看,我们不是仍可有进化的痕迹可寻吗?而尤其重要的,是事实往往受观念的支配而不自觉,正因为我们一向抱退化的观念,于是无意间总是以为后辈不如前人,无进步希望,亦就自暴自弃,不求进步,而因此就确实有了退化的事实。安知我们把观念改变之后,不会因此觉得一切都是进化的,所以就努力求进步,而事实亦就日新不已,欣欣然有进步的气象呢?即如我们这一次的抗战,这种观念的影响亦就很大。抗战初起时,我们受失败主义退化观点的影响,大都以上海失守为第一期,南京失守为第二期,广州武汉失守为第三期,……照这样的观念演变下去,那么一定是西安失守为第四期,昆明重庆失守为第五期,整个亡国为第六期了,人们心中就许会暗暗地期待着让事实这样发展下去,以为这是必然的,亦不想办法去挽救。但自武汉失守以后,统帅部忽然颁发一道命令说从这时起是我们抗战第一期结束,第二期开始。我们的抗战就只有两期,第一期是诱敌深入,使他泥脚愈陷愈深。从此以后是我们反攻的时期了。因为这个观念的作用,使全国同胞始终没有失去胜利的信心,终于能支持八年之久而得到胜利,这其中的消息,未尝不值得人三思体味。因胡适之先生等的提倡,在文学史上大体已采取了进化的观点,而其余的历史和人生各方面,我们希望亦都能把旧日退化的观念改过来,采取一种新的进化的看法。因为进化观是现代的观点,我们要国家社会的现代化,还须从使每个人的人生观之现代化做起。

(写于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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