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文以载道”、“诗言志”，故学道者看不起学文者（程伊川[1]以为学文者为“玩物丧志”），学诗者又谓学道者为“假道学”——二者势同水火，这是错误。若道之出发点为思想，若诗之出发点为情感，则此二者正如鸟之两翅不可偏废。天下岂有有思想而无情感的人？或有情感、无思想的人？二者相轻是“我执”，“我执”太深。人既有思想与情感，其无论表现于道或表现于文，皆相济而不相害。
学道者贵在思多、情少，即以理智压倒情感，此似与诗异。然而不然。《论语》开首曰：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
曰“说”曰“乐”，岂非情感？《论语·雍也》又曰：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述而》则有曰：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此曰“乐”，非情感而何？《佛经》多以“如是我闻”开首，结尾则多有“欢喜奉行”四字，不管听者为人或非人，不管道行深浅，听者无不喜欢，无不奉行。“信”是理智、是意志，非纯粹情感。然“信”必同于“欢喜”，欢喜则为感情。可见道不能离情感。
理，即哲学（人生），本于经验、感觉。如此说理满可以；若其说理为传统的、教训的、批评的，则不可。要紧的是发现而不是说明。老杜《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不是说理，而其所写在于“哀鸣思战斗”的人生哲学。人在社会上生活，是战士，然人生哲学不是教训、批评。至表现，则必须借景与情。如此可知唐人说理与宋人不同；且有的宋人说理并不深，并不真，只是传统的。
诗人达到最高境界是哲人，哲人达到最高境界是诗人，即因哲学与诗情最高境界是一。好诗有很严肃的哲理，如魏武[2]、渊明，“譬如朝露”、“人生几何”等，宋人作诗一味讲道理，道理可讲，唯所讲不可浮浅；若庄严深刻，诗尽可讲道理，讲哲理，诗情与哲理通。
常人皆以为唐人诗是自然，是情感；宋人诗是不自然，是思想。若果然，则何重彼而轻此？唐人情浓而感觉锐敏。说唐人诗首推李、杜，而人不甚明白李白乃纨绔子弟，云来雾去；老杜则任感情冲动，简直不知如何去生活，其情感不论如何真实，感觉不论如何敏锐，总是“单翅”。
唐人重感，宋人重观；一属于情感，一属于理智。宋人重观察，观察是理智的。简斋有句：
蛛丝闪夕霁，随处有诗情。
（《春雨》）
诗即从观来，是理智。若其：
谈余日亭午，树影一时正。
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夏日集葆真池上》）
它则更是理智的矣，似不能与前“蛛丝”二句并论，盖“蛛丝”二句似感。而余以为“蛛丝”二句，仍为观而非感。必若老杜：
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
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
（《倦夜》）
此四句，始为感。“暗飞萤自照”，似观而实是感；“蛛丝闪夕霁”句太清楚，凡清楚的皆出于观。“暗飞”句则是一种憧憬，近于梦，此必定是感，似醉，是模糊，而不是不清楚。
老杜诗有点“浑得”，而力量真厚、真重、真大，压得住。后人不成，则真“浑得”矣。正如老妪为独子病许愿，是迷信，而人不敢非笑之，且不得不表同情，即其心之厚、重、大，有以感人。老杜之诚即如此，诚于中而形于外。吾人尽管比老杜聪明，但无其伟大。“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无。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句厚、重、大，不“浑得”。
宋人作诗必此诗，唐人则有一种梦似的诗。宋人诗有轮廓，以内是诗，以外非诗。唐人诗则系“变化于鬼神”，非轮廓所可限制。可见诗内非不容纳思想。
宋初西昆体，有《西昆酬唱集》，内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十七人。说者谓“西昆”完全继承晚唐作风。晚唐诗感觉锐敏而带有疲倦情调，与西洋唯美派、颓废派（decadent）颇相似。诗有“思”（思想）、“觉”（感觉）、“情”（情感）（此三点，俟后详言）。晚唐只是感觉发达，而“西昆”所继承并非此点。感觉是个人的，而同时也是共同的。有感觉即使不能成为伟大作家，至少可以成功。宋人并非个个麻木，唯“西昆”感觉不是自己的，而是晚唐的，只此一点，便失去了诗人创造的资格。
传统力量甚大，然凡成功的作家皆是打破传统而创立自己面目者。退之学工部，然尚有自己的“玩意儿”在。韩致尧学义山，虽小，但不可抹杀。不过西昆体亦尚有可得意之一点，即修辞上的功夫。于是宋以后诗人几无人能跳出文学修辞范围。后人诗思想、感情都是前人的，然尚能像诗，即因其文学修辞尚有功夫。
