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文之范围也。圣人之旨，于经观其大备，其深博无涯涘，乃《文心雕龙》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

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

九流皆托始于《六经》，观《汉书·艺文志》可知其概。左氏之时，有《六经》未有各家，然其书中所取义，已不能有纯无杂。扬子云谓之“品藻”，其意微矣。

《春秋》文见于此，起义在彼。左氏窥此秘，故其文虚实互藏，两在不测。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

刘知几《史通》谓《左传》“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余谓百世史家，类不出乎此法。《后汉书》称荀悦《汉纪》“辞约事详”，《新唐书》以“文省事增”为尚，其知之矣。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

杜元凯序《左传》曰：“其文缓。”吕东莱谓：“文章从容委曲而意独至，惟《左氏》所载当时君臣之言为然。盖繇圣人余泽未远，涵养自别，故其辞气不迫如此。”此可为元凯下一注脚。盖“缓”乃无矜无躁，不是弛而不严也。

文得元气便厚。《左氏》虽说衰世事，却尚有许多元气在。

学《左氏》者，当先意法而后气象。气象所长在雍容尔雅，然亦有因当时文胜之习而觭重以肖之者。后人必沾沾求似，恐失之啴侈靡矣。

萧颖士《与韦述书》云：“于《穀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核。”二语意皆明白。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

《左氏》叙战之将胜者，必先有戒惧之意，如韩原秦穆之言，城濮晋文之言，邲楚庄之言，皆是也。不胜者反此。观指睹归，故文贵于所以然处著笔。

《左传》善用密，《国策》善用疏。《国策》之章法笔法奇矣，若论字句之精严，则左公允推独步。

左氏与史迁同一多爱，故于《六经》之旨均不无出入。若论不动声色，则左于马加一等矣。

“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以左氏之才之学，而文必范我驰驱，其识虑远矣。

《国语》，周、鲁多掌故，齐多制，晋、越多谋。其文有甚厚甚精处，亦有剪裁疏漏处，读者宜别而取之。

柳柳州尝作《非国语》，然自序其书，称《国语》文“深闳杰异”；其《与韦中立书》，谓“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则《国语》之懿亦可见矣。

《公》、《穀》二传，解义皆推见至隐，非好学深思不能有是。至传闻有异，疑信并存，正其不敢过而废之之意。

公、穀两家善读《春秋》本经。轻读，重读，缓读，急读，读不同而义以别矣。《庄子·逸篇》：“仲尼读《春秋》，老聃踞灶觚而听。”虽属寓言，亦可为《春秋》尚读之证。

《左氏》尚礼，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义，故正。

《公羊》堂庑较大，《穀梁》指归较正。《左氏》堂庑更大于《公羊》，而指归往往不及《穀梁》。

《檀弓》语少意密，显言直言所难尽者，但以句中之眼、文外之致含藏之，已使人自得其实。是何神境！

《左氏》森严，文赡而义明，人之尽也。《檀弓》浑化，语疏而情密，天之全也。文之自然无若《檀弓》，刻画无若《考工》、《公》、《穀》。《檀弓》诚悫颀至，《考工》朴属微至。

《问丧》一篇，缠绵凄怆，与《三年问》皆为《戴记》中之至文。《三年问》大要出于《荀子》，知《问丧》之传亦必古矣。

《家语》非刘向校定之遗，亦非王肃、孔猛所能托。大抵儒家会集记载而成书，是以有纯有驳，在读者自辨之耳。

《家语》好处，可即以《家语》中一言评之，曰：“笃雅有节。”《家语》之文，纯者可几《檀弓》，杂者甚或不及《孔丛子》。

《国策》疵弊，曾子固《战国策目录序》尽之矣。抑苏老泉《谏论》曰：“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盖尝推此意以观之，如鲁仲连之不帝秦，正矣；然自称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其非无术可知。然则读书者亦顾所用何如耳，使用之不善，亦何读而可哉！

战国说士之言，其用意类能先立地步，故得如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也。不然，专于措辞求奇，虽复可惊可喜，不免脆而易败。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

《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

杜诗《义鹘行》云：“斗上捩孤影。”一“斗”字，形容鹘之奇变极矣。文家用笔得“斗”字诀，便能一落千丈，一飞冲天，《国策》其尤易见者。

韩子曰：“孟氏醇乎醇。”程子曰：“孟子尽雄辩。”韩对荀、扬言之，程对孔、颜言之也。

《孟子》之文，至简至易，如舟师执舵，中流自在，而推移费力者不觉自屈。龟山杨氏论《孟子》“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可谓探本之言。

《孟子》之文，百变而不离其宗，然此亦诸子所同。其度越诸子处，乃在析义至精，不惟用法至密也。

集义、养气，是孟子本领。不从事于此而学孟子之文，得无象之然乎？

荀子明六艺之归，其学分之足了数大儒。其尊孔子，黜异端，贵王贱霸，犹孟子志也。读者不能择取之，而必过疵之，亦惑矣。

孟子之时，孔道已将不著，况荀子时乎！荀子矫世之枉，虽立言之意时或过激，然非自知明而信道笃者不能。

《易传》言“智崇礼卑”。荀卿立言不能皆粹，然大要在礼智之间。

屈子《离骚》之旨，只“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二语足以括之。“百尔”，如女媭、灵氛、巫咸皆是。

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又曰：“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志”也，“为人”也，论屈子辞者，其斯为观其深哉！

孟子曰：“《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夫忠臣之事君，孝子之事亲，一也。屈子《离骚》，若经孟子论定，必深有取焉。

