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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诗概

《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

“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关雎》取“挚而有别”,《鹿鸣》取“食则相呼”。凡诗能得此旨,皆应乎《风》《雅》者也。

《诗序》:“风,风也,风以动之。”可知风之义至微至远矣。观《二南》咏歌文王之化,辞意之微远何如!

变风始《柏舟》。《柏舟》与《离骚》同旨,读之当兼得其人之志与遇焉。《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

《颂》固以“美盛德之形容”,然必原其所以至之之由,以寓劝勉后人之意,则义亦通于《雅》矣。

《雅》《颂》相通。如《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近《雅》,《雅·生民》《笃公刘》近《颂》。“穆如清风”,“肃雍和鸣”,《雅》《颂》之懿,两言可蔽。

《诗序·正义》云:“比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当先显后隐,故比居先也。《毛传》特言兴也,为其理隐故也。”案:《文心雕龙·比兴篇》云:“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异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正义》盖本于此。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语出皎然《诗式》。即刘彦和所谓“比显兴隐”之意。

《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代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

“心之忧矣,其谁知之”,此诗人之忧过人也;“独寐寤言,永矢弗告”,此诗人之乐过人也。忧世乐天,固当如是。

“皎皎白驹,在彼空谷”,出乎外也;“我任我辇,我车我牛”入乎中也;“雍雍鸣雁,旭日始旦”宜其始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持其终也。

真西山《文章正宗纲目》云:“《三百五篇》之诗,其正言义理者盖无几,而讽咏之间,悠然得其性情之正,即所谓义理也。”余谓诗或寓义于情而义愈至,或寓情于景而情愈深,此亦《三百五篇》之遗意也。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离骚》,淮南王比之《国风》《小雅》。朱子《楚辞集注》谓其“语祀神之盛几乎《颂》”。李太白《古风》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刘勰《辩骚》,谓《楚辞》“体慢于三代,风雅于战国”。顾论其体不如论其志,志苟可质诸三代,虽谓易地则皆然可耳。

汉武帝《秋风辞》,《风》也;《瓠子歌》,《雅》也。《瓠子歌》忧民之思,足继《云汉》,文中子何但以《秋风》为悔志之萌耶?

武帝《秋风辞》《瓠子歌》《柏梁与群臣赋诗》,后世得其一体,皆足成一大宗,而帝之为大宗不待言矣。

或问:《安世房中歌》与孝武《郊祀》诸歌孰为奇正?曰:《房中》,正之正也;《郊祀》,奇而正也。

汉《郊祀》诸乐府,以乐而象礼者也。所以典硕肃穆,视他乐府别为一格。

秦碑有韵之文质而劲,汉乐府典而厚,如商、周二《颂》,气体攸别。

质而文,直而婉,《雅》之善也。汉诗《风》与《颂》多而《雅》少,《雅》之义,非韦傅《讽谏》,其孰存之?

李陵赠苏武五言,但叙别愁,无一语及于事实,而言外无穷,使人黯然不可为怀。至“径万里兮度沙幕”一歌,意味颇浅,而《汉书·苏武传》载之,以为陵作,其果然乎?

《古诗十九首》与苏、李同一悲慨,然《古诗》兼有豪放旷达之意,与苏、李之一于委曲含蓄,有阳舒阴惨之不同。知人论世者,自能得诸言外,固不必如钟嵘《诗品》谓《古诗》“出于《国风》”,李陵“出于《楚辞》”也。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

曹公诗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建安诸子,未有其匹也。子建则隐有“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之意。钟嵘品诗,不以“古直悲凉”加于“人伦周、孔”之上,岂无见乎!曹子建《赠丁仪王粲》有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此意足推风雅正宗。至骨气情采,则钟仲伟论之备矣。公幹气胜,仲宣情胜,皆有陈思之一体。后世诗率不越此两宗。

陆士衡诗粗枝大叶,有失出,无失入,平实处不妨屡见。正其无人之见存,所以独到处亦跻卓绝,岂如沾沾戋戋者,才出一言,便欲人道好耶?

刘彦和谓“士衡矜重”,而近世论陆诗者,或以累句訾之。然有累句无轻句,便是大家品位。

士衡乐府,金石之音,风云之气,能令读者惊心动魄。虽子建诸乐府,且不得专美于前,他何论焉!

阮嗣宗《咏怀》,其旨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后来如射洪《感遇》、太白《古风》,犹瞻望弗及矣。

叔夜之诗峻烈,嗣宗之诗旷逸。夷、齐不降不辱,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趣尚乃自古别矣。

野者,诗之美也。故表圣《诗品》中有“疏野”一品。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

张景阳诗开鲍明远。明远遒警绝人,然练不伤气,必推景阳独步。《苦雨》诸诗,尤为高作,故钟嵘《诗品》独称之。《文心雕龙·明诗》云:“景阳振其丽”,“丽”何足以尽景阳哉!