西昆体修辞上最显著一点即使事用典（用典最宜于应酬文字）。此固然自晚唐来，而晚唐用故实乃用为譬喻工具，所写则仍为自己感觉。至宋初西昆体而不然，只是一种巧合，没有意义，虽亦可算做譬喻，然绝非象征，只是外表上相似，玩字。故西昆诗用典只是文字障，及至好容易把“皮”啃下，到“馅”也没什么。（余作诗用典有二原因：一即才短，二即偷懒。）
仁宗初年盖宋最太平时期，当时有二作家，即苏舜钦子美、梅尧臣圣俞。欧阳修甚推崇此二人，盖因欧感到“西昆”之腐烂。梅、苏二人开始不作“西昆”之诗，此为“生”，然可惜非生气（朝气），而为生硬。同时，苏、梅生硬之风气亦如“西昆”之使是然，成为宋诗传统特色。宋诗之生硬盖矫枉过正。苏、梅二人开宋诗先河，在诗史上不可忽略，然研究宋诗可不必读。
此为宋诗萌芽时期。
至宋诗发育期，则有欧阳修。欧在宋文学史上为一重镇，其古文改骈为散，颇似唐之退之，名“复古”，实“革新”。欧阳修文章学韩退之，但又非退之。桐城派[3]以为韩属阳刚，欧属阴柔，是也。欧散文树立下宋散文基础，连小型笔记《稽古录》、《归田录》皆写得很好。后之写笔记者盖皆受其影响，比韩退之在唐更甚。此并非其诗文成就更大，乃因其官大。
欧文不似韩而好，诗学韩似而不好，其缺点乃以文为诗。此自退之、工部已然，至欧更显，尤其在古诗。故宋人律、绝尚有佳作，古诗则佳者颇少，即因其为诗的散文，有韵的散文。此在宋亦成为风气。欧氏作有《庐山高》，自以为非李太白不能为也——人自负能增加生活勇气，然亦须反省——可是太白诗真不像欧。
欧后有王安石。苏东坡见其词谓为“野狐精”[4]。实际观之，诗、文、词、字皆“野狐精”，然足以代表其个性、缺点、共同性，不过真了不起。
元遗山《论诗绝句》之一有云：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
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
至苏、黄，宋诗是完成了，而并非成熟，与晚唐之诗不同。
凡是对后来发生影响的诗人，是功首亦罪之魁。神是人格最完美的，人是有短处、劣点的，唯其长处、美处足以遮盖之耳。然此又不易学，创始者是功首也是罪魁，法久弊生。
宋之苏、黄，似唐之李、杜，而又绝不同。苏什么都会，而人评之曰“凡事俱不肯著力”。“问君无乃求之欤，答我不然聊尔耳。”（《送颜复兼寄王巩》）人之发展无止境，而人之才力有限制。余以为苏东坡未尝不用力，而是到彼即尽，没办法。
东坡有《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
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
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
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长遭骂。
不嗔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
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铓。
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苏写酒“芒角出”，陶公写酒“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二十首》其十六）。陶诗十个字调和，无抵触；苏诗“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不调和。“平生”以下四句是有韵的散文，太浮浅。苏此诗思想、感觉、感情皆不深刻，只是奇，可算得“奇外无奇更出奇”。而奇决站不住，然是宋诗，非唐诗。新奇最不可靠，是宋诗特点，亦其特短。此诗感觉不敏锐，情感不深刻，是思想，然非近代所谓思想。诗中思想绝非判断是非善恶的。苏东坡思想盖不能触到人生之核心。苏公是才人，诗成于机趣，非酝酿。
苏之成为诗人因其在宋诗中是较有感觉的。欧阳修在词中很能表现其感觉，而作诗便不成。陈简斋、陆放翁在宋诗人中尚非木头脑袋，有感觉、感情。苏诗中感觉尚有，而无感情，然在其词中有感情——可见用某一工具表现，有自然不自然之分。大晏、欧阳修、苏东坡词皆好，如诗之盛唐。
苏之“雨中荷叶终不湿”句出自其《别子由三首兼别迟》（迟：子由之子），诗共三首，其第二首：
先君昔爱洛城居，我今亦过嵩山麓。
水南卜筑吾岂敢，试向伊川买修竹。
又闻缑山好泉眼，傍市穿林泻冰玉。
遥想茅轩照水开，两翁相对情如鹄。
没味，感觉真不高。第三首：
两翁归隐非难事，唯要传家好儿子。
忆昔汝翁如汝长，笔头一落三千字。
世人闻此皆大笑，慎勿生儿两翁似。
不知樗栎荐明堂，何以盐车压千里。
这是说明，是传统的、教训的、批评的，很浅薄，在诗中不能成立。要说到“沧海横流却是谁”，学诗单注意及此便坏了。