“文丽用寡”，扬雄以之称相如，然不可以之称屈原。盖屈之辞能使读者兴起尽忠疾邪之意，便是用不寡也。

国手置棋，观者迷离，置者明白。《离骚》之文似之。不善读者，疑为于此于彼，恍惚无定，不知只由自己眼低。苏老泉谓“诗人优柔，骚人清深”，其实清深中正复有优柔意。

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

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庄子》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于此见寓言之妙。

《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鸴鸠、斥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大小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

文有合两篇为关键者。《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读者初不觉意注何处，直至《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四句，始见前语正预为此处翻转地耳。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

《庄子·齐物论》“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一段，体物入微。与之神似者，《考工记》后，柳州文中亦间有之。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其根极则《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实不可以已”。

老年之文多平淡。庄子书中有庄子将死一段，其为晚年之作无疑，然其文一何掞诡之甚！

《庄子》是跳过法，《离骚》是回抱法，《国策》是独辟法，《左传》、《史记》是两寄法。

有路可走，卒归于无路可走，如屈子所谓“登高吾不说，入下吾不能”是也。无路可走，卒归于有路可走，如庄子所谓“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今子有大树，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是也。而二子之书之全旨，亦可以此概之。

柳子厚《辩列子》云：“其文辞类《庄子》，而尤为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案：《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其辞之掞诡，时或甚于《庄子》，惟其气不似庄子放纵耳。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

文家于《庄》《列》外，喜称《楞严》《净名》二经，识者知二经乃似《关尹子》，而不近《庄》《列》。盖二经笔法有前无却，《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韩非锋颖太锐。《庄子·天下篇》称老子道术所戒曰：“锐则挫矣。”惜乎非能作《解老》《喻老》而不鉴之也。至其书大端之得失，太史公业已言之。

管子用法术而本源未为失正，如“上服度则六亲多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此等语岂申、韩所能道！

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

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

西京文之最不可及者，文帝之诏书也。《周书·吕刑》，论者以为哀矜恻怛，犹可以想见三代忠厚之遗意。然彼文至而实不至，孰若文帝之情至而文生耶？

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

贾生陈政事，大抵以礼为根极。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在汉朝之儒，惟贾生而已。”一“儒”字下得极有分晓。何太史公但称其明申、商也？

贾生谋虑之文，非策士所能道；经制之文，非经生所能道。汉臣后起者，得其一支一节，皆足以建议朝廷，擅名当世。然孰若其笼罩群有而精之哉！

柳子厚《与杨京兆凭书》云：“明如贾谊”，一“明”字体用俱见。若《文心雕龙》谓“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语虽较详，然似将贾生作文士看矣。

《隋书·李德林传》，任城王湝遗杨遵彦书曰：“经国大体，是贾生、晁错之俦；雕虫小技，殆相如、子云之辈。”此重美德林之兼长耳。然可见马、扬所长在研炼字句，其识议非贾、晁比也。

晁家令、赵营平皆深于筹策之文。赵取成其事，不必其奇也；晁取切于时，不必其高也。

董仲舒学本《公羊》，而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则其于礼也深矣。至观其论大道，深奥宏博，又知于诸经之义无所不贯。

董仲舒《对策》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其见卓矣。扬雄“非圣哲之书不好”，盖衷此意，然未若董之自得也。

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马迁之史，与《左氏》一揆。《左氏》“先经以始事”，“后经以终义”，“依经以辩理”，“错经以合异”；在马则夹叙夹议，于诸法已不移而具。

文之道，时为大。《春秋》不同于《尚书》，无论矣。即以《左传》《史记》言之，强《左》为《史》，则噍杀；强《史》为《左》，则缓。惟与时为消息，故不同正所以同也。

文之有左、马，犹书之有羲、献也。张怀瓘论书云：“若逸气纵横，则羲谢于献；若簪裾礼乐，则献不继羲。”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

太史公文，精神气血，无所不具。学者不得其真际，而袭其形似，此庄子所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者也。

太史公文，疏与密皆诣其极。密者，义法也。苏子由称其“疏荡有奇气”，于义法犹未道及。

太史公时有河汉之言，而意理却细入无间。评者谓“乱道却好”，其实本非乱道也。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长江、大河相若。叙事不合参入断语。太史公寓主意于客位，允称微妙。

太史公文，悲世之意多，愤世之意少，是以立身常在高处。至读者或谓之悲，或谓之愤，又可以自征器量焉。

太史公文，兼括六艺百家之旨。第论其恻怛之情，抑扬之致，则得于《诗三百篇》及《离骚》居多。

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长卿虽非无得于情，要是辞一边居多。离形得似，当以史公为尚。

“学无所不窥”，“善指事类情”，太史公以是称庄子，亦自寓也。

文如云龙雾豹，出没隐见，变化无方，此《庄》《骚》太史所同。

尚礼法者好《左氏》，尚天机者好《庄子》，尚性情者好《离骚》，尚智计者好《国策》，尚意气者好《史记》，好各因人，书之本量初不以此加损焉。

太史公文与楚、汉间文相近，其传楚、汉间人，成片引其言语，与己之精神相入无间，直令读者莫能辨之。

子长精思逸韵俱胜孟坚。或问：逸韵非孟坚所及，固也；精思复何以异？曰：子长能从无尺寸处起尺寸，孟坚遇尺寸难施处，则差数睹矣。

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雄者善用直捷，故发端便见出奇；逸者善用纡徐，故引绪乃觇入妙。