刘公幹、左太冲诗壮而不悲,王仲宣、潘安仁悲而不壮。兼悲壮者,其惟刘越石乎?

孔北海《杂诗》:“吕望老匹夫,管仲小囚臣”,刘越石《重赠庐谌诗》:“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滨叟”,又称“小白相射钩”,于汉于晋,兴复之志同也。北海言“人生有何常,但患年岁暮”,越石言“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其欲及时之志亦同也。钟嵘谓越石诗出于王粲,以格言耳。

刘越石诗,定乱扶衰之志;郭景纯诗,除残去秽之情。第以“清刚”、“俊上”目之,殆犹未觇厥蕴。

嵇叔夜、郭景纯皆亮节之士,虽《秋胡行》贵玄默之致,《游仙诗》假栖遁之言,而激烈悲愤自在言外,乃知识曲宜听其真也。

曹子建、王仲宣之诗出于《骚》,阮步兵出于《庄》,陶渊明则大要出于《论语》。

陶诗有“贤哉回也”、“吾与点也”之意,直可嗣洙、泗遗音。其贵尚节义如咏荆卿、美田子泰等作,则亦孔子贤夷、齐之志也。

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之情也。《归去来辞》亦云:“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陶诗云:“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又云:“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可见其玩心高明,未尝不脚踏实地,不是倜然无所归宿也。

钟嵘《诗品》谓“阮籍《咏怀》之作,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余谓渊明《读山海经》言在八荒之表,而情甚亲切,尤诗之深致也。

诗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陶渊明自庚子距丙辰十七年间作诗九首,其诗之真,更须问耶?彼无岁无诗,乃至无日无诗者,意欲何明?

谢才颜学,谢奇颜法,陶则兼而有之,大而化之,故其品为尤上。

陶、谢用理语各有胜境。钟嵘《诗品》称“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此由乏理趣耳,夫岂尚理之过哉?

谢客诗刻画微眇,其造语似子处,不用力而功益奇,在诗家为独辟之境。康乐诗较颜为放手,较陶为刻意。炼句用字,在生熟深浅之间。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谓“灵运兴会标举,延年体裁明密”,所以示学两家者,当相济有功,不必如惠休上人好分优劣。

颜延年诗体近方幅,然不失为正轨,以其字字称量而出,无一苟下也。文中子称之曰“其文约以则,有君子之心”,盖有以观其深矣。

延年诗长于廊庙之体,然如《五君咏》,抑何善言林下风也。所蕴之富,亦可见矣。左太冲《咏史》似论体,颜延年《五君咏》似传体。

韦傅《讽谏诗》,经家之言;阮嗣宗《咏怀》,子家之言;颜延年《五君咏》,史家之言;张景阳《杂诗》,辞家之言。

“孤蓬自振,惊沙坐飞”,此鲍明远赋句也。若移以评明远之诗,颇复相似。

明远长句,慷慨任气,磊落使才,在当时不可无一,不能有二。杜少陵《简薛华醉歌》云:“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何、刘、沈、谢力未工,才兼鲍照愁绝倒。”此虽意重推薛,然亦见鲍之长句,何、刘、沈、谢,均莫及也。

陈孔璋《饮马长城窟》机轴开鲍明远。惟陈纯乎质,而鲍济以妍,所以涉其流者,忘其发源所自。

谢玄晖诗以情韵胜,虽才力不及明远,而语皆自然流出,同时亦未有其比。

江文通诗,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此诗之多情而人之不济也。虽长于杂拟,于古人苍壮之作亦能肖吻,究非其本色耳。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隋杨处道诗甚为雄深雅健。齐、梁文辞之弊,贵清绮不重气质,得此可以矫之。

唐初四子,源出子山。观少陵《戏为六绝句》专论四子,而第一首起句便云“庾信文章老更成”,有意无意之间,骊珠已得。

唐初四子,沿陈、隋之旧,故虽才力迥绝,不免致人异议。陈射洪、张曲江独能超出一格,为李、杜开先。人文所肇,岂天运使然耶?

曲江之《感遇》出于《骚》,射洪之《感遇》出于《庄》。缠绵超旷,各有独至。

太白诗以《庄》《骚》为大源,而于嗣宗之渊放,景纯之俊上,明远之驱迈,玄晖之奇秀,亦各有所取,无遗美焉。

《宣和书谱》称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余谓太白诗佳处亦如之。太白诗举止极其高贵,不下商山采芝人语。

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是。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于雅,兴多于赋也。

“有时白云起,天际自舒卷”,“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即此四语,想见太白诗境。

太白与少陵同一志在经世,而太白诗中多出世语者,有为言之也。屈子《远游》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使疑太白诚欲出世,亦将疑屈子诚欲轻举耶?