想象盖本于实际生活事物，而又不为实际生活事物所限，故近于幻想而又与之不同。老杜：
明崔子恩《苏轼留带图》副本
浮云连阵没，秋草遍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骕骦。
哀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秦州杂诗二十首》之一）
数句是想象而非幻想，想象非实际生活而本于实际生活。死于句下是既无想象又无幻想。宋诗幻想不发达，有想象然又为理智所限，妨碍诗之发展。
东坡好为翻案文章，盖即因理智发达，如其“武王非圣人也”（《武王论》），然亦只是理智而非思想。思想是平日酝酿含蓄后经一番滤净、渗透功夫。东坡只是灵机一动，如其《登州海市》（七言古）引退之诗“岂非正直能感通”（《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苏写登州海市，海市冬日不易有，而东坡于冬日一祷告，便有海市出现：
岁寒水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
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
于是联想到韩诗：
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廪堆祝融。
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
前曰“异事惊倒百岁翁”，此又曰“岂知造物哀龙钟”，此比韩近人情味，亦翻案。又：
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
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菊。
（《送杨杰》）
“万里红波半天赤”句没想象，而老杜“秋草遍山长”好。由此可知，文学注意表现更在描写之上。作诗时更要抓住诗之音乐美。苏之“万里”句，既无威风又无神韵。再如其“魂扑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真幼稚。老杜则虽拙而不稚。
宋诗无幻想，想象力亦不够，故七古好者少，反之倒是七绝真有好诗。如东坡：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赠刘景文》）
有想象。秋景皆谓为衰飒、凄凉，而苏所写是清新的，亦如“秋草遍山长”，字句外有想象。至其《惠崇春江晚景》：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竹外桃花三两枝”，直煞；而“春江水暖鸭先知”句，有想象；惠崇春江绝不能画河豚，而曰“正是河豚欲上时”，好，有想象。
黄山谷有《题阳关图》：
断肠声里无形影，画出无声亦断肠。
想见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
着力，真是想疯了心。找遍苏集无此一首。然山谷乃second-hand之诗人，第二手，间接得来，拿人家的——北朝民歌《敕勒歌》“风吹草低见牛羊”，整旧如新。凡山谷出色处皆用人之诗，整旧如新。
诗有诗学，文有文法。有文然后有法，而文不必依法作。读诗非读玄。
诗之工莫过于宋，宋诗之工莫过于“江西派”，山谷、后山、简斋。人谓山谷诗如老吏断狱，严酷寡恩。不是说断得不对，而是过于严酷。在作品中我们要看出它的人情味。而黄山谷诗中很少能看出人情味，其诗但表现技巧，而内容浅薄。“江西派”之大师，自山谷而下十之九有此病，即技巧好而没有意思（内容），缺少人情味。功夫到家反而减少诗之美。《诗经·小雅·采薇》之“杨柳依依”岂经锤炼而来？且“依依”等字乃当时白话，千载后生气勃勃，即有人情味。
宋人对诗用功最深，而诗之衰亦自宋始。
凡一种学说成为一种学说时，已即其衰落时期。上古无所谓诗学反多好诗，既成为诗学则真诗渐少，伪诗渐多。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反言；“大道废”然后“有仁义”（《道德经》）——顺言。大道不衰，何来仁义？凡成一种学问即一种口号——有了口号就不成。“掊斗折衡，而民不争。”（《庄子·胠箧》）
凡一种名义皆可作伪。所谓伪诗，字面似诗，皆合格律，而内容空虚。后人之陈旧不出前人范围，盖俗所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的事”。不讲货，但注意“字号”，此事之所以衰。故说“具眼学人”，学人须具眼，始能别真伪。大诗人应如工厂，自己织造，或不精致而实在自己出的。伪诗人如小贩，乃自大工厂趸来，或装潢很美丽，然非自造。诗应为自己内心真正感生出来，虽与古人合亦无关。不然虽不同亦非真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