《画诀》：“石有三面，树有四枝。”盖笔法须兼阴阳向背也。于司马子长文往往遇之。

太史公文，如张长史于歌舞战斗，悉取其意与法以为草书。其秘要则在于无我，而以万物为我也。

《淮南子》连类喻义，本诸《易》与《庄子》，而奇伟宏富，又能自用其才，虽使与先秦诸子同时，亦足成一家之作。

贾长沙、太史公、《淮南子》三家文，皆有先秦遗意。若董江都、刘中垒，乃汉文本色也。

司马长卿文虽乏实用，然举止矜贵，扬搉典硕，故昌黎碑板之文亦仪象之。

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惟此体施之必择所宜，古人自主文谲谏外，鲜或取焉。

刘向文足继董仲舒。仲舒治《公羊》，向治《穀梁》。仲舒《对策》，向上封事，引《春秋》并言“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亦可见所学之务乎其大，不似经生习气，譊々置辩于细故之异同也。

刘向、匡衡文，皆本经术。向倾吐肝胆，诚恳悱恻，说经却转有大意处；衡则说经较细，然觉志不逮辞矣。

扬子云说道理，可谓能将许大见识寻求。然从来足于道者，文必自然流出，《太玄》《法言》，抑何气尽力竭耶？

杨子《法言》有些憨意，盖专己创言，人虽怪且厌之，弗为少动也。

东坡《答谢民师书》谓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子固《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云：“巩自度学每有所进，则于雄书每有所得。”曾、苏所见不同如此。介甫《与王深甫书》亦盛推雄，如所谓“孟子没，能言大人而不放于老庄者，扬子而已”是也。

司马温公叙《扬子》，谓“孟子好《诗》《书》，文直而显；荀子好《礼》，文富而丽；扬子好《易》，文简而奥。”孟、荀、扬并称无别，与昌黎之论三子异矣。

扬子云之言，其病正坐近似圣人。《朱子语类》云：“若能得圣人之心，则虽言语各别，不害其为同。”此可知学贵实有诸己也。

孙可之《与高锡望书》云：“文章如面，史才最难。到司马子长之地，千载独闻得扬子云。”余谓子云之史今无可见，大抵已被班氏取入《汉书》。《汉书·扬雄传》或疑出于雄所自述，亦可见其梗概矣。

班孟坚文，宗仰在董生、匡、刘诸家，虽气昧已是东京，然尔雅深厚，其所长也。

苏子由称太史公“疏荡有奇气”，刘彦和称班孟坚“裁密而思靡”。“疏”、“密”二字，其用不可胜穷。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元深重其书，即韩退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潜夫论》皆贵德义、抑荣利之旨，虽论卜、论梦亦然。

东汉文浸入排丽，是以难企西京。缪袭称仲长统才章足继董、贾、刘、扬，今以《昌言》与数子之书并读，气格果相伯仲耶？

仲长统深取崔寔《政论》，谓“凡为人主，宜写一通，置之坐侧”。按《政论》所言，主权不主经，谓济时拯世，不必体尧蹈舜。此岂为治之常法哉？而统服之若此，宜其所著之《昌言》，旨不皆粹也。

崔寔《政论》，参霸政之法术；荀悦《申鉴》，明古圣王之仁义。悦言屏四患，崇五政，允足为后世法戒；寔言孝宣优于孝文，意在矫衰汉之毙，故不觉言之过当耳。

遒文壮节，于汉季得两人焉：孔文举、臧子源是也。曹子建、陈孔璋文为建安之杰，然尚非其伦比。

孔北海文，虽体属骈丽，然卓荦遒亮，令人想见其为人。唐李文饶文，气骨之高，差可继踵。郑康成《戒子益恩书》，雍雍穆穆，隐然涵《诗》《礼》之气。

汉、魏之间，文灭其质，以武侯经世之言，而当时怪其文采不艳。然彼艳者如实用何？

曾子固《徐幹中论目录序》谓幹“能考六艺，推仲尼、孟子之旨”。余谓幹之文非但其理不驳，其气亦雍容静穆，非有养不能至焉。

徐幹《中论》说道理俱正而实。《审大臣》篇极推荀卿而不取游说之士，《考伪》篇以求名为圣人之至禁，其指概可见矣。魏文称其“含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盖为得之。然伟长岂以是言增重哉？

陈寿《三国志》，文中子谓其“依大义而削异端”，晁公武《读书志》谓其“高简有法”，可见“义”、“法”二字为史家之要。

晋元康中，范瑽等上表谓陈寿“文艳不及相如，而质直过之”，此言殆外矣。相如自是辞家，寿是史家，体本不同，文质岂容并论！

文中子抑迁、固而与陈寿，所言似过。然观寿书练核事情，每下一字一句，极有斤两，虽迁、固亦当心折。

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盖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陶渊明为文不多，且若未尝经意，然其文不可以学而能。非文之难，有其胸次为难也。

史家学识当出文士之上。范蔚宗尝自言“耻作文士文”，然其史笔于文士纤杂之见，往往振刷不尽。

《史通》称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范史自谓《循吏》以下诸序论，“笔势纵放，往往不减《过秦》篇”。《史通》亦言蔚宗参踪于贾谊。班、范两家，宗派于此别矣。