太白云“日为苍生忧”,即少陵“穷年忧黎元”之志也;“天地至广大,何惜遂物情”,即少陵“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之志也。

太白诗虽若升天乘云,无所不之,然自不离本位。故放言实是法言,非李赤之徒所能托也。

幕天席地,友月交风,原是平常过活,非广己造大也。太白诗当以此意读之。

“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神仙犹古之人耳。故知太白诗好言神仙,只是将神仙当贤友,初非鄙薄当世也。

太白诗言侠、言仙、言女、言酒,特借用乐府形体耳。读者或认作真身,岂非皮相?

学太白诗,当学其体气高妙,不当袭其陈意。若言仙、言酒、言侠、言女,亦要学之,此僧皎然所谓“钝贼”者也。

学太白者,常曰“天然去雕饰”足矣。余曰:此得手处,非下手处也。必取太白句意以为祈向,盍云“猎微穷至精”乎?

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

“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二句,是杜诗全旨。凡其云“念阙劳肝肺”、“弟妹悲歌里”、“穷年忧黎元”,无非离愁而已矣。

颂其诗,贵知其人。先儒谓杜子美情多,得志必能济物,可为看诗之法。

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

杜诗云“畏人嫌我真”。又云“直取性情真”。一自咏,一赠人,皆于论诗无与,然其诗之所尚可知。

杜诗只“有”、“无”二字足以评之:有者,但见性情气骨也;无者,不见语言文字也。

杜陵云“篇终接混茫”。夫篇终而接混茫,则全诗亦可知矣。且有混茫之人,而后有混茫之诗,故《庄子》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

“意欲沈著,格欲高古”,持此以等百家之诗,于杜陵乃无遗憾。

少陵云:“诗清立意新。”又云:“赋诗分气象。”作者本取意与气象相兼,而学者往往奉一以为宗派焉。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

“细筋入骨如秋鹰”,“字外出力中藏棱”,《史记》、杜诗其有焉。近体气格高古尤难,此少陵五排、五、七律所以品居最上。

少陵以前律诗,枝枝节节为之,气断意促,前后或不相管摄,实由于古体未深耳。少陵深于古体,运古于律,所以开阖变化,施无不宜。

杜诗有不可解及看不出好处之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少陵尝自言之。作者本不求知,读者非身当其境,亦何容强臆耶!

昌黎炼质,少陵炼神。昌黎无疏落处,而少陵有之。然天下之至密,莫少陵若也。

少陵于鲍、庾、阴、何,乐推不厌。昌黎云:“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韩之论高而疏,不若杜之大而实也。

论李、杜诗者,谓太白志存复古,少陵独开生面;少陵思精,太白韵高。然真赏之士,尤当有以观其合焉。

王右丞诗,一种近孟襄阳,一种近李东川。清高名隽,各有宜也。王摩诘诗,好处在无世俗之病。世俗之病,如恃才骋学,做身分,好攀引,皆是。

刘文房诗以研炼字句见长,而清赡闲雅,蹈乎大方,其篇章亦尽有法度,所以能断截晚唐家数。

高适诗,两《唐书》本传并称其“以气质自高”。今即以七古论之,体或近似唐初,而魄力雄毅,自不可及。

高常侍、岑嘉州两家诗,皆可亚匹杜陵。至岑超高实,则趣尚各有近焉。

元道州著书有《恶圆》《恶曲》等篇,其诗亦一肚皮不合时宜。然刚者必仁,此公足以当之。孔门如用诗,则于元道州必有取焉,可由“思狂狷”知之。

“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元次山以此序沈千运诗,亦以自寓也。

次山诗,令人想见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其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于恻怛为民,不独《舂陵行》及《贼退示官吏作》,足使杜陵感喟也。

元、韦两家皆学陶,然苏州犹多一“慕陶直可庶”之意,吾尤爱次山以不必似为真似也。

韦苏州忧民之意如元道州,试观《高陵书情》云:“兵凶久相践,徭赋岂得闲?促戚下可哀,宽政身致患。日夕思自退,出门望故山。”此可与《舂陵行》《贼退示官吏作》并读,但气别婉劲耳。

钱仲文、郎君胄大率衍王、孟之绪,但王、孟之浑成,却非钱郎所及。

王、孟及大历十子诗皆尚清雅,惟格止于此而不能变,故犹未足笼罩一切。

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昌黎《赠张籍》云:“此日足可惜,此酒不足尝。”儒者之言,所由与任达者异。

太白诗多有羡于神仙者,或以喻超世之志,或以喻死而不亡,俱不可知。若昌黎云:“安能从汝巢神山?”此固鄙夷不屑之意,然亦何必非寓言耶?