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柳州游记，此其先导耶？

刘勰《新论》，体出于《韩非子·说林》及《淮南子·说山训》、《说林训》。其中格言，如《慎独》篇“独立不惭影，独寝不愧衾”二语，六朝时几人能道及此！

王仲淹《中说》，似其门人所记。其意理精实，气象雍裕，可以观其所蕴，亦可以知记者之所得矣。

荀子与文中子皆深于礼乐之意。其文则荀子较雄峻，文中子较深婉，可想其质学各有所近。后此如韩昌黎、李习之两家文，分涂亦然。

荀子言法后王，文中子称汉七制之主，特节取之意耳。至宋永嘉诸公，遂本此意衍为学派，而一切议论因之，未免偏据而规小矣。

“畏天悯人”四字，见《文中子·周公》篇，盖论《易》也。今读《中说》全书，觉其心法皆不出此意。

元次山文，狂狷之言也。其所著《出规》，意存乎有为；《处规》，意存乎有守。至《七不如》七篇，虽若愤世太深，而忧世正复甚挚，是亦足使顽廉懦立，未许以矫枉过正目之。

陆宣公文贵本亲用，既非瞀儒之迂疏，亦异杂霸之功利。于此见情理之外无经济也。陆宣公奏议，评以四字，曰：正实切事。

陆宣公奏议，妙能不同于贾生。贾生之言犹不见用，况德宗之量非文帝比。故激昂辩折有所难行，而纡余委备可以巽入。且气愈平婉，愈可将其意之沈切。故后世进言多学宣公一路，惟体制不必仍其排偶耳。

贾生、陆宣公之文，气象固有辨矣。若论其实，陆象山最说得好：“贾谊是就事上说仁义，陆贽是就仁义上说事。”

独孤至之文，抑邪与正，与韩文同。《唐实录》称韩愈师其为文，乃韩则未尝自言，学于韩者复不言。《唐书》本传亦仅言“梁肃、高参、崔元翰、陈京、唐次、齐抗师事之”，而韩不与焉。要其文之足重，固不系乎韩师之也。

昌黎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观《答李翊书》，学养并言可见。昌黎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苏老泉以孟、韩为温醇，意盖隐合。

说理论事涉于迁就，便是本领不济。看昌黎文老实说出紧要处，自使用巧骋奇者望之辟易。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

八代之衰，其文内竭而外侈。昌黎易之以“万怪惶惑，抑遏蔽掩”，在当时真为补虚消肿良剂。

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

昌黎以“是”、“异”二字论文，然二者仍须合一。若不异之是，则庸而已；不是之异，则妄而已。

昌黎自言“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旨”字专以本领言，不必其文之相似。故虽于《庄》《骚》、太史、子云、相如之文博取兼资，其约经旨者自在也。陆傪闻李习之论复性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亦不以文似孔子而云然。

昌黎谓柳州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观此评非独可知柳州，并可知昌黎所得于子长处。

论文或专尚指归，或专尚气格，皆未免著于一偏。《旧唐书·韩愈传》“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二语，推韩之意以为言，可谓观其备矣。

昌黎文两种，皆于《答尉迟生书》发之：一则所谓“昭晰者无疑”、“行峻而言厉”是也；一则所谓“优游者有余”、“心醇而气和”是也。

昌黎自言其文“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扬子云便不肯作此语。此正韩之胸襟坦白高出于扬，非不及也。

昌黎《送穷文》自称其文曰：“不专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时施，祇以自嬉。”东坡尝与黄山谷言柳子厚《贺王参元失火书》曰：“此人怪怪奇奇，亦三端中得一好处也。”“亦”字言外寓推韩微旨。

“一波未平，一波已作，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而法度不可乱”，此姜白石《诗说》也，是境常于韩文遇之。

昌黎《与李习之书》，纡余淡折，便与习之同一意度。欧文若导源于此。

昌黎言“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书非止为作文用也。观所为《卢殷墓志》云：“无书不读，然止用以资为诗。”曾是惜人者，而自蹈之乎？

李义山《韩碑诗》云：“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其论昌黎也外矣。古人所称俳优之文，何尝不正如义山所谓。

昌黎尚“陈言务去”。所谓“陈言”者，非必剿袭古人之说以为己有也。只识见议论落于凡近，未能高出一头，深入一境，自“结撰至思”者观之，皆陈言也。

文或结实，或空灵，虽各有所长，皆不免囿于资学。试观韩文，结实处何尝不空灵，空灵处何尝不结实。

昌黎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耳。”又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东坡称公“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文与道，岂判然两事乎哉！

张籍谓昌黎“与人为无实驳杂之说”，柳子厚盛称《毛颖传》，两家所见，若相径庭。顾韩之论文曰“醇”曰“肆”，张就“醇”上推求，柳就“肆”上欣赏，皆韩志也。

吕东莱《古文关键》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王伯厚谓“子厚非《国语》，其文多以《国语》为法”。余谓柳文从《国语》入，不从《国语》出，盖《国语》每多言举典，柳州之所长乃尤在“廉之欲其节”也。

柳文之所得力，具于《与韦中立论师道书》。东莱谓柳州文“出于《国语》”，盖专指其一体而言。柳州《答韦中立书》云：“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以著其洁。”《报袁君陈秀才书》亦云：“《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

东莱谓学柳文“当戒他雄辩”，余谓柳文兼备各体，非专尚雄辩者。且雄辩亦正有不可少处，如程明道谓“孟子尽雄辩”是也。

柳州自言“为文章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未尝敢以矜气作之。”余尝以一语断之曰：柳文无耗气。凡昏气、矜气，皆耗气也。惟昏之为耗也易知，矜之为耗也难知耳。

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所以致之者有四种笔法：突起、纡行、峭收、缦回也。

柳州记山水、状人物、论文章、无不形容尽致，其自命为“牢笼百态”，固宜。

柳子厚《永州龙兴寺东邱记》云：“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袁家渴记》云：“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此等语，皆若自喻文境。

文以炼神炼气为上半截事，以炼字炼句为下半截事。此如《易》道有先天后天也。柳州天资绝高，故虽自下半截得力，而上半截未尝偏绌焉。

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读《捕蛇者说》《送薛存义序》，颇可得其精神郁结处。

文莫贵于精能变化。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可谓变化之至；柳州《送薛存义序》，可谓精能之至。