昌黎诗陈言务去,故有倚天拔地之意。《山石》一作,辞奇意幽,可为《楚辞·招隐士》对,如柳州《天对》例也。

昌黎七古出于《招隐士》,当于意思刻画、音节遒劲处求之。使第谓出于《柏梁》,犹未之尽。

“若使乘酣骋雄怪”,此昌黎《酬卢云夫望秋作》之句也。统观昌黎诗,颇以雄怪自喜。

昌黎诗往往以丑为美,然此但宜施之古体,若用之近体则不受矣。是以言各有当也。

昌黎自言其行己不敢有愧于道,余谓其取友亦然。观其《寄卢仝》云:“先生事业不可量,惟用法律自绳己。”《荐孟郊》云:“行身践规矩,甘辱耻媚。”以卢、孟之诗名,而韩所盛推乃在人品,真千古论诗之极则也哉!

昌黎《送孟东野序》,称其诗以附于古之作者;《荐士诗》以“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目之。又《醉赠张秘书》云:“东野动惊俗,天葩吐奇芬。”韩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

昌黎、东野两家诗,虽雄富清苦不同,而同一好难争险。惟中有质实深固者存,故较李长吉为老成家数。

孟东野诗好处:黄山谷得之,无一软熟句;梅圣俞得之,无一热俗句。

陶、谢并称,韦、柳并称。苏州出于渊明,柳州出于康乐,殆各得其性之所近。

韦云:“微雨夜来过,不知春草生”,是道人语。柳云:“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是骚人语。

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于白而韵逊于柳。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

尊老杜者病香山,谓其“拙于纪事,寸步不移,犹恐失之”,不及杜之“注坡蓦涧”,似也。至《唐书·白居易传赞》引杜牧语,谓其诗“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所为。流传人间,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去”。此文人相轻之言,未免失实。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余谓诗莫贵于知道,观香山之言,可见其或出或处,道无不在。

代匹夫匹妇语最难。盖饥寒劳困之苦,虽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无间者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颂其诗顾可不知其人乎?

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

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其后李成宗派而杜不成,殆以杜之较无窠臼与?

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缋,实死灰耳。李义山却是绚中有素,敖器之谓其“绮密环研,要非适用”,岂尽然哉?至或因其《韩碑》一篇,遂疑气骨与退之无二,则又非其质矣。

宋王元之诗自谓乐天后进,杨大年、刘子仪学义山为西昆体,格虽不高,五代以来,未能有其安雅。

东坡谓欧阳公“论大道似韩愈,诗赋似李白”。然试以欧诗观之,虽曰似李,其刻意形容处,实于韩为逼近耳。

欧阳永叔出于昌黎,梅圣俞出于东野。欧之推梅不遗余力,与昌黎推东野略同。

圣俞诗深微难识。即观欧阳公云:“知圣俞者莫如修,常问圣俞生平所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极赏。”是其苦心孤诣,且不欲徇非常人之意,况肯徇常人意乎?

梅、苏并称,梅诗幽淡极矣,然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子美雄快,令人见便击节。然雄快不足以尽苏,犹幽淡不足以尽梅也。

王荆公诗学杜得其瘦硬,然杜具热肠,公惟冷面,殆亦如其文之学韩,同而未尝不异也。

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

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

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以辩才三昧而为韵言,固宜其舌底澜翻如是。

滔滔汩汩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东坡古诗惯用其法。

陶诗醇厚,东坡和之以清劲。如宫商之奏,各自为宫,其美正复不相掩也。

东坡《题与可画竹》云:“无穷出清新。”余谓此句可为坡诗评语,岂偶借与可以自寓耶?杜于李亦以“清新”相目。诗家“清新”二字均非易得,元遗山于坡诗,何乃以“新”讥之!