昌黎论文之旨，于《答尉迟生书》见之，曰“君子慎其实”。柳州论文之旨，于《报袁君陈秀才书》见之，曰“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昌黎屡称子云，柳子厚于《法言》尝为之注。今观两家文，修辞炼字，皆有得于扬子。至意理之多所取资，固矣。

昌黎之文如水，柳州之文如山。“浩乎”、“沛然”，“旷如”、“奥如”，二公殆各有会心。

朱子曰：“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子厚较精密。”此原专指柳州《论鹖冠子》等篇，后人或因此谓一切之文精密概出韩上，误矣。

学者未能深读韩柳之文，辄有意尊韩抑柳，最为陋习。晏元献云：“韩退之扶导圣教，铲除异端，是其所长。若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一人而已。”此论甚为伟特。

李习之文，苏子美谓“辞不逮韩而理过于柳”。苏老泉上《欧阳内翰书》取其“俯仰揖让之态”。合“理”与“态”，而其全见矣。

昌黎答刘正夫问文曰：“无难易，惟其是而已。”李习之《答王载言书》曰：“其爱难者，则曰文章宜深不当易；其爱易者，则曰文章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而不流，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于此见两公文一脉相通矣。

李习之文气似不及昌黎，然传称其“辞致浑厚，见推当时”。由一“致”字求之，便可隐知其妙。韩文出于《孟子》，李习之文出于《中庸》。宗李多于宗韩者，宋文也。

韩昌黎不称王仲淹《中说》，而李习之《答王载言书》称之。今观习之之文，俯仰揖让，固于《中说》为近。

皇甫持正论文，尝言“文奇理正”。然综观其意，究是一于好奇。如《答李生书》云：“意新则异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众，出于众则奇矣。”此盖学韩而第得其所谓“怪怪奇奇，只以自嬉”者。

或问持正文于扬子云何如？曰：辞近《太玄》，理犹未及《法言》。问较李元宾之尚辞何如？曰：“不沿袭前人”似之。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

杜牧之识见自是一时之杰。观所作《罪言》，谓“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又两进策于李文饶，皆案切时势，见利害于未然。以文论之，亦可谓不“浪战”者矣。

孙可之《与友人论文书》云：“词必高然后为奇，意必深然后为工。”如斯宗旨，其即可之得之来无择，无择得之持正者耶？

广明时，诏书谓孙樵有扬、马之文。樵《与高锡望书》，自称“熟司马迁、扬子云书”。然则诏所云“马”者，殆亦指史迁，非相如耶？

刘蜕文，意欲自成一子。如《山书》十八篇，《古渔父》四篇，辞若僻，而寄托未尝不远。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

李习之《与陆傪书》盛推昌黎文，谓“尝书其一章曰《获麟解》，其他可以类知”。孙可之《与王霖书》称《进学解》“拔地倚天，句句欲活”。今观两家文，信乎各得所近。

《宋史·柳开传》称开“始慕韩愈、柳宗元为文”，《穆修传》亦言“自五代文敝，国初柳开始为古文”。今观伯长所为《唐柳先生文集后序》云：“天厚余嗜多矣。始而餍我以韩，既而饫我以柳。谓天不吾厚，岂不诬也哉！”可知其所学与仲涂一矣。

尹师鲁为古文先于欧公，欧公称其文“简而有法”，且谓“在孔子《六经》中，惟《春秋》可当”。盖师鲁本深于《春秋》，范文正为撰文集序尝言之。钱文僖起双桂楼，建临园驿，尹、欧皆为作记。欧记凡数千言，而尹只用五百字。欧服其简古。是亦“简而有法”之一证也。

范文正贬饶州，师鲁上书，言“仲淹臣之师友，愿得俱贬”，其为国重贤如此；而于文正所为《岳阳楼记》，则曰“传奇体耳”，其不阿所好又如此。固宜能以古学振起当时也。

欧阳公文，几于史公之洁；而幽情雅韵，得骚人之指趣为多。

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他文亦多恻隐之意。

屈子《卜居》《史记·伯夷传》，妙在于所不疑事，却参以活句。欧文往往似此。

欧公称昌黎文深厚雄博，苏老泉称欧公文纡余委备。大抵欧公虽极意学韩，而性之所近，乃尤在李习之。不独老泉于公谓“李翱有执事之态”，即公文亦云“欲生翱时，与翱上下”。其论所尚，盖可见矣。

谢叠山云：“欧阳公文章为一代宗师，然藏锋敛锷，韬光沈馨，不如韩文公之奇奇怪怪，可喜可愕。”按：欧之奇不如韩固有之，然于韩之“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讵相远乎？

苏老泉迂董诈晁，谓贾生有二子之才而不流。余谓老泉文，取径异于董，而用意往往杂以晁。迂董，于董无损；诈晁，恐晁不服也。

昌黎《答刘正夫书》曰：“若圣人之道，不用文则已，用则必尚其能者。”曾南丰称苏老泉之文曰：“修能使之约，远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能”之一字，足明老泉之得力，正不必与韩量长较短也。

论文鲜有极称《穀梁》《孙》《吴》者，独柳州曰：“参之《穀梁》以厉其气。”老泉曰：“《孙》《吴》之简切。”殆好必从其所类耶？

苏老泉云：“风行水上，涣，此天下之至文也。”余谓大苏文一泻千里，小苏文一波三折，亦本此意。

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沙、陆敬舆，亦庄子，亦秦、仪。心目窒隘者，可资其博达以自广，而不必概以纯诣律之。

东坡文只是拈来法，此由悟性绝人，故处处触著耳。至其理有过于通而难守者，固不及备论。

东坡文虽打通墙壁说话，然立脚自在稳处。譬如舟行大海之中，把舵未尝不定，视放言而不中权者异矣。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东坡文不乏信言可采，学者偏于美言叹赏之，何故？