东坡、放翁两家诗,皆有豪有旷。但放翁是有意要做诗人,东坡虽为诗,而仍有夷然不屑之意,所以尤高。

退之诗豪多于旷,东坡诗旷多于豪。豪旷非中和之则,然贤者亦多出入于其中,以其与龊龊之肠胃,固远绝也。

遇他人以为极艰极苦之境,而能外形骸以理自胜,此韩、苏两家诗意所同。东坡诗,意颓放而语遒警。颓放过于太白,遒警亚于昌黎。太白长于风,少陵长于骨,昌黎长于质,东坡长于趣。

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山谷诗未能若东坡之行所无事,然能于诗家因袭语漱涤务尽,以归独得,乃如“潦水尽而寒潭清”矣。

山谷诗取过火一路,妙能出之以深隽,所以露中有含,透中有皱,令人一见可喜,久读愈有致也。

无一意一事不可入诗者,唐则子美,宋则苏、黄。要其胸中具有炉锤,不是金银铜铁强令混合也。

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惟彼胸襟与手法俱高,故不以精能伤浑雅焉。陈言务去,杜诗与韩文同。黄山谷、陈后山诸公学杜在此。

杜诗雄健而兼虚浑,宋西江名家学杜几于瘦硬通神,然于水深林茂之气象则远矣。

西昆体贵富实贵清,襞积非所尚也;西江体贵清实贵富,寒寂非所尚也。

西昆体所以未入杜陵之室者,由文灭其质也。质文不可偏胜。西江之矫西昆,浸而愈甚,宜乎复诒口实与!

西江名家,好处在锻炼而归于自然。放翁本学西江者,其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平昔锻炼之功,可于言外想见。

放翁诗明白如话,然浅中有深,平中有奇,故足令人咀味。观其《斋中弄笔诗》云:“诗虽苦思未名家”,虽自谦,实自命也。诗能于易处见工,便觉亲切有味。白香山、陆放翁擅场在此。

朱子《感兴诗》二十篇,高峻寥旷,不在陈射洪下。盖惟有理趣而无理障,是以至为难得。

婴孩始言,唯“俞”而已,渐乃由一字以至多字。字少者含蓄,字多者发扬也。是则五言、七言,消息自有别矣。五言如《三百篇》,七言如《骚》。《骚》虽出于《三百篇》而境界一新,盖醇实环奇,分数较有多寡也。

五言质,七言文;五言亲,七言尊。几见田家诗而多作七言者乎?几见骨肉间而多作七言者乎?

五言与七言因乎情境,如《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平淡天真,于五言宜;《宁戚歌》“沧浪之水白石粲”,豪荡感激,于七言宜。

五言尚安恬,七言尚挥霍。安恬者,前莫如陶靖节,后莫如韦左司;挥霍者,前莫如鲍明远,后莫如李太白。五言要如山立时行,七言要如鼓轩舞。

五言无闲字易,有余味难;七言有余味易,无闲字难。

七言于五言,或较易,亦或较难;或较便,亦或较累。盖善为者如多两人任事,不善为者如多两人坐食也。

或谓七言如挽强用长。余谓更当挽强如弱,用长如短,方见能事。

潘邠老谓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余谓此例何可尽拘?但论句中自然之节奏,则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顿,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顿耳。

五言上二字下三字,足当四言两句。如“终日不成章”之于“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是也。七言上四字下三字,足当五言两句。如“明月皎皎照我床”之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是也。是则五言乃四言之约,七言乃五言之约矣。太白尝有“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之说,此特意在尊古耳。岂可不达其意而误增闲字以为五、七哉!

诗有合两句成七言者,如“君子有酒旨且多”、“夜如何其夜未央”是也;有合两句成五言者,如“祈父亶不聪”是也。后世七言每四字作一顿,五言每两字作一顿,而五言亦或第三字属上,上、下间皆可以“兮”字界之。

七言讲音节者,出于汉《郊祀》诸乐府;罗事实者,出于《柏梁诗》。

七言为五言之慢声,而长短句互用者,则以长句为慢声,以短句为急节,此固不当与句句七言者并论也。

五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三字与第五字,七言第二字与第四字、第四字与第六字、第五字与第七字,平仄相同则音拗,异则音谐。讲古诗声调者,类多避谐而取拗。然其间盖有天籁,不当止以能拗为古。

善古诗必属雅材。俗意、俗字、俗调,苟犯其一,皆古之弃也。

凡诗不可以助长,五古尤甚。故诗不善于五古,他体虽工弗尚也。《书谱》云:“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为五古者,宜亦有取于斯言。

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论诗者谓唐初七古气格虽卑,犹有乐府之意;亦思乐府非此体所能尽乎?豪杰之士,焉得不更思进取!