坡文多微妙语，其论文曰“快”、曰“达”、曰“了”，正为非此不足以发微阐妙也。

“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文家具此能事，则遇困皆通。且不妨故设困境，以显通之之妙用也。大苏文有之。

东坡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后人读东坡文，亦当有是语，盖其过人处在能说得出，不但见得到已也。

东坡最善于没要紧底题，说没要紧底话；未曾有底题，说未曾有底话。抑所谓“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耶？欧文优游有余，苏文昭晰无疑。

介甫之文长于扫，东坡之文长于生。扫故高，生故赡。

东坡之文工而易。观其言“秦得吾工，张得吾易”，分明自作赞语。文潜卓识伟论过少游，然固在坡函盖中。

子由称欧阳公文“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东坡《答张文潜书》谓，子由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此岂有得于欧公者耶？

子由曰：“子瞻之文奇，吾文但稳耳。”余谓百世之文，总可以“奇”、“稳”两字判之。

王震《南丰集序》云：“先生自负似刘向，不知韩愈为何如尔。”序内却又谓其“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噫！藉非能自成一家，亦安得为善学刘向与？

曾文穷尽事理，其气味尔雅深厚，令人想见“硕人之宽”。王介甫云：“夫安驱徐行，摐中庸之廷而造乎其室，舍二贤人者而谁哉？”二贤，谓正之、子固也。然则子固之文，即肖子固之为人矣。

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

韩文学不掩才，故虽“约《六经》之旨而成文”，未尝不自我作古。至欧、曾则不敢直以作者自居，较之韩，若有“智崇礼卑”之别。

王介甫文取法孟、韩。曾子固《与介甫书》述欧公之言曰：“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则其学之所几与学之过当，俱可见矣。

王安石《解孟子》十四卷，为崇、观间举子所宗，说见《郡斋读书后志》。观介甫《上人书》有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之云尔，非直施于文而已，然亦可托以为作文之本意。”是则《解孟》亦岂无意于文乎？

介甫文之得于昌黎在“陈言务去”，其讥韩有“力去陈言夸末俗”之句，实乃心向往之。

曾子固称介甫文学不减扬雄，而介甫《咏扬雄》亦云：“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息入无伦。”慕其文者如此其深，则必效之惟恐不及矣。介甫文兼似荀、扬。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

柳州作《非国语》，而文学《国语》；半山谓“荀卿好妄”、“荀卿不知礼”，而文亦颇似荀子。文家不以訾甗为弃取，正如东坡所谓“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也。

荆公文是能以品格胜者，看其人取我弃，自处地位尽高。

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

谢叠山评荆公文曰：“笔力简而健。”余谓南人文字失之冗弱者十常八九，殆非如荆公者不足以矫且振之。半山文瘦硬通神，此是江西本色，可合黄山谷诗派观之。

荆公《游褒禅山记》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余谓“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

介甫文，于下愚及中人之所见，皆剥去不用，此其长也；至于上智之所见亦剥去不用，则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余谓介甫之文，洵异于尚辞巧华矣，特未思免于此毙，仍未必济用、适用耳。

半山文其犹药乎？治病可以致生，养生或反致病。半山说得世人之病好，只是他立处未是。

介甫文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恻呜咽，语语自腑肺中流出，他文却未能本此意扩而充之。

李泰伯文，朱子谓其“自大处起议论，如古《潜夫论》之类”。刘壎《隐居通议》谓其所作《袁州学记》“高出欧、苏，百世不朽”。按：泰伯之学，深于《周礼》，其所为文，率皆法度谨严。《宋史》本传但载其所上《明堂定制图序》，尚非其极也。东坡谓尝见泰伯自述其文曰：“天将寿我与，所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见古人矣。”观是言，其生平之力勤诣卓具见。 

刘原父文好摹古，故论者誉訾参半。然其于学无所不究，其大者如《解春秋》，多有古人所未言。朝廷每有礼乐之事，必就其家以取决，岂曰文焉已哉！即以文论，欧公为作墓志，称其“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文辞典雅，各得其体”；朱子称其“才思极多，涌将出来”；亦可见其崖略矣。李忠定奏疏，论事指画明豁，其天资似更出陆宣公上。然观其《书檄志》云：“一应书檄之作，皆当以陆宣公为法。”则知得于宣公者深矣。

朱子之文，表里莹彻，故平平说出，而转觉矜奇者之为庸；明明说出，而转觉恃奥者之为浅。其立定主意，步步回顾，方远而近，似断而连，特其余事。

朱子云：“余年二十许时，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又云：“某未冠而读南丰先生之文，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常以为人之为言必当如此，乃为非苟作者。”朱子之服膺南丰如此，其得力尚须问耶！

陈龙川喜学欧文，尝选欧文曰《欧阳文粹》，其序极与欧文相类，然他文却不尽似之。此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不必字摹句拟，类于执迹以求履宪也。

陈同甫《上孝宗皇帝书》贬驳道学，至谓“今世之儒士，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而其自跋《中兴论》，复言“一日读《杨龟山语录》，谓‘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才智之士非有学力却住不得’，不觉恍然自失”。可见同甫之所驳者，乃无实之人，非龟山一流也。

陈同甫文，针砭时弊，指画形势，自非绌于用者之比。如四《上孝宗皇帝书》及《中兴五论》之类是也。特其意思挥霍，气象张大，若使身任其事，恐不能耐烦持久。试观赵营平、诸葛武侯之论事，何尝挥霍张大如此！