唐初七古,节次多而情韵婉,咏叹取之;盛唐七古,节次少而魄力雄,铺陈尚之。

伏应转接,夹叙夹议,开阖尽变,古诗之法。近体亦俱有之,惟古诗波澜较为壮阔耳。

律与绝句,行间字里须有暧暧之致。古体较可发挥尽意,然亦须有不尽者存。律诗取律吕之义,为其和也;取律令之义,为其严也。

律诗要处处打得通,又要处处跳得起。草蛇灰线,生龙活虎,两般能事,当以一手兼之。律诗主意拿得定,则开阖变化,惟我所为。少陵得力在此。

律诗主句或在起,或在结,或在中,而以在中为较难。盖限于对偶,非高手为之,必至物而不化矣。

律诗声谐语俪,故往往易工而难化。能求之章法,不惟于字句争长,则体虽近而气脉入古矣。

起有分合缓急,收有虚实顺逆,对有反正平串,接有远近曲直。欲穷律法之变,必先于是求之。律诗既患旁生枝节,又患如琴瑟之专一。融贯变化,兼之斯善。

律诗篇法有上半篇开,下半篇合;有上半篇合,下半篇开。所谓半篇者,非但上四句与下四句之谓,即二句与六句,六句与二句,亦各为半篇也。

律诗一联中,有以上下句论开合者;一句中,有以上下半句论开合者。惟在相篇法而知所避就焉。

律诗手写此联,眼注彼联,自觉减少不得,增多不得。若可增可减,则于“律”字名义失之远矣。

律诗之妙,全在无字处。每上句与下句转关接缝,皆机窍所在也。律有似乎无起无收者。要知无起者后必补起,无收者前必预收。

律诗中二联必分宽紧远近,人皆知之。惟不省其来龙去脉,则宽紧远近为妄施矣。

律体中对句用开合、流水、倒挽三法,不如用遮表法为最多。或前遮后表,或前表后遮。表谓如此,遮谓不如彼,二字本出禅家。昔人诗中有用“是”、“非”、“有”、“无”等字作对者,“是”、“有”即表,“非”、“无”即遮。惟有其法而无其名,故为拈出。

律诗不难于凝重,亦不难于流动,难在又凝重又流动耳。

律体可喻以僧家之律:狂禅破律,所宜深戒;小禅缚律,亦无取焉。 

绝句取径贵深曲,盖意不可尽,以不尽尽之。正面不写写反面,本面不写写对面、旁面,须如睹影知竿乃妙。绝句于六义多取风、兴,故视他体尤以委曲、含蓄、自然为尚。以鸟鸣春,以虫鸣秋,此造物之借端托寓也。绝句之小中见大似之。

绝句意法,无论先宽后紧,先紧后宽,总须首尾相衔,开阖尽变。至其妙用,惟在借端托寓而已。

诗以律、绝为近体,此就声音言之也。其实古体与律、绝,俱有古、近体之分,此当于气质辨之。

古体劲而质,近体婉而妍,诗之常也。论其变,则古婉近劲,古妍近质,亦多有之。

论古近体诗,参用陆机《文赋》,曰:绝“博约而温润”,律“顿挫而清壮”,五古“平彻而闲雅”,七古“炜煜而谲诳”。

乐之所起,雷出地,风过箫,发于天籁,无容心焉。而乐府之所尚可知。

文、辞、志合而为诗,而乐则重声。《风》《雅》《颂》之入乐者姑不具论,即汉乐府《饮马长城窟》之“青青河畔草”与《古诗十九首》之“青青河畔草”,其音节可微辨矣。

《九歌》,乐府之先声也。《湘君》《湘夫人》是南音,《河伯》是北音,即设色选声处可以辨之。

《楚辞·大招》云:“四上竞气,极声变只。”此即古乐节之“升歌、笙入、间歌、合乐”也。屈子《九歌》全是此法,乐府家转韵、转意、转调,无不以之。

乐府声律居最要,而意境即次之。尤须意境与声律相称,乃为当行。

乐府之出于《颂》者,最重形容。《楚辞·九歌》状所祀之神,几于恍惚有物矣。后此如《汉书》所载《郊祀》诸歌,其中亦若有蚃之气蒸蒸欲出。

乐府有陈善纳诲之意者,《雅》之属也,如《君子行》便是。

《汉书·艺文志》云:“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由是观之,后世乐府近《风》之体多于《雅》《颂》,其由来亦已久矣。

乐府是代字诀,故须先得古人本意,然使不能自寓怀抱,又未免为无病而呻吟。

乐府易不得,难不得。深于此事者,能使豪杰起舞,愚夫愚妇解颐,其神妙不可思议。

乐府调有疾徐,韵有疏数。大抵徐疏在前,疾数在后者,常也;若变者,又当心知其意焉。古题乐府要超,新题乐府要稳。如太白可谓超,香山可谓稳。

杂言歌行,音节似乎无定,而实有不可易者存。盖歌行皆乐府支流,乐不离乎本宫,本宫之中,又有自然先后也。赋不歌而诵,乐府歌而不诵,诗兼歌、诵而以时出之。

诗,一种是歌,“君子作歌”是也;一种是诵,“吉甫作诵”是也。《楚辞》有《九歌》与《惜诵》,其音节可辨而知。

《九歌》,歌也;《九章》,诵也。诗如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诵显而歌微。故长篇诵,短篇歌;叙事诵,抒情歌。

诗以意法胜者宜诵,以声情胜者宜歌。古人之诗,疑若千支万派,然曾有出于歌、诵外者乎?

文有文律。陆机《文赋》所谓“普辞条与文律”是也。杜诗云:“晚节渐于诗律细。”使将诗律“律”字解作五律、七律之“律”,则文律又何解乎?大抵只是以法为律耳。

诗之局势非前张后歙,则前歙后张。古体、律、绝,无以异也。

诗以离合为跌宕,故莫善于用远合近离。近离者,以离开上句之意为接也。离后复转,而与未离之前相合,即远合也。

篇意前后摩荡,则精神自出。如《豳风·东山》诗,种种景物,种种情思,其摩荡祗在“徂”、“归”二字耳。

问短篇所尚,曰:“咫尺应须论万里。”问长篇所尚,曰:“万斛之舟行若风。”二句皆杜诗,而杜之长、短篇即如之。杜诗又云:“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其意亦可相通相足。

长篇宜横铺,不然则力单;短篇宜纡折,不然则味薄。

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用之长篇,此如黄河之百里一曲,千里一曲一直也。然即短至绝句,亦未尝无尺水兴波之法。

长篇以叙事,短篇以写意,七言以浩歌,五言以穆诵。此皆题实司之,非人所能与。

伏应、提顿、转接、藏见、倒顺、绾插、浅深、离合诸法,篇中、段中、联中、句中均有取焉。然非浑然无迹,未善也。

少陵《寄高达夫》诗云:“佳句法如何?”可见句之宜有法矣。然欲定句法,其消息未有不从章法、篇法来者。

“河水清且涟”,“间关车之牵”,皆是五言,且皆是上二字下三字句法,而意有顺倒之不同。

诗无论五、七言及句法倒顺,总须将上半句与下半句比权量力,使足相当。不然,头空足弱,无一可者。

炼篇、炼章、炼句、炼字,总之所贵乎炼者,是往活处炼,非往死处炼也。夫活,亦在乎认取诗眼而已。

诗眼有全集之眼,有一篇之眼,有数句之眼,有一句之眼;有以数句为眼者,有以一句为眼者,有以一、二字为眼者。

冷句中有热字,热句中有冷字;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诗要细筋入骨,必由善用此字得之。

诗有双关字,有偏举字。如陶诗“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云”、“鸟”、“水”、“鱼”是偏举,“高”、“游”是双关。遍举,举物也;双关,关已也。问韵之相通与不相通以何为凭?曰:凭古。古通者,吾亦通之。《毛诗》,《楚辞》,汉、魏六朝诗,杜、韩诸大家诗,以及他古书中有韵之文,皆其准验也。

辨得平声韵之相通与不相通,斯上声、去声之通不通因之而定。东、冬、江通,则董、肿、讲通矣,送、宋、绛亦通矣。推之:支、微、齐、佳、灰通,则纸、尾、荠、蟹、贿通,寘、未、霁、泰、卦、队通。鱼、虞通,则语、麌通,御、遇通。真、文、元、寒、删、先通,则轸、吻、阮、旱、纮、铣通,震、问、愿、翰、谏、霰通。萧、肴、豪通,则筿、巧、皓通,啸、效、号通。歌、麻通,则哿、马通,个、飐通。庚、青、蒸通,则梗、迥通,敬、径通。侵、覃、盐、咸通,则寝、感、俭、豏通,沁、勘、艳、陷通。阳无通,则养亦无通,漾亦无通。尤无通,则有亦无通,宥亦无通。

入声韵之通不通,亦于平声定之。东、冬、江通,则屋、沃、觉通。真、文、元、寒、删、先通,则质、物、月、曷、黠、屑通。庚、青、蒸通,则陌、锡、职通。侵、覃、盐、咸通,则缉、合、叶、洽通。阳无通,则药亦无通。

论诗者或谓炼格不如炼意,或谓炼意不如炼格。惟姜白石《诗说》为得之,曰:“意出于格,先得格也;格出于意,先得意也。”

文所不能言之意,诗或能言之。大抵文善醒,诗善醉,醉中语亦有醒时道不到者,盖其天机之发,不可思议也。故余论文旨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论诗旨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诗之所贵于言志者,须是以直、温、宽、栗为本。不然,则其为志也荒矣。如《乐记》所谓“乔志”、“溺志”是也。“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

古人因志而有诗,后人先去作诗,却推究到诗不可以徒作,因将志入里来,已是倒做了,况无与于志者乎?