陆象山文，《隐居通议》称其《王荆公祠堂记》，又称其《与杨守书》及《与徐子宜侍郎书》，且各系以评语。余谓陆文得《孟子》之实，不容意为去取，亦未易评，评之须如其《语录》中所谓“从天而下，从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乃庶几焉。

后世学子书者，不求诸本领，专尚难字棘句，此乃大误。欲为此体，须是神明过人，穷极精奥，斯能托寓万物，因浅见深，非光不足而强照者所可与也。唐、宋以前，盖难备论。《郁离子》最为晚出，虽体不尽纯，意理颇有实用。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孔丛子》：“宰我问：‘君子尚辞乎？’孔子曰：‘君子以理为尚。’”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

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

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

扬子《法言》曰：“事辞称则经。”余谓不但事当称乎辞而已，义尤欲称也。观《孟子》“其事则齐桓、晋文”数语可见。

言此事必深知此事，到得事理曲尽，则其文确凿不可磨灭，如《考工记》是也。《梁书·萧子云传》载其“著《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不尽意，遂不能成”。此亦见实事求是之意。

《易·系传》谓“易其心而后语”，扬子云谓“言为心声”，可知言语亦心学也。况文之为物，尤言语之精者乎？

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操不变也。善夫陶渊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或问渊明所谓“示己志”者，“己志”其有以别于人乎？曰：只是称心而言耳。使必以异人为尚，岂天下之大，千古之远，绝无同己者哉？

“圣人之情见乎辞”，为作《易》言也。作者情生文，斯读者文生情。《易》教之神，神以此也。使情不称文，岂惟人之难感，在己先不诚无物矣。

《文赋》：“意司契而为匠。”文之宜尚意明矣。推而上之，圣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正以意无穷也。

《庄子》曰：“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施。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是知意之所以贵者，非徒然也。为文者苟不知贵意，何论意之所随者乎？

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

“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此以气论辞之始。至昌黎《与李翊书》、柳州《与韦中立书》，皆论及于气，而韩以气归之于养，立言较有本原。

自《典论·论文》以及韩、柳，俱重一“气”字。余谓文气当如《乐记》二语，曰：“刚气不怒，柔气不慑。”文贵备四时之气。然气之纯驳厚薄，尤须审辨。

韩昌黎《送陈秀才彤序》云：“文所以为理耳。”《答李翊书》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周益公序《宋文鉴》曰：“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意盖悉本昌黎。文要与元气相合，戒与尽气相寻。翕聚、偾张，其大较矣。

《孔丛子》曰：“平原君谓公孙龙曰：‘公无复与孔子高辩事也，其人理胜于辞，公辞胜于理。’”扬子曰：“事辞称则经。”韩昌黎则曰：“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此“辞”字，大抵已包理事于其中。不然，得无如荀子所谓“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者乎？

辞之患不外过与不及。《易·系传》曰：“其辞文”，无不及也。《曲礼》曰：“不辞费”，无太过也。文中用字，在当不在奇。如宋子京好用奇字，亦一癖也。

文，辞也；质，亦辞也。博，辞也；约，亦辞也。质，其如《易》所谓“正言断辞”乎？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

言辞者必兼及音节，音节不外谐与拗。浅者但知谐之是取，不知当拗而拗，拗亦谐也；不当谐而谐，谐亦拗也。

“书法”二字见《左传》，为文家言法之始；《庄子·寓言》篇曰：“言而当法”；晁公武称陈寿《三国志》“高简有法”；韩昌黎谓“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欧阳永叔称尹师鲁为文章“简而有法”；具见法之宜讲。

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一阖一辟谓之变。然则文法之变，可知已矣。

兵形象水，文脉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

揭全文之指，或在篇首，或在篇中，或在篇末。在篇首，则后必顾之；在篇末，则前必注之；在篇中，则前注之，后顾之。“顾”、“注”，抑所谓“文眼”者也。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

《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

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

文章之道，斡旋驱遣，全仗乎笔。笔为性情，墨为形质。使墨之从笔，如云涛之从风，斯无施不可矣。

一语为千万语所托命，是为笔头上担得千钧。然此一语正不在大声以色，盖往往有以轻运重者。

客笔主意，主笔客意。如《史记·魏世家赞》，昌黎《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皆是此诀。

义法居文之大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次《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此言“义法”之始也。

长于理则言有物，长于法则言有序。治文者矜言“物”、“序”，何不实于“理”、“法”求之？

文之尚理法者，不大胜亦不大败；尚才气者，非大胜则大败。观汉程不识、李广，唐李勣、薛万彻之为将可见。

东坡《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上神宗皇帝书》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盖法高于意则用法，意高于法则用意。用意，正其神明于法也。文章一道，何独不然！

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维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矣。大书特书，牵连得书，叙事本此二法，便可推扩不穷。

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

叙事有主意，如传之有经也。主意定，则先此者为先经，后此者为后经，依此者为依经，错此者为错经。

叙事有特叙，有类叙，有正叙，有带叙，有实叙，有借叙，有详叙，有约叙，有顺叙，有倒叙，有连叙，有截叙，有预叙，有补叙，有跨叙，有插叙，有原叙，有推叙，种种不同。惟能线索在手，则错综变化，惟吾所施。

叙事要有尺寸，有斤两，有剪裁，有位置，有精神。

论事调谐，叙事调涩，左氏每成片引人言，是以论入叙，故觉谐多涩少也。史莫要于表微，无论纪事纂言，其中皆须有表微意在。

为人作传，必人己之间，同弗是，异弗非，方能持理之平，而施之不枉其实。

传中叙事，或叙其有致此之由而果若此，或叙其无致此之由而竟若此，大要合其人之志行与时位，而称量以出之。

刘彦和谓“群论立名，始于《论语》”，不引《周官》“论道经邦”一语，后世诮之，其实过矣。《周官》虽有论道之文，然其所论者未详；《论语》之言，则原委具在。然则论非《论语》奚法乎？

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文心雕龙·论说》篇解“论”字有“伦理有无”及“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之说，得之矣。

有俊杰之论，有儒生、俗士之论。利弊明而是非审，其斯为俊杰也与！论之失，或在失出，或在失入。失出视失入，其犹愈乎？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论之当慎，与立法同。

论是非，所以定从违也。从违不可苟，是非可少紊乎？人多事多难遍论，借一论之。一索引千钧，是何关系！

《文赋》云：“论精微而朗畅。”“精微”以意言，“朗畅”以辞言。“精微”者，不惟其难，惟其是；“朗畅”者，不惟其易，惟其达。

论不贵强下断语。盖有置此举彼，从容叙述，而本事之理已曲到无遗者。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余谓有不论，不议，不辩。论议辩斯当矣。叙事要有法，然无识则法亦虚；论事要有识，然无法则识亦晦。

文有“辞命”一体，“命”与“辞”非出于一人也。古行人奉使，受命不受辞。观展喜犒师，公使受命于展禽，可见矣。若出于一人而亦曰“辞命”，则以主意为“命”，以达其意者为“辞”，义亦可通。

辞命之旨在忠告，其用却全在善道。奉使受命不受辞，盖因时适变，自有许多衡量在也。辞命亦只叙事、议论二者而已。观《左传》中辞命可见。

辞命体，推之即可为一切应用之文。应用文有上行，有平行，有下行。重其辞乃所以重其实也。

陈寿上《故蜀丞相诸葛亮故事》曰：“皋陶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皋陶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晋书·李密传》中语略与之同。辞命各有所宜，可由是意推之。

文之要，本领气象而已。本领欲其大而深，气象欲其纯而懿。

老子曰：“言有宗。”墨子曰：“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宗”、“类”二字，于文之体用包括殆尽。

文固要句句字字受命于主脑，而主脑有纯、驳、平、陂、高、下之不同。若非慎辨而去取之，则差若毫厘，缪以千里矣。

文之所尚，不外当无者尽无，当有者尽有。故昌黎《答李翊书》云：“惟陈言之务去。”《樊绍述墓志铭》云：“其富若生蓄，万物必具。”柳州《愚溪诗序》云：“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文有以不言言者。《春秋》有书有不书，书之事显，不书之意微矣。

文有写处，有做处。人皆云云者，谓之写；我独云云者，谓之做。《左传》《史记》兼用之。

乍见道理之人，言多理障；乍见故典之人，言多事障。故艰深正是浅陋，繁博正是寒俭。文家方以此自足而夸世，何耶？“白贲”占于《贲》之上爻，乃知品居极上之文，只是本色。

君子之文无欲，小人之文多欲。多欲者，美胜信；无欲者，信胜美。文尚华者日落，尚实者日茂，其类在色老而衰，智老而多矣。

文有古近之分。大抵古朴而近华，古拙而近巧，古信己心而近取世誉，不是作散体便可名“古文”也。

文有三古：作古之言近于《易》，则古之言近于《礼》，治古之言近于《春秋》。

文贵法古，然患先有一古字横在胸中。盖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与“真”而于形模求古，所贵于古者果如是乎？

文有七戒，曰：旨戒杂，气戒破，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

《文心雕龙》以“隐秀”二字论文，推阐甚精。其云晦塞非隐，雕削非秀，更为善防流弊。

言外无穷者，茂也；言内毕足者，密也。汉文茂，如西京；密，如东京。

多用事与不用事，各有其弊。善文者满纸用事，未尝不空诸所有；满纸不用事，未尝不包诸所有。

善书者，点画微而意态自足，点画大而气体不累。文之沈著、飘逸，当准是观之。

治胜乱，至治胜治。至治之气象，皞皞而已。文或秩然有条而辙迹未泯，更当跻而上之。诵述古义，针砭末俗，文之正变，即二者可以别之。

文有四时：《庄子》，“独寐寤言”时也；《孟子》，“向明而治”时也；《离骚》，“风雨如晦”时也；《国策》，“饮食有讼”时也。

文有仰视，有俯视，有平视。仰视者，其言恭；俯视者，其言慈；平视者，其言直。

文有本位。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则渐避本位矣，永叔则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选懦。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为独得之传，盖亦颇矣。

文之道，可约举经语以明之，曰：“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言近而指远”，“辞尚体要”，“乃言底可绩”，“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易其心而后语”。

文家得力处人不能识，如东坡《表忠观碑》，王荆公问坐客毕竟似子长何语，坐客悚然是也。用力处人不能解，如欧阳公欲作文，先诵《史记·日者传》是也。

《易·系传》：“物相杂故曰文。”《国语》：“物一无文。”徐锴《说文通论》：“强弱相成，刚柔相形。故于文，‘人乂’为文。”《朱子语录》：“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为文者，盍思文之所由生乎？

《左传》：“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后人每不解何以谓之无文，不若仍用《外传》作注，曰：“物一无文。”

《国语》言“物一无文”，后人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古人或名文曰笔。《梁书·庾肩吾传》太子与湘东王书曰：“谢眺、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笔对诗言者，盖言志之谓诗，述事之谓笔也。其实笔本对口谈而言，《晋书·乐广传》：“广善清言，而不长于笔，将让尹，请潘岳为表，岳曰：‘当得君意。’广乃作二百句语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笔。时人咸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取广之旨，无以成斯美也。’”昌黎亦云：“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观此而笔之所以命名者见矣。然昌黎于笔多称文，如谓“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