《文心雕龙》云:“嵇志清峻,阮旨遥深。”钟嵘《诗品》云:“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刘越石仗清刚之气。”余谓“志”、“旨”、“才”、“气”,人占一字,此特就其所尤重者言之,其实此四字,诗家不可缺一也。

“思无邪”,“思”字中境界无尽,惟所归则一耳。严沧浪《诗话》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似有得于此意。

雅人有深致,风人、骚人亦各有深致。后人能有其致,则《风》《雅》《骚》不必在古矣。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雅人深致,正在借景言情。若舍景不言,不过曰“春往冬来”耳,有何意味?然“黍稷方华,雨雪载涂”,与此又似同而异,须索解人。

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弟之性。”余谓孝弟之性,乃其所以温雅也;二而言之,安仁于是为不知诗矣。

谢灵运诗:“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下句意须离不得上句,不然,是名教外别有所谓神理矣。

不发乎情,即非礼义,故诗要有乐有哀;发乎情,未必即礼义,故诗要哀乐中节。

天之福人也,莫过于予以性情之正;人之自福也,莫过于正其性情。从事于诗而有得,则乐而不荒,忧而不困,何福如之?

景有大小,情有久暂。诗中言景,既患大小相混,又患大小相隔。言情亦如之。兴与比有阔狭之分。盖比有正而无反,兴兼反正故也。

昔人谓激昂之言出于兴,此“兴”字与他处言兴不同。激昂大抵只是情过于事,如太白诗“欲上青天览日月”是也。

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故诗无气象,则精神亦无所寓矣。

诗格,一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贱也。

诗品出于人品。人品悃款朴忠者最上,超然高举、诛茅力耕者次之,送往劳来、从俗富贵者无讥焉。

言诗格者必及气。或疑太炼伤气,非也。伤气者,盖炼辞不炼气耳。气有清浊厚薄,格有高低雅俗。诗家泛言气格,未是。

林艾轩谓“苏、黄之别,犹丈夫女子之应接:丈夫见宾客信步出将去,如女子则非涂泽不可”。余谓此论未免诬黄而易苏。然推以论一切之诗,非独女态当无,虽丈夫之贵贱贤愚,亦大有辨矣。

诗以悦人为心与以夸人为心,品格何在?而犹譊々于品格,其何异溺人必笑耶?

或问:诗偏于叙则掩意,偏于议则病格,此说亦辨意格者所不遗否?曰:遗则不是,执则浅矣。

“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后世为诗者,于“硕”、“好”二字须善认。使非真硕,必且迂;非真好,必且靡也。诗不清则芜,不穆则露。“穆如清风”,宜吉甫合而言之。

凡诗迷离者要不间,切实者要不尽,广大者要不廓,精微者要不僻。诗要避俗,更要避熟。剥去数层方下笔,庶不堕“熟”字界里。

诗要超乎“空”、“欲”二界。空则入禅,欲则入俗。超之之道无他,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或问:诗何为富贵气象?曰:大抵富如昔人所谓“函盖乾坤”,贵如所谓“截断众流”便是。诗质要如铜墙铁壁,气要如天风海涛。

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典雅、精神,兼之斯善。

钟嵘谓阮步兵诗“可以陶写性灵”,此为以性灵论诗者所本。杜诗亦云:“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

元微之作《杜工部墓志》,深薄宋、齐间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其实性灵、光景,自风雅肇兴便不能离,在辨其归趣之正不正耳。

诗涉修饰,便可憎鄙,而修饰多起于貌为有学而不养本体。晋东海王越与阮瞻书曰:“学之所入浅,体之所安深。”善夫!

诗一往作遗世自乐语,以为仙意,不知却是仙障。仙意须如阴长生古诗“游戏仙都,顾愍群愚”二语,庶为得之。抑《度人经》所谓“悲歌朗太空”也。

诗一戒滞累尘腐,一戒轻浮放浪。凡出辞气,当远鄙倍,诗可知矣。

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著,乃足令人神远。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诗不出此四境。

《诗》“喓々草虫”,闻而知也;“趯阜虫”见而知也;“有车邻邻”知而闻也;“有马白颠”知而见也。诗有外于知与闻见者耶?

“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上四字共知也,下五字独得也。凡佳章中必有独得之句,佳句中必有独得之字,惟在首、在腰、在足,则不必同。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六一赏之。“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东坡赏之。此等处古人自会心有在,后人或强解之,或故疑之,皆